暴風驟雨

　時代的潮汐與曆史的回聲　　——“共和國長篇小說經典叢書”總序馮牧　繆俊傑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五十周年，我國人民將隆重紀念這一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日子。為了配合這次盛大的紀念活動，進一步弘揚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激勵人民把我國建設成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強國，並檢閱新中國文學創作的曆史性成就，花山文藝出版社將重新出版一批以反映中國人民革命鬥爭（包括反映抗日戰爭）、經過較長時間考驗、深得廣大讀者喜愛的傑出的長篇小說，定名為“共和國長篇小說經典叢書”。我們對花山文藝出版社的這個非常有意義的重大舉措表示祝賀和敬意。　　優秀的文學作品有時被稱為反映社會生活的百科全書。馬克思說過：“現代英國的一批傑出的小說家，他們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寫生動的書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會真理，比一切職業政客、政論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還要多。”（馬克思：《英國資產階級》）恩格斯也說過，巴爾紮克的《人間喜劇》，“匯集了法國社會的全部曆史，我從這裏，甚至在經濟細節方麵（如革命以後動產和不動產的重新分配）所學到的東西，也要比從當時所有職業的曆史學家、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那裏學到的全部東西還要多。”（恩格斯：《致瑪格麗特·哈克奈斯》）因此，集中地重印一些具有豐厚社會內涵又有藝術感染力的優秀文藝作品，讓人們通過這些作品，回顧曆史，認識社會，思考未來，同時也對他們進行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教育，這是十分有意義的事情。　　花山文藝出版社這次出版的都是反映我國人民從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生活的優秀長篇小說。也就是說，都是反映二十世紀我國社會變革曆程的作品。二十世紀是一個風雲激蕩、輝煌燦爛而又曲折多變的曆史紀元。這一個世紀無論是對中國人民還是對世界人民來說，都是難以磨滅、值得永遠回憶的一段曆程。從十九世紀中葉共產主義“幽靈”在歐洲遊蕩到二十世紀初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和各國工人階級政黨的建立、人民革命的蓬勃興起；從三十年代法西斯勢力的集結，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到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從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展、曲折前進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從“二戰”結束後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形成和曠日持久的“冷戰”，到各國之間對話的開始和矛盾的緩解，直到九十年代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世界新格局的形成…整整一個世紀，真是“天翻地覆”，“旋轉乾坤”。但是，無論曆史發展如何曲折，或者所謂“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也好，“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也好，曆史都將順應時代的潮流，沿著社會繁榮、人類進步的方向前進，那些已經過去了的曆史和難忘的歲月，都將永遠寫在人類發展進程的史冊上。作為人類曆史發展進程中的一個階段，無論是輝煌還是暗淡，都值得我們的曆史學家去記錄，值得我們的文學家們去描繪。一個作家如果他是曆史地、真實地、藝術地記錄了這段曆史，那麽他的作品就會具有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對後人也會有教育啟迪意義。這樣的作品也就永遠不會過時。　　花山文藝出版社這次重印的長篇小說，從題材來說，涉及到中國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漫長的曆史階段和許多重大的曆史事件、曆史過程。有反映中國大革命時期生活的，有反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有反映中國解放戰爭的，有反映土地改革運動的，有反映資產階級工商業改造的，有反映農業合作化運動的，也有反映社會主義建設的。從作品的主人公來說，有寫工農兵的，也有寫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還有寫資本主義工商業者的。許多作品還直接地正麵地描寫了某種政治運動，描寫了政治運動中的鬥爭。隨著曆史的發展和時間的推移，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線，總結曆史經驗，對過去發生的一些重大曆史事件調整看法，對某些事件和過程實際上有了新的結論。這就使人們不僅開始重新審視曆史，而且重新審視反映這些曆史事件的文藝作品，對它的曆史真實性和審美價值作出新的判斷。因此，我們今天重印的這些作品很可能會涉及到對它們的曆史評價問題。由於人們的思想認識上的差異，對任何事物都可能有不同的評價。對某些文藝作品進行重新估價是一種正常現象，不足畏懼。問題是應該有一個公正的態度。記得有位西方曆史學家這樣說過：一個公正的曆史學家，他的唯一任務就是按照所發生過的事情的原樣來敘述事情，他也許會形成某種個人的厭惡，但是他將把公眾的利益看得更為重要並把真理置於他憎惡之上；他可以有特別喜愛的人物，但他不會寬恕他們的錯誤。曆史就是曆史。他唯一的準則與正確的向導是——不考慮他目前的聽眾而考慮將來查他說過的話的人。我們覺得這位西方曆史學家說的是大實話也是真理。那就是研究曆史應該從曆史事實出發，把公眾的利益看得最重要，而且要接受曆史的檢驗。　　我們認為，對待我們新中國的文學的評價也應該如此。我國的新文學（主要是指在人類先進世界觀指引和影響下產生的新文學），已經走過了七十多年的艱辛的曆程。建國以來大家約定俗成地把它稱為當代文學事業，也以自己的創作實踐和理論實踐走過了四十多年漫長而曲折的道路。不論是七十年還是四十年，在這漫長的歲月裏，在中國大地上，出現了中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學現象，即被稱為新文學或進步文學，其後又被稱為人民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在這個文學領域裏，出現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藝術家，他們以自己不同程度的對社會生活的洞察能力和對於藝術形象的創造能力，為正在饑渴於精神食糧的中國讀者奉獻了一大批既鮮明又複雜、既是博大浩繁又是色彩駁雜的文學成果。這些成果，不論你怎樣評價，都不能抹殺這樣的事實：這些文學現象，七十多年來或四十多年來，對於中國社會生活的發展與變革，對於億萬人民的思想情感、道德以及文化素質的形成與演變，都產生了廣泛而持久的影響。這些作品及其作者，隨著中國曆史和人民解放與建設事業的急劇發展，日益明確和自覺地展現了以往的文學所不具備的特質，即把自己的生活觀照和創作實踐，同億萬人民所進行的宏偉壯麗而又艱巨紛繁的解放與變革事業緊密地連接在一起，使自己成為中國曆史進步的長河中的脈搏相通、步伐一致的組成部分。他們所創造的藝術成果，特別是長篇小說，真正成了時代的鏡子。我們應該為我國新文學、特別是共和國成立以來的文學所逐漸取得的這種重要曆史地位而自豪，而不應當像某些非曆史主義者那樣，不願意把文學現象放在本國的具體曆史條件下來加以考慮，而總是熱衷於某種外國的創作規範為標準，習慣於盲目的自薄乃至自卑的、近於虛無主義的態度來看待生長於祖國深厚民族土壤之上的文學現象。我們這樣講，並不是要我們的文藝批評和審美目光沒有任何發展和變化，而隻是想強調：我們應該從具體的曆史條件和客觀實際出發，用曆史的和美學的眼光和標準，來看待我們已經出現的並且在社會實踐過程中產生了廣泛而深遠思想影響的文學現象，把它們置於一定的曆史地位上加以審視和觀照，進而考察和剖析它們在思想、藝術上的得失、美醜、高下和精粗，以此溝通作家與批評家之間、作家與讀者之間的思想交流，使他們能夠從不同的角度上獲得教益。而不應當以偏執、輕率的態度，妄自菲薄乃至厚誣一切民族傳統的態度，來對待前人辛勤耕耘所取得的精神成果。這些精神成果，不管你樂意不樂意，不管其中還存在有多少值得揚棄的缺陷和值得記取的教訓，它們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文化積累的有機組成部分。我們應當不斷站在新的思想高度來回顧與總結曆史，重新訂正我們對新文學的看法和評價，而不應該在無視曆史和否定曆史的偏見支配下，否定我國文學的輝煌曆史和豐碩成果。　　在對我國新文學的種種議論中有一種說法：這個時期的文學作品，包括長篇小說，是某個“政治運動”的直接成果。我們認為對這種看法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不能否定，我國文學確實受到政治的製約，也或多或少受到政治運動的影響，包括一些具有真知灼見而能夠被稱為大作家、大藝術家的人，有時也難於幸免，從而出現過根據某些政治運動或僵化理論的影響而不斷修改“舊作”的現象。但是也應看到，文學創作是個複雜的現象。任何社會都不能是單一的，而是一個多維空間。產生於社會多維空間中的某種文學現象，它固然不可避免地會受到當時政治衝擊力的影響，同時也會受到社會多種力量的製約，這裏麵包括社會生產方式和物質生活的製約，也有上層建築諸多因素的影響，其中包括政治、經濟、哲學、倫理、道德以及社會心理、審美感情等因素的製約。因此，在同一“政治氣候”下，也就可能產生不同素質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們的共和國成立前後，我們這批作家，他們作為我國革命曆史進程的參與者或目擊者，他們深入到硝煙彌漫的前線或火熱鬥爭的現場，他們對變革中的社會生活有深刻的體驗。他們忠於生活，忠於藝術，在廣闊的生活層麵上，深刻地反映了我國人民的曆史命運，真實地正麵地紀錄了中國人民近百年來向舊世界宣戰和創建新的社會製度所經曆的艱辛而偉大的曆程。這就與某些淺薄的、僅僅去“寫中心、演中心、唱中心、畫中心”的簡單化作品不同。這些作家們以生活參與者的身份所獲得的素材，並通過他們當時所能達到的曆史高度和藝術高度所創作出來的作品，是從生活土壤中誕生出來的藝術，是十分難能可貴，也是今後文學發展史的新創作所無法取代的。從某種意義上說，也像馬克思在評價古希臘神話所作的判斷那樣，是“不可企及的典範”。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把那些從某個角度反映了我國革命曆史、甚至是某些政治鬥爭的作品都看作是“政治口號的傳聲筒”。正像我們不能把反映法國大革命的一些作品，如雨果的《九三年》等，看作是“政治口號的傳聲筒”一樣。道理是十分明顯的。　　還有一種說法，是這些作品缺乏內在的審美力度，僅僅是反映生活的“鏡子”而已。關於“文學是鏡子”的說法曆來就有爭議。早在一百多年前，法國作家雨果就提出過詰難。他說：“倘使這麵鏡子是平常的鏡子，有個光滑而平順的表麵，它把各種物件隻能照出一種無光澤與凹凸、忠實而失了色彩的影子；大家知道顏色與光線在單純的反映中是會如何地失真。所以藝術必須是一麵濃縮的鏡子，它不會把有色的光線顯淡，它把它們收縮凝結起來，使一種微光化作光明，一種光明化成火焰。”（雨果：《〈克林威爾〉序言》）雨果對“鏡子說”提出的修正和補充是十分精辟的見解。他不反對說文學藝術是鏡子，而說這不是普通平滑的鏡子，而必須是能夠把有色彩的光線收縮凝結起來的一種“聚光鏡”。我們不敢說，這些被花山文藝出版社選入“叢書”係列的作品，在藝術上都達到了盡善盡美的境界。藝術的探索是無止境的。從後人的藝術眼光和欣賞趣味來看，也許會有許多不盡人意之處。但是，從曆史的眼光來看，這些作品從思想到藝術都達到了當時的最高水平。這些作品的重要收獲之一就是塑造了許許多多藝術典型。這個藝術典型不僅有著栩栩如生的鮮活的性格，而且像聚光鏡一樣，集中概括了較為深廣的曆史容量和社會特點，從而具有較高的認識價值和審美價值。這些藝術典型，經受了曆史的檢驗和讀者的檢驗，可以當之無愧地進入我國文學中的典型人物畫廊。這使我國傳統文學中的人物群像中，又增加了一批具有進取意識、解放意識和奮力向上的工農兵勞動者人物“家族”。我們的文學不管如何發展，如何觀念更新，這個嶄新的人物家族，也是以後的文學所不可替代的。我們從這些人物的活動曆史和心路曆程中，不僅可以看到變革時代的潮汐，同時也能聽見曆史車輪的回聲。這也許正是這些作品的藝術價值所在。　　我們把這批長篇小說當作我國新文學的寶貴財富，還因為這些作品在藝術特色上顯示了各自的風格。特別是在運用傳統的小說技巧表現新生活方麵，許多作家都根據自身的藝術素養和藝術追求，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有意義的探索，積累了一些有益的經驗，後來這些作家便成了我國一些文學流派領袖群倫的人物。在我國曆史上，一個文學流派的形成，總是以某一時期具有獨創性的一個或一批傑出作家為代表的。比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賢、西昆體、元和體、江西詩派、永嘉四靈、公安派、竟陵派、桐城派等等，都是如此。我們新中國文學中的大作家，後來成了各種流派如什麽“山藥蛋派”、“荷花澱派”、“湖湘派”、“嶺南派”等的師表，對一代又一代作家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我們的文學發展到今天枝葉繁茂、五彩紛呈，與新中國文學的這些前輩作家的影響是分不開的。　　由此，我們想到目前仍然麵臨著的如何正確對待中外文化遺產的問題。正確對待和繼承人類幾千年來所創造的那些文化藝術珍品，不斷地用人類所創造的一切有益於我們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珍品，來提高我們民族的文化素養，提高我們作家的藝術思維能力，提高他們概括生活、塑造形象的能力和手段，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要解放思想，不要排斥那些有益於我們事業的一切外國的好的東西。過去有過盲目排外的思想和作法。但就目前來講，倒有些人走到了另一個極端，他們不排斥西方好的東西，卻排斥和輕視中國的好傳統。他們也講學習遺產，但卻隻熱衷於陰陽八卦之類，甚至迷信那一套，而排斥本民族的珍品，他們往往不加分析地把民族珍品反而看成糟粕。這當然是片麵的錯誤的。一個民族的文化發展，有一個承上啟下的過程，就是要不斷地從自己的先人所創造的許多藝術經驗中吸收寶貴的營養。一個時期以來，在某些作家、藝術家中，出現了某種“非民族化”的傾向，片麵強調“走向世界”，一味寄希望於對於外國現代流派的模擬和學習上。如果僅僅模仿西方某些過時的以至沒落的形式和手法，就是模仿得如何逼真，終究不能代替我們民族的創造。我們寄希望於那些進行嚴肅探索、既重視生活又重視傳統的作家，隻有他們的探索才有可能創作出既有民族性又有世界意義，能夠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優秀作品，載入人類文明的史冊。　　事物總有它的兩麵。用曆史的發展的眼光來看，這些產生於五、六十年代的優秀長篇小說，具有豐厚的社會內涵，在藝術上也顯露出這些傑出作家的才華和獨特的藝術風格，達到了我國當時文學創作發展的最高水平。但是，由於受政治的製約，從五十年代中期起迭起的政治運動，以及理論上“左”傾思潮的發展和泛濫，文藝思想戰線的“鬥爭”愈演愈烈，行政上和理論上對創作的幹涉愈來愈多，這就不能不對文藝創作產生一些消極的影響。因此，那個時期出現的文學作品，甚至包括某些傑出作家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帶有那個特定時期的煙痕。我們的文學創作受到種種幹擾，有時不得不從概念出發去設置某些人物的命運，甚至修改自己的創作構思，不能不把原作中本來是很精彩的章節或很有光彩的人物性格加以刪節和修改。這就使不少作家產生了藝術上的遺憾。應該說，這不是作家本人的過錯，是一種時代的局限。而這種時代的局限隻有隨著時代的發展而得到克服和完善。　　曆史發展到七十年代末，中國的改革開放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紀元。伴隨著政治上清算“左”傾路線和貫徹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方針，我國社會主義文學開始走上了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文學創作上出現了發揚現實主義傳統，進一步使現實主義深化的創作潮流。這個被稱為“新時期”的文學，至少呈現出兩個特點：第一，強調文學向生活靠近，打破文化專製時期那種“瞞和騙”的文藝模式，恢複文藝“寫真實”的功能，主張按照生活的本來麵目反映生活中的矛盾和鬥爭，發揮文藝“幹預生活”的積極作用；第二，強調文藝靠近人民。主張文藝要反映人民的喜怒悲歡，反映人民的願望和要求，表達人民的呼聲，發揮文藝對人民的教育功能。在“現實主義深化”的旗幟下，集合了一大批有創作實力的作家。這裏麵有繼續堅持創作的老一輩作家和成名較早、進一步走向成熟的中年作家，也有在新時期湧現出來的年輕一輩作家，他們文思泉湧，噴發出一股強大的創作熱情，他們對生活中的矛盾和鬥爭有著敏銳的觀察和發現，並敢於麵對現實，揭露矛盾，著意刻畫出處在生活激流漩渦中的英雄人物和勇敢鬥士，或者描寫出在新生活麵前具有披荊斬棘精神的開拓者形象，為我國社會主義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傳統增添了新的特質和新的果實。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國門的進一步洞開，我國文學很快出現了向多樣化發展的趨向。在現實主義經曆了“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問題文學”、“改革文學”等幾個發展階段以後，許多作家開始了借鑒西方藝術表現方法的嚐試，他們把“意識流”、“象征”、“寫意”、“抽象”、“隱喻”等等現代主義的手法，借鑒到我們的文學中來，形成了我國文學開放的格局。許多作家的探索取得了積極的成果。再往前一步，有些“先鋒”作家更直接把西方現代派的表現手法和創作思潮引進到我們的文藝領域。不管這些探索是成功或不成功，都使我國社會主義文學出現了新的活力。事實上，已經有許多作家，在自己豐厚的生活積累的基礎上，采用一些新的手法，創作出了相當數量具有厚重曆史感，呈現出燦爛的思想光彩和藝術光彩的優秀作品，使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學寶庫更加富足和充實。他們的新的創造同我國老一代作家的傳統便構成了一脈相承的關係，在我國形成了一條源源不斷的文學長河。　　我們這次選入“叢書”的作品，是共和國誕生前後出現的眾多優秀的甚至堪稱為“經典”的長篇小說的一部分，而且主要是老一輩作家的作品；在老一輩作家中也隻選了一部分作家的作品。這雖然不是評獎，不會產生孰優孰劣之類的誤解。但畢竟會產生這樣的問題：為什麽隻選了這一部分而另外還有一些甚至比納入“叢書”中的某些作品更有特色的作品又沒有入選呢？這自有選編者和出版者的苦衷。這裏麵很重要的一點是版權方麵的原因。在考慮選目的時候，選編者和出版者也曾考慮過這一部或那一部作品應該納入其中，但由於版權方麵的協商沒有得到妥善的解決，隻好作罷。再就由於出版這套叢書需要耗費大量資金，在數量上不能不有所限製，這樣就不可避免地產生了遺珠之憾。除了期望取得某種諒解之外，隻有寄希望於另一次出版機會，有更完滿的結果。　　最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這幾部長篇小說最早是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出版社等社出版的，現承蒙他們慨允一次性版權轉讓，才得以納入本叢書，重新與讀者見麵。在此謹表示衷心的感謝。　　一九九五年三月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