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一代良相魏征(1/3)
魏征自少孤貧，他為人好讀書，多所通涉。隋末時，見天下漸亂，他特別偏重閱讀春秋戰國那些縱橫家的著作。李密起兵後，他前去投靠。後來又被竇建德抓到，因其有才，被拜為起居舍人。建德被擒後，太子李建成聞其名，引為直洗馬，對他非常敬重。最後為唐太宗所重用。
進諫被拒，淪為敗者
魏征（580－643年）字玄成，巨鹿下曲陽（今河北晉州）人，從小喪失父母，家境貧寒，但喜愛讀書，不理家業，曾出家當過道士。
隋朝末年，在隋煬帝的暴政統治下，天下大亂，農民起義紛紛而起。煬帝大業十三年（617年），當李密領導的最大的一支農民起義軍奪取了洛口倉（在今河南鞏縣），威震中原的時候，隋武陽郡（在今河北大名縣東）郡丞元寶藏也起兵反隋。為了統一反隋的步伐，元寶藏主動寫信與李密聯係。李密每次得到元寶藏的信，他看了覺得寫得都很好，寫信者絕不是等閑之輩。他派人打聽這些信是誰起草的，有人告訴他是魏征，他就立即將魏征請去，讓他主管軍中的文書。
魏征參加瓦崗農民起義以後，一直積極參與謀劃，他上書向李密獻策，提出“西取魏郡（今河北臨漳），南取黎陽倉（在今河南浚縣西南）”的主張。李密按照其建議，奪取了洛口倉、回洛倉和黎陽倉（在今河南浚縣西南），開倉濟貧，得到了廣大農民的支持，並很快將洛陽城包圍起來。他向李密進十策，以期拓展宏圖。可惜，李密雖覺這些建議很不尋常，卻未能采納實施。
困守洛陽的隋軍，到處調兵，大將王世遣將，與瓦崗軍在洛陽周圍反複進行了決戰，雙方損失都很大。這時控製了洛陽大權的隋朝主力王世充，想乘李密兵力疲憊之機，進攻瓦崗軍。
魏征文韜武略均頗精通。在反隋鬥爭中，瓦崗軍連連勝利：洛北一戰，給隋軍主力王世充部以重創；童山之戰，又全殲隋軍精銳定文化及部。然而，瓦崗軍也傷亡慘重。被勝利衝昏頭腦的諸多將領，無視這一現實，硬要跟卷土重來的王世充大軍決戰。
在王世充發動攻勢之前，李密召高級將領開會，研究對策。當時魏征的地位低，沒有資格參加會議。但他認為這次決戰很重要，成敗關係著瓦崗軍的前途，就主動找李密的長史（類似秘書長的官）鄭頲說：趕緊去勸說李密心腹長史，魏公（指李密）雖然很快取得了勝利，但將士死傷也很多，況且我軍計庫空虛，對有功者尚未獎賞，戰士心情怠惰，因此，難以急於迎敵。不如深溝高壘，以守為攻。不過十天半月，敵人糧盡，可不戰自退。那時再出兵追擊，定能取勝。鄭頲原來是隋朝的監察禦史，投降李密後很受重用。他根本不把魏征這樣的小官放在眼裏，就譏笑他說：“你這過是老生不常談的意見！魏征見自己的意見不被重視，轉身就走了。
本來是個很好的決策，可鄭頲卻認為是“老生之常談”，不予采納。結果，邙山之戰，瓦崗軍遭到慘敗，幾乎全軍覆沒。李密僅帶殘兵萬餘人逃出了度口。預感到敗局已定，李密被迫歸附李淵。
李密投降李淵的時候，還有兩萬多人的餘眾。他到了長安，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封他為邢國公。但好景不長，不久他就被冷落，不再受到重視。後來他借李淵讓他去洛陽一帶招撫自己過去的部眾之機，又打出了反對李淵的旗號，結果兵敗被殺。魏征隨李密到了長安後，因為是李密的部下，當然也不會受到李淵的重用。李密死後，他的一些舊部仍然活動在太行山以東的地區，特別是駐守黎陽（今河南浚縣東北）的徐世勳，有比較大的實力。魏征為了取得李淵的信任，就自報奮勇，願以自己的老關係，去到太行山以東地區說服李密的部下，要他們降附李淵。他的建議被李淵接受了，就任命他為秘書丞（管理國家檔案圖書的官），去執行這個任務。
他首先到了黎陽，給徐世勳寫了一封信說：“當初李密率瓦崗軍起兵反對隋朝的時候，振臂一呼，四方一下子就有幾十萬人響應，隋朝的半個天下都在他的控製之下。後來被王世充戰敗，再也無法恢複元氣，因而投歸了李淵。現在經過群雄的紛爭，李淵得天下已成定局。你現在占據的黎陽，是取天下者必爭之地，如果不早認清形勢，作出打算，就錯過機會了。”徐世勳看了魏征的信，覺得他說得有道理，又聽說李密已經被殺，就決定投降李淵，但為了表示對李密的忠誠，請求收葬李密的屍體。他的要求李淵答應了。
徐世勳將李密以國君之禮，葬在黎陽山西南五裏的地方。魏征也不避李密叛李淵，而連累自己受到牽連的嫌疑，出於歌頌瓦崗軍的心願，為李密撰寫了《唐故邢國公李密墓誌銘》。他在墓誌銘裏，對李密這位農民起義軍的將領，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對於李密的死，將他比做垓下失敗的項羽，表示了惋惜和同情。他的很多正確意見，雖然不被李密所接受，導致了以後的失敗，但他對這位戰友毫無怨恨之言，而表現出無限的赤誠之心。
武德二年（619年）十月，魏征還沒有回到長安，河北的竇建德攻陷黎陽，抓獲了魏征，他早已聽說魏征的名氣，就任命他為起居舍人（記錄皇帝言行的官）。由於竇建德剛愎自用，不聽取魏征正確的意見，武德四年，與李世民軍隊在虎牢關采取正麵決戰的行動，被李世民用騎兵擊潰，竇建德本人也被俘獲。
竇建德兵敗後，他與竇建德的妻子曹氏和裴矩等人，逃到沈州（今河北永平），在竇建德的部下齊善行的建議下，以餘眾投降了唐朝。魏征和裴矩一起，又到了長安。
魏征到了長安後，因為又當了一段竇建德的部下，當然更不會被重視了。李淵的太子李建成，聽說魏征有才，就招為洗馬，這是太子東宮主管經籍圖書的一個小官。
魏征在自己不得誌的時候被李建成招為洗馬，便覺得李建成很看重自己，所以他也為李建成的太子地位擔憂。
魏征在隨李建成的河北之行中，表現出超人的才幹，從而很受李唐統治者的重視，李世民也不例外。這時李建成和李世民兄弟之間為了爭奪皇位的繼承權，鬥爭已經開始尖銳化。李建成作為李淵的長子，雖然已被立為太子，但地位並不穩。因為他的弟弟李世民，從太原起兵後，就率軍東征西討，屢建功勳，很有勢力，在大臣和將士中的威望都很高。這對李建成無疑是一個很大的威脅。魏征見秦王李世民功高，曾暗中勸說太子早定對策，但李建成卻遲遲不能下定決心。
後來，李建成見秦府（李世民府中）多驍將，預感到對自己的威脅，這才與其弟李元吉合謀，私自四處招募武士二千餘人為東宮衛士，號稱長林兵。又秘遣左右從幽州選調三百精騎置東宮。並與外臣楊文幹相串聯，冀圖裏應外合。李淵發現東宮此舉，責其兄弟不睦。然而李建成與李世民的紛爭並未就此止息。怕萬一朝中有變，秦王李世民派人去洛陽，暗地結交山東豪傑，以作退路，太子李建成則乘李元吉出征討伐突厥入侵之機，將秦王所轄部隊及其能征慣戰的驍將一同調上戰場，借以削弱秦王兵權，砍去秦王羽翼，一箭雙雕。李世民及其部下識破定企圖，遂先發製人，伏兵於玄武門內，用突襲的方式射殺了李建成和李元吉，李世民取得了太子的地位。
李建成最終被殺，與其不聽魏征之言而錯過良機有著很大的關係。可見魏征遇事的前瞻性。不過可惜的事，他幾次所事主人雖都器重其才幹，但卻不能盡聽其言。這也可以說是他仕途前期一再受挫的鬱悶之處啊！
直言敢諫，政治開明
玄武門之變後，魏征作為李建成的親信，李世民馬上召見他，魏征見了秦王李世民，秦王板起臉質問他：“你為什麽在我們兄弟中挑撥離間？”左右的大臣聽秦王這樣發問，以為是要算魏征的老賬，都替魏征捏了一把汗，這對魏征來說，是生與死的關頭，如果回答不善，馬上就可能被殺頭。魏征這時把生死置之度外，神態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說：“如果太子李建成早聽我的勸告，也不會有今天的下場。人各為其主，我忠於我的主人李建成，這有什麽錯呢！管仲不是還曾射中小白（齊桓公）的帶鉤嗎？”秦王聽了，覺得魏征說話直爽，早就聽說魏征的才華，不但沒有責怪魏征，反而任命他為管事主簿（掌管太子文書的官吏）。這樣，魏征由李建成的親信，逐步又取得了李世民的信任。
不久，李世民即位，他就是唐太宗。
唐太宗委任魏征為諫議大夫（專門向皇帝提意見的官職），以後又提拔他當宰相。建國之初，唐太宗勵精圖治，經常召見魏征，與他討論治國施政的得失。魏征胸懷大誌，膽識超群，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大膽地進諫。在他任職的幾十年間，為了使大唐民富國強，先後向唐太宗進諫了二百多次。每一回，唐太宗都慎重地思考他所提的意見，盡量采納。
貞觀二年（628年），魏征被授秘書監，並參掌朝政。不久，長孫皇後聽說一位姓鄭的官員有一位年僅十六七歲的女兒，才貌出眾，京城之內，絕無僅有。便告訴了太宗，請求將其納入宮中，備為嬪妃。太宗便下詔將這一女子聘為妃子。魏征聽說這位女子已經許配陸家，便立即入宮進諫：“陛下為人父母，撫愛百姓，當憂其所憂，樂其所樂。居住在宮室台榭之中，要想到百姓都有屋宇之安；吃著山珍海味，要想到百姓無饑寒之患；嬪妃滿院，要想到百姓有室家之歡。現在鄭民之女，早已許配陸家，陛下未加詳細查問，便將她納入宮中，如果傳聞出去，難道是為民父母的道理嗎？”太宗聽後大驚，當即深表內疚，並決定收回成命。但房玄齡等人卻認為鄭氏許人之事，子虛烏有，堅持詔令有效。陸家也派人遞上表章，聲明以前雖有資財往來，並無定親之事。這時，唐太宗半信半疑，又召來魏征詢問。魏征直截了當地說：“陸家其所以否認此事，是害怕陛下以後藉此加害於他。其中緣故十分清楚。不足為怪。”太宗這才恍然大悟，便堅決地收回了詔令。
632年，公卿大臣都主張封禪，太宗也認為自己功德很高，可以封禪了，隻有魏征不同意，太宗問：“你說為什麽不能封禪？難道是功未高嗎？德未厚嗎？遠夷未服嗎？穀未豐嗎？”魏征回答說：“陛下功雖高，老百姓沒有得到恩惠，德雖厚，恩澤還沒有普及；天下雖平定，國家還未富裕；遠夷雖慕義，財力還未足以奉他們；年穀雖豐收，倉廩還空虛，所以我不同意封禪。”他又用一個身體虛弱的人來打比方，使太宗明白了道理，“封禪必然加重百姓的負擔，以後連年免除賦役，也不能抵償百姓的勞費。如果再有水旱災害，百姓就無法生存了，這時如有人煽動叛亂，那時就晚了。”太宗聽了無話反駁，隻好作罷。
以後，魏征提的意見越來越多，他看到太宗有不對的地方，就當麵力爭，有時候，唐太宗聽得不是滋味，沉下了臉，魏征還是照樣說下去，叫唐太宗下不了台階。
魏征敢犯龍鱗逆聖聽，是因為唐太宗善於納諫，同時也說明魏征不隻是敢諫，還善諫，故他的意見多被太宗采納。他善諫主要表現在善於抓住要害，且陳述得有理有據，動之以情，曉之以理。使太宗認識到按照魏征說的做會有很大的好處。
魏征對唐太宗做的那些妨礙進諫的事也能及時進諫。群臣見太宗善於納諫也鼓勵提意見，因此上書言事的人非常多，有的人說得言不符實，太宗有些生氣，欲加責罰，魏征認為這樣會堵塞人口，從此再沒有人敢進言，就說：“陛下想聞得失，當讓人們說話，說對了，對陛下有益，說錯了，也無損國家。”太宗聽了說：“此言是也。
《資治通鑒》記載：有一次，李世民的一名寵臣進獻一隻非常好玩的鷂鷹。這隻鷹雄健英俊，惹人喜愛。李世民放下手中的工作，讓那隻鷹在自己的手臂上跳來跳去，玩得十分開心。魏征得知有人進獻給皇帝一隻龐鷹，急忙來到宮中。門官進去告訴李世民：“魏征到了。”李世民無處藏那隻鷹，情急之下急忙將它塞進懷裏。其實這些舉動都被魏征看見了，但魏征裝作沒看見的樣子和李世民談論起國家大事來。一邊是滔滔不絕、口若懸河的魏征，一邊是懷中藏鷹、心神不定的皇帝。魏征的事情說起來沒完沒了，李世民又不敢催促他離開，隻好十分難受地聽完魏征十分冗長的匯報終於等到魏征告辭走了，李世民拿出鷂鷹一看--死了！
李世民怒火一下被點燃了，可他又認真地想了一會兒，終於明白魏征的一片愛國、忠君的好心。從此，李世民再也不沉迷於玩樂享受之中，專心致誌地治理國家。
魏征性情耿直，又身為諫官，又得太宗不計前嫌破格地重用，因此敢於直諫。李世民深知，作為諍臣們的為難。魏征，就為了讓大臣們能夠敢於說話，李世民苦心樹立的棋子。為了這顆棋子能實實在在發揮作用，李世民對於魏征各方麵建議，幾乎都全盤接受。
有一年，唐太宗李世民派人征兵。唐太宗違犯他製定的18歲成年男子才須服兵役的規定，決定征召16歲以上，18歲以下，身材高大的男子從軍。但魏征將詔書扣住不發，唐太宗催了幾次，魏征還是不發。唐太宗大發雷霆，訓斥魏征為何扣發他的詔書，魏征不慌不忙地說：“我聽說，把湖水弄幹捉魚，雖能捉到魚，但到明年就無魚可捉了；把樹林燒光捉野獸，也會捉到野獸，但到明年就無獸可捉了。魏征毫不畏懼，他十分嚴肅地進諫說：“您現在把強壯的中男都抽去服兵役，那麽，田由誰來種？工由誰來做？您常常講，您當國君，首先要講信用，可是國家的法律明明規定，男丁中的強壯者才需要服兵役，您為什麽不遵守呢？您這樣做，在老百姓麵前不是失去信用了嗎？”
魏征的這一番話，把唐太宗一肚子的火氣澆滅了。他心悅誠服地對魏征說：“先生真是我和國家的一麵鏡子啊！我原先以為你太固執，不通情理，現在聽了你的話，覺得很有道理。政令前後不一，百姓不知所措，國家是無法治理得好的。”於是，唐太宗立刻下令停止征召中男服役，並提升魏征擔任太子太師的職務。敢於直言勸諫的魏征不僅為國家立下了不朽的功績，也成了以後曆朝官員效法的楷模。
一次，唐太宗任命盧祖尚為交州刺史，盧祖尚開始答應了，繼而反悔，托病辭命，唐太宗當麵勸他，他還是不肯去。
唐太宗覺得折了自己的麵子，又覺得盧祖尚不識抬舉，一怒之下，當時就把他殺了。事後，唐太宗覺得做得太過分了，認為沒按法律辦事，魏征就借議論北齊皇帝高洋，批評唐太宗說：“高洋是很殘暴，但他和別人討論問題時，覺得自己理虧了還能向別人認錯，這也是他的長處。”唐太宗借機表示後悔，他說：“盧祖尚不服從命令固然不對，但構不成死罪，我一時衝動而殺他，連高洋都不如了。”濮州刺史龐相壽是唐太宗做秦王時的老部下，在任上因貪汙被人告發，受到了追回贓物、解除職務的處分。龐相壽向唐太宗求情，唐太宗覺得於心不忍，就送給他一百匹絹，讓他繼續去做刺史，隻是告訴他以後千萬不可再貪汙了。魏征知道後，就對唐太宗說：“您這是徇私枉法了。龐相壽犯了罪，您還給他優厚的賞賜，讓他留任原官，您做秦王時的部下很多，如果他們都照龐相壽的例子犯罪，那您怎麽辦呢？”他還對唐太宗說：“獎賞的時候，不要忘了疏遠的人；懲罰的時候，不要給親貴留情。要以公平為規矩，以仁義為準繩，才能讓人心服。”在魏征的堅持下，唐太宗不得不同意原來的處理方案。在魏征等人及唐太宗的共同努力之下，派長孫無忌和房玄齡修改《武德律》，製訂了《貞觀律》，減輕了刑罰。在貞觀年間，由於采取了寬柔待民的政策，雖然減輕了刑罰，犯罪的人數還是大大地減少。
有一次，唐太宗問魏征怎樣才能做一個“明君”，而不要成為一個“暗君”，魏征就給他講了隋朝虞世基的故事。隋朝的虞世基專門投隋煬帝之所好，專說順話，不講逆耳之言；專報喜，不報憂，結果隋朝滅亡。由此，魏征得出了一個著名的結論：“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魏征認為，隋朝所以很快滅亡，是因為它擾民太多，唐初雖然不如隋朝富裕，但社會卻很安定，就是盡量少擾民的結果。他認為，隋亡的最根本教訓是；“靜之則安，動之則亂”。如果百姓想休息而派他去服徭役，百姓生活困難又要他負擔很重的賦稅，國家的衰亡就是由這裏開始的。魏征勸唐太宗要吸取隋亡的教訓，輕徭薄賦，休養生息，對百姓要盡量使之“靜”下來。
怎麽樣變隋末的“動”為唐初的“靜”呢？魏征從以下三個方麵幫助唐太宗進行了整頓和治理。
第一，不為了皇帝個人的享受，而濫用人力和財力。隋末在很短的時間內，鑿運河，修東都，築長城，大量征用民力，因而給人民造成莫大的危害。
唐太宗為
了避免大量動用民力，竭力不動或少動工程。唐太宗貞觀四年（630年），為了減輕物資運往長安的費用，決定在洛陽修建宮室，以便皇帝定期去居住。這時中牟縣的縣丞皇甫德參上書，認為這是勞民的事，言辭激烈了一些。唐太宗發怒，要治皇甫德參的罪，李世民看了很不滿意，說難道國家不役使一個人，他才滿意嗎！魏征連忙拿漢朝的賈誼為皇甫德參辯護：“他的上書言辭過激了一些，但不激烈不能引起你的注意，太激烈又近於誹謗。”太宗雖然接受了魏征的意見，可對皇甫德參，心裏總是憤憤不平。不久陝西、河南一帶大雨，泛濫成災，大雨淹了很多人家，偏在這時，唐太宗又要修建洛陽的正山宮。魏征上書反對說：“隋朝所以很快滅亡，其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隋煬帝大修亭台樓榭，百姓不堪役使，才起義反對他。如今，現有的宮觀樓台已經足夠居住了，如果想到隋朝的滅亡，還應該拆掉大的宮殿，住到小的宮殿裏去。這是最好的辦法。如果舍不得毀掉，就住在現有的宮殿裏，不再修建新的宮殿，如果不想到得天下的艱難，不斷地擴大宮殿建築，追求華麗和享樂，增加百姓的勞役，那就會像隋朝一樣滅亡。”魏征警告唐太宗，如果大修宮殿，役使百姓，就可能造成隋末那樣的大亂。唐太宗聽了，就停止了洛陽宮的修建，把備用的材料送到遭水災的地方，幫助災民建造了房屋。
第二，皇帝不要到處去遊玩，給百姓增加不必要的負擔。隋煬帝是一個好到各地去巡遊的皇帝，他每去一地，大批的官員和隨從，都給沿途的百姓帶來災害。唐太宗當皇帝後，隻在長安和洛陽之間活動。
有一次在去洛陽途中，住在顯仁宮（今河南宜陽縣），因為當地供應的東西不好，唐太宗很生氣。魏征認為這是一個不好的苗頭，就勸唐太宗說：“隋煬帝因為無限製地追求享受，到處讓臣民獻美食，結果搞得民不聊生。現在因為下麵供應得不好就發脾氣，以後必然上行下效，拚命供奉皇帝，求得皇帝的滿意。這樣下去，奢侈一萬倍，也沒有滿足的時候。隋末的大亂就又該出現了。”唐太宗聽了魏征的意見，比較注意節製奢侈浪費。
第三，慎重處理對外關係，不輕易用兵。隋煬帝三次出兵高麗，動用和耗費了大量的人力和財力，給人民造成了沉重的災難，也招致了人民的暴動。這個教訓對唐太宗和魏征等人，都是非常深刻的。貞觀初年，外有強敵，內部又很困難，如果在對外關係上處理不當，就可能使已經十分衰敗的經濟，遭受更大的破壞。所以貞觀初年在對外關係的處理上，魏征等人一直堅持的原則是，務求內部安定，而不去擴展領土，隻要中國強大了，與周圍的各種勢力就能處理好關係。所以對周圍各族的求婚，大多滿足其要求，提倡互相在經濟和文化方麵的交往，處理互相之間的矛盾，不輕易動用武力。當唐太宗派出去西突厥立乙毗沙缽羅為可汗的使者還未還，就又派出了進行馬匹交易的使者時，魏征就認為這有點薄義重利，好像唐朝把市馬看得比立可汗還重要，即使能得到馬，也已經失去了義。他主張在處理對外關係時，一定要講德、講義，不要求利，更不要用武力去壓人。唐太宗同意了魏征的意見，馬上追回了市馬的使者。
貞觀十二年（638年），魏征看到唐太宗逐漸怠惰，懶於政事，追求奢靡，便奏上著名的《十漸不克終疏》，列舉了唐太宗執政初到當前為政態度的十個變化。他還向太宗上了“十思”，即“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擁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
在中國曆史上，唐太宗恐怕是最善於納諫的封建帝王之一，魏征也是最善於進諫和敢於進諫的名臣之一，兩者相互促成，相互依存，無唐太宗便無魏征，無魏征也難得唐太宗。君臣二人，可謂明君與賢相的典範。
魏征以敢於直諫而名垂青史，被譽為“人鏡”，自然是忠臣標兵了。他的“兼聽則明，偏信則暗”的至理名言，作為成語，長期啟迪後人；其《諫太宗十思疏》，更是久傳不衰的忠言名篇。而他論說忠良的一席話，也同樣耐人尋味，啟人深思，隻不過是這段同樣也是講政冶的話語，被人們忽視了。古為今用，借鑒人鏡標兵魏征論說忠、良的名言，希望我們的社會中多多湧現“良臣”，而不要人人爭當那種“三忠於、四無限”的“忠臣”（民）。如果，和平時期以言賈禍罹難的“忠臣”，像“武死戰”的將領一樣多，而“無限忠於”的口號又喊得震天價響，那個社會肯定是出了大毛病。
魏征所謂“良”，其實也還是忠。不過，這是有條件、有選擇的“精”忠，忠得明白，忠得值；而不是無條件的“愚”忠，忠得糊塗，忠得悲哀，因而也就不值。人君要求臣下忠直，首先你自己要“明”，能與臣下同心協力治理好國家，從而共享榮華富貴；隻讓我替你賣命，卻不得好報甚至蒙冤而死，及死後又是平反，又是追授某職某銜，備賜哀榮。在現代企業中，“明哲保身”或許也是一種時尚，一種在生存之道吧。誰願意去得罪人，更何況是得罪領導。而做上了領導這一位置，又有誰願意微笑著接受下屬的犯顏直上的勸諫呢？越大的集體，形形色色的人越多，有些人為了生存，不得不采取投機行為，或者想方設法與領導攀近，以獲得生存的綠卡；有些人為了獲得更多的權力與金錢，不得不采取下流或者極其醜陋的手段，排他傷公，僅為了滿足自己的私欲或者說達到“保身”，等等的一切，舉不勝舉。
魏征的確是聰明過人，他之所以敢犯顏直諫，是瞅準了唐太宗求治心切，唯恐重蹈隋朝速亡的覆轍，因而能夠廣開言路，吸納嘉言，甚至可以不計較言者犯上的態度。李皇帝明確說過，“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實際上，魏征的“犯顏直諫”畢竟是有限的--嚴格限定在龍顏所能允許的範圍之內。他對太宗並不諱言這個事實：“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正是因為在此環境中，魏征精神才更顯可貴！魏征的名言：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如果每一位人都能夠做到，那麽對於“明哲保身”或“投機”主義分子必定是一種致命的打擊。不僅如此，如果每一位領導都能夠具有唐太宗一樣對魏征勸諫行為的認同度，那麽必定會營造出更多的魏征，正如唐太宗所說的：用一個君子，那麽君子就會紛紛而來；用一個小人，那麽小人也就會鑽營投奔而來。唐太宗建立了前朝所沒有的新製度，即允許諫官、史官參加政事堂會議。這種製度不僅能夠保證諫官、史官能夠及時了解朝政的內幕，使得有所勸諫，還起到了一定的監察作用，使宰相及其他官員不敢謊報政績。這種製度還規定，在會議之上，不管是皇帝還是大臣，如有過失和不當之處，諫官可當麵指出，予以辯論。而試想一下，在我們的企業中，有誰敢在會議上當眾指出領導的失誤或者過錯？不要說是失誤或者過錯，就是在會議上說了一些領導不中聽的語言，想必往後的日子就有你受的了。這還敢讓人在會議上說出真心話嗎？即使領導心胸寬廣，宰相肚裏能載船，想你也未必敢在會議上道出領導一個一二三。
一個渴望發展的企業需要魏征，一個英明的領導需要魏征。因為在魏征的心中，有一個準則，那就是上安君國，下報黎民；因為他不是為了個人的名利或者苟延殘喘而去朝秦暮楚。一個企業，一個領導，如果每一個下屬都能夠像魏征一樣，何慮之有？也許企業將現“貞觀年間”，也許領導也能成為一代“英皇”，為下屬，為員工所稱頌的“唐太宗”。
真正的天才是不會領導的，天才的人需要好的領導來開發他的天才，否則就會被埋沒。
下屬對上司總有一層顧慮，這層顧慮往往使他在上司溝通的時候不敢說出真話。而作為領導，如果不能跟下屬很好的溝通，即使上司為此做了不少事，也仍然達不到很好的效果。因此，作為領導一定要善於發現下屬心中心中真正的想法。有一句話：年輕無極限，我們可以說是：“溝通同樣無極限”。
想要別人能說，更要敢於直言進諫的是非常有技巧的，也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辦到的，正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