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根據地的國際友人

抗日戰爭期間，除了中國軍民一致抵禦日本侵略者外，不少不遠萬裏來到中國的國際友人，也肩並肩、手挽手地和中國軍民戰鬥在一起。因為，這不僅僅是一個民族對抗另一個民族的鬥爭，而是全人類正義力量對抗世界法西斯暴行的鬥爭。

在這些來華的國際友人當中，他們膚色不同、語言不同、工種不同，相同的是都有一顆善良而充滿正義的心和執著而堅信勝利的信念。有的人，成為中國人民永不忘記的親密戰友；有的人，為了中國苦難的人民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不論有名或者無名，這些國際主義戰士都將在中國的抗戰史上留下濃重的一筆，彪炳千秋，令後人敬仰。

看過《西行漫記》這本書的人，一定不會對“斯諾”這個名字感到陌生。他是美國著名的記者和作家，於1928年來到中國，擔任上海某報紙的特約記者。

1936年6月，斯諾在宋慶齡的介紹下，在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的幫助下，衝破國民黨的層層封鎖線，抵達中國紅軍的所在地——延安。在延安，斯諾見到了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並采訪了他們，隨後編撰成《西行漫記》這本書。這本書一經發行，就立刻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關注和喜愛。

中日戰爭爆發時，斯諾正好在北平。他目睹了戰爭初期的種種狀況。心地善良的他不願看見苦難的中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收留了不少難民在自己家裏。遇到重要的人物，他還熱情地幫助他們喬裝打扮一番，逃出北平。當時，正在北平養病的鄧穎超就是在斯諾的幫助下，化裝成“保姆”，離開北平抵達南方的。除此之外，他還同意北平郊區的遊擊隊在自己家裏安設一台短波無線電收發電報機。不過，對於這些，他從來就沒有擔心、猶豫或者害怕過。

後來，斯諾和妻子離開北平，來到上海，又親眼目睹了“八·一三”抗戰實情，對中國軍隊抗擊日本侵略者的行為表示高度讚揚。接著，他又去了漢口、重慶、西安等地，將沿途的所見所聞都記錄下來，編入名為《為亞洲而戰》的文集中。

毫無疑問，斯諾的撰文行為，對中國抗戰起到了宣傳作用，爭取了全世界人民對中國的同情和幫助。後來，斯諾接著寫了《被燒焦的土地》、《中國在抵抗》等書，介紹了大量有關中國抗戰的情況、毛澤東統一戰線的具體內容，贏得了國內外愛好和平的人士的支持和幫助。

回國後，斯諾繼續撰寫文章，介紹中國軍民的抗日情況。此外，他三次會見美國總統羅斯福，向他介紹中國抗戰的情況，以取得羅斯福對中國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1972年，斯諾病逝於日內瓦。他的家人遵照其生前的遺囑，將其部分骨灰運到中國，葬在北京大學校園內。對

斯諾而言，中國相當於他的第二故鄉。

算起來，史沫特萊與斯諾是同行兼老鄉。唯獨不同的是，史沫特萊是一位女性。

史沫特萊是美國著名的記者和作家，也是優秀的社會活動家。她出生在美國，可卻對生活在中國的那段經曆感到十分滿足，曾這樣寫道：在八路軍度過的那些日子是我有生以來僅有的幸福的日子。隻有在八路軍裏，我才找到了思想上和精神上的安寧。

1929年，史沫特萊來到中國。當時，她是《法蘭克福報》的特約記者。在華期間，史沫特萊對華北、華中抗日前線和廣大的敵後抗日根據地進行了詳細的考察，撰寫了大量的文章和《中國紅軍在前進》、《中國在反擊》、《中國人民的命運》等著作。

1937年初，史沫特萊抵達延安，多次采訪朱德總司令，為其撰寫了《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一書。一年後，史沫特萊離開延安，來到新四軍軍部所在地。在那裏，史沫特萊采訪了葉挺、張雲逸、賴傳珠等人，撰寫了不少有關抗日前線的文章。後來，她把自己在華的這段不平凡經曆，編寫成《中國的戰歌》，對抗日戰爭的宣傳起到了不小的推動作用。

除此之外，史沫特萊在華期間，還致力於中國傷病員的治療工作。她親自參加救助傷病員的工作，建立紅十字救護隊，還邀請國際醫療救護隊來中國敵後根據地工作。其中，白求恩醫療小組和印度醫療小組都是在史沫特萊的邀請下，來到中國工作的。

1941年，史沫特萊因病回國治療。1950年，她因病逝世於英國牛津。她死後，其家人根據她的生前遺囑，將部分骨灰葬於北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

毛主席曾寫過一篇《紀念白求恩》的文章。文章中，毛主席號召全國人民學習白求恩大夫“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偉大國際主義精神。

白求恩，加拿大人，生於1890年。早在1936年，白求恩就帶領醫療小組奔赴西班牙，為“國際縱隊”的反法西斯戰士們治療傷痛。1938年，白求恩受邀帶隊來到中國，為戰場上的中國軍民救死扶傷。由於他醫術精湛，宅心仁厚，被抗日前線和後方根據地的軍民親切地稱呼為“白大夫”。

1939年10月的一天，白求恩正和他的醫療小組在晉察冀邊區的一個山村裏為傷員動手術。此刻，晉察冀邊區的戰鬥正緊，日寇正步步逼近。緊張的手術過程中，晉察冀軍區的衛生部長擔心白求恩的安危，衝進來勸他趕快離開。可是，白求恩堅決不同意，決定趁敵人還未逼近時，多做幾個手術，多搶救幾個傷病員。

傷病員一個個地被抬進來，又被一個個的抬出去。白求恩大夫的衣服都被汗水浸透了。他忘記了時間的存在，隻是不斷地告誡自己，

能多救一個人是一個人。

突然，一顆炮彈落在臨時作為救護站的小破廟邊。小破廟隨時都有倒塌的危險，警衛人員已經和衝過來的敵人交上了火。手術台上最後一名傷員，掙紮地對白求恩說：“白大夫，你快走吧，別管我了！”白求恩鎮定地說：“不，我一定要處理好你的腿傷，不然以後就沒有治愈的希望了。再給我幾分鍾的時間。”隨後，白求恩再次投入到手術中。幾分鍾後，白求恩包紮好傷員的傷口，摸了摸額頭上的汗，與醫療小組安全地撤了出去。

不幸的是，在這次手術中，白求恩在為一位傷病員做手術時，不小心劃破了自己的中指，感染了病毒，患上了敗血症。1939年11月，白求恩大夫因敗血症逝世於河北唐縣的黃石口村，時年39歲。

一生為他人減輕病痛的白求恩大夫，卻對自己身體裏的病魔無能為力，最終病逝於他鄉。正是因為他這種高尚的醫德，讓中國世世代代的人民永遠地記住了他的名字——諾爾曼·白求恩。

抗戰時期，河北唐縣的葛公村流傳著這樣一副對聯：“華佗轉世白醫生，葛洪重現黑大夫”。白醫生，指的是白求恩；黑大夫，指的是印度醫生柯棣華。華佗和葛洪都是中國古代有名的大夫，葛公村的百姓們用這副對聯表達了對兩名外籍醫生的尊敬和愛戴。

1938年，柯棣華隨印度援華醫療隊來到中國。後來，擔任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晉察冀白求恩國際和平醫院院長。他和白求恩大夫一樣具有精湛的藝術和高尚的醫德，被八路軍傷病員和當地老百姓尊稱為“貼心大夫”。

雖然柯棣華是一位醫生，其實他自己也是位病人。多年來，他深受癲癇病的折磨。在他隨八路軍輾轉多處時，每天都處於高強度的工作狀態中。身體的超負荷讓他的病情發作越來越頻繁且越來越嚴重。大家勸他到後方休息一段時間，印度政府也命令他回國，可柯棣華都婉言拒絕了。他堅持和八路軍戰士們戰鬥在一起，冒著炮火搶救傷病員。

1942年12月9日，這是一個八路軍戰士和後方老百姓都難以忘記的日子。柯棣華醫生因病逝世於河北唐縣葛公村，年僅32歲。

柯棣華的一生是短暫而偉大的。他將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中國軍民的抗日洪流中，投入到全人類反對法西斯統治的事業中，孜孜不倦，毫不後悔。正如他曾在歡迎會上說，自己將和白求恩大夫一樣，獻身於全人類的反法西斯事業當中。最終，柯棣華用自己短暫而光輝的一生實現了自己當初許下的承諾。

苦難已過去久遠，但隻要人們想起那段艱苦歲月，自然而然地就會想到和中國人民建立深厚友誼的那些國際友人們。他們的名字在中國人民的腦海裏揮之不去，在中國人民的心裏永久懷念。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