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地說，首先對文章提出指責的吳冷西（“毛辦”成員）有功勞，如果沒有吳冷西的指責，正像當時於光遠同誌告訴我的：他看這篇文章隻把它當做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常識問題，瀏覽一下就放下了。吳冷西同誌並不像於光遠那樣瀏覽一下就放下，我想這也不奇怪，因為他是“毛辦”成員，與提出“兩個凡是”有關，因此他對這個問題有高度的敏感。
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電話事件”立了大功！
冷西曾是《人民日報》第二任總編
吳冷西是中國新聞界重要領導人，曾任《人民日報》第二任總編輯。
粗略地羅列一下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的“總編史”，便可以看出，每到中國曆史的轉彎口，《人民日報》往往要更替總編輯：《人民日報》雖說早在1946年5月15日便在河北邯鄲創刊，但那隻是晉冀魯豫邊區中央局的機關報。
一個月後，在河北平山縣，《人民日報》與《晉察冀日報》合並，仍稱《人民日報》，但隻是中央華北局的機關報。
直至1949年8月，《人民日報》才改為中央機關報。
1949年10月，鄧拓被任命為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第一任總編輯。
1957年6月，中國到了一個曆史的轉彎口——全國掀起“反右派運動”——派吳冷西前往《人民日報》，擔任第二任總編輯。
1966年5月，中國又到了一個曆史的轉彎口——全國掀起“無產階級**”——派陳伯達到《人民日報》“奪權”，吳冷西下台。
不久，1966年6月，唐平鑄擔任《人民日報》代總編輯。唐平鑄“代”不了多久，到1967年1月下台。
後來，魯瑛被任命為《人民日報》第三任總編輯。
1976年10月，中國又到了一個曆史的轉彎口——粉碎“四人幫”——魯瑛下台。
1977年1月，胡績偉被任命為《人民日報》第四任總編輯。
也就是說，《人民日報》第一任總編輯鄧拓是從新中國成立至“反右派”開始；
第二任總編輯吳冷西是從“反右派”至“文革”開始；
第三任總編輯魯瑛則是“文革”至粉碎“四人幫”；
第四任總編輯胡績偉則從粉碎“四人幫”開始……
在這四任總編輯之中，吳冷西主持《人民日報》筆政的時間最長，整整9年。在這9年中，吳冷西還同時兼任新華社社長。另外，自1961年下半年胡喬木因病休養，吳冷西還兼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
吳冷西，1919年生，廣東新會人氏。1937年先後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馬列學院學習。1938年加入中國。1939年起，先後擔任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半月刊幹事，延安《解放日報》編輯、國際評論部主任。1948年起，先後任新華社編輯部主任、副總編輯、總編輯、社長。
接著，便是擔任《人民日報》總編輯達9年之久。在這9年中，與吳冷西之間有著頗為密切的聯係，有許多批件是批給吳冷西的。因為認為什麽文章值得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總是批示吳冷西。
吳冷西在“文革”中挨批鬥。1967年春，吳冷西甚至受到“軍事監護”，投入獄中。內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為在“文革”前，他是以彭真為首的“‘**’五人小組”的“五人”之一。由這個小組製定的《二月提綱》，遭到嚴厲批判，彭真下台，也就導致吳冷西下台。
1966年5月底，派陳伯達率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奪了吳冷西的權。
即便在這樣嚴肅的時刻，仍不失幽默感。他說：“陳伯達的掃帚不到，吳冷西的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在這裏所說的“掃帚”和“灰塵”，源於他在1945年8月13日延安幹部會上所作的演講，即《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中的一段話。這段話後來被編入“紅寶書”《語錄》，在“文革”中成了家喻戶曉的名言：
人民靠我們去組織。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
把陳伯達稱作“掃帚”，把吳冷西比作“灰塵”。此言一出，吳冷西也就被“掃”出《人民日報》，“掃”出新華社，“掃”出中央宣傳部，“掃”進了監獄。
在1975年，吳冷西一度複出，擔任國務院政治研究室和《選集》材料組領導成員。
粉碎“四人幫”之後，吳冷西在1977年擔任中央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
作為《人民日報》的第四任總編輯，胡績偉跟《人民日報》第二任總編輯吳冷西是多年老同事。他們之間通個電話，原本是很普通的事。不過，吳冷西1978年5月12日夜的那次電話，對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提出嚴厲批評，非同尋常，所以胡績偉趕緊作了筆錄。
對於胡績偉所記的電話記錄，吳冷西後來提出異議，認為他的原話並非胡績偉所記的那樣。
吳冷西根據他自己的記憶，複述了那次電話的內容。現把吳冷西所述電話內容，也照錄於下，供讀者諸君明鑒：
（一）這篇文章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原則，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常識，這是沒有疑問的。但是文章中既然提出“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就應當全麵地闡述理論和實踐的相互關係。可是文章隻強調了理論來源於實踐並受實踐檢驗，而沒有充分說明理論是實踐的概括和理論對實踐的指導作用，沒有像十一大製定的黨章那樣明確指出“中國的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思想”。這就割裂了在《實踐論》中關於理論與實踐相互關係的學說的完整性。文章這種觀點是片麵的，因而在理論上是錯誤的。
（二）這篇文章在第一節中引用了《實踐論》的話：“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所以被稱為真理，也不但在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人科學地構成這些學說的時候，而且在於爾後革命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實踐所證實的時候。”但是，文章的第二節卻改變了這個完整的觀點，片麵地說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時代個別國家或少數國家可以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學說，隻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實踐之後，才證明是真理。按照文章的這個觀點，列寧在提出這個學說時不是真理，不是分析帝國主義的特征和總結國際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實踐的科學結論；也就是說，一個科學理論，隻有實現了才是真理，還沒有實現就不是真理。那麽讀者會提出這樣的疑問：現在全世界還沒有一個國家實現，馬克思主義關於的科學理論是不是真理呢？100多年來無數先烈和億萬人民為什麽要為之英勇奮鬥呢？全世界的存在和他們的鬥爭，豈不是沒有根據，沒有必要了嗎？
黨的十一大提出的新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不是要等到23年後實現了四個現代化之後才是真理呢？按照作者的邏輯，全國人民熱烈擁護四個現代化是不可理解的，我們黨動員群眾為之實現而奮鬥也是沒有根據的。文章的這種觀點，實際上是提倡懷疑一切，提倡不可知論，提倡相對主義，否認相對真理，這是嚴重的理論錯誤。
（三）這篇文章的基本內容，不是用實踐標準來檢驗“四人幫”反革命修正主義，而是要檢驗和修改馬列主義、思想。文章用很大的篇幅講馬克思、恩格斯和如何犯了錯誤和修正錯誤，接著指出，不僅革命導師的個別論斷要修改，而且他們的理論都可以修改，也就是說要修改馬列主義、思想的基本原則。雖然文章也提了一下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必須堅持，但這並不能掩蓋文章的基本傾向是要修改馬列主義、思想。
文章提出這樣的觀點，會引起思想混亂，讀者會提出：這究竟是要舉旗還
是砍旗？我不說沒有任何缺點錯誤。他的某些話，某些指示以至個別結論，如果已經實踐證明是錯誤的，或者已經不適合於新的情況的，當然應當修改。但這樣做也要非常慎重，時機要適當，方式方法要適當。思想是要發展的，它要隨著三大革命運動實踐的發展而發展。但是，作為一個思想體係的思想，是我們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團結的基礎。我們對待思想的態度，應該按照黨的十一大確定的那樣，就是高舉和捍衛思想的偉大旗幟，完整地準確地領會和掌握思想體係。如果不是這樣，而是像這篇文章那樣公開在報紙上號召修改思想，把幹部和群眾引到去爭論思想哪些是對的，哪些是錯的，哪些要修改，那麽我們黨還能團結嗎？按照這篇文章的這些錯誤觀點去宣傳，會在國內引起很壞的反應，在國際上也會引起很壞的反應。
（四）這篇文章把“四人幫”強加在人們身上的精神枷鎖，同過去批判過的“聖經上載了的才是對的”傾向，相提並論，這就混淆了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的界限，按照文章的邏輯，“四人幫”似乎真的信奉馬列主義、思想，他們的錯誤隻在於把馬列主義、思想當做教條，犯了教條主義的錯誤，而不是他們根本篡改和歪曲了馬列主義、思想，不是修正主義，不是一夥反革命。文章認為，現在主要是批判教條主義，批判那些
“躺在馬列主義、思想的現成條文上，甚至拿現成公式去限製、宰割、裁剪無限豐富的飛速發展的革命實踐”錯誤傾向。這就顛倒主次，方向錯了，是不符合黨的十一大提出的批判“四人幫”的反革命修正主義謬論的任務的。
13日：胡耀邦說“曆史潮流滾滾向前”
一波接著一波，一浪連著一浪。
就在吳冷西打了電話的翌日——1978年5月13日——有人到胡耀邦家中，很嚴肅地對胡耀邦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起了很壞的作用，把黨中央主要領導人的分歧，公開暴露在報紙上！”
他說，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放在首位的是黨內的安定團結，尤其是主要領導人之間的團結。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樣的文章，顯然不利於黨內的團結，特別是不利於黨的主要領導人之間的團結。
就在吳冷西打了電話的翌日，《光明日報》發表了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員何祚庥的文章《真理的標準隻能是社會實踐——從宇稱不守恒的發現說起》。《光明日報》發表這篇文章，顯然是請自然科學家們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搖旗助威。
就在這一天，又有人給新華社社長曾濤打了電話說：“新華社不該轉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一篇錯誤的文章。”
曾濤當即表示不同意。
據雲，後來這位打電話者曾對別人這麽說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理論上是荒謬的，思想上是反動的，政治上是砍旗幟的。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犯了錯誤。”
這裏所說的“旗幟”，也就是指“思想偉大紅旗”。“砍旗”，也就是“砍思想偉大紅旗”，這是很嚴重的罪名。
就在這天下午，胡耀邦在北京東城富強胡同家中，召開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編輯組會議。跟往常的會議不同的是，《人民日報》社派出兩人出席了會議。
《人民日報》社來的人，出示了《人民日報》所排印的吳冷西昨夜打給胡績偉的電話記錄。接著，大家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不是“砍旗”進行了討論。
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可能會引起爭論，對於這一點，大家原本已經有思想準備，但是反應會這樣激烈、這樣迅速，卻出乎意料。
有人轉告胡耀邦，華國鋒稱：“理論問題要慎重。”胡耀邦馬上針鋒相對反駁道：“理論問題要勇敢！”
胡耀邦很坦然。他說，曆史潮流滾滾向前，這是任何人也無法阻擋的。
有人建議以胡耀邦所說的“曆史潮流滾滾向前”為題，寫一篇反駁文章。胡耀邦同意了。胡耀邦說，文章可以從真理越辯越明寫起，寫出曆史潮流滾滾向前，不可阻擋。
後來，中央黨校果然寫出了《曆史潮流滾滾向前》一文，發表於1978年6月30日第70期《理論動態》上。同日，《人民日報》頭版右半版，以大半版的篇幅發表了這篇文章，署名“嶽平”。
這篇文章指出：
還有一種人，不屬於、“四人幫”的幫派體係，但是中、“四人幫”的毒很深。這些同誌在路線上、思想上、感情上、作風上對、“四人幫”那一套比較舒服，對人民起來揭批、“四人幫”總是不那麽舒服。他們的思想脈搏，同億萬人民跳不到一塊，人民高興的，他們不高興。他們邁的步子，也就同新的曆史條件格格不入，成為前進的阻力。
這裏所說的“還有一種人”，不言而喻，是指“兩個凡是”派們。
17日：汪東興質問“哪個中央的意見？”
就在胡耀邦就吳冷西的電話作出表態後的第4天，也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發表後的第6天，1978年5月17日，事態升級了，中央副主席汪東興表態了！
這天，汪東興在一個小會上，“與政治局的幾位同誌談了自己的看法”。這“政治局的幾位同誌”，即華國鋒、紀登奎和吳德。
汪東興以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要害，是把思想稱為“枷鎖”、“禁區”。
汪東興用三句話概括《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此文理論上是荒謬的，思想上是反動的，政治上是砍旗幟的。”汪東興問：“此文署‘特約評論員’。‘特約’，約的是誰？不知道！”
汪東興還說：“如果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麽現在黨所提出的十一大路線是不是真理？是否要等到四個現代化實踐之後，實踐證明了才是真理？”
汪東興指出：“理論問題要慎重。特別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兩篇文章，我們都沒有看過。黨內外議論紛紛，實際上是把矛頭指向主席思想。我們的黨報不能這樣幹，這是哪個中央的意見？要堅持、捍衛思想。要查一查，接受教訓、統一認識、下不為例。當然，對於活躍思想有好處，但《人民日報》要有黨性，中宣部要把好關。”
汪東興所說的兩篇文章中的《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一文，是以“《人民日報》評論員”名義在1978年5月5日《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汪東興批評《人民日報》說：“《人民日報》沒有黨性！”汪東興還批評了張平化。汪東興問，你這個中央宣傳部部長是怎麽當的？是
怎麽把關的？華國鋒也終於表態了。華國鋒要求中央宣傳部門的某些負責人，對於“真理
標準”的討論“不表態”、“不卷入”。汪東興的講話，涉及了《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一文。
很巧，《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在華國鋒訪朝歸來那天發表的，而《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一文則是華國鋒赴朝鮮那天發表的。
1978年5月5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新聞的標題是：
應金日成主席的邀請進行正式友好訪問
華主席離開北京前往朝鮮
鄧小平、、汪東興副主席，宋慶齡副委員長等到車站熱烈歡送。
就在這條新聞下方，《人民日報》以頭版下半版位置醒目發表了《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此文頗長，轉往第三版後，占了整整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