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鄧小平1976年在被軟禁時“失蹤”去見葉劍英這一傳說的由來，《鄧小平在1976》中雖未說明，但該書提到，由範碩撰寫的《葉劍英在1976》中寫到過：“這一天，鄧小平選擇了一個最佳時間，以‘上街看看’為名，冒著極大風險，悄悄來到小翔鳳葉帥的住所……對鬥爭形勢的發展和如何解決‘四人幫’問題交換了看法。”《鄧小平在1976》一書中還提到：“據多年跟隨葉劍英的一位秘書在撰寫的一篇回憶文章中說：‘那天，鄧小平離開小翔鳳時，手中握著一張9月16日刊有兩報一刊社論的《人民日報》。’”
鄧榕指出：
那時小平同誌正被軟禁，完全沒有行動自由，根本不可能偷偷出來去會晤葉劍英。鄧小平與葉劍英的會晤，是在粉碎“四人幫”以後，1977年春節前後。
在《鄧小平文選》中，鄧小平在1980年8月，則是這樣回答了意大利女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的提問：
奧：很顯然，隻有在逝世以後才能逮捕“四人幫”。到底是誰組織的，是誰提出把“四人幫”抓起來的？
鄧：這是集體的力量。我認為首先有四五運動的群眾基礎。“四人幫”這個詞是在逝世前一兩年提出來的。1974年、1975年，我們同“四人幫”進行了兩年的鬥爭。“四人幫”的麵貌，人們已看得很清楚。盡管指定了接班人，但“四人幫”是不服的。去世以後，“四人幫”利用這個時機拚命搶權，形勢逼人。“四人幫”那時很厲害，要打倒新的領導。在這樣的情況下，政治局大多數同誌一致的意見是要對付“四人幫”。要幹這件事，一個人、兩個人的力量是辦不到的。
吳德說出了內幕
吳德是參與粉碎“四人幫”的重要當事人。2004年1月，當代中國出版社出版吳德口述的《十年風雨紀事》一書，透露了粉碎“四人幫”的諸多內情。
吳德回憶說，在為治喪期間，我記得大約是9月十幾號，華國鋒、、陳錫聯、紀登奎和我，在國務院後邊的會議室裏議論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當時，華國鋒對我們說：“提出的‘四人幫’的問題，怎麽解決？”我記得紀登奎說，
對這些人恐怕還是要區別對待。我們當時都沒有說什麽，沒有再往下深談。我想當時華國鋒是在了解我們的態度，準備做粉碎“四人幫”的工作。後來，華國鋒告訴我，他當時已經下了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決心了。
吳德說，9月26日或27日的晚上，華國鋒約和我談話，交換對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我表態支持華國鋒的意見和所下的決心，並說解決的辦法無非兩種，一是抓起來，二是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用投票的辦法解除他們擔任的職務。我偏重主張用開會的辦法來解決，說我們會有多數同誌的支持，反正他們最多隻有四張半的票。在政治局投票，我們是絕對多數，過去他們假借的名義壓我們，現在他們沒有這個條件了。插話說，你知道赫魯曉夫是怎麽上台的嗎？我說，當然知道……（指赫魯曉夫如何利用中央全會的多數，而推翻了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大多數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將其部長會議主席撤職的決定，反而將馬林科夫等打成了反黨集團之事）。隨後，我們分析了當時黨中央委員會成員的情況。我們認識到：在政治局開會投票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我們有把握；但在中央委員會投票解決“四人幫”，我們沒有把握。“十大”選舉中央委員時，“四人幫”利用他們手中的權力，把許多屬於他們幫派的人和造反派頭頭塞進了中央委員會，如果召開中央委員會，在會上投票解決“四人幫”的問題是要冒風險的，采取隔離審查的辦法才是上策。我們一直討論到早晨5點，認識一致了。
吳德的回憶，澄清了一個重要問題。他回憶，有人說，抓“四人幫”是葉劍英給中央警衛團和北京衛戍區直接下達的命令。這是沒有的。“我是衛戍區的第一政委，我不知道嘛。”
吳德說，10月2日，我還分別向倪誌福、丁國鈺（當時均為北京市委書記）打了招呼，明確告訴他們，中央要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對他們隔離審查。後來華國鋒告訴我，他曾四次與陳錫聯談過解決“四人幫”的問題，陳支持解決“四人幫”問題。
吳德說，我到陳錫聯那裏時，他正與楊成武談事。楊走後，我向他說明了華國鋒讓我找他的經過（要陳錫聯安排衛戍區部隊交吳德指揮的問題），陳說他已知道，隨即就打電話向吳忠（北京衛戍區司令）交代：衛戍區部隊一切聽從吳德指揮。
離那個曆史性的時刻越來越近。吳德說，10月4日下午，我又被華國鋒找到他的住處。
我們再一次全麵檢查、研究了準備工作是否就緒，解決問題的環節是否完善的問題。下午5點多，我回家了。可是剛剛到家，華國鋒又來了電話，要我馬上到他那裏。我急忙趕過去，汪東興也在華國鋒家裏。
吳德說，他們商定：
一、按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已議定的方案，抓“四人幫”由汪東興負責；
二、對遲群、謝靜宜、金祖敏等人的隔離審查，由我與衛戍區吳忠負責；
三、中南海內如出現了意料不到的問題，由我組織衛戍區部隊支援；
四、由北京衛戍區負責對人民日報社、新華社、廣播電台、中央機關與清華、北大的戒備。
在10月6日那天，吳德與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倪誌福、常務書記丁國鈺、衛戍區司令吳忠一起守在電話機旁。不到9點鍾，汪東興來電話說一切順利。“四人幫”這個惡貫滿盈的反革命集團，就這樣順利地被一舉粉碎了。
吳德說，當晚10點多，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葉劍英的住地召開了緊急會議，一是選舉華國鋒為黨中央主席；二是討論通過中央16號文件，即向全黨全軍全國通報中央對“四人幫”采取隔離審查與推選了華國鋒為中央主席的決定。
去世結束了“時代”
“毛的遺孀”被捕，改變了中國的曆史進程。然而，隻有從“第一夫人”變為“毛的遺孀”，才可能淪為階下囚。用葉劍英的話來說，健在時，“投鼠忌器”，不能拘捕。即便在病重時，也不能這樣做。因為畢竟是夫人──平日趾高氣揚，不可一世，就因為她是夫人。
所謂“投鼠忌器”，取義於漢朝賈誼《治安策》：“裏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
喻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意即，用東西擲老鼠，又怕打壞旁邊器物。
所以，隻要健在，就很難這隻“老鼠”。
所以，中國能夠在1976年爆發“十月革命”，其前因是在1976年9月9日去世。
中國人崇拜龍，向來認為龍年是“吉利的年頭”。中國人在龍年的出生率比平常年份高，因為中國人認為在龍年出生、屬龍的人會是幸運的人。1976年是龍年。可是，對於中國來說，1976年卻是天災與交錯頻降的一年：1月8日，78歲的周恩來因患**癌病逝；
3月8日，吉林地區降了一次世所罕見的隕石雨；
4月清明節，爆發“事件”，廣大群眾遭到鎮壓；
5月29日，雲南西部地震；
7月6日，90歲的朱德因病去世；
7月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
8月16日，四川鬆潘、平武大地震；
9月9日，83歲的因病去世。
據吳德回憶：
9月8日深夜，處於彌留狀態時，政治局委員分組去向他告別。我和葉帥、先念同誌是一組，當時還有意識，我們報上自己的姓名時他還知道。我記得當時的手還在動，好像要找眼鏡或什麽東西。向告別後，我們剛退身到門口，又讓葉帥回去一下，我和先念同誌也沒有再往外走，就站在門口了。我看見葉帥到身邊和握手，好像要說什麽話，但已經說不出來，葉帥停了一會兒就出來了。這個夜晚，我們誰也沒有離開。我們在極大的悲痛中意識到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在彌留之際要對葉劍英說什麽，已經成為曆史之謎。後來，葉劍英曾經談到這一問題，這將在後文敘及。
之逝，成為中國政治舞台上的一次最強烈的大地震。
世界各國的領袖們，紛紛高度評價。美國總統福特發來唁電說：“在任何時代，成為曆史偉人的人是很少的。是其中的一位。”
美國前總統尼克鬆發表聲明說：“是一代偉大的革命領導人中的一位出類拔萃的人。他不僅是一個完全獻身的、注重實際的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對中國人民的曆史造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詩人。”
菲律賓總統馬科斯發表聲明道：“主席是一位人類的領袖、曆史的推動者。他是名垂史冊的人物。”
法國總理雷蒙·巴爾說：“主席將作為本世紀最偉大的人物之一而載入史冊。”
英國首相卡拉漢這樣評價：“他的影響遠遠超出了中國的疆界，無疑他將作為世界聞名的偉大政治家而被人們所緬懷。”
巴基斯坦總理阿裏·布托發表聲明稱：“毫無疑問，主席是巨人中的巨人。”巴基斯坦總統喬德裏稱是“中國革命之父”。
……
之逝，結束了一個時代，即“時代”。
自從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起，確立了他在中國內的領袖地位。這一領袖地位，一直保持至1976年9月9日去世。也就是說，他在漫長的41年間，一直是中國的最高領袖（雖說最初8年名義上是張聞天擔任中央“總負責”，而實際上的“總負責”仍是）。
在漫長的41個年頭中，形成、充實並發展了他的理論體係。這個理論體係被譽為“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中國的馬列主義”。在1942年7月1日，由《晉察冀日報》社長兼總編鄧拓親自撰寫的社論《紀念七一，全黨學習掌握主義》中，把這一理論體係稱為“主義”。由於認為“主義”有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並列之嫌，未加同意。一年之後，即1943年7月1日來臨之際，王稼祥提出了“思想”這一概念，得到的認可。
在遵義會議10年之後，即1945年，在七大通過的黨章上，確認“中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從此，思想一直作為中國的指導思想。
41年的最高領袖地位，加上思想作為的指導思想，深刻地影響了。隨著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又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命運。
這樣，成為中國的政治巨人。於是，產生了一個時代，即“時代”。
時代的上限，是一個模糊數字，迄今沒有一個明確的說法；時代的下限卻是非常清晰的，即1976年9月9日。
離世，也就使從“第一夫人”變為“遺孀”。雖說在晚年，和早已分居，夫妻關係名存實亡，連見一下，都不那麽容易，然而，即便如此，“夫人”卻是手中的“王牌”。在公開場合處處高喊：
“我代表看你們來了！”“我代表問大家好！”正是依仗著的崇高威望，以“第一夫人”的地位，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發號施令。
自從變為“遺孀”，葉劍英也就不再“投鼠忌器”了。正因為這樣，在去世後的第27天，就爆發了震驚世界的“中國的十月革命”。
所以，1976年10月6日是中國當代史上的裏程碑，1976年9月9日也是中國當代史上的裏程碑。1976年9月9日，為“時代”畫上了句號。1976年10月6日，為“無產階級**”畫上了句號。這是中國在1976年的兩記重錘響鼓。這是中國在曆史大轉折之前的兩次急轉彎。在筆者采訪胡耀邦長子胡德平時，他回憶胡耀邦在剛剛得知粉碎“四人幫”的消息時，在家中對他說的一段頗為意味深長的話：
現在，華國鋒在“四人幫”築起的堤壩上，用鋤頭挖開了一個缺口。但是，要徹底衝垮這個堤壩，還要靠曆史的洪流。人民，才是曆史的洪流。
後來的曆史證明了胡耀邦的預言。確實，“四人幫”雖然在一夜之間被抓起來了，但是要把“四人幫”所築起的“左”的思想堤壩整個衝垮，要靠人民的洪流、曆史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