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一年年底，李蓮英意外得了一萬兩銀子，這銀子是慈禧賞給他侄女李淑芳的。李蓮英當初送這個侄女進宮時，就是希望能討得慈禧太後的歡心。結果，李蓮英的這個侄女倒是很爭氣，慈禧太後萬壽時穿的許多衣服，很多都是出自李淑芳的手筆。

但是，繡花畢竟是一個苦活兒，繡得久了，連手都會變形。所以，李淑芳也該離開宮裏了。慈禧心疼她，就特別給批了一萬兩銀子的賞錢。

李蓮英與李淑芳商量之後，便決定用這筆錢送李淑芳的兩個堂哥——李福海和李福恒出國留學。當然了，李蓮英能有這樣的見識，倒不是從慈禧那裏學的，因為慈禧向來守舊，不太喜歡那些西洋的新鮮玩意兒，尤其是那些新思想。

而讓李蓮英萌生送兩位侄兒出國這個念頭的，卻是因為這年春天發生的一件大事，也就是曆史上赫赫有名的“公車上書”事件。

甲午戰爭後，清廷立即派李鴻章去與日本談判，並簽訂了《馬關條約》，這份喪權辱國的協定讓中國失去了大片領土，而且從此負債累累。這時，上京趕考的舉人康有為和梁啟超，便帶領十八省共計一千多名舉人上書請奏。

這封上書雖然最後沒有遞到都察院，但是卻在全國流傳開來。康有為這些人把公車上書的主張，通過他們出版的《中外紀聞》等報刊進行傳播。此時，無論是李蓮英還是光緒帝，也都看到了這股新生的政治勢力，看到了來自維新派的政治主張。

實際上，一直不被清政府看在眼裏的日本，正是因為通過明治維新，才國力日漸強大，最後在甲午戰爭中打敗了清軍。

這種近在咫尺的案例，無疑成為了當時先進知識分子的希望。人在剛剛失敗的時候，是最具有報複意誌的，更何況打敗自己的，是自己從來都不放在眼裏的小日本呢？而洋務運動的發展，以及大量留學生的歸國，也讓當時的社會多了一些先進的思想。而那些先進知識分子，也都在積極地尋找救國的方案。於是，維新派的主張便成為了一味備受關注的“靈丹妙藥”。

其實，李蓮英也看不明白維新派那些主張，因為他所掌握的絕大部分學問都來自慈禧，但這並不代表李蓮英意識不到維新派出現的意義，何況自從將袁世凱引薦給康有為後，那袁世凱也經常給自己介紹一些維新派的主張。

李蓮英聽得多了，多少也明白了一個道理：一切都已經與過去的時候不同了。正是因為不知道將來還會發生什麽，所以李蓮英一拿到慈禧賞給自己侄女的那筆錢後，便決定送兩位侄兒出國留學。

此時，除了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派之外，還有一股力量也開始在民間興起。這股力量與康有為等新興資產階級代表不同，他們來社會的最底層，與太平天國相似，具有樸素的宗教式信仰，能夠極大地調動起大批底層的人民。當然，這股力量當時還在孕育中，等到維新派的革命失敗之後，他們才開始嶄露頭角。

光緒二十三年，又是中國曆史上恥辱的一年。在這一年裏，中國先後被德國搶占了膠州灣，被法國強租了廣州灣，被英國強租了威海衛和香港的新界地區。隨著日本聯合艦隊在甲午戰爭中的完勝，一直虎視眈眈的西方列強卷土重來，把中國視為一塊等待瓜分的大蛋糕。

而此時的光緒帝，雖然也知道這個國家已經陷入了水深火熱之中，但他依然能夠看到一絲光明。而能夠給光緒帝帶來希望的這道光明，就是維新派手中的新政大旗。

這時，受到維新主張影響的，不僅僅是光緒帝，還有李鴻章、翁同龢、袁世凱等重臣，隻是這

些重臣都堅持應該循序漸進，不可操之過急。可惜的是，康有為、譚嗣同等人，雖然思想先進，但卻不懂政治，隻是以知識分子特有的偏執和清高，在公眾麵前描繪一個國富民強的未來。

就在維新變法的思想開始慢慢滲透朝廷的時候，慈禧突然下了一道懿旨，讓剛剛回到京城不久的榮祿頂替了李鴻章空下來的差事，成為了新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此時，榮祿的手中有甘軍、武毅軍和新建軍三支軍隊。其中，新建軍的長官正是與維新派往來甚密的袁世凱。

與袁世凱部分支持維新派主張的立場不同，榮祿可以說是朝臣中反對維新變法最堅定的力量。因為維新變化直接衝擊著榮祿這些守舊派勢力的利益，認同維新變法就意味著放棄自己失而複得的權力和財富。

朝中持同樣想法的朝臣，也就是守舊派的勢力，現在依然占大多數，包括眾多洋務運動的支持者，這時候也站在了守舊派這邊。

因為康有為主張的維新變法，幾乎是全盤推翻現有的政局。所以，一旦變法成功，就意味著所有的權力都將被重新洗牌。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會受到這場變革的影響，而已經把持朝政多年的守舊派是無法忍受這種變動的。

有意思的是，在這些守舊派大臣的背後，習慣了以天下物力供自己一己歡樂的慈禧，在最初的時候也並不反對維新，她甚至還主動告訴光緒帝：“變法乃素誌，同治初即納曾國藩議，派子弟出洋留學，造船製械，以圖富強也……苟可致富強者，兒自為之，吾不內製也。”

而且，自從光緒帝親政以來，慈禧幾乎真的不再幹涉國政，但這一次光緒帝實在玩得太大了，他完全忘記了當初同治帝是如何被架出弘德殿之事。

慈禧與朝中大部分洋務派人士認識相同，能夠接受維新派的大部分觀點，但是卻無法接受這種維新的節奏。因為這無疑是先毀掉了她經營了幾十年的朝政勢力，然後還剝奪了她維持這種奢華生活的政治條件。

此時的慈禧，雖然名義上已經歸政，但卻並沒有真正放掉手中的全部權利。從某種程度上，光緒帝仍然隻是具有“行政事務權”，主要官員的任命權和兵權都還在慈禧手中，何況還有慶親王、恭親王、六部尚書等王公大臣，這個時候統統都在站在了慈禧這邊。

但現在的光緒帝已經被甲午戰爭的恥辱磨去了全部耐性，越是麵對守舊派的巨大壓力，他越是急著要建立一個全新的朝廷。試圖通過維新派的變法圖強，在自己手上實現一個新的強大的王朝。

於是，在光緒二十四年六月，隨著保國會聲望的不斷提高，光緒帝不顧一切可能發生的危險，正式頒布《定國是詔》，接見了康有為等維新人士，宣布正式開始變法，並且明發上諭，從經濟、政治、文化等幾個方麵進行變革，大開學習西學、留學海外的大門，鼓勵資本主義和現代科學發展，並且正式建立君主立憲政體。

至此，“戊戌變法”的序幕終於拉開了。然而，這場維新變法僅僅持續了三個多月的時間，便從曆史的舞台上消失了。而這場變法之所以如此之短，李蓮英的知交袁世凱無疑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這個曾經徹夜向李蓮英解釋維新派政治主張的袁世凱，在通過李蓮英結識康有為之前，已經結識了另外一個重要的人物，那就是他現在的頂頭上司，被袁世凱引為“伯樂”的榮祿。

光緒帝在倉促間進行的維新變法，在施行時，遭到了守舊派的一致阻礙，而維新派的關鍵人物都空有一腔熱血，雖然對其他各國的君主立憲製研

究得滾瓜爛熟，卻完全不知道如何複製到這塊擁有四萬萬人民的土地上。

病急亂投醫的維新派在度過最初的亢奮後，終於意識到兵權盡皆在守舊派手上，整個革命根本沒有一股有力的力量來保護。於是，這群革命者又從日本的明治維新中找到了一個所謂的答案，認為革命必然就要有流血，有犧牲，要想保護好革命的果實，就必須用鮮血來為革命開路。

當一群文人要動武的時候，所依靠的當然不是拳頭，而是舌頭，而他們要遊說的對象不是別人，正是維新派中唯一一個手握兵權的重臣——袁世凱。

他們要刺殺的對象也不是別人，正是守舊派共同的希望，光緒帝背後巨大的陰影——慈禧太後。

可是，此時的袁世凱已經有了自己的想法，在康有為找上門來之前，袁世凱剛麵見過光緒帝，對於現在維新變化的進展，袁世凱更多的是擔憂，甚至開始有了反對的態度，他在上奏中稱：“古今各國，變法非易。非有內憂，既有外患。請忍耐待時，步步經理。如操之過急，必生流弊。且變法尤得在人，必須真正明達時務老成持重如張之洞者，讚襄主持，方可仰達聖意。至新近諸臣，固不令明達勇猛士，但閱曆太淺。辦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誤，累及皇上，關係極重。總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臣受恩並重，不敢不冒死直陳。”

從這道奏折中，我們便不難看出，此時的袁世凱雖然同情康有為，也曾經向強國會捐款，甚至還代康有為向光緒帝上書，但他對康有為的政治主張卻已經產生了動搖。

說到底，袁世凱隻是洋務派走過來的人，他與康有為這些“舍得一身剮”的激進分子不同，在他的先進思想下麵，還保留著一具陳腐的奴才骨架。於是，幾乎沒有思考太長的時間，袁世凱就選擇了背棄維新派，連夜趕到榮祿的府上，將維新派的目的和計劃都告訴了榮祿。

榮祿聽完了袁世凱的密告後，便馬不停蹄地趕到頤和園。當他灰頭土臉地跑到西苑時，若不是李蓮英認出了他，恐怕連慈禧的麵兒都見不著。

這位直隸總督不奉宣召違禁入宮，一見到慈禧的麵兒，就跪下喊救命，倒是把慈禧太後嚇了一跳。在榮祿前言不搭後語地講明白了袁世凱告密的內容後，李蓮英又見到了暌別已久的憤怒的慈禧太後。

自從歸政以後，慈禧太後雖然沒有把權力都交出去，但她已經不再過問很多事了，而且更願意把精力投到養生上，所以也開始刻意控製自己的脾氣。上次發怒還是李蓮英被彈劾，她被諫官諷刺把持朝政的時候。但這一次的怒火明顯遠勝過前次，甚至勝過以往的任何一次。其實，在晚清末期，暗殺已經不是什麽新鮮事兒，但是對於慈禧來說，卻有人動起了暗殺自己的心思，這無異於冒天下之大不韙，連掉根頭發都要歎息的慈禧太後，自然對想要暗殺自己的維新派動了真火。

原本就已經準備好了要著手阻止變法的慈禧，這一次直接采納了榮祿的建議，第二天便發動了政變，囚禁了光緒帝，同時搜捕那些維新派人士。這時，康有為、梁啟超等人迅速通過自己的渠道，分別逃到了法國、日本等地，但譚嗣同、康廣仁、林旭、楊深秀、楊銳、劉光第等這些人卻選擇了留下來，希望用自己的鮮血，喚起更多人維新圖強的意識。

一場不成熟的變法維新就這樣落下了帷幕。而這場“百日維新”的結束，也標誌著光緒帝親政的結束，這個好不容易熬到了親政的皇帝，在親政之後幾乎沒有一日順心如意，好不容易下定決心開展維新變法，卻在百日後即宣告失敗，從此終身被囚禁起來。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