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四十一章 承重(下)

人人都說謊言美麗,而且人人又從本能上去抗拒它,但終究無法抵擋它的**,隻有在抗拒——抵擋——**——接受——抗拒…這一怪圈中不斷循環周而複始。由此不難看出,即使最醜惡的東西,被罩上一層華麗的包裝,放於貨架上,絕對不會缺乏消費群體,官場也大抵如此。

董柏言終於將自己寫好的論文交上去,接下來能做的事情隻有等待,當然快要到臨別,所有人的關係迅速升溫,保不齊將來看在黨國的麵子上,未必不能拉兄弟一把。所以頻繁的宴請成為眼下這群人當務之急,每日穿梭於各大飯店和高檔娛樂場所,本來入住率不高的宿舍更是人去樓空,整個一幢大樓亮不了幾盞燈,零零落落在黑壓壓的夜裏,竟然有些鬼氣森森的意思。

作為本文的男豬腳董柏言算是豁出去,每天酒缸進酒缸出,就連打嗝都覺得酒精在血液裏來回**漾。經過一連串具有挑戰性的考驗之後,在不經意中發現自己酒量竟然有了長足的進步,以前能喝半斤現在足足能喝八兩而且還不用扶牆,這個條件非常符合選拔幹部的條件,再有“實踐出真知”完全可以引申為“鍛煉出能力”。

董柏言的論文並沒有從老套的經濟觀念入手,采取怎樣的手段來帶動當地經濟發展。紅旗小學門口的血案,帶給他極大的震撼。

那兩個外地民工是哥倆,在村子裏拉出一個建築隊,來這座城市討生活,但是辛苦幹了一年,他們建築隊的勞動所得卻被施工單位克扣。這下可好他們成了風箱裏的老鼠兩頭受氣,手下工人天天上門討債,他們是天天上門要債。麵對施工方的冷臉他們得笑臉應承,麵對自己工人的冷臉他們也得笑臉相迎,可就這樣依舊不給錢的依舊不給錢,債主依舊是債主。

雖說這年頭“楊白勞”要比“黃世仁”厲害,但他們兩個充其量就是穆仁智的角色,所以當大爺絕對沒戲,隻好老老實實的當孫子。可是當的時間久了未免有些媽媽的想法,心中實在有些不痛快。

一氣之下找到相關部門尋求幫助,想討一個說話。但是這個年頭欠債討賬但就是不給的事情多如牛毛,他們的事情隻算滄海一粟九牛一毛,實在不值得“相關人士”的注意,隨便應付了幾句便將他們打發到另一個部門。另一個部門當然是很會讓賢滴,很熱情的將他們介紹給另外一個部門,並且很熱情的給他們指路,就這樣他們唱著《敢問路在何方》又踏上新的討債之路…。

經過長時間的扯皮和相互推諉,這兩個人的事情就像皮球一樣,從你的腳下傳到我的腳下,再從我的腳下傳給下一個,光見皮球在腳下飛來飛去。在一連串令人眼花繚亂的配合之後,眼瞅著就要進入到球門禁區,而且是空門,卯足勁氣狠狠來上一腳,皮球順著發力方向,以近似於光速的速度飛奔而去,願望是美好的,結局是殘酷的,那個射門的人肯定是國足出身——球出界了。沒辦法倒黴的這哥倆隻好垂頭喪氣回到中場位置,繼續等待著下一輪開始。

就這樣一次兩次三次…,每一次的失望就會在心底積累下一層深深的不滿,慢慢這些不滿逐漸沉澱成怨毒,而這份怨毒就像一個裝滿炸藥的火藥桶,欠缺隻是合適引爆的機會和條件,一旦時機成熟,這份怨毒足以將一個人的理智徹底摧毀。當一個人瘋狂的時候,理智已經不足以引導他的行為,而一旦喪失掉理智,那麽人類一切的道德規範就會被他們踐踏於腳下,帶來的將會是無法估計的慘重後果。

就在紅旗小學門口血案的中午,哥倆個人湊到一起喝悶酒,說起這事越說越傷心,越傷心越說,就這樣絮絮叨叨喝下將近兩瓶二鍋頭。就在這個時候又有幾個債主登門來訪。當弟弟的心裏挺不痛快言語當中不太客氣,那幾個債主不樂意,兩方先是在言語上發生矛盾,進而演變成肢體衝突,最後事態嚴重引發流血事件(這類事情的發展邏輯模式完全可以用於民族與民族之間,國與國之間)。

等著那幾個債主展示完自己強大淩厲的攻勢之後,還不忘口頭威脅一番,這才心滿意足的離開。看著一片狼藉的家裏和臉上和身上那些被勝利者們“烙”下的印記,兄弟二人悲從中來抱頭痛哭,感覺到這日子實在沒法過了,同時想到了死。

當弟弟的兩眼冒著憤怒的火光,提議臨死之前也要給那些欺負過咱們哥倆人一個好看,將肚裏這口惡氣出出,順便留給他們終生痛苦。於是二人商量決定,在紅旗小學門口對那些孩子動手,反正能來這所小學上學的孩子,父母非富即貴,反正他們害的咱們這麽慘,他們也別想快活。就這樣二人懷揣著利刃直奔紅旗小學而來,隻不過他們運氣不好那些孩子運氣好,同時碰到董柏言,才讓這件事情的後果減到最低。

董柏言了解到這些情況,他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為什麽他們會選擇無辜的孩子動手,而不去向那些直接施與頭上不公的那些強勢群體去報複。他們是不是代表了另一個弱勢群體的普遍“仇富”心理。他們的能力無法去挑戰另一個群體,所以不可避免地將滿腔的憤怒和仇恨施加到另一個更加弱勢的群體孩子。

我國二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其本質是利益格局的重新洗牌。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利益主體日趨多元化,社會利益關係越來越豐富和複雜。

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差別經濟,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不可避免會出現一定程度的利益分化,而且這種利益的分化帶來人與人之間收入和地位產生兩極分化這一社會矛盾。所以會帶來社會分配關係失衡、機會不均及其相應的社會心理失衡等社會性問題。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衝突,已經成為影響我國社會和諧的重要因素。

國家目前出現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主要是由於“社會公共品”的供給上的缺失和失效。社會公共品是指教育、醫療、保險、住房、社會保障,社會治安包括司法、包括要求信息對稱、自由度,要求平等、民主,包括環境保護…這都是“社會公共品”。改革開放初期提出,中國當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廣大人民群眾對物質和文化的需求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要到本世紀中葉我們國家成為中等發達國家才會解決。

進入新世紀,溫飽問題解決了。可新的問題又擺在我們麵前,社會公共服務這一職能似乎被人淡忘。這幾年政府的財政收入提高了,但財政的大量資金還是投入到繼續發展經濟——搞基建、拉投資、造高樓大廈、營造城市,幾乎從鄉鎮到縣到市,政府的辦公大樓都造得漂漂亮亮的。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在國外中等發展國家,他們在教育上的投資占到經濟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但我們現在直達到可憐的百分之二,這說明一個什麽問題。政府應當將財政開支大量用於義務教育等公共品上來,但我們卻恰恰相反,所以我們國家的弱勢群體還是讀不起書、看不起病、買不起房。

我們經濟體製改革走到今天,還是政府主導型的經濟體製,不是市場指導型的。我們市場經濟自從1992年十四大確定改革目標以後,我們走了十幾年了,應該說,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體製還是沒有建立起來,政府在經濟中還是第一主體。但“社會公共品”的供給的缺失和不均,那就需要政府的政治改革,我們在經濟體製改革上已經走得夠遠了,再不加強政治體製改革來配合的話,我們改革的很多問題是難以解決的。

我們當下的社會需要什麽樣的政府,是以經濟建設為主導的政府,還是以社會公共服務為主導的政府?這已經是一個很值得討論的問題。

任何一個國家,不論它具有怎樣的傳統、文化、意識形態和政治結構,也不論執政者如何標榜自己“以天下為己任”。在其最基本的社會形態方麵,總有一些東西是一樣的,不會因為種種五顏六色的華麗外衣而不同。

抑製分配不公、糾正社會不公正現象已經不僅僅是一個社會倫理問題,而是危及社會穩定的社會問題以及國家政權穩定的政治問題。所以說,經濟發展是硬道理,建立公平社會更是硬道理。從社會公正原則的角度看,“社會底層”群體的生活狀態是否得到改善,是衡量社會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標誌。

社會公正方麵的問題如果聽之任之地演化下去,就會使我們社會麵臨著兩種可能的前途:一是很有可能會出現嚴重的社會危機和社會動**,使改革開放以來所積累和形成的社會財富和現代化毀於一旦。

二是步入“拉美化”的陷阱。“拉美化”是國際公認的現代化失敗的典型。失業率居高不下,貧富差距過於懸殊,人均收入不穩定,社會的安全運行長期得不到保證。

董柏言這篇論文此刻擺在孫定邦的案頭上,抽著煙拿起來看看放下,然後再抽口煙拿起來看看再放下。此刻他正在做出一個抉擇,這個抉擇有可能改變自己,也有可能改變董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