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和往常一樣，我和妻子平靜地道別，準備出門上班。
她顧不上喝第二杯早茶，而決定先把我送到家門口。她替我擺弄著衣領上抽了絲的地方（這是女人用來表現恩愛夫妻關係的常用動作），之後，她又叮囑我說“注意別凍著了”。其實，現在這樣的天氣，我並不覺得寒冷。接著，她送上了一個熱吻，來宣告丈夫要出門，妻子在家等他。這個吻像往常一樣，一點也沒有什麽特別的地方。我完全習以為常了，都是些老掉牙的動作和叮囑。最後，她還用手點點我的領帶夾，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她這麽一點，反而把我別得端端正正的領帶夾弄歪了。
我隨手關上門，隨後就是她“噠噠噠”拖著拖鞋往回走的聲音。
再平常不過的一天了，所以我離開家時，一點也沒有想會有意外的事情發生。
這病來得太突然了。
近幾個月來，手上的一件鐵路大案幾乎弄得我頭昏腦脹。我整日忙碌著，終於在幾天前贏了那場官司。事實上，我這樣忙碌，已經好幾年了。我也知道自己需要休息了，可是案件就是一件接著一件，根本空不出時間。就連沃爾尼大夫也好心地勸我要好好休息休息。沃爾尼是我的朋友，有那麽一兩次，他勸我說：“貝耳福特，再這樣下去，你的身體會垮掉的。你這樣連軸轉，不是神經就是大腦肯定會出問題的。你說，沒有哪一個星期，報紙上不刊登有關失憶症的事或者人？那些人不是走丟了，就是忘記了自己的姓名、身份，這都是因為用腦過度，或者總是把心事壓在心底的人。”
我說：“別嚇唬我了，我估計，那些記者為了自己的前途，這才杜撰了那些事情。實際上，哪有那麽多失憶症患者。”
沃爾尼大夫搖搖頭說：“千萬不要掉以輕心，這種病很常見的。你需要給自己換個環境，想辦法調節一下。你總是在法庭、事務所、家之間轉悠，是不行的。你往常唯一的消遣方式就是看法律書，這是很危險的。你不聽我的建議，當事情發生了才亡羊補牢，到那時太晚了。”
“不全是你說的那樣。你看，每周四晚上，我和我太太一起玩紙牌。”我為自己辯解道，“還有，每個星期天的晚上，我太太還會給我念她媽媽的每周一封的來信。誰說看法律書不是消遣的方式，我看連法律條文也不敢這麽規定。”
那天早上，我突然想起沃爾尼大夫的話，卻沒怎麽往心裏去，因為我與往日沒有什麽兩樣，心情平靜，或許比往日還好些呢。
我突然醒來，發現自己竟然躺在普通客車的狹小座位上。我已經睡了很長時間了，我感覺渾身肌肉酸疼，仿佛不能動彈一般。我挪了挪頭，好讓自己靠在座位的靠背上。我搖搖腦袋，轉動著思想，突然問自己，我是誰？我姓什麽？叫什麽？我於是趕緊摸自己的口袋，希望找到能證明自己身份的東西。我摸遍了全身，不但沒有名片、信件、收據之類的東西，而且渾身上下沒有哪一處放著印有我的姓名開頭字母的物件。在上衣口袋裏，我找到了幾張大麵額鈔票，我數了一下，一共三千元。
“我不可能無名無姓呀。”我努力回憶著。
車廂裏的位置基本沒有什麽空著的。隻見這些人好像都認識似的不分彼此，而且每個人的心情都很好。這時過來一個人，他向我點頭算是打了一個招呼，示意要坐到我旁邊的空位子上。他坐下後，打開一張報紙。這人個很高，鼻子上架著一副眼鏡，渾身散發著肉桂與蘆薈的香味。讀完報紙，我們倆便攀談起來，什麽都聊，這種陌生人聊天的現象，在客車上很常見。我也不是完全什麽都不知道了，聊這類事情一點問題都沒有。
後來，我旁邊的那人說：
“我敢肯定，你和我們是同行。這時候隻要是從西部來的人，大多都和我們同道。還不錯，集會都安排在紐約。我從來沒去過東部。對了，我叫阿·皮·博爾德，是密蘇裏州希科裏格羅夫博爾德父子公司的。”
當一個人遇到緊急情況時，盡管有時會感覺束手無策，可也不是完全不能應對。
現在，我仿佛是一個新生兒，要重新接受一次洗禮，還要擔負起牧師和父母的雙重責任。雖然我腦子目前還有些遲鈍，可感覺沒有失靈。我聞那人渾身藥味，於是靈機一動，為自己編了一個身份。又瞥了一眼他的報紙，上麵有一條非常醒目的廣告，於是信口說：“我叫愛德華·平科莫，開藥房的，家住堪薩斯州科納波裏斯。”
“我早就猜到你是開藥鋪的，”那人很肯定地說，“你右手的食指都被藥柞磨出老繭了。不用說，你也是來參加藥業全國代表大會的。”
“難道這些人都是醫藥行業的嗎？”我問。
“是。這趟車是從西部出發的。這些人可都是資格很老的藥劑師了，與那些賣專利藥片或藥粉的人完全不同。那些賣專利藥片或藥粉的人隻知道讓顧客嘩啦啦往機器裏投錢，從來自己不去做配方。而我們這些老藥劑師要親自過濾藥，親自配藥丸，到春天的時候還會經營一點花種，可能還賣糖果和鞋。
“平科莫先生，在這次代表會上，我會提出一個很好的建議，你知道，他們是歡迎大家提建議的。對吐酒石和羅謝爾鹽，你肯定不陌生，它們是兩種完全不同的藥物，一種有毒，而另一種對人體無害，但它們的標簽很相似，一個是Ant.et.Pot.Tart，另一個是Sod.et.Pot.Tart。大多數藥房為了不把它們拿錯，就想辦法將兩者盡量不放在一個貨架上。我認為這是不對的。你想，越隔得遠，人們越容易忽視它們的不同。如果並排擺放在一起，這樣，不管誰去取藥，都會仔細核對標簽的，生怕拿錯了。你認為我說的有道理嗎？”
“建議不錯。”我附和著。
“好。那麽在開會的時候，你一定要支持我。那些東部的老藥劑師，自以為他們資格老，經過的事情也多，所以不容易說服，現在他們一定會傻眼的。”博爾德先生高興地說。
“當然可以，假如我能起到什麽作用的話，很樂意效勞，兩個瓶裏裝的是……”
“吐酒石和羅謝爾鹽。”
“應該並排放在一起，不應該分開放。”我趕緊附和道。
“還有一件事想問問你，平科莫先生。”博爾德先生說，“做藥丸時，你用的是哪種賦形劑，氧化鎂、碳酸鹽，還是粉末狀的甘草根？”
“嗯——是——氧化鎂。”我答道。因為對我來說，氧化鎂比其他兩種東西更容易發音。
博爾德先生用一雙懷疑的眼睛看了看我，說：“我用的是碳酸鎂。”
過了一會兒，他把報紙遞給我，指著一篇報道說：“你看，又是一個失憶症患者。我根本不信有這類事情，十有是編出來騙人的。有些家夥估計是活得太累了，對什麽都不感興趣了，想放鬆一下自己，於是偷偷溜出去，說自己失去了記憶。碰見人就說不知道自己姓誰名誰，甚至連老婆孩子也不願意認。失憶症！狗屁！難道在家裏時，他們就不會失憶嗎？”
我接過報紙，仔細閱讀起他給我指出的那篇報道：
六月十二日，丹佛市一位名叫埃爾文·西·貝耳福特的律師三天前離家未歸。走失原因不明，現在經多方尋找，仍然不知其所蹤。貝耳福特先生是一名傑出的律師，非常敬業，在當地聲望很高。他接手的所有案件，都以勝訴而結束。貝耳福特先生已婚，有一處豪華的住宅，私人藏書在全州數一數二。
失蹤當天，他有從銀行提取大筆現金的記錄。他性格溫和，極其愛家，從未出現過徹夜不歸的現象。他的醫生分析，他的突然失蹤可能與其數月來辦理的一個鐵路官司有關。認為他可能是因為用腦過度致使大腦皮層受到了損傷，這才找不到回家的路了。現在各方都在努力尋找其下落。
“博爾德先生，我覺得你不應該這麽懷疑他們的報道。”看過報道，我說，“我認為這種事很可能是真的。你想，這個人家庭幸福，事業順利，又是一個德高望重的人，如果不是失憶，怎麽可能放棄自己已經擁有的一切呢？我知道確實有這樣的人，他們中有的人真的忘記了自己的名字，往事什麽也想不起來，所以回不了家。”
博爾德先生說：“哼，不可能！這些人是太累了，想給自己放個假。現在知識普及了，失憶症在大家中間也傳開了，所以這些人就以此為借口，出去逍遙一番。女人們也已經習以為常了，等老公回來後，她們會假裝自己什麽都不知道，然後莫名其妙地說：‘我也搞不明白是怎麽回事。’”
我和博爾德閑聊著，一起打發著乘坐火車過程中的枯燥無味的時間。不過，我不同意他對失憶症患者的理論和哲學。
夜晚十點左右，列車駛進紐約車站。下車之後，我雇了一輛馬車找了一家旅店。在旅館，我用愛德華·平科莫的名字訂了一個房間。不知為什麽，當我使用這個名字時，一陣從未有過的幸福感油然而生，我如釋重負，心中無比的喜悅。因為我像一個剛降生到人世的嬰兒，兩手輕鬆，卸掉了原來套在手上和腳上所有的有形和無形的枷鎖。我裸地站在人生的起點處，但大腦裏卻裝滿了豐富的知識和人生閱曆。
服務員怔怔地看了我五秒鍾，因為我這個客人太奇怪，沒有帶一件行李。
我說：“我是來參加醫藥大會的。行李箱是郵寄的，還沒有收到。”
我拿出一疊鈔票，要他為我預訂房間。
看到錢，服務員露著一顆大金牙說：“沒錯，本店的很多客人都是從西部來的，也都是來參加醫藥界代表大會的。”之後，他搖鈴叫來一名服務員。
我為了裝得更像些，煞有介事地說：“我們西部代表中有一個代表要向大會提一個很好的建議，就是應該將吐酒石和羅謝爾鹽擺在一起。”
服務員說：“男客人在三一四。”於是我被帶到了三一四房間。
第二天，我為自己買了一個箱子和一大堆衣服。我從此就要開始新生活了，愛德華·平科莫就是我的身份證。我到底是誰，住在哪裏，以前是幹什麽的，現在對我來說已經不重要了。我也懶得再去想這些東西，我要享受這座瀕海大都市給我帶來的諸多享受。曼哈頓①屬於那些適應它的人生活的城市，如果你要對抗這座城市，你就會被趕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