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世長辭了。思想永放光芒，的革命路線深入人心，開創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後繼有人。囑咐我們：“按既定方針辦。”在沉痛哀悼逝世的時候，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永遠遵循的教導，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把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進行到底。
按既定方針辦，就是按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各項政策辦。“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我們的一切勝利，都是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勝利。
我們黨的全部曆史表明：執行的革命路線，黨就發展，革命事業就勝利；違背的革命路線，黨就遭挫折，革命事業就失敗。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我們都要牢牢記住這個最重要的曆史經驗，堅定地貫徹執行的革命路線、勇敢地捍衛的革命路線。在整個社會主義時期，要堅持批判資產階級、批判修正主義、限製資產階級法權、堅持同黨內走資派作鬥爭。當前，要把親自發動的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鬥爭繼續深入地開展下去，鞏固和發展“無產階級**”的勝利成果，進一步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隻要我們按路線辦，我們就無往而不勝。
在這篇社論中，以黑體字印著“按既定方針辦”六個字。在“文革”中，已經形成這樣的慣例：在報紙上，凡的話，均用黑體字排印。這“按既定方針辦”既然是用黑體字排印，便表明是的話。
這篇社論的原稿上，本來是“在病中囑咐我們”，姚文元審閱時刪去了“在病中”三字，以造成“臨終囑咐”之感。
對於“按既定方針辦”，姚文元在1980年9月4日接受審訊時是這樣解釋的：
姚文元：逝世前後的一些情況，使我感到用了這句話可以至少在一段時間裏保持穩定，就是說解決“四人幫”的問題可以不會馬上發生。
審訊員問：“既定方針”指什麽？為什麽你認為這條語錄就能夠“穩定局勢”？
姚文元：我認為它表達了這樣的意思，過去決定的東西都要照辦，具體包括哪些我沒有想過。
此後，圍繞著這句“按既定方針辦”的真偽，在高層展開了一場尖銳的鬥爭……
“按既定方針辦”背後的尖銳鬥爭
就在兩報一刊社論《永遠活在我們心中》發表的當天，葉劍英把《人民日報》送給華國鋒。葉劍英用紅鉛筆在那句“按既定方針辦”下麵畫了一道紅杠，然後在旁邊打了個大問號。
葉劍英的意思很清楚，他提醒華國鋒注意這句話。華國鋒當時看了，卻沒有在意。
然而，就在社論發表的翌日──9月17日——新華社在發給各省市委、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各軍兵種、各大軍區黨委的《內部參考》（第125期）上，在報道清華、北大學習兩報一刊社論時，便放出了“按既定方針辦”是“臨終囑咐”的空氣。
報道引述清華大學政治理論組中年教師黃安淼的發言：
敬愛的，您臨終教導我們“按既定方針辦”……
報道又引述清華大學工宣隊隊員王玄元的話：
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還在為我們黨不變修、國不變色考慮方針大計。的囑咐永遠是我們行動的指南。
其實，這些在基層工作的人，未必說得出這樣的話，很可能是“四人幫”手下的那些秀才們借這些人之口，通過《內部參考》，製造“臨終囑咐”的輿論氣氛。也就在9月17日，上海的《解放日報》第5版，在“遵循的囑咐按既定方針辦”的通欄標題下，用了醒目的4個大標題：
按既定方針辦，就要堅持的革命路線。
按既定方針辦，就要堅持與走資派作鬥爭。
按既定方針辦，就要認真學習，深入批鄧。
按既定方針辦，就要堅持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
《解放日報》，是上海市委機關報，而當時的上海是“四人幫”的“基地”。
正因為這樣，《解放日報》緊跟“四人幫”，把“按既定方針辦”宣傳為追悼的最重要的主題詞。
於是，葉劍英又一次提醒華國鋒，指出：
第一，華國鋒過去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曾經傳達過，1976年4月30日在會見新西蘭總理馬爾登之後，華國鋒向請示工作，說及有幾個省形勢不大好，親筆給華國鋒寫了“照過去方針辦”六個字。如今被改成“按既定方針辦”，六個字中錯了三個字；
第二，有人已經在說，“按既定方針辦”是的“臨終囑咐”。其實，這不是的“臨終囑咐”。因為4月30日距去世還有4個多月，那時還在會見外賓，怎麽能說是“臨終囑咐”？
經葉劍英這麽一提醒，華國鋒開始注意這件事──本來，他以為“按既定方針辦”和“照過去方針辦”，意思差不多。
由於華國鋒開始注意這件事，所以他在9月18日追悼的大會上致悼詞時，
就沒有提到“按既定方針辦”。也正因為這樣，站在他一側的王洪文，顯得焦躁不安。
後來，在1980年7月9日，王洪文在接受最高法庭的審訊時，作了這樣的交代：
在我的印象中，“按既定方針辦”這句話可能是張春橋加的。因為在這之前，他曾對我說過，他最後一次見到主席時，主席拉著他的手低聲說：“按既定方針辦。”到底有沒有這回事，我也不清楚。
這就是說，“照過去方針辦”還是“按既定方針辦”，其實不是按字麵解釋這兩句
話本身的含意有多大區別的問題，而是究竟對誰說的，亦即涉及要誰接
班的這一重大問題！
張春橋最後一次見到，是在去世前4天，即1976年9月5日。如果真的如張春橋所說的那樣，把“臨終囑咐”向他說了，那麽心目中的接班人不是華國鋒，而是張春橋！
隻是張春橋最後一次見時，除了張春橋和外，並無他人。所以，如何“拉著他的手低聲說”，連王洪文都說“到底有沒有這回事，我也不清楚”。
“篡改指示”的帽子物歸原主
張春橋不僅對王洪文如此說，對姚文元也如此說。
正因為這樣，“輿論總管”姚文元對“按既定方針辦”大肆宣傳。1976年9月19日，新華社的電話記錄上有這樣的記載：
文元同誌電話：你們處理各省市在追悼會上的重要講話、表態，不要怕重複。重要的都要寫進去。比如，“按既定方針辦”。凡有這句話的都要摘入新聞；沒有者，要有類似的話。
經“輿論總管”一指揮，9月19日，新華社關於28個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舉行的追悼大會的報道中，全部都寫及了“按既定方針辦”！
這麽一來，中國大大小小的報紙上，印滿黑體字“按既定方針辦”！《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甚至多次用“按既定方針辦”作頭版通欄標題。“按既定方針辦”是“上海一千萬人民的戰鬥誓言”之類的話，也不斷見報。
華國鋒看到報紙上天天在登“指示”——“按既定方針辦”——又風聞張春橋說是臨終“拉著”張春橋的手說的，開始意識到這句話背後的嚴重事態。
這樣，華國鋒和葉劍英商議後，在9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由汪東興出麵，對“按既定方針辦”提出了異議。1980年7月24日，姚文元在秦城監獄接受審訊時，這麽交代那次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交鋒：
姚文元：討論時，汪東興說，現在宣傳上要注意，不要多去講“按既定方針辦”，還是要宣傳中央兩個文件。還有一些別的話，語言比較激烈。我自己當時比較麻木，因為從他的發言中，我應該感覺到他對“按既定方針辦”已經有意見了。但當時汪東興也沒有說這句話本身錯了。
審判員：吳桂賢都講了些什麽？姚文元：她說“按既定方針辦”是華主席在計劃會議上講的。還說她是在“**”中成長起來的，要用生命保衛“**”一類激烈的話。隨後，吳德、汪東興又講了一段強調政治局要擁護華主席的話。
可是，姚文元對於來自汪東興的警告，置若罔聞。翌日──9月30日——華國鋒在國慶節座談會上的發言，根本沒有提“按既定方針辦”。但是，姚文元卻在10月1日的綜合報道中，給華國鋒硬安上這句話。
華國鋒不能不說話了。
10月2日，當時外交部部長喬冠華的《中國代表團團長在聯合國大會第31屆會議上的發言》送審稿送到華國鋒那裏審批時，華國鋒發覺，這一發言稿中多處寫著“按既定方針辦”，就把這些話統統刪去。華國鋒特地在送審稿的天頭上寫了這麽一段批示：
劍英、洪文、春橋同誌：
此件我已閱過，主要觀點是準確的，隻是文中引用的囑咐，我查對了一下，與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建議將此事在政治局作一說明。
葉劍英和王洪文看了之後，都在自己的名字上畫了一個圈，寫上“同意”兩字。
張春橋雖然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畫了一個圈，寫上“同意”兩字，卻加上了這麽一段話：
國鋒同誌的批注，建議不下達，免得引起不必要的糾紛。
張春橋玩弄的是口頭上同意，實際上反對。因為華國鋒的批示如果“不下達”，報紙上天天還在鼓吹“按既定方針辦”，華國鋒的批示不就等於零？
1998年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耿飆回憶錄》，透露了他的親身經曆——當時華國鋒怎樣緊急通知已經到達聯合國的外交部部長喬冠華修改發言稿：
1976年國慶節過後，10月2日晚上，華國鋒同誌突然打電話要我去商量事情，在座的還有外交部兩位副部長韓念龍、劉振華。我當時的職務是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
華國鋒說：“喬冠華（外長）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稿上，提到了‘的囑咐’──‘按既定方針辦’。我昨天見到這個送審稿時，在稿子上批了幾句話。我說發言稿中引用的話，經我查對，與親筆寫的錯了三個字。寫的和我在政治局傳達的都是‘照過去方針辦’，為了避免再錯傳下去，我把它刪去了。但是，喬冠華已去聯合國，他帶去的稿子上並未刪去那句話，你們有什麽辦法？”
研究的結果，由韓念龍、劉振華回外交部去打電話，通知喬冠華在發言中刪去這句話。韓、劉兩位走後，我問，從字麵上看，“照過去方針辦”和“按既定方針辦”
差別並不大，為什麽要去掉這句話。
華國鋒說：“沒有什麽‘臨終囑咐’，留下的字條有一張寫的是‘照過去方針辦’。這根本不是什麽臨終囑咐，而是針對我匯報的具體問題，對我個人的指示。現在他們把六個字改了三個，把對我講的變成了‘的臨終囑咐’。他們這樣做，就可以把他們幹的許多不同意的事情，都說成是‘按的既定方針辦’了。他們就有了大政治資本了嘛！”
臨走時，華國鋒同誌對我說：“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裏等著。”
回家後我看到一些相關的文章。我知道，事情就要真的開始了。
兩天之後──10月4日——事態嚴重化了。這天的《光明日報》在頭版發表署名“梁效”的重要文章《永遠按的既定方針辦》。
所謂“梁效”，也就是“兩校”的諧音。“兩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也。這兩個大學的“大批判組”是受“四人幫”及其手下的幹將直接指揮的寫作組，是“四人幫”的喉舌，人稱“幫喉舌”。從這“幫喉舌”開張到垮台的三年之中，竟然炮製了219篇“幫文”。這一回，“幫喉舌”在《光明日報》上用咄咄逼人的口氣寫道：
“按既定方針辦”，就是按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各項政策辦，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堅持黨的基本路線，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永遠沿著指引的道路走下去，走到底。這是保證我們的黨永不變修，我們的國家永不變色的戰略措施。篡改的既定方針，就是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
本來，篡改指示的是“四人幫”，這篇“幫文”卻顛倒黑白，矛頭指向華國鋒，聲稱華國鋒“背叛馬克思主義”、“背叛社會主義”、“背叛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偉大學說”。
這篇“幫文”還殺氣騰騰地寫道：
任何修正主義頭子膽敢篡改的既定方針，是絕對沒有好下場的。
不言而喻，這“修正主義頭子”，指的就是華國鋒。
這篇“幫文”見報的當天清早7時，正在熟睡的華國鋒被秘書喊醒，告知中央辦公廳副主任李鑫騎自行車趕來，有急事報告。
李鑫緊急求見華國鋒，就是把剛剛出版的《光明日報》送給華國鋒。
華國鋒一看“梁效”的這篇《永遠按的既定方針辦》，便明白形勢相當緊張了。李鑫還報告了一個重要信息：昨天，幾個人在釣魚台吃飯，把他也請去。席間，問起毛遠新，從東北調來的部隊已經到達哪裏……
由於李鑫在這關鍵時刻向華國鋒通風報信，所以後來李鑫受到華國鋒的重用。
關於李鑫在粉碎“四人幫”時曾出過力，原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主任吳江也曾這樣談及：
在逝世後，葉劍英實際上負有“特殊使命”的重任，他身居西山，不露聲色，伺機而動。華國鋒與“四人幫”則是你死我活的關係，火並遲早要發生，除非華國鋒甘願臣服於“四人幫”，但華國鋒並不想臣服而想有所作為。在華國鋒左右，此時首先向華國鋒建議“先下手為強”的是一個名叫李鑫的人……
華國鋒立即給葉劍英打電話，說是有要事商量。其實，葉劍英雖然住在玉泉山，也已經接到部下的電話，報告今天《光明日報》上的異常動向。
於是，在這天夜幕降臨之後，葉劍英驅車前往北京城裏東交民巷新8號院子。那裏原本是西哈努克的住處，如今華國鋒住在那裏。
葉劍英在這關鍵時刻，趕來會晤華國鋒。
本來，華國鋒是想過了10月9日──去世一個月忌日——之後，再對“四人幫”動手。可是，《光明日報》上的“幫文”表明，一場惡鬥已經迫在眉睫，刻不容緩。
葉劍英以為，必須“快打慢”。
於是，在10月6日晚上，華國鋒、葉劍英、汪東興對“四人幫”采取了斷然措施
……
耿飆在回憶錄中也這麽提及：
10月4日，我見《光明日報》頭版顯著位置登載著署名“梁效”的長篇文章《永遠按的既定方針辦》。
讀著這篇火藥味十足的文章，我覺得“四人幫”已舉起了這柄仿造的“尚方寶劍”，一場大決戰就要來臨。
過了一天，華國鋒同誌給我打來電話，並派車把我接到東交民巷他的住處。他親自給我倒了杯茶，然後我們就接著10月2日的話題談了起來。
我說：“據我推測，三五天內他們可能會有行動。”
華國鋒問：“你有何依據？”
我說：“他們在上海搞了個功率很大的電台，增加了民兵，增發了武器彈藥，那是他們的根據地。還有一種說法，他們計劃10月8日在長沙開始搞遊行，9日在上海搞遊行，假借‘人民群眾’的名義提出由王洪文（或）為黨的主席，張春橋為總理。接著向國外廣播，同時北京也搞遊行慶祝。北京有‘兩校’，還有幾個部帶頭遊行，逼著那些他們尚未控製的部門跟著參加。到那時形勢就嚴峻了。”
華國鋒鄭重地說：“中央決定，有一項任務要交給你去完成，是葉帥提名的。”我聽他這麽說，一方麵已意識到這個任務十分重大，另一方麵出於一個革命軍人的習慣，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來，回答說：“堅決完成任務！”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10月10日兩報一刊所發表的社論《億萬人民的共同心願》，不能不這麽寫及：篡改指示的人……是注定要失敗的。
這一回，“物歸原主”，把六天前“梁效”那頂“篡改指示”的帽子，還給了“四人幫”。
不過，也正因為兩報一刊社論中的這句話，泄露了“最大機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