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1967年2月，發生了著名的“二月逆流”——在粉碎“四人幫”之後胡耀邦建議改稱為“二月抗爭”。

所謂“二月逆流”，是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徐向前、聶榮臻等老幹部、老帥對“中央文革”小組的“秀才”們的猛烈抨擊。內中，衝鋒陷陣衝在最前麵的，便是譚震林。

譚震林快人快語，不僅在懷仁堂的會上當麵指斥張春橋之流新貴，被稱為“大鬧懷仁堂”，而且還在會後的2月7日，給寫了一封親筆信。

譚震林在這封信中，指斥“真比武則天還凶”！

譚震林在信中說：

我想了好久，最後下了決心，準備犧牲。但我決不自殺，也不叛國，但決不允許他們再如此蠻幹。總理，已被他們整得夠嗆了，總理胸襟寬，想得開，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時，難道等到所有老幹部倒下去再說嗎？不行，不行，一萬個不行。這個反，我造定了，下定決心，準備犧牲，鬥下去，碰下去。請你放心，我不會自殺。

這封信，充分顯示了譚震林的品格。他在信中所說的“他們”，也就是“們”，也就是“中央文革”小組的政治新貴們。

此後，譚震林的命運可想而知。“們”誣陷他是“大叛徒”，在1969年被“疏散”到廣西桂林，去“勞動改造”。不過，畢竟深知他這位井岡山時代的老戰友，執意要“保”譚震林，所以在1973年的十大上，譚震林仍然當選中央委員。

1975年，譚震林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在《紅旗》雜誌選中了譚震林之後，雖然文章到12月才發表，但是考慮到紀念文章有個修改過程，所以就在1978年8月，給譚震林打了電話，表示了約稿之意。譚震林很爽快地一口答應。於是，《紅旗》雜誌就派人前往譚震林家，向譚震林談了約稿要求、交稿時間。

這一談，“麻煩”就來了。譚震林說，要我回憶井岡山時代的，這不難，我的記憶力還很不錯。不過……

譚震林在“不過”之後，講了一句令《紅旗》約稿編輯震驚的話：“要我寫文章，我不能就曆史談曆史，我要從現實著眼。”

譚震林要從什麽“現實”著眼呢？他說，他看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覺得很好。他要從在井岡山上的實踐，寫思想是從實踐中來，又經過實踐檢驗，成為革命真理。

譚震林並不知道《紅旗》雜誌對於“真理標準”問題的“不表態、不卷入”的態度。《紅旗》雜誌的約稿編輯哭笑不得，可是麵對這麽一位資深又耿直的老幹部，卻又不敢說三道四，隻好等稿子來了再說。

10月下旬，譚震林的文章寫好了，送到了《紅旗》雜誌編輯部，使編輯部陷入尷尬的境地！這是因為譚震林的文章共分四部分，在文章的第四部分，專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

這正是《紅旗》雜誌的“心病”所在。《紅旗》雜誌進退兩難：不用吧，作者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輩，而且稿子是應約而寫的；用吧，又違反了《紅旗》雜誌“不表態、不卷入”的“方針”。就在《紅旗》雜誌進退維穀之際，譚震林又送來此文的修改稿，並且還附了一信，說明修改的原因：

文章隻作了一點小的修改，主要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這一點原文上是有的，隻是不夠突出，不夠明確，我把它加強了……如果你們認為還有什麽修改，請想好後，到我家來當麵商量。

譚震林給《紅旗》雜誌出了難題，使《紅旗》雜誌總編輯熊複萬分難堪。

鄧小平說《紅旗》“不卷入”就是卷入

譚震林給《紅旗》雜誌出了難題，他本人並不知道——因為他並不明白《紅旗》雜誌“不表態、不卷入”的“方針”。

怎麽辦呢？

《紅旗》雜誌總編輯熊複終於想出了進退之策：上策，進——先派人跟譚震林商量，向他挑明《紅旗》雜誌對於“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態度，請譚震林刪去有關“實踐

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那一部分；下策，退——如果譚震林不同意，那就把譚震林的文章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審閱。因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如果同意發表譚震林的文章，《紅旗》雜誌也就不必為“卷入”了“真理標準”問題討論而擔心了。

北京東城有座圓恩寺，譚震林家就在圓恩寺附近一條不起眼的胡同裏。

1978年11月14日，《紅旗》雜誌派人前往譚震林家，轉達了編輯部的意見，希望他刪去文章中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部分。

譚震林一聽，這才恍然大悟！

譚震林依然快人快語。當年他“大鬧懷仁堂”，今日還是那樣毫不含糊。

譚震林說：

要是說這篇文章的材料選用的不是特別恰當，這都好商量。文章的觀點不能動。實踐標準的討論，是關係到全黨的大事，不能若明若暗，不置可否。

譚震林還毫不客氣地說：

你們回去告訴你們的負責人，發表了這篇文章，丟不了黨籍，住不了牛棚。如果有誰來辯論，叫他找我好了。

譚震林最後這麽說：

我對這篇文章想了兩個月，想出了兩句話：凡是實踐證明正確的，就要堅持；凡是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就要改正。

譚震林的這“兩個凡是”，跟華國鋒的“兩個凡是”，針鋒相對！

事情到了這等地步，“上策”無效，熊複隻能采取“下策”，即把譚震林的文章報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審閱。

11月16日，《紅旗》雜誌寫了這麽一封信：

汪副主席並華主席：我們請譚震林同誌寫了一篇紀念誕辰85周年的文章，準備在12期發表。譚震林同誌強調要把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為這篇文章的指導思想，這就要使《紅旗》卷入這場討論。我們建議他修改，他表示不同意，就要請中央主席審查。現送上這篇文章，請審定。

於是，譚震林的文章被送到中央政治局常委們手中。

中央主席華國鋒看了，批示同意發表。

11月19日，中央副主席批示：

文章確實長，沒有時間看，反映對《紅旗》意見不小。

的批示，很明確地批評了《紅旗》雜誌。對於譚震林的文章，還是抽時間看了，在11月21日又寫下一段批示：

我看了這篇文章，譚震林同誌講的是曆史事實，應當登。不登，《紅旗》太被動了，《紅旗》已經被動了。

這一回，除了對譚震林的文章表示同意之外，又一次批評了《紅旗》雜誌。

對於譚震林的文章，看得最認真的，要算是中央副主席鄧小平了。鄧小平寫下了這麽一段批示：

我看這篇文章好，至少沒有錯誤。改了一點。如《紅旗》不願登，可轉《人民日報》登。為什麽《紅旗》不卷入？應該卷入。可以發表不同觀點的文章。看來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鄧小平對於《紅旗》雜誌的批評，分量是夠重的了。“看來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鄧小平這句話，使熊複不能不慎重地加以考慮。

不過，《紅旗》雜誌的請示報告是寫著“汪副主席並華主席”，汪東興卻沒有對譚震林的文章表態。

汪東興是當時主管宣傳的中央副主席。熊複見到了中央主席華國鋒、中央副主席鄧小平和的批示，不能不前往汪東興那裏再作請示。

汪東興無奈，說：“那隻好這樣。”

於是，熊複把譚震林的文章發表在《紅旗》雜誌1978年第12期上。

譚震林的文章題為《井岡山的鬥爭實踐與思想的發展——紀念偉大領袖導師誕辰85周年》。譚震林的文章，一開頭就提到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

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呢，還是以思想、意識等精神方麵的東西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呢？這是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形而上學之間的一條根本分界線，也是是否真正高舉思想旗幟的根本標誌。

在《實踐論》中指出：“真理的標準隻能是社會的實踐。”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和世界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極大地豐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寶庫。當我們今天隆重紀念偉大領袖和導師同誌誕辰85周年之際，回憶在井岡山時期的鬥爭，就有助於我們看清偉大的思想的形成與革命實踐的緊密聯係。

譚震林在文章的最後一段，即第四段，以整段篇幅，論述“真理標準”問題：

今天紀念的誕辰，緬懷的豐功偉績，我們要繼承的遺誌，高舉的偉大旗幟，就必須堅持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實踐第一的科學態度，正確地對待思想。這是我國革命繼續取得不斷勝利的關鍵。思想同馬列主義一樣，不是教條，而是在實踐中總結出來又用來指導實踐的革命理論。我們絕對不能像、“四人幫”那樣，把思想加以割裂和歪曲，斷章取義地摘引隻言片語，奉若神明，變成教義，不顧時間、地點和條件，到處套用。、“四人幫”表麵上打著擁護的旗號，高喊“句句是真理”，實際上他們在反對馬列主義、思想最根本的東西。

譚震林在文章結尾處，公開提出了與華國鋒“兩個凡是”針鋒相對的“兩個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