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來參觀故居的人日漸增多，但是，參觀者和毛岸英一樣，要走很長的山路。華國鋒作為縣委書記，著手改善那裏的交通，修築公路，使汽車能夠直達故居。
這樣，前來參觀故居的人迅速增加。據當時的統計，光是1953年8月至10月，參觀者便達8833人。許多外國代表團、記者也紛紛前來參觀，使湘潭縣變得越來越熱鬧。
在華國鋒擔任湘潭縣委書記之後，1952年8月，他又升任湘潭地委副書記兼湘潭專署專員。
這時，華國鋒多次前往韶山衝蹲點，指導那裏建立農村互助組。韶山衝劉秀華、湯瑞仁等成立的互助組，成為湘潭地區最早的互助組。
華國鋒那時寫了《湘潭縣應如何推廣互助合作運動》《穩步建立和提高常年互助組》《怎樣整頓、鞏固和提高現有的常年互助組》等文章，表達了他對於在湘潭大力開展互助合作化運動的見解。華國鋒還抓了賀建昌這一典型，樹為湘潭縣互助組的“十麵紅旗”之一。賀建昌是湘潭縣馬乇鄉的貧農，組織八戶人家成立“變工組”，合了又垮，垮了又合，三起三落。華國鋒得知後，三次到馬乇鄉蹲點，支持賀建昌，還帶領賀建昌以及另幾個互助組組長步行70華裏，到韶山衝去瞻仰舊居……
華國鋒寫了《不斷鞏固和提高的賀建昌互助組》一文，在報上發表，提倡這一典型。在華國鋒的領導下，到1952年底，湘潭縣的常年互助組達890多個，成為湘潭地區互助合作運動發展比較快的一個縣。
1954年2月，韶山衝成立了農業合作社，成為湘潭地區第一個農業合作社。
1954年11月，華國鋒擔任湘潭地委書記，兼任中國人民解放軍湘潭軍分區第一政委和黨委第一書記。這樣，華國鋒成了湘潭地區的“父母官”。
引起的注意
就在華國鋒擔任湘潭地委書記半年多之後，有幸第一次見到了。
湖南是的故鄉。雖說在1959年才第一次回到出生地韶山衝，但是自1953年起至1975年，幾乎每年都到湖南長沙一趟，有時一年來兩三趟。這是因為曾在長沙讀書、教書和從事革命工作多年，所以他對長沙有著深厚的感情。
每一趟來湖南長沙，總是要接見湖南的主要領導幹部。正因為這樣，湖南的主要領導幹部見到的機會，要比別的省多得多。在1953年來湖南時，華國鋒還算不上湖南的主要領導幹部，所以沒有機會見到。
1954年夏，從廣州乘火車路過湖南，隻作短暫的停留。
1955年6月中旬，又乘火車來到湖南。據湖南長沙接待的工作人員回憶，6月20日這天上午10時半，在羅瑞卿陪同下，在長沙南郊猴子石那裏躍入湘江，遊了很久。他一直遊到嶽麓山下的牌樓口才上岸。
就是在這次來長沙時，34歲的華國鋒第一次見到了。
筆者在湖南人民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韶山紅日照千秋》一書中，查到一幀不多見的華國鋒和在1955年的合影。這是在的專列的狹長的車廂裏，中間是一張鋪著白布的長桌，長桌的右側坐著，左側坐著四個人，第一個便是華國鋒。華國鋒穿著中山裝，理著平頭，憨厚地注視著。
照片的說明詞如下：“同誌在視察途中和華國鋒同誌等湖南省委、地委的負責同誌談話（1955年）。”
那時，華國鋒已是湘潭地委書記，所以有機會受到的接見。當時，在的專列上受到接見的，還有湖南省委副書記譚餘保、省委常委胡繼宗和徐啟文，隻有華國鋒不是省級幹部，而是地委書記。華國鋒能夠受到接見，用的話來說，“你是我的家鄉的‘父母官’”。
向華國鋒詢問家鄉的情況，華國鋒逐一回答，條理清楚。特別問起那裏防治血吸蟲病的情況，經常下鄉的華國鋒如實加以回答。
這是第一次見到比他小28歲的華國鋒——當時華國鋒34歲，純樸的華國鋒給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據華國鋒的秘書曹萬貴說，當時湘潭尚未通車，專列停在株洲。時任湘潭地委書記的華國鋒接到通知後，從湘潭趕去向匯報湘潭農業互助組等情況。華國鋒對湘潭手工業、商業的現狀也比較了解，問什麽，他紅著臉答什麽。笑著說：“你這個年輕人還是沉了下去的。要深入群眾，實事求是。”
第一次見到之後，華國鋒深受鼓舞。
這次接見，華國鋒作為故鄉的“父母官”，也給留下了印象。那時，正忙於抓兩件大事：一是開展“反胡風”及肅清反革命運動，為《關於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一書寫序言、按語和注文；二是在全國農村推進互助合作運動。在號召之下，農業合作化運動在中國農村迅速展開。很關心家鄉的合作化運動。
作為湘潭地委書記，華國鋒來到韶山衝，親自主持了“建社骨幹訓練班”。
陳世計當時擔任湘潭地委辦公廳秘書，後來，他的兒子曾經記述了父親陳世計的回憶：
1953年華國鋒任湘潭地委書記時，我父親是地委辦公廳秘書，在一次父親下鄉的工作調查中，得知基層幹部和農民對地委批建的一項農業工程意見頗大，也給基層集體和群眾利益造成了一定損失。由於涉及的工程和事件較大，父親就將基層調查報告向地委書記華國鋒進行了直接匯報，而這個工程的最高審批者就是華國鋒本人。
在華國鋒查看調查報告的同時，麵現愧悔之色，嘴裏連連自語：“該死，該死，怎麽出這樣的錯誤！”“官僚主義真是害人！”
當時父親作為下級，隻有靜待領導指示的份。隻見華國鋒將調查報告交給我父親，嚴肅地吩咐：“這麽大的錯誤一定要引起全麵的重視和改進，要讓群眾和幹部都知道官僚主義害人！把這個調查報告向全地委幹部通報，並且在《湘潭日報》上公布，讓大家都批評和警醒，再不能犯這樣的錯誤！”
為了領導的麵子和威信，我父親小聲建議，僅在地委幹部中通報批評已經足夠了，就不要在《湘潭日報》上公布了。而華國鋒急迫堅決地說：“一定要讓我和大家都深刻吸取這個教訓，工作一定要重視基層調查，否則官僚主義害人害老百姓，要在大家麵前批評檢討我們自己。”最後還是堅持著在地委和《湘潭日報》上發表通報批評了。
對於華國鋒毫不掩蓋姑息自己的錯誤，嚴格律己，勇於“揭疤”，高度重視群眾利益的無私坦**襟懷，父親提起來都是嘖嘖地由衷稱讚和欽佩！
1955年7月31日，在中央召開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作了著名的《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
在報告一開始，就尖銳地指出：
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誌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裏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清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
否，這不是正確的方針，這是錯誤的方針。
所稱的“小腳女人”，確有所指。那時，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等根據中國農村生產力發展的實際情況，先是對農村的一些合作社進行壓縮、整頓，接著又提出合作社的發展速度不宜過快。
1955年6月下旬，便曾對鄧子恢提出“黃牌警告”，批評鄧子恢“犯了右的錯誤”——當然，後來的曆史事實表明鄧子恢的意見是正確的。就在大聲批評“小腳女人”之時，湘潭縣韶山鄉政府給寫了一封信，報告那裏蓬勃開展的互助合作運動的情況。信中說：
今年全鄉13個農業生產合作社，社社都增產。348戶社員有320戶增加了收入……
很高興得知故鄉的進步，於1955年8月5日親筆寫了一封回信：
韶山鄉政府各同誌：給我的信收到。互助大有發展，極為高興。希望你們繼續努力！
1955年8月5日
的親筆信，雖然隻短短一兩句話，卻使作為湘潭“父母官”的華國鋒也“極為高興”。
的信，透露了兩個信息：
第一，非常關心他的故鄉；
第二，很重視農村的互助合作運動。
同日，還給湘潭縣雲源鄉政府回了一封信：
雲源鄉政府各同誌：你們給我的信收到了，謝謝你們。鄉間情形，尚望隨時告我為盼！
順祝
工作進步
1955年8月5日
的這封信，同樣透露了他對故鄉“鄉間情形”的無比關注。
在一天中給故鄉寫了兩封親筆信，使華國鋒對於湘潭是的故鄉、關心著故鄉有了更深切的感受。
不過，當時的湖南省委對於農業合作化並不十分熱心，他們主張“不左不右、不前不後”。在湖南省委召開部署農業合作化的會議時，原定有湘潭地委書記華國鋒關於湘潭地區農業合作化經驗的發言，被取消了。
華國鋒回到湘潭後，寫了《克服右傾思想，積極迎接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到來》一文，仍積極推進湘潭的農業合作化運動。
華國鋒第一次在中央全會上發言
在華國鋒擔任湘潭地委書記10個月之後，他有了一次列席中央全會的機會。
1955年8月27日，中央發出了《關於召開有省市區黨委書記和地委書記參加的中央會議的通知》。這一《通知》是親筆起草的，全文如下：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區黨委：
今年國慶節前後，中央有可能召集各省市區黨委書記和各地委書記來京參加討論農業合作化問題及其他問題的中央會議。因此請你們預作準備，並請你們通知各地委書記作準備。準備事項，主要是深入了解當地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實際情況和製定一個切實可行的關於合作化的全麵規劃。此項準備工作，須於9月25日以前完成。
中央
1955年8月27日
本來，中央會議一般隻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黨委書記參加，這一回把地委書記也邀請在內，是因為會議所討論的是農業合作化問題，地委書記身處第一線。正因為這樣，作為湘潭地委書記的華國鋒，有機會前往北京，列席中央會議。
這次中央會議，也就是七屆六中全會擴大會議。這“擴大”，就是指除了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們之外，還包括許多列席者。這些列席者包括上海局書記，北京、上海、天津市委書記，各省委、自治區黨委和各地委的書記，各省委、自治區的農村工作部部長，中央各部委、中央國家機關負責人。
中央於1955年9月7日發出的起草的《關於召開七屆六中全會的通知》規定：列席者“有發言權，無表決權”；“各大市委區黨委地委書記的發言稿可以有3000字左右，合作化經驗豐富的地委可以有4000字左右，經驗不足的可以隻有1000~2000字左右”；“因為會期隻有5天，不可能每人都宣讀發言稿，準備以一部分有代表性的地區宣讀自己的發言稿，而將另一部分地區的發言稿印發給大家看，因此各地方同誌雖然不可能都發言，但是每個人都必須寫好發言稿”。
會議於1955年10月4日至11日在北京舉行。
對於華國鋒來說，這是平生第一次列席中央全會，第二次見到。主持了第一天的會議，而在最後一天作了題為《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的總結。
由於會議規定出席會議的地委書記們必須寫發言稿，華國鋒根據《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講話精神，結合湘潭的情況，寫了發言稿。
在會上進行發言的共80人。這些發言者大都是中央委員，地委書記能在大會上發言的很少。大會印發的書麵發言稿達167份——大部分地委書記都隻是作書麵發言。
華國鋒一則由於來自的故鄉，二則由於湘潭地區的農業合作化運動發展很快，所以他很幸運能夠在大會上發言。華國鋒在發言中“介紹了湘潭地區合作化運動的經驗，歌頌了湘潭地區貧下中農牽著牛，手捧地契，踴躍入社的革命熱情”。
對於華國鋒介紹的故鄉農業合作化情況，頗感親切，十分滿意。這樣，華國鋒給留下了頗好的印象。華國鋒回到湖南後，又寫了《充分研究農村各階層的動態》《在合作化運動中必須堅決依靠貧農》兩篇文章。
1955年冬，親自選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一書，收入湖南6篇典型材料，內中5篇為湘潭地區的，為其中的3篇寫了按語。這也表明了對於華國鋒領導之下的湘潭地區農業合作化運動的滿意。
為《湘潭縣清風鄉黨支部幫助貧苦社員解決困難》一文，寫了如下按語：
這個合作社的方針是正確的。一切合作社都應當這樣做。各省應當在自己的關於合作化問題的決議或者指示裏麵指出，一切合作社有責任幫助鰥寡孤獨缺乏勞動力的社員（應當吸收他們入社）和雖然有勞動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難的社員，解決他們的困難。目前，有許多合作社，缺乏幫助困難戶的社會主義的精神，甚至根本排斥貧農，這是完全錯誤的。目前，政府已經設立了貧農基金，可以幫助貧農解決耕牛農具的困難，但是還不能解決貧農中有些戶缺乏勞動力的困難，也不能完全解決有些戶在青黃不接時期缺乏生活資料的困難，這隻有依靠合作社廣大群眾的力量才能解決。
積極投入“反右派運動”
1956年5月，華國鋒升任湖南省人民委員會文教辦公室主任，主管湖南的文教工作。這樣，華國鋒開始從地區級領導進入省級領導。
在1957年11月，華國鋒又升任湖南省委統戰部部長。
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對華國鋒無疑是一次重要的考驗，因為文教方麵是“反右派運動”的重點部門，何況華國鋒後來所擔任的統戰部部長更是與“反右派運動”休戚相關。
湖南的“反右派運動”火力相當猛烈，許多人無辜地被打成“右派分子”。
當時擔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的周小舟，對於所領導的“反右派運動”表示“很不理解”。
周小舟，是的老熟人。從1936年8月至1938年秋，周小舟曾擔任秘書兩年多時間，跟朝夕相處於延安。
周小舟與華國鋒一起從山西南下。1953年10月起，周小舟擔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
從1953年以來，每一回來湖南，差不多都由周小舟陪同視察。
1957年，麵對湖南那麽多人被無辜地打成“右派分子”，周小舟心中深為不安。在“反右派運動”中，周小舟借口“多日失眠，精神不佳”，向中央請求休養”。這樣，周小舟在1957年10月離開湖南，來到青島休養。他在青島借了不少古代史著閱讀，認為“反右派運動”是“深文周納，羅織成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