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加強公民素養教育:促進公民有序參與的新視角

正如前文分析所言:社會化媒體是指允許用戶創造、交流內容並進行互動的在線平台與技術,最常見的形式有論壇、微博、博客、在線視頻與社交網絡等。隨著移動終端的普及,社會化媒體的形式不斷豐富,使得人們表達政治的意願極大地提升。從國內的宜黃事件、廈門PX事件、錢雲會案、烏坎事件等,到國外的西亞、北非變革,以及倫敦騷亂、占領華爾街運動等,無不彰顯社會化媒體在事件發起、組織以及號召等方麵的威力。這一係列事件說明,如果無法引導公民有序參與,社會化媒體的動員將使得線上的力量聚集,從而滋生線下的社會群體聚會活動。

(一)公民有序參與之困:失效的有形之手

毋庸置疑,在為促進社會民主進程、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便利的同時,廣大網民通過社會化媒體平台的非理性喧囂,也極大地影響了網絡環境。因此,如何在發揮社會化媒體促進社會發展、民主進程作用的同時,又能夠減少網絡謠言的產生,便成為人們關注的重點。

長期以來,基於網絡輿情的預測、預警,成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支持的重點領域。網絡謠言的監管與治理,也是當前、特別是黨的十八大召開之前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因為社會化媒體的普及,虛擬與現實世界之間的互動日益緊密,網絡虛擬環境下的“蝴蝶翅膀”的輕輕煽動,由於社會化媒體傳播的積聚效應與病毒式效應

[1]

,將會形成現實世界的“颶風”,如圖7-1。

[1] 殷俊,何芳.微博在我國的傳播現狀及傳播特征分析[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1(5).

圖7-1 社會化媒體輿論的蝴蝶效應

但由於社會化媒體的開放性、及時性與便捷性,這種“自上而下”的管控之手,在治理網絡謠言的過程中,已愈發顯得蒼白無力。

同時,由於不合理的管控,更易觸發網民的對立情緒。因此,隨著社會化媒體的普及、應用,必須突破單一的“自上而下”的網絡管控,尋找網絡環境治理有效的方式,成為了各大媒介關注的焦點。

(二)公民有序參與之思:尋找有效的無形之手

網絡謠言的滋生、蔓延,是擾亂網絡環境的罪魁禍首,也因其傳播過程中速度快、波及麵廣,而極大地影響了社會的穩定。如2012年3月 “軍車進京,北京出事”的網絡謠言忽起於社會化媒體,繼而在短時間內傳遍到整個互聯網絡,在社會上造成了極其惡劣的影響。因此,在當前我國全麵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網絡謠言治理有效策略的探索,成為了包括媒體從業人士在內的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

光明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對網絡謠言不可等閑視之,如何促進網民在社會化媒體平台上表達自己意見的同時,意識到自己表達的後果及其責任,做一個謠言止於其麵前的網絡智者極為關鍵。由於網絡是公共空間,治理網絡謠言理應是一種公共行動。網站與媒體應該自覺承擔鏟除網絡謠言的公共責任與義務,而要徹底淨化網絡空間則須網民和全社會共同努力方能達成。防止謠言擴散,除了要求網絡傳播的從業人員加強自律,更要激活網絡的自淨功能。”

無論是強調做一個有信息分辨素養的網民,還是要激活網絡的自淨功能,其關鍵因素還是提高網絡使用主體的公民素養。因為,互聯網環境亂象叢生的現象,

折射出我國對理性公民培養的不足。正是由於信息識別的理性不足,才會有在接受信息時盲信盲從。因此,“要切實防止網絡謠言對社會帶來不良影響,最終需要我們培育理性的公民,使網民在麵對大量的信息衝擊時不致迷失自己,不致受到欺騙和蠱惑而不自知,促使網絡謠言不攻自破。所以,理性公民教育是促使最大限度減少網絡謠言的長效路徑。”

(三)公民有序參與之策:理性公民素養教育

我國由於長期不注重公民的培養,因此普通民眾公共事務的參與意識與參與能力亟待提高,但在社會化媒體的發展與普及下,獲得參與渠道的普通民眾,極易在網絡中迷失自我,被卷入網絡暴力的漩渦,淪為造謠、信謠、傳謠者。因此,針對網絡謠言的泛濫,凸顯的公民教育的重要性,而結合“他組織”推動與“自組織”提升,無疑能夠結合“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教育力量,成為提升公民素養的外在動力與內生機製。

(1)公民教育及其重要性

在我國,隨著互聯網等新媒體的普及與應用,催生了民眾、特別是廣大網民對公民社會建立、公民意識培養等的探討。公民教育也漸受關注,李萍等指出,“公民教育應當是以公民的本質特征為基礎和核心而建立起來的教育目標體係,它必須以公民的獨立人格為前提,以權利與義務的統一為基礎,以合法性為底線。”

藍維指出,“公民教育是社會有關部門、相關組織及教育機構形成合力,通過培養教育,使公民成為依法享有權利和履行義務的責權主體,成為在政治、經濟及社會生活中有效成員的過程。”

在我國長達兩千多年封建製度與專製統治下,老百姓所遵守的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奴隸主義

。導致我國公民的意識普遍不夠成熟,李慎之便斷言:“千差距,萬差距,缺乏公民意識,是中國與先進國家最大的差距。”

但公民意識並不是隨著公民資格的獲得而自然而然地具備的,它依賴於專門的公民教育。

社會化媒體的發展與普及,推動了廣大民眾的參與意識,但囿於公民素養的匱乏,許多網民在針對社會公共事件、政治生活發表自己的意見時,不自覺地被卷入非理性的漩渦。因此,急需要構建麵對社會化媒體環境下的理性公民教育體係,提升公民的素養,從根本上來阻止網絡謠言的產生,促進網絡環境的淨化。

(2)“他組織”推動:公民素養提升的外在動力

我國教育的發展與推動力量,幾乎靠政府“自上而下”的主導模式,因此,在推動學生發展的過程中,積累了長期的經驗。即我國的教育,奉行的是一種“他組織”的教育模式。雖然他組織教育非常重視教師等外部要素在實現教育功能中的作用,但麵對日益普及的社會化媒體環境,“他組織”的推動,無疑能成為理性公民培養的外在動力。

首先,公民教育就是要培養國家和社會發展所需的公民,因此,在日益普及、便捷的網絡環境下,“自上而下”的公民教育目標不可或缺,社會各界以及政府相關部門,不可放任自流,而應該建立科學、規範的公民教育體係,製定公民網絡行為規範,從而為網絡環境的淨化奠定基礎。

其次,網絡泛在環境下,更應該加強對信息接受者的引導,促進其對信息識別素養的提高,從而能夠借助於社會化媒體積極主動地參與到社會公共生活中。同時,信息監管部門的管理對於網上所呈現的信息的把控,顯

得尤為重要。不僅能夠從源頭上淨化網絡環境,而且通過對信息的監管,還能夠促進信息接受者不至於受謠言的蠱惑,成為傳謠、信謠者,這本身就是推動理性公民素養養成的一股最為基本的力量。

最後,針對開放的網絡環境,從技術層麵、製度層麵以及文化層麵,為社會化媒體用戶提搭建立體多維的公民教育平台。毋庸置疑,我國公民教育的發展與西方發達國家還存在很大的差距,且由於我國媒體的管控政策,導致普通公民在傳統社會時代參與社會公共生活的機會很小。但隨著社會化媒體的普及,社會化媒體因其開放性與便捷性,而形成了廣大公民對社會公共事務參與的井噴現象。因此,政府及社會各界,應該從技術、製度以及文化等多層麵積極引導公民的網上行為,促進其參與理性、參與能力的提高,減少普通公民被動地被卷入網絡謠言的漩渦。

總之,“自上而下”的網絡管控,在網絡環境的淨化中雖然顯得勢單力薄。針對社會化媒體的便捷性、泛在性以及開放性,加強對普通公民網上行為的引導,推動公民素養的提升,顯得尤為重要。

(3)“自組織”提升:理性公民養成的內生機製

理性公民的培養還必須發揮廣大網民的內在動力,即通過“自下而上”的自組織提升,來促進公民素養的提升。縱觀先進國家的教育改革經驗,無不發現“自下而上”模式在教育變革中的作用。因此,建立理性公民培養的自組織教育新機製,將能夠促進我國公民理性素養的養成。

首先,結合社會化媒體的移動泛在性,提升公民在社會公共事件中的參與意識與參與能力。第31次CNNIC報告數據顯示,截止到2012年6月底,中國的手機網民達到5.64億,他們隨時隨地通過手機登錄不同的社會化媒體平台,通過發帖、評論、跟帖等行為,針對最新發生的社會公共事件發表自己的意見。在發表意見的過程中,他們的參與意願得到提升,參與渠道得以拓展,參與能力也能夠得到培養。網民移動、便捷的網絡參與行為,能夠促進公民素養的自我提升。

其次,結合社會化媒體的開放性,提升公民參與的積極性與創造性,推動民主進程的發展。無論是西方的民主曆程,還是我國正在不斷前進的民主化進程,不可否認“參與”是居於核心地位的。然而,由於我國幾千年的封建統治,集權思想根深蒂固,廣大公民參與的積極性與創造性無法得以發揮。而社會化媒體的開放性,對個人的自由是一種解放,不僅可以對傳統社會的“精英民主”形成對衝,而且能夠激發公民參與的主動性,促進公民在社會公共事務參與過程中創造性的發揮,從而有助於公民素養的自我提升。

最後,結合社會化媒體的交流互動性,提升普通公民參與的自信。傳統媒體中的信息以“播出”的形式,內容從勢能高的精英或者媒體機構傳向勢能較低的普通大眾,但是社會化媒體的交流互動性,從本質上改變了信息的單向傳遞模式,信息的接受者同時也是信息的傳遞者,意見領袖的作用也在與普通公民的互動交流中,被不斷消減,這種平等的互動交流方式,既改變了媒介的生態,也提升了普通公民參與的自信,從而促使參與者參與意識與參與能力得到提升。

總之,自組織強調組織的力量來自係統內部,即公民素養的“自組織”提升強調普通公民自我能動性的發揮,結合社會化媒體的移動泛在性、開放性以及交流互動性,能夠對公民能力的培養起到極其重要的自我提升的作用。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