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孟直/閑人

這個時代是個特別講究規矩章法的時代。人們做事兒都按部就班，人模狗樣兒的，看著跟真的似的。但劉樹勇是個不大按規矩做事兒的人，說白了，是個隨性而為的人，想到哪兒做到哪兒，不大會設計自己的人生目標。迄今為止，他搞過很多的事兒：寫過一陣子小說，搞過多年電影批評，寫過書法的專著，做過很多年的圖書出版，一直熱衷於平麵設計，還燒過兩年陶瓷，鍋碗瓢盆壇壇罐罐的搞過一大堆。他不是隨便地喜歡上一陣子就算了，他一喜歡什麽東西就往死裏搞，非要搞出點兒名堂來才算完，所以他在這些領域裏都做得相當不錯，搞得名氣都不小。但他不戀棧，從不把這些個名聲當個什麽事兒來看待，做完了，盡興了，拉倒，再去做別的。他認為，那些在某一領域裏苦熬多少年，好不容易得了一點兒名聲，就特別當個事兒的人純屬傻逼。按照他的說法，專家都是一些非常可憐的人。

一個人生命是有限的，但這個世界是無限的。要在有限的生命裏，盡量多地經驗這個世界上豐富多樣的東西，這樣活著才值得。最要命的是，他還曾經熱衷過建築，熱衷的結果，是給朋友設計並裝修了一套大房子。那套房子在個山穀裏，我去看過，很有品位，而且為朋友省了很多錢。但他那個朋友並不領情，因為那朋友想把家搞成跟地主老財的家那樣土洋土洋的。這事兒讓樹勇很是鬱悶了一陣子，發誓不再幹這種好心的破事兒了。後來呢，劉樹勇就開始搞攝影批評，對那些中國攝影師和他們的作品說三道四。這一搞，就給搞大發了，搞得他現在在攝影圈兒裏名氣很大，他說不錯的那些攝影師都有點兒高興得找不著北了，而且照片都很有影響，還能賣不少的錢。他說的那些不靈的攝影師都灰頭土臉的，對他是又恨又無奈，因為他說得確實是有道理，想反駁也不容易。想跟他打架呢？這事兒也不太好辦，因為他打小兒就是個練家子，想把他放倒也不是個容易的事兒。

但樹勇最喜歡的還是畫畫兒。他從大學時代就開始畫，畫這畫那，課也沒有好好上，天天揣倆饅頭一塊老鹹菜泡在天津藝術博物館裏看古人的畫兒，還在京津一帶拜了很多名家為師。1983年，他到北京來工作，在中央財經大學裏教書，因為他覺得在大學裏工作不用坐班，可以有時間畫畫兒。就這樣，他畫了很多畫兒，把工資都買了宣紙和筆墨顏料。這個時期我們常在一塊兒扯淡，他也經常地到我們家來吃我父親做的炒鱔糊、米粉肉，一起喝別人送給我父親的好酒。我還給他刻了不少圖章，他這個時期的畫我手裏就有不少，說實話，畫得很不錯。但他自己不滿意，因為他覺得畫誰像誰，唯獨不像他自己。這種狀況讓他很沮喪，發誓不再畫畫了。記得有一次，好像是八十年代後期在我家裏吃酒，他說，沒法畫了，找不到感覺了，不畫了。那種樣子很頹唐。後來，他真的就放下不畫了，一頭紮出去幹別的去了。

但我知道，畫畫兒這檔子事兒對於樹勇來說，不是件說放下就可以放下的事兒。他太喜歡畫畫兒了，不讓他畫畫兒，還不如宰了他呢！果然，將近有二十年的時間，他沒有在宣紙上畫，但卻畫了幾千張鋼筆的小畫兒，不大，每幅也就一張名片那樣大，單線白描，畫在各種爛紙頭兒上。據他說，這都是他在單位開會的時候隨便捉過一張破紙，或者是在雜誌封麵的背麵空白處畫出來的。他說他最喜歡開會了，開會的時候，領導在那裏噴著唾沫星子講屁話，他就躲在一個角落裏撚一隻鋼筆畫小畫兒。畫著畫著，有一天，忽然就找到自己的感覺了。於是，二十年後，他又重操舊業大動筆墨，將那些畫小畫的感覺一一地在宣紙上實現出來。這一畫，就有點兒收不住了。2007年冬天我出國前，記得是下了場小雪，我去找他喝酒道別，發現他待在一個潮濕陰暗的地下二層的工作室裏，從朋友那裏揀來一張破案子，鋪上一張舊氈子，在上麵不停地畫來畫去。地下室裏特別安靜，跟地麵兒上的嘈雜世界完全不一樣，太適合他幹活兒了。而且他那個地下室也沒有天線，手機信號不通，別人找他也找不到了，他就在這間地下室裏自得其樂，成了一個真正的地下工作者。

按著樹勇的說法，他現在畫畫兒，純粹就是為著好玩兒，沒有什麽其他特別的動機。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他早先還是很有些偉大想法的，比如他曾經跟我說過，要融通中西繪畫的空間感創立什麽獨特的風格，比如說要在畫中表達自己的什麽主義和想法，等等。但他現在不這樣想了。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那些偉大的事業，還是讓那些自我感覺挺偉大的人物去做比較好。咱不就是個平頭百姓嗎？平頭百姓就得在平頭的位置上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沒有必要裝大尾巴狼，更沒有必要替別人瞎操心。他認為，什麽事兒其實都一樣，你強製自己去追求一個目標，一條道兒走到黑，結果未必會求得到，一切都是要順其自然才好。他就順著這個自然，一會兒做這，一會兒做那，不定在一個什麽目標上。在繪畫之外亂七八糟地做了二十幾年的事兒，從未再去想繪畫這檔子事兒了，忽然有一天就想再來畫畫兒，卻一下子有了自己的麵目。這就叫求之不得，不求自得。

近些年，樹勇很喜歡民國時代的那種味道。他跟我說過，這跟他十幾年來在舊中國幾十萬張照片中摸爬滾打有關。他尤其喜歡穿長衫的民國男子那種樣子，有些文氣，不迂腐，做起事來從容平靜，有一種洞徹人生的通達，還有一種不隨便苟同他人一意孤行的灑然風度。為此他畫了很多穿長衫的沒鼻子沒眼睛也沒有嘴巴的民國男子，或抱著棵禿樹，或坐於花叢深處，或埋在大盆裏泡澡，或在曠野裏吹著一管竹簫。看的是黃書，吃的是黃酒，養的是野草閑花。既不像古代文人那樣個個仙風道骨不食人間煙火，也不像現代人那樣呲牙瞪眼一臉的世俗。他甚至還跟我說過他的一個理想：在一座空山裏建一所大學，山前一片江湖，入學的孩子個個一襲素布長衫船載以入。學生也沒有什麽宿舍，每人刨個洞在裏麵蹲著。上課亦無教室，人人坐在山頂一片草叢裏閑扯，看著雲彩飄過來又飄過去。畢業了，下得山來，隨水飄然而去，不知所終。“真他媽好！”他說這話時，眼神兒迷離恍惚，一臉向往的樣子，叫人懷疑他是不是有什麽毛病。

當然，跟我一樣不能免俗，他更喜歡的還是那些身穿旗袍頭發燙得跟方便麵一樣卷卷的民國女子，素身雅靜，淡然淺笑，閑閑的，一副無可無不可的樣子。為此他還寫過一篇文字，我看過，口氣裏有一種很深的傾慕和無奈，大概是覺得自己生錯了時候，沒趕上。但奇怪的是，他的畫裏從不出現女人。有一次問起他，他抬頭茫然地看著我說：“是啊，你不問，我還真是沒注意呢，為什麽畫裏就沒有個女人呢？”看來，這個問題比較嚴重，夠他琢磨一陣子了。

樹勇最遺憾的事是不通音律，而且一唱歌就拐彎兒，唱到高處，嗓子跟劈了似的，讓聽的人跟著直著急。這讓他在我這樣的音樂高級發燒友麵前很有些自卑。當然了，這也讓我在他麵前頗有些優越感。每當這個時候我就很大度地安慰他：你不能什麽都會嗎是不是？不懂音樂可以慢慢學嗎是不是？他就很殷勤地給我端茶倒水，問這問那，樣子很謙卑，跟欠我錢一時還不上似的。我呢，每次也就略微指點一二，很有點兒專業人士的派頭兒，挺過癮。但我發現他實在是沒有這方麵的細胞，跟他說了也是白說，多少年過去了，長進不大。樹勇是個聰明人，知道自己這方麵沒戲，也就不作這個幻想了，專心一意地搞他的畫兒。

我出國後，我們聯係得就很少了，偶爾發個郵件，也都是扯些破爛事兒。不知道他現在在畫些什麽，畫得怎麽樣了。但有一點兒我記得清楚，那就是他答應過我，要送我幾張新近的畫兒。這事兒不能說說就完了，等春節時回去，我要辦的很多事情裏的一件事兒，就是到他那個地下室裏去挑幾張好畫兒卷走。朋友不能白做這麽多年，圖章也不是白刻的，那些音樂知識也不能白白地教他了，是不是？

2009年8月於多倫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