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餐廳的燈光下，褶皺的皮膚卻無法顯露出本體的興奮——

就在篝火party的第二天，楊銳將再次修改過的故事，講給了達爾貝科同來的幾位學者們聽。

比起學生們暴露在外的振奮，達爾貝科就令人摸不清深淺了。

他並沒有立即欣喜的擁抱楊銳，甚至沒有任何表示，就是仔細的觀察楊銳。

楊銳說完了他的故事，小餐廳就變的沉默了起來。

托拜爾斯忐忑不安的看向老板達爾貝科，是他向達爾貝科著重推薦的楊銳，而後者的態度，自然決定他的眼光。

陪坐在側的蔡教授則用考究的眼神望著達爾貝科，在這件事情上，他並不是很積極的想要推薦楊銳，因為楊銳是北大的學生，而他想將楊銳留校在北大。

隻要再熬兩年，他就能將楊銳留校，到時候，楊銳就算去了國外，北大也可以借此與國外機構談合作。

至於現在，蔡教授最不希望的是楊銳離開，盡管楊銳要走，他也攔不住——但正因為如此，蔡教授雖然很歡迎達爾貝科來北大，從而提升北大在業內的地位，可他又不想看到楊銳受達爾貝科的蠱惑，直接出國留學，或者工作什麽的。

所以，蔡教授也出於沉默狀態。

若是以外人的觀點來看，此時的小餐廳，堪稱尷尬。

楊銳卻不覺得。

他盡情的講故事，竭盡全力的表演，然後輕鬆的等待一個好的結果。

他看向達爾貝科的眼神沒有期待，隻是安靜的等待。

在講故事方麵，楊銳是有自信的。

首先，他有講故事的天賦，做補習老師的工作，又鍛煉了他的能力。其次，他講故事的水平已經得到了托拜爾斯等人的讚賞，雖然不能用托拜爾斯代表美國人，但是，有托拜爾斯的前車之鑒，說明楊銳講故事的方向並沒有錯。

再次，楊銳看過很多學者講故事，就像正常的大學生一樣，在本科期間，楊銳聽過不少名人的演講，有的在現場，有的在電腦上，楊銳不能說自己學到了多少精髓，但他能保證自己的演講並不至於無趣。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楊銳的研究成果斐然。

什麽叫名人演講，就是要成名以後才能演講。

什麽叫做科學家講故事，就是你要成名成家了以後，才有資格講故事。

反向pcr在整個科研體係下是普普通通的成果，但在pcr的背景下，卻可以稱得上是85年上半年的重量級成果，加上一些宣傳因素的話，絕對有話題性。

而且，這個故事隻能楊銳來講，換一個人來說，講的比相聲有趣也沒用。

達爾貝科驚訝於楊銳的自信，不禁提前結束了試探，道：“你比電視上看起來，更活躍。”

“不像是傳統的亞裔學生嗎？”楊銳稍稍帶上來一點攻擊性。

“我喜歡亞裔學生，聰明而且刻苦，是最好的學生。”達爾貝科輕鬆化解，笑道：“你是超過普通人的，我第一次看你的演講，pcr的演講，就很喜歡。當然，基因組學的提出更有意思，但是，要實現它，還需要一段時間，對吧？”

楊銳放的輕鬆了一些，道：“等您的人體基因組計劃完成，基因組學的意義就能體現出來了。”

“你對人體基因組計劃是怎麽看的？”達爾貝科心道：終於說到正題了。

這時候，楊銳和蔡教授等人也都認真了起來。

達爾貝科的身份，注定了這次談話，不會是簡單的談話。

事實上，就在幾天以前，達爾貝科就威脅了日本生物學界，“告誡”他們，如果日本不願意掏錢的話，那麽人體基因組計劃得到的公共資源，也不會免費給日本使用。

這當然是不尋常的，因為理論上，任何國家都可以使用人體基因組計劃得到的資源，這是國際合作的前提。

但達爾貝科有理由，而且有這樣的資源實現自己的諾言——日本有錢有資本參與人體基因組計劃，因此，如果他們拒絕參與而坐享其成，就是不被允許的。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自然不會被如此要求。

但是，從日本事件中，也能看到達爾貝科的權力和性格。

楊銳想要從此進入國際生物界的核心圈子，達爾貝科是最好的梯子，甚至於，他如果想得到諾貝爾獎，達爾貝科也是最好的引路人。

就像是今年的諾貝爾獎提名，達爾貝科提名楊銳，就是因為他的pcr的發明對於人體基因組計劃的促進，同時，也是達爾貝科對人體基因組計劃的宣傳——如果一種技術，僅僅是促進了人體基因組計劃，就有資格獲得諾貝爾獎，恰恰說明人體基因組計劃的重要性。

這種暗含的邏輯，是達爾貝科一貫的形式方法。

在這個過程中，楊銳固然是受到了達爾貝科的賞識，但也是成為了達爾貝科的棋子。

要想成為棋手，或者實際一點，成為重要的棋子，能否代表人體基因組計劃來講故事，是很重要的。

楊銳稍微思考片刻，既道：“我讚同首先測序人體。人體堿基對雖然多，但是，了解人類自身是最重要的，也是最能得到民眾支持的。微生物的測序，或者植物的測序，完全可以由其他單位來進行。”

“沒錯，我們要爭取經費，就要爭取關注，在美國……我想在中國也是一樣，沒有關注的話題，是很難獲取經費的。”達爾貝科有些高興，楊銳與他的意見一致，是他非常在乎的一點。

講故事的人不能是人體基因組計劃的敵人，這是第一位的。而學術觀點往往是很難隱藏起來的。

楊銳是接受過新世紀教育的學生，他受到的生物學訓練，甚至可以說是建立在人體基因組計劃上的。整個21世紀，都可以說是後基因組時代，因此，楊銳於情於理，都是人體基因組計劃的支持者，而且是達爾貝科版本的人體基因組計劃支持者。

後世已經證明這項計劃的有效性，楊銳更沒有改變此點的興趣，從結果來倒推，楊銳也是很佩服達爾貝科的大膽和堅持。

當然，作為諾貝爾獎獲得者，隻要不討論核心政治問題，說什麽都行。

在與楊銳交流了一些基因測序方麵的技術以後，達爾貝科的話鋒一轉，道：“在完成人體基因組的測序方麵，我們目前有兩個選擇，其中一種，是我們大家各自研究自己感興趣的基因，最後拚成一個大圖，第二種，是我們整體上研究人類基因組，分析整個人類的基因序列，我支持第二種選擇，這將是一項非常艱巨而長期的任務，你認為呢？”

在85年，並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基因全序列的分析的，但楊銳堅定的道：“我也支持第二種。”

“為什麽？”

“不僅因為零敲碎打的研究基因效率太低，最主要的是，我認為整個人體基因組計劃，是應該有先後順序的。其中一點，我認為應當是技術先行。優先發展技術，必須將基因組測序和繪製圖譜的工具和方法，當做一個更大的項目去進行，更準確的說，如果是我來設計人體基因組計劃的話，我要先完成相關的技術開發工作，再去進行真正的人體基因組測序。”楊銳說的緩慢，但語氣鄭重。

對於一項科研項目來說，這是非常常見，又非常重要的決策選擇。

蔡教授意外的看向楊銳，達爾貝科同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