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市易法看.中國古代的官府商業和借貸資本
《錙銖編》三
王曾瑜
載《錙銖編》
在古代中國，商業資本和借貸資本流行了相當長的時期。秦漢時，著名史學家司馬遷說：“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①與農業和手工業比較，商業是贏利豐厚的產業，後代也大抵如此。贏利豐厚，自然使人們趨之若鶩，這是古代商業興盛的基本原因。
古代的商業和借貸資本大致可分三類：一是民間私人(包括寺院等)所有，二是官吏私人所有，三是官府所有。以上三類其實也是大致的區分，有時難免有互相混淆的情況。
例如宋時部分官員和機構有公使錢，即公用錢，正如王安石所說：“公使皆販賣。”②這固然可以說是官府商業資本。但又如《吹劍四錄》所載，南宋名臣陳俊卿(字應求)“知福州，親故遝至。公設會，置五百千於前，曰：‘有一聯，能對者即席奉送。三山出守，應求何以應其求。’獨一後生對雲：‘千裏重來，公使盡由公所使。…在公使錢實為私使錢的情況下，公使回易也未嚐不可說是官員私人的商業資本，或至少包括了官員私人商業資本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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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記》卷129《貨殖列傳》。
②《長編》卷224熙寧四年六月丙子。
關於王安石的市易法，梁庚堯教授在《台灣大學曆史係學報》第10、第11期的《市易法述》一文中，網羅了豐富的史料，作了詳密的論述。他認為：“市易法的頒行，原是為了解決宋神宗時代財政開支擴大的問題，由於王安石以義理財思想，使其在立法時表現出摧製兼並的外貌。然而社會政策隻是市易法陽宣的一麵，財政政策才是其陰伏的真正本質。”筆者個人完全同意上述結論。既有梁先生力作在前，本文便無須對市易法再作麵麵俱到的複述，隻擬就官府商業資本和借貸資本問題談一些看法。依筆者個人之淺見，這也許是今人認識和評價市易法的重要問題，甚至是核心問題。
中國古代官府商業和借貸資本，完全可以使用由來已久一詞。《國語·晉語》載，在春秋晉文公時，有“工商食官”的製度，韋昭注說：“工，百工；商，官賈也。”但具體情況已不知其詳。又《華陽國誌》卷3載，戰國秦惠王時，在成都“置鹽鐵市官”。漢代最有名的，自然是漢武帝時的均輸、平準和王莽的五均、六筅之政。馬端臨在《文獻通考》卷20《市糴考·均輸、市易、和買》中，追溯了王安石均輸法和市易法的曆史淵源，表明了他獨到的非凡史識，他說：
按均輸、市易皆建議於熙寧之初，然均輸卒不能行，市易雖行之，而卒不見其利，何也?
蓋均輸之說始於桑弘羊，均輸之事備於劉晏。二子所為，雖非知道者所許，然其才亦有過人者。蓋以其陰籠商販之利，潛製輕重之權，未嚐廣置官屬，峻立刑法，為抑勒禁製之舉。迨其磨以歲月，則國富而民不知所以，《史記》、《唐書》皆亟稱之，以為後之言利者莫及。然則薛向之徒，豈遽足以希其萬一，宜其中道而廢也。然所謂‘徙貴就賤，用近易遠’，則夫祖宗時以賦稅而支移、折變，以茶鹽而入中糧草，即其事矣。苟時得能吏以斡運之，使其可以裕國，而不至困民，豈非理財之道。固不必親行販易之事，巧奪商賈之利，而後為均輸也。介甫誌於興利，苟慕前史均輸之名，張官置吏，廢財勞人，而卒無所成，誤矣。
至於市易，則假《周官》泉府之名，襲王莽五均之跡，而下行黠商豪家貿易、稱貸之事，其所為又遠出桑、劉之下。
王安石最初設均輸法，確是“慕前史均輸之名”，他說：“國有事則財用取具於泉府。後世桑弘羊、劉晏粗合此意。自秦漢以來，學者不能推明其法，以為人主不當與百姓爭利。”①但是，市易法“襲王莽五均之跡”，卻是他所不願承認的，因為王莽在曆史上留有惡名。
漢武帝為解決對匈奴作戰等財政困難，擢用東郭鹹陽、孔饉和桑弘羊三個大商，將鹽、鐵、鑄錢三大利源收歸官營，並實行均輸和酒榷。《鹽鐵論·本議第一》載桑弘羊之說：“用度不足，故興鹽鐵，設酒榷，置均輸。蕃貨長財，以佐助邊費。”此後，王莽的五均、六筅之政，又進一步擴大了官營工商業的經營範圍。六筅包括鹽、酒、鐵、鑄錢、五均和名山大澤生產稅六項。
中國古代官營商業和借貸資本的發展，決非限於均輸、五均和市易法三項，均輸、五均、市易法等也有若幹時代的特性。但是，五均和市易法也確有不少相似之處，將兩者作若幹比較研究，也將有助於我們對中國古代官府商業和借貸資本的認識。
今將五均和市易法的相似處分列於下：
一、耗古改製，以抑兼並為號召。凡事名不正則言不順，為名正言順起見，古人常用的改製方法之一，便是託古。王莽和王安石都有託古改製的傾向，而王莽的此種傾向尤為濃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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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楊龜山先牛集》卷6《神宗日錄辨》。
王莽詔說：“夫《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斡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斡者，所以齊眾庶，抑並兼也。”據《漢書》注引鄧展之說：“《樂語》，《樂元語》，河問獻王所傳，道五均事。”臣瓚說：“其文雲：‘天子取諸侯之土，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強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民矣。”①此處提及“賒貸”、“五均”、“諸斡”三事，諸斡即是“六斡”，又稱“六筅”②。五均似指均平物價之意，何以稱為五均，即使依上引注文，也無以得到確切的解釋。“五”也可能作為虛數。後人又往往將“賒貸”和“五均”並而為一。
關於市易法，王安石本人說：“市易之法起於周之司市，漢之平準。”③葉逋說：“當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為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之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④宋人不可能如近代學者那樣，對《周禮》所載是否是周製有詳密的考訂，他們堅信《周禮》所載即是周製。盡管如此，周製也畢竟是悠遠的。悠遠而無稽的古代記載，足以供改製者以方便的冠冕堂皇的藉口。在王安石推行變法時，變法派和反變法派的爭論，不僅包括對現實政策的歧見，也包括對《周禮》解釋的歧見，雖然後一類爭論並無實質意義，但爭議的雙方對此都十分認真，並確信己見，這正是託古改製的特征。
作為推行五均和市易法的現實理由，王莽和王安石都提出抑兼並的問題。前引王莽詔，則有“齊眾庶，抑並兼”之語。王安石主持的中書奏說：“古[者]通有無，權貴賤，以平物價，所以抑兼並也。去古既遠，上無法以製之，而富商大室得以乘時射利，出納斂散之權一切不歸公上。今若不革，其弊將深。”⑤時“三司起請市易十三條，其一雲：‘兼並之家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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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漢書》卷24下《食貨誌》。
②《漢書》卷24下《食貨誌》，卷99中《王莽傳》。
③《臨川先生文集》卷41《上五事劄子》。
④《水心別集》卷2《財計上》。
⑤《長編》卷231熙寧五年三月丙午。
固取利，有害新法，令市易務覺察，申三司，按置以法。’禦批減去此條，餘悉可之”。王安石為此還同皇帝發生爭議，認為“此乃是聖政之闕”，“此兼並有以窺見陛下於權製豪強有所不敢”，“須先申明，使兼並知所避”①。
古人所謂“兼並”，既是指田連阡陌的大地主，又是指“富商大室”，而五均和市易法所宣稱的打擊對象，自然是後者。
中國古代有一種傳統的“建本抑末”經濟思想。②如商鞅變法時，“謬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複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末利謂工商也，蓋農桑為本”③。這大致是古代社會經濟以農業為主體的反映。明知農業贏利薄，工商業贏利厚，就尤須采用行政手段，驅使編戶齊民從事農耕。
王安石無疑也是受了此種經濟思想的影響，“抑兼並”確是體現在市易法的製訂和實施上。但是，曆史上所謂“抑兼並”的口號，是否可以不分場合和條件，而一概加以頌揚，這倒是可作為一個有待商榷的問題，留在本文末尾再加討論。
二、在城市設置官府機構，任用商人，以商製商。古代官員往往欠缺經商經驗，因此，在官府機構中使用商人，乃是十分重要的事。漢武帝、王莽、王安石等人都采用此策。
王莽“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甾、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事實上，五均司市的機構並不限於上述六大城市，“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數人，皆用富賈”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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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長編》卷232熙寧五年四月丙子。
②《鹽鐵論·複古第六》。
③《史記》卷68《商君列傳》。
④《漢書》卷24下《食貨誌》。
王安石推行市易法的機構，最初是提舉在京市易務主持開封市易法。熙寧五年(公元1072年)七月，“詔以榷貨務為市易西務下界，市易務為東務上界”①。又“詔在京商稅院、雜賣場、雜[買]務並隸提舉市易務”。②熙寧六年(公元1073年)正月，中書言，“欲以市易務上、下界，商稅院，翰林圖畫院，雜買務，雜[賣]場”等“熬都大提舉諸司庫務”，得到宋神宗批準。③十月，宋廷又“改提舉在京市易務為都提舉市易司，應諸州市易務熬焉”，④成立了都提舉市易司的總機構，下轄各州市易務。十二月，開封“抵當所令都提舉市易[司]統轄”⑤。
都提舉市易司看來仍統轄商稅院、雜買務、雜賣場等，第一任都提舉市易司呂嘉問曾“坐不覺察雜買務多納月息錢”，而得“公罪”⑥。都提舉市易司已升格為與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司的平行機構。第四任都提舉市易司俞充即“兼在京諸司庫務”⑦。
元豐五年(公元l082年)改官製後，都提舉市易司隸太府寺。據《宋史》卷165《職官誌》說：“都提舉市易司掌提點貿易貨物，其上、下界及諸州市易務、雜買務、雜賣場皆隸焉”，但都商稅務卻已不受都提舉市易司管轄。抵當所與都提舉市易司的關係不明。“自行官製以來，諸寺監不治外事，唯太府寺市易案事與諸路相關”。“戶部乞改市易下界仍舊為榷貨務，其上界為市易務”，得到宋神宗批準。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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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會要》食貨55之33，職官27之8，《長編》卷235熙寧五年七月壬午。
②《宋會要》職官27之38，《長編》卷235熙寧五年七月辛卯。
③《長編》卷242熙寧六年正月己酉。
④《宋會要》職官27之38，食貨37之17，《長編》卷247熙寧六年十月辛未。
⑤《宋會要》職官27之64～65。
⑥《長編》卷255熙寧七年八月壬午，統轄商稅院參見《宋會要》食貨17之25。
⑦《長編》卷291元豐元年八月壬子。
⑧《宋會要》職官27之14，食貨37之31，《長編》卷345元豐七年四月辛巳，五月甲子。
各地的市易機構則有市易務或市易司，從今存記載看，其名稱似並不一致。其設置地點見於記載者，則有杭州、熙州、①通遠軍、②楚州、廣州、③秦州、永興軍、鳳翔府、潤州、越州、真州、大名府、安肅軍、瀛州、滄州、定州、真定府、④鄆州、河南府、⑤邢州、⑥鳳州、河州、岷州、⑦福州、⑧蘭州、⑨密州板橋鎮、⑩黔州、⑾常州、⑿蘇州、⒀德州⒁等。從今存記載看，尚有“提舉熙河路市易司”、⒂“秦鳳路市易司”、⒃“提舉兩浙市易司”⒄等機構，其中“兩浙提舉市易”，即是“杭州市易務”⒅。這表明至少部分路設有
路一級的市易司，又兼本路中心城市或重要城市的市易務。以上設市易司和市易務的地點統計，當然是很不完整的。按宋神宗元豐時“條敕”規定：“諸路各量閑要州縣興置市易抵當，僻小縣分不可興置處不置。”宋哲宗初，戶部狀稱，“看詳上件指揮，止雲僻小縣分不置，即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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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會要》食貨37之17。
②《宋會要》食貨37之18。
③《宋會要》食貨37之19。
④《宋會要》食貨37之22，55之38。
⑤《宋會要》食貨37之23。
⑥《宋會要》食貨37之27。
⑦《宋會要》食貨37之28。
⑧《說郛》卷94《厚德錄》。
⑨《宋會要》職官44之44。
⑩《長編》卷255熙寧七年八月癸酉，卷280熙寧十年二月丙戌。
⑾《長編》卷243熙寧六年三月庚午。
⑿《北山小集》卷19《常州新修市易務壁記》。
⒀《宋會要》食貨37之34。
⒁《宋史》卷351《趙挺之傳》：‘挺之在德州，希意行市易法。”當地應設市易務。
⒂《宋會要》職官43之49。
⒃《宋會要》職官43之50。
⒄《宋會要》職官27之39～40。
⒅《宋會要》職官27之39，《長編》卷272熙寧九年正月己卯。
其間亦有僻小州郡，及雖不係僻小，卻別無出產物貨，不係商賈買賣去處，須當一例興置”。建議將“內有閑僻，或不產貨物，不係商賈買賣，委實不銷興置去處”，“看詳廢罷”①。接著，宋廷又決定：“其州縣市易及餘處抵當，一切可皆省罷。”李壽解釋說：“抵當元不罷，但罷市易耳。”②由此可見，在熙豐時代，各州和各縣設置市易機構，確是相當普遍的。
在市易司和市易務中，也同樣使用商人。按宋朝官製，官場中以科舉出身為榮，商人入仕有很多限製，但市易機構中的低等官員，仍任用商人。王安石說：“市易務勾當官乃取賈人為之，固為其所事煩細故也，豈可責市易務勾當官不為大人之事。”③
按市易法最初規定，“在京置市易務，監官二員，提舉官一員，勾當公事官一員，以地產為抵，官貸之錢，貨之滯於民者，為平價以收之，一年出息二分，皆取其願”。“許召在京諸行鋪戶、牙人，充本務行人、牙人，內行人令供通己所有，或借它人產業、金銀充抵當，五人以上為一保”④。此類私商進入市易機構後，其身份已發生微妙變化，事實上成為官商或官府商業機構之代理人。
監市易務上界的劉佐一再被升官嘉獎。⑤後劉佐“在市易司坐法衙替，事理重，代佐者不知買賣次第，比較所收息，大不及佐”，“提舉市易司舉劉佐”，韓絳說：“小人喻於利，不可用。”王安石大不以為然，說：“市易務若不喻於利，如何勾當?”⑥此後，又有記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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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長編》卷356元豐八年五月庚子。
②《長編》卷359元豐八年八月己巳。
③《長編》卷240熙寧五年十一月丁巳。
④《宋會要》食貨37之14～15，按關於市易務監官等“以地產為抵”雲雲，僅見於
此書，《長編》卷231熙寧五年三月丙午不載。
⑤《長編》卷245熙寧六年五月庚午，卷256熙寧七年九月癸醜。
⑥《長編》卷264熙寧八年五月丙子。
“前市易務監官劉佐負市易錢十八萬緡，乞籍本家日入屋租償官，限二年，輸納不足，物產沒官，又不足，責保人代輸。”①由此看來，劉佐是大商人，又在城市中擁有巨額房產，他“負市易錢十八萬緡”，乃是經商的虧蝕。
宋神宗說：“或雲呂嘉問少年不練事，所置勾當人盡奸猾。”王安石說：“所置勾當人如沈可道、孫用勤，若不收置務中，即必首為兼並害法。今置之務中，所謂禦得其道，狙詐鹹作使也。”②又“市易司指使馮崇與北人賣買，不依資次”，他原是“一百姓牙人耳”③。這些都是任用商人的實例。孫升稱市易法“引用兼並之徒，杜絕商賈之利”④，即是指此。
當然，無論是漢代，或是宋代，都以鄉村農業作為經濟主體，王莽的五均和王安石的市易法實施範圍限於城市商業，都不可能對鄉村經濟有重大影響。
三、官府商業：《鹽鐵論·本議第一》載桑弘羊之說：
往者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往來煩雜，物多苦惡，或不償其費。故郡國置輸官，以相給運，而便遠方之貢，故日均輸。開委府於京師，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其實，商賈無所牟利，故曰平準。
均輸和平準都有官府商業的性質。《史記》卷30《平準書》也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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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長編》卷298元豐二年五月癸巳，《宋會要》食貨37之27。
②《長編》卷236熙寧五年閏七月丙辰。
③《長編》卷246熙寧六年八月庚寅。
④《宋會要》食貨37之32～33。
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踴。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
設均輸和平準的基本經濟思想，就是前述所謂“建本抑末”。“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將其資產轉移於農業。另一方麵，國家則攫奪了原歸商人的工商業利潤。盡管漢武帝時，財政支出大增，其結果仍是“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①。但官府工商業也不可能不產生相當多的弊端，故引起《鹽鐵論》所載桑弘羊和儒生輩之爭論。
王莽的措施其實與漢武帝時的措施相似。據《漢書》卷24下《食貨誌》說：
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賈，各自用為其市平，毋拘它所。眾民賣買五轂、布、帛、絲、綿之物，周於民用而不讎者，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毋令折錢。萬物印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與民。其賈氐賤減平者，聽民自相與市，以防貴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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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史記》卷30《平準書》。
但由於幣製的混亂，加之充當五均官的富商，如“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甾姓偉等，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奸，多張空簿，府臧不實，百姓俞病”①。“市官收賤賣貴”，盤剝百姓。②
經商無非是為了贏利，私商中的大商賈固然有“較固取利”，即獲得壟斷性商業利潤的情況。但是，官府經商，更可動用行政手段，以達“較固取利”的目的，這自然比私商更壞。梁庚堯教授在《市易法述》中，用較大篇幅詳述在“物資的收購與轉販”過程中，市易機構如何為攫取商業贏利，而插手茶、鹽、和糴糧草等貿易，他說：“市易司與其他市易機構對於各項物資的收購或轉販，清楚的顯示出市易經營以財利為優先的目標。為了達成此一目的，市易機構不惜自為兼並，壟斷市場，造成生產者的損失與消費者負擔的增加，為民生帶來困擾。”《元豐類稿》卷42《都官員外郎曾君(誼)墓誌銘》載：
楚饑，四方之船粟至者，市易吏定取價賤，予價貴，計其贏，取於民，而粟未嚐出納也。販者為不行，人以乏食。又取民之食其技者錮於官，禁不得私鬻，市裏騷然。
利用饑荒而壟斷米的貿易，賤買貴賣，這與私人奸商所為並無二致。再以酒為例，《西台集》卷16《起居郎畢公夷仲行狀》說：
提舉市易司歲榷民糯米為贏，凡商賈之至者，官盡榷買之，而益其價，以售酒戶。酒戶售米多陳且貴，酤益不行，遂廢其坊，而三司歲課大耗，惟市易得私其贏以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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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漢書》卷24下《食貨誌》。
②《漢書》卷99中《王莽傳》。
熙寧四年(公元1071年)，開封每年賣麴180萬斤，每斤200文。因酒戶欠官府的錢，其中包括市易務50餘萬貫白糟糯米錢，後改為年賣麯150萬斤，每斤250文，“猶不免逋欠”。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又定為每年賣麯120萬斤，即比原額減三分之一，每斤250文，即比原價高四分之一。①故文彥博抨擊市易法說：
今乃官作賈區，公取牙利，古所謂理財正辭者，豈若是之瑣屑乎?《周官》泉府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以待不時而買者，各從其故價，亦不如是之規利也。凡衣冠之家網利於市，搢紳清議，眾所不容。豈有堂堂大國，皇皇求利，而不為物論所非者乎?斯乃壟斷之事，孟軻恥之，臣亦恥之。②
所謂“壟斷之事”，確是點破了官府商業的要害。
四、官府借貸業：官府商業和借貸業兼行，並互相結合，實始於王莽之五均。馬端臨稱市易法“襲王莽五均之跡”，實際上即是指官府商業和借貸業相結合的情況，因為漢武帝推行均輸和平準時尚無官府借貸業。據《漢書》卷24下《食貨誌》說，王莽五均規定的賒貸辦法如下：
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賒之，祭祀無過旬日，喪紀毋過三月。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得受息，毋過歲什一。
借貸由征收工商稅的錢府丞負責。按顏師古注，民間祭祀和喪事的短期貸款“不取息利”，而“治產業者”的借貸，“除其費，謂衣食之費已用者也”，按其純利，年利息為10％。但《漢書》卷99中《王莽傳》則說：“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年利息合計36％，與前一說有異。但賒貸和收息的具體情況已不知其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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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會要》食貨20之10。
②《曆代名臣奏議》卷267，《文潞公集》卷20《言市易》。
按市易法最初規定：
如願折博官物者，仍聽以抵當物力多少，許令均分賒請，相度立一限或兩限，送納價錢。若半年納，即出息一分，一年納，即出息二分。以上並不得抑勒。①
此後，王居卿解釋說：
市易之法有三：結保賒請，一也；契書、金銀抵當，二也；貿遷物貨，三也。②
其一、二條都屬官府借貸業，據另一記載說：“市易舊法，聽人賒錢，以田宅或金銀為抵當。無抵當者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二。”③元豐二年(公元1079年)正月，宋神宗“詔市易司罷立保賒錢法。已出錢，立輸限，如半年內輸本息足者，蠲其出限罰息錢。物力雖薄而有營運者，[聽]量力支借，毋過舊數三之一”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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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會要》食貨37之15，《長編》卷231熙寧五年三月丙午。
②《宋會要》食貨37之28～29，《長編》卷308元豐三年九月甲子。
③《長編》卷296元豐二年正月己卯，《涑水記聞》卷14。
④《長編》卷296元豐二年正月己卯．《宋會要》食貨37之27。
宋廷所以取消結保賒請之法，無非因其中流弊頗大，市易機構發放之貸款有不能回收之虞。此處提到了罰息錢的問題，這在市易法頒布之時未見記載，可能是後來的補充規定。據《涑水記聞》卷14說，“市易司法”，“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按罰息按本錢2％計，每年即為24％，也已超過了每年20％的息錢。更何況是本息合計的複利，罰上加罰。例如大商人郭懷信“既償納本、息，猶以納不如期，
罰錢千五百餘緡，已納百七十餘緡訖，而市易司又使增納百三十緡。稽限法，當計所欠罰之”①。此種罰上加罰的辦法，自然使再富的商人也難以承受。
如果市易機構活動限於商業，至多還是個賤買貴賣的問題。唯有將商業和借貸業合二為一，才發揮了強大的力量，真正做到了市易法中所宣稱的，“開闔斂散之權”歸官府控製，②而使眾多的大、中、小商人都成為市易機構的代理人兼債務人。《續資治通鑒長編》卷240熙寧五年十一月丁巳記錄王安石與宋神宗的一段對話如下：
安石曰：“市易司但以細民上為官司科買所困，下為兼並取息所苦，自投狀，乞借官錢出息，行倉法，供納官果實。自立法以來，販者比舊皆即得見錢，行人比舊官司、兼並所費，十減八、九，官中又得好果實供應。此皆逐人所供狀，及案驗事實如此。……”
上笑，且曰：“買得果實，誠比舊極佳，行人亦極便。但行人皆貧弊，宜與除放息錢。”
安石曰：“行人比舊已各蘇息，可以存活，何須除放息錢。若行人已蘇息，比舊侵刻之苦已十去八、九，更須除放息錢，即見今商稅所取，不擇貧富，固有至貧乏人，尚為稅務所困，亦合為之蠲除。既未能蠲除彼，何獨蠲除此。”
此處“行人比舊已各蘇息”之說，即使“逐人所供狀”皆是“事實”，王安石本人並無誇張，也至多反映了市易法推行之初的情況，當時市易息錢和罰錢的“威力”尚未充分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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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會要》食貨37之23，《長編》卷266熙寧八年七月壬申。
②《宋會要》食貨37之14～15，《長編》卷231熙寧五年三月丙午。
此後，各地的大量欠錢戶便成了市易法推行過程中的一大難題。宋廷為此取消了結保賒請的辦法。盡管多次蠲減和展限，仍有大量人戶無法償付市易息錢和罰錢。蘇軾說：
今大姓富家，昔日號為無比戶者，皆為市易所破，十無一二矣。其餘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積欠。①
“大姓富家”的破產，似可被作為“抑兼並”的成效，而加以歌頌。然而據蘇轍統計，在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閏二月將所有納還市易本錢的商人一律放免息錢和罰錢後，②開封欠市易錢戶計27，155戶，共欠市易錢237萬餘貫，其中“大姓”35戶，“酒戶”27戶，共欠l54萬餘貫，“小姓”27，093戶，共欠83萬餘貫，其中欠錢在200貫以下人戶為25，353戶，共欠46萬餘貫。由此看來，欠錢者主要是大量中小商人，應是無可懷疑者。他說：
市易催索錢物，凡用七十人，每人各置私名不下十人；掌簿籍，行文書，凡用三十餘人，每人各置貼寫不下五人，共約一千餘人。以此一千餘人日夜騷擾欠戶二萬七千餘家。都城之中，養此蟊賊，恬而不怪。
市易之法，欠戶拖延日久，或未見歸者，及無家業之人，皆差人監逐，遇夜寄禁。既有此法，則一例公行寄禁。然吏卒頑狡，得錢即放，無錢即禁，榜笞捽縛，何所不至。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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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東坡七集·東坡奏議》卷11《論積欠六事並乞檢會應詔所論四事一處行下狀》。
②《宋會要》食貨37之33。
③《四部叢刊》本《欒城集》卷38《乞放市易欠錢狀》。所載數字有誤，據其他刊本和《長編》383元祐元年七月壬午更正。
《說郛》卷94《厚德錄》載：
孫莘老(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係獄甚眾。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眾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又無露坐者。孰若與其錢，為獄囚償官，遂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官，囹圄遂空。
《道鄉先生文集》卷39《故觀文殿大學士蘇公行狀》載：
(蘇頌)選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遮道泣訴曰：‘某等以轉運司責所逋市易緡錢，晝係公庭，夜禁廂院，雖死無可償者。’公曰：‘吾今釋汝，使汝得營生事，衣食之餘，悉以償官，期以歲月而足，可乎?’皆曰：‘不敢負。’於是縱之。轉運使大怒，欲奏公沮壞法令，而民償責者乃先期而至，遂不複言。
由此看來，市易法推行積年後，正如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都提舉市易司王居卿也不得不承認，“逋負益眾”成了當時不能不麵對的基本問題，①“諸路民以田宅抵市易錢，久不能償，公錢滯而不行，欠戶有監錮之患”②。
宋廷早在元豐元年(公元1078年)已降低抵押借貸的利率，“應賒市易錢貨，許以金帛等物為抵當，收息毋過一分二厘，其不及年者月計之”③。又如前述取消了結保賒請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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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會要》食貨37之29，《長編》卷308元豐三年九月甲子。
②《宋會要》食貨37之28。
③《長編》卷293元豐元年十月壬子。
其實，無金銀、田宅契約等抵押，而向市易機構借貸者，無非是城市貧民。這意味著坊郭下戶經商，官府不再提供貸款。市易息錢和罰錢固然使官府吞蝕了部分本屬私商的利潤，但“逋負益眾”的結果，最終使官府的財利也受很大損失。曾布在宋哲宗元符時說：“市易用千五百萬本錢，得息錢九百萬，失陷者乃七百八十萬。徒作一大事，一無所得，複行之何益。”①
市易息錢和罰錢固然使為數眾多的大、中、小商人負債，而他們擺脫困境的辦法，無非是哄抬物價。熙寧七年(公元1074年)，都提舉市易司決定：“諸買賣博易，並隨市估高下，無得定價。”②宣布對價格完全采取不幹涉政策。關於城市物價上漲的情況，在前官府商業一節中已有所交待。《曆代名臣奏議》卷303載呂大防在宋神宗時上奏說：
市易本以抑兼並，便眾業，而公利在其間。民有艱急匱乏之期，方之他取於富室，則無倍稱之息。然吏或不良，乘民之急，而掊刻無已，徒欲收贏取賞，而不顧事體之宜與法令之本意，誘陷無賴子弟以隳產者有之，予民者高其物估，以巧取息有之，一物朝貴賣而夕賤買者有之。此民情戚戚之一也。
此說雖未必透澈，也涉及官府借貸業的若幹弊端。
五、對古代官府商業和借貸資本的評價：
前麵說過，中國古代商業資本和借貸資本大致有三類，即是私人的、官員的和官府的。這三類資本的社會功能是好是壞，很難一概而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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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長編》卷506元符二年二月乙未。
②《宋會要》食貨37之22。
從市易法看.中國古代的官府商業和借貸資本2
從現代眼光看，中國古代商品經濟當然屬不發達之列。因此，商業資本及與商業資本相關的借貸資本(非全部借貸資本)的正常發展，是有必要的。但是，商品經濟的正常繁榮，應是通過市場實行自由和平等的商品交換而實現的。官員和官府利用政治權力介入市場，其結果隻能是破壞商品經濟的正常發展。
早在本世紀三十年代，全漢昇先生著有《宋代官吏之私營商業》一文，他認為，官吏私營商業與一般民庶私營商業相比較，有如下特點：(一)以公款作資本，(二)以公物作商品或商品原料，(三)以官舟販運，(四)利用公家的勞動力，(五)借勢賤買貴賣，(六)逃稅。關於官吏私營商業的影響，全先生概括為以下三點：(一)官吏暴富，(二)政府損失，(三)商民受害。①事實上，他的結論並非隻適用於宋代，從中國古代的官吏私營商業，到現代中國大陸為禍甚烈的所謂‘官倒’，盡管形式各異，其基本特征則是相同或是相似的。
從以政治權力介入市場，因而破壞商品經濟正常發展這一基本點看，官商和官府商業的作用是相同的，但也有不同之處。官商純粹是落入官員或是其子女的私人腰包。官府商業固然也不可避免地有官吏中飽私囊的情況。例如前引蘇轍奏，就提及“吏卒”敲詐市易欠錢人戶，“公行寄禁”，“得錢即放，無錢即禁”。王覿陳市易法之弊，也說：“朝廷有得息之虛名，而奸吏有冒賞之實弊也。”②但官府商業的收入，仍是作為財政補貼者。
在某些場合下，官營商業對緩解財政危機，起了重大作用。漢武帝時，任用桑弘羊等人，“運籌策，建國用，籠天下鹽鐵諸利，以排富商大賈；買官贖罪，損有餘，補不足，以齊黎民。是以兵革東西征伐，賦斂不增而用足”③。漢武帝時的開疆拓土，對漢民族的長遠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而桑弘羊等人經營官府工商業，則為之提供了財政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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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國經濟史研究》中冊。
②《長編》卷391元祐元年十一月戊午。
③《鹽鐵論·輕重第十四》。
至於王莽的五均、賒貸等，據《漢書》卷24下《食貨誌》說：
莽知民苦之，複下詔曰：‘夫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衍之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平，印以給澹；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必印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其然也，故斡之。每一斡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奸吏猾民並侵，眾庶各不安生。
此處記載過於簡單，但“眾庶各不安生”，“民苦之”，總是事實。“挾官府而為兼並之事”①的市易法，其施行的後果主要是兩條，一是眾多的大、中、小商人的負債以至破產，二是城市物價的上漲，影響廣大坊郭戶的生計。南宋葉逋針對市易法稱“開闔、斂散之權不移於富民”之論②說：
開闔、斂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乎?奪之可也，嫉其自利而欲為國利，可乎?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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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長編》卷251熙寧七年三月壬戌。
②《宋會要》食貨37之14～15。
③《水心別集》卷2《財計上》。
私人商業資本和借貸資本在攫取利潤時，不可能不“為兼並之事”，當然是殘酷無情，不擇手段的。從倫理道德的角度看，自然是在非議之列。但在不少場合下，此類“兼並之事”卻是社會進步的槓桿。至於在“抑兼並”的口實下，用官府資本去壓製和摧殘私人資本，自“為兼並之事”，則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倒行逆施。這是筆者對古代官府商業和借貸資本的基本看法。市易法作為古代官府商業和借貸資本的一種表現形式，之所以不足以肯定，實基於此。
當然，從另一方麵看，中國古代官府商業和借貸資本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即使在宋代，也決非以市易法為限。這個問題在此不必贅述。
市易法也不能完全歸結為官府的商業和借貸資本。例如市易機構征收市例錢和免行錢。市例錢又稱市利錢，屬當時苛捐雜稅之一種。免行錢用以取代官府對商行的科配，事實上又不可能完全取代，也是一種雜稅。市易司和市易務尚兼有稅收機構的職能。梁庚堯教授的《市易法述》對此已有論述。但此種征稅職能，在市易法中不占主要地位。
中國曆史發展到宋代，曾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高度發展的農業社會。有些史學家還認為宋代已經顯露出走向近代社會的某些跡象。但是，中國的曆史發展畢竟並未邁向近代，反而在明清時代落伍了。中華民族何以落伍，或說何以不能自動發展到近代社會，成了史學家們熱烈討論的話題。這個問題涉及的因素過於複雜，隻怕一時難以有完密的科學結論。但是，本文討論涉及中國古代官府資本對私人資本的壓製和摧殘，自然也是一個造成中華民族落伍的不可忽視的因素。
(原載《大陸雜誌》第85卷第1期)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