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凡是”實際上是要維護“文革”那一套，維護個人崇拜、個人專斷。這樣，就什麽民主也沒有了，仍然是以階級鬥爭為綱。我認為，批“兩個凡是”還不是核心問題，批“兩個凡是”是為了否定“文革”，為“事件”平反，為了平反冤假錯案，要全麵撥亂反正，實際上是批評老人家晚年的錯誤。批“兩個凡是”不過是為這些掃清障礙。所以批“兩個凡是”，實際上是要批評兩個主席，這個風險當時是看到的。
胡福明所說的批“兩個凡是”，實際上是批評“兩個主席”，一語道破了天機。他所說的“兩個主席”，就是和華國鋒。批評“兩個主席”，也就是批評晚年的“左”的錯誤，批評華國鋒堅持晚年的“左”的錯誤。
就在這個時候，來了一個“催生婆”，促使胡福明產下那篇正在思索中的文章。這位“催生婆”的到來，頗為偶然。那是在1977年5月，南京召開撥亂反正理論討論會。胡福明出席了會議。北京《光
明日報》哲學組組長王強華也應邀出席了會議。筆者訪問了王強華。據王強華說，他是以《光明日報》記者身份去南京出席會議的。
他去南京，除了由於工作關係之外，還因為他是南京人，他的母親當時在南京。
王強華畢業於南京大學法律係，於1953年進入光明日報社工作。王強華回憶說，那時他並不認識胡福明，跟江蘇省的理論界也不熟悉。他來到南京中山門外的江蘇省委黨校，出席在那裏舉行的江蘇省理論討論會。胡福明在會上作了發言。胡福明說，在“文革”中，批判“唯生產力論”是錯誤的，生產力是應當重視的。胡福明以為，“唯生產力論”是曆史唯物論的根本觀點。在胡福明發言之後，有兩三個人發言，表示不能同意胡福明的意見，認為“唯生產力論”是應該批判的。有人甚至說，“唯生產力論”是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觀點。
這樣，在會議上引起了爭論，也就引起了王強華的注意。
在會議中間休息時，王強華主動去找胡福明。王強華告訴胡福明，他剛從北京來。在北京的討論會上，他曾聽到於光遠的發言。於光遠也認為“唯生產力論”不應該批判。這麽一來，王強華也就跟胡福明結識了。
中間休息之後，胡福明作了一次發言，重申了不應該批判“唯生產力論”。王強華是個責任心頗強的編輯，時時不忘為“本報”效力。他發現胡福明對一些問題有自己的獨立見解，也就約他為《光明日報》“哲學”副刊寫文章。王強華的約稿，雖然隻是“一般性號召”，並沒有給胡福明出具體的題目，卻促使胡福明把躁動於腹中的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文章趕緊寫出來。
1977年7月上旬，胡福明的妻子生病住進江蘇省人民醫院，他每天晚上要去照顧她。天氣正熱，蚊子又多，他無法入睡，就在醫院的走廊上看書。他思索著如何批判“兩個凡是”，終於從哲學理論上找到了突破口，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樣，他就從家裏拿來一些馬克思、列寧、的著作，把有關論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內容一一摘錄下來，開始著手認真研究這個問題。
胡福明回憶說：“經過了五六天，提綱寫成了，妻子也出院了。這時已是暑假，我坐下來整理提綱，大約用了一周時間，寫成初稿，已是7月底了。我的習慣是，稿子寫好後，放幾天，然後再修改。經三次修改，於9月初寄給《光明日報》哲學組王強華同誌。”
可是，胡福明的文章寄出後，竟然4個月沒有消息！為什麽這麽久沒有消息呢？據王強華告訴筆者，當胡福明的稿子寄到《光明日報》哲學組時，他又出差了。胡福明終於收到了王強華的回信。那封信是王強華在1978年1月19日寫的。至今胡福明仍保留著這封信。王強華的信中，附了兩份《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清樣。胡福明的稿子被排出清樣，表明編輯部要采用這篇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是在1978年1月14日發排的。清樣上印著：
哲（四五一）七八、一、十四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送審稿）
胡福明
王強華在信中說：
我去年9月離京，到上海、南京出差，12月剛回來。
王強華出差南京時，曾去南京大學找過胡福明。很不巧，那天胡福明沒有在學校，所以沒有跟王強華碰麵。由於王強華出差，《光明日報》另一位編輯代王強華拆收了胡福明寄來的稿子。胡福明當時寄去兩篇文章，一篇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另一篇是批判的文章《女人也是生產力嗎？》。
那位編輯首先覺得胡福明所寫的批判的文章，在當時已經很多，顯得一般，決定不用。至於那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倒是提出了一個嶄新的論題，隻是文章中引述馬克思的話以及對於引文的解釋顯得太冗長，也決定不用。
不久，王強華出差歸來，那位編輯把胡福明的兩篇文章交給了王強華，並告知他自己的處理意見。
王強華看了胡福明的兩篇文章，也覺得批判的那篇太一般，不能用。但是，當王強華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雖然覺得引文太多，顯得冗長，而且理論講得太多，但卻認為這一文章的觀點卻是切中時弊的。
這樣，王強華認為胡福明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在作修改之後，可用。王強華又請《光明日報》黨委委員、分工主管理論部的馬沛文仔細地研讀了胡福明的來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馬沛文是一位老資格的報人。1921年出生於陝西的他，被陝北的紅都延安所吸引，於1944年畢業於延安魯迅藝術學校文學係。此後，他多年在延安《解放日報》以及後來的《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工作。
馬沛文告訴筆者說，在粉碎“四人幫”之後，《光明日報》仍黨政不分。當時《光明日報》沒有設編委會，隻有黨委會。他是黨委委員，實際上也就兼任編委。理論部當時是歸他主管。
多年的新聞工作，使馬沛文的目光變得十分銳利。他稱“兩個凡是”是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高懸在人們頭上。他讀了胡福明的文稿，敏銳地看出：“這篇文章的價值不在學術方麵，而在政治方麵。”
馬沛文以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在理論上早已論定，胡福明的文章在理論上並沒有太多的創見，而胡福明的貢獻在於精心選擇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一角度批判“兩個凡是”，因而擊中了“兩個凡是”的要害。所以，這篇文章是一篇政治文章，對於當時的政治鬥爭有著很大的現實意義。於是，編輯部對胡福明的文章進行了修改，刪去了冗長的引文及有關解釋，排出清樣。
王強華在1978年1月19日給胡福明的信中，這樣寫及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的處理意見：
已粗粗編了一下，主要是把原稿第一部分壓縮了，突出後兩部分，但似覺得長了一些。是否請您看看再刪一些？有些地方，文字的意思有些重複，可否精練一些？另外，這篇文章提的問題比較尖銳，分寸上請仔細掌握一下，不要使人有馬列主義“過時”論之感的副作用。
文章請盡快處理寄來，爭取早日刊用。
王強華的這封信，表明《光明日報》編輯部肯定了胡福明所寫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已決定“刊用”。不過，由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觸及了“兩個凡是”的痛處，所以“比較尖銳”，王強華叮囑胡福明“分寸上請仔細掌握一下”。胡福明同意王強華的意見，對文章作了改動，又寄回《光明日報》。
北京的孫長江與胡福明不謀而合
在科學史上，“同時”現象屢見不鮮：
1974年11月10日，美籍華裔物理學家丁肇中所領導的小組發現了一種新的基本粒子；也就在這一天，美國科學家裏奇特所領導的小組也發現一種新的基本粒子。後來經過查對，兩個小組所發現的竟是同一種基本粒子。為此，丁肇中和裏奇特在1976年同獲諾貝爾物理學獎。
同樣，1845年9月，英國青年亞當斯算出了當時尚未發現的海王星的位置，隻是由於受到英國皇家天文台台長的懷疑未能發表論文，而一年之後德國天文台根據法國青年勒維烈的計算，發現了海王星。勒維烈是在不知道亞當斯的研究成果的情況下作出自己的計算的。如今，人們把勒維烈和亞當斯並列為海王星的發現者。
同樣，在1900年，荷蘭植物學家德佛裏斯、德國植物學家柯靈斯、奧地利植物學家哲爾馬克差不多同時創立現代遺傳學。還有，化學元素周期律是俄羅斯化學家門捷列夫創立的，但與此同時，法國的尚古都、英國的紐蘭茲、德國的邁耶爾也接近於發現這一定律。非歐幾何，是匈牙利的亞·鮑耶、德國的高斯和俄國的羅巴切夫斯基幾乎同時創立的。生物進化論，是英國博物學家達爾文和華萊士差不多同時創立的……
這種“同時”現象表明，科學上的發現、發明需要具備一定客觀條件。當這種條件一旦成熟，就會有許多人通過不同的途徑作出同樣的發現或者發明。
同樣，在1977年，當“兩個凡是”成為束縛中國人民前進的腳鐐時，這種客觀需要促使許多人尋找突破口。
就在南京的胡福明找到批判“兩個凡是”的突破口的時候，幾乎同時，北京也有人找到了這一突破口。
這裏用得著中國的一句古話曰：“英雄所見略同。”
北京的那個人，也以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一命題，是從理論上批判“兩個凡是”的最佳切入點。
北京的這個人，便是孫長江——福建人氏，生於1933年。孫長江當時在胡耀邦領導下的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工作。孫長江深感當時充滿“噤若寒蟬，萬馬齊喑的沉悶空氣”。他曾這樣形容當時的情況：
對偶像的崇拜，凡事必須是“講過的”，“紅寶書中有的”才敢想、敢說、敢做。人們已經習以為常，見怪不怪，整個社會的活力和生機幾乎被扼殺殆盡。中國如若按照那個樣子再走下去，其結局肯定是要被開除球籍，不可能有更加光明的前途了。1978年鄧小平同誌講得多麽好！他說：“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前麵已經提及，1977年12月，胡耀邦在中央黨校指出，編寫黨史要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胡耀邦用的《實踐論》來反對“兩個凡是”！
孫長江注意到胡耀邦所強調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孫長江也在思索著尋找批判“兩個凡是”的最佳突破口。他跟胡福明不謀而合，不約而同，選擇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作為突破口。這樣，在南京的南京大學和北京的中央黨校，胡福明和孫長江各自在撰寫論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