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資本主義製度下的決策與執行
資本主義製度在其誕生之初，資產階級高舉理性和人權的旗幟，批判封建專製和宗教神權，追求政治民主、權利平等和個人自由，為資本主義製度的確立和發展提供了思想基礎和理論基礎。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這些主張也可以看作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曆史選擇。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其製度弊端也不斷暴露出來了。
一、資本主義製度本身所包含的危機
19世紀下半葉開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由自由競爭階段進一步發展到壟斷階段，現代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等價交換、代議製民主、政黨政治和公民自由等，構成了資本主義國家的製度體係，成為資本主義製度的基本模式。它們對於保護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和維護資產階級的統治秩序，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資本主義的不斷發展，資本主義製度的弊端也逐漸暴露了出來。這時候，它的存在不再是促進人類文明進步的曆史選擇，而是阻滯人類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製度障礙。特別是，進入20世紀以後，由於帝國主義之間的世界戰爭，給人類帶來了無盡的災難。不僅如此，即使在和平時期，資本主義國家周期性爆發的經濟危機，也同樣給人們帶來了失業的痛苦和生活的窘迫。在經濟危機中，人們失去了尊嚴，失去了希望。而這一切，完全是由於資本主義製度自身造成的。資本主義製度標榜自己是維護全體公民利益的，主張“法律麵前人人平等”。“自由平等人權”就是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但是，人們看到的卻是，資本主義製度下“政治的和意識形態的上層建築維持和包容了那些扮演各自角色的經濟當事人，使其中少數剝削者成為生產資料的所有者，大多數人則成為使用價值的生產者”。這種社會角色的顛倒，直接表明了資本主義製度的錯亂，也暴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根本缺陷。
資本主義製度一直認為自己才是最合天理、最合人性的製度，是永恒的製度，這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傲慢與偏見”。從本質上看，資本主義的製度是不斷擴張的殖民主義性質的製度，擴張性、侵略性、殖民性、逐利性，是它的特征。資本主義的擴張性與逐利性，在其產生之日就體現的淋漓盡致。殖民主義的擴張伴隨的是資本主義的“傲慢與偏見”——隻有資本主義製度才能在世界上傳播文明，消除野蠻。讓我們看看作為資本主義典型的英國殖民者，“在印度，到18世紀30年代，四千英國公務人員由六萬士兵和九萬普通工作人員（多數是商人和牧師）協助，居住在一個有三億人口的國家。維持這樣一種情況所需要的意誌、自信甚至傲慢的心態隻能由我們來猜想了。”資本主義製度一直相信，它帶給世界的是文明和福利。它認為自己的付出，應該得到相應的回報。它給落後國家帶來了“文明”的製度，就應該相應地帶走當地的資源——從金銀到奴隸——在這樣的交換中，它是那樣的坦然自若，自然而然。“等價交換在意識形態上的統治幾乎變成了絕對的。在資本家彼此的相互關係中，以及在他們自己所統治的人們施行的教育中，他們完全采用等價交換的原則，既做為行動的指針，又做為道德的標準”。這種等價交換原則引入“決策—執行”領域，導致一些社會決策往往按照私利最大化的原則來考慮，而沒有充分考慮社會民眾的利益。
資本主義的逐利性造成了等價交換的泛化，資本家們在娘胎裏就知道“等價交換”是天經地義。他們自己從來不會因為自己的瘋狂逐利而感到一絲一毫的愧疚。當然，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不能光靠道義上的指責。資本主義在其發展的同時，產生了葬送自己的因素。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說過：“道義上的憤怒，無論多麽入情入理，經濟科學總不能把它看作證據，而隻能看作象征。相反地，經濟科學的任務在於：證明現在開始顯露出來的社會弊病是現存生產方式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這一生產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並且在正在瓦解的經濟運動形式內部發現未來的、能夠消除這些弊病的、新的生產組織和交換組織的因素。”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不過就在於把一個特定的曆史時代獨有的、適應當時物質生產水平的暫時的社會關係，變為永恒的、普遍的、不可動搖的規律，……他們的眼光超不出當前時代的經濟界限，因而不懂得這些界限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它們是曆史發展造成的，同樣它們必然要在曆史發展的進程中消滅”。在這種虛幻的自我陶醉的氛圍中，美國的資本家們把僅有二三百年曆史的資本主義製度看成了曆史的“永恒”了。他們認為，人類的希望和未來都寄托在美國，上帝也在呼喚他們擔當人類的“摩西”。就連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J．斯蒂格利茨也承認：國際經濟組織及一些跨國集團，它們的行事常是著眼於較先進的工業化國家——還有這些國家的特殊利益集團——而不是發展中國家。除此之外，它們經常執著於特定經濟社會下所形成的觀點，以狹隘的心態來考慮和處理全球的問題。在美國資本家的眼裏，這種曆史“使命”帶來的優越感足以抵消一切——理智、親情、責任和未來。
資本家從來是寄生性的，是社會財富的蠹蟲。“壟斷資本主義盡管造成了它所有的全部生產力和財富，卻沒有能夠為這樣一種社會提供基礎；這種社會能夠促使它的成員得到健康和幸福的發展。”金錢成為虛擬，商品化為虛空。人們對物質的貪婪，徹底符號化了——對股票和債券的追求。危機可以讓人覆滅，也可以教人警醒。“一般說來，危機越深刻規模越大，經濟震動作用的力量也就越大。國際形勢可能影響（並且往往影響）政治意識形成的性 質。在資本主義世界的許多國家內，由於它來回擺動，時而出現向左前進，時而向右倒退。”這給
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二、當代資本主義民主製度下的決策與效率
中國著名學者胡聯合和胡鞍鋼在2009年2月24日的《中國社會科學報》發表了一篇題為《西方國家有多少搞“三權分立”的？》的文章，對三權分立的問題做了實證分析，文章認為：“總的來看，除美國之外，西方主要國家的政治體製形式不完全相同，但從根本上說都屬於議會製，英國、德國、意大利、加拿大、日本、比利時、丹麥、荷蘭、芬蘭、愛爾蘭、奧地利、冰島、盧森堡、挪威、葡萄牙、西班牙、希臘、瑞典、瑞士、澳大利亞、新西蘭等西方主要國家都是實行議會製；法國情況有點特殊，屬於半議會製半總統製。”這就是說，在西方主要國家中，實行“三權分立”製度的隻是極少數，絕大多數都未實行“三權分立”製度，立法權與行政權是不分立的，實質是合一的、共生共滅的，個別的甚至司法權與立法權也是不分立的。即使是隻考察在國際事務中影響力極大的西方七國集團，也可發現，實行“三權分立”製度的也隻占極少數，隻有美國一家；英國、德國、意大利、加拿大、日本等國均未實行“三權分立”製度。“總之，實際上‘三權分立’即使在西方國家也很少被采用，政黨政治在西方國家中的作用至關重要。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始終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代表大會製度，絕不能搞在西方國家也很少采用的‘三權分立’模式。”很顯然，三權分立製度隻有極少數國家在特定曆史條件下采用的一種政治製度，它是為壟斷集團服務的，是廣大民眾所反對的一種資本主義國家製度。
從本質上看，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存在著很多矛盾和衝突，“國家作為社會的理智必須決定，要麽消滅社會，要麽對它進行改造更新。”首先，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決策—執行”，本質上是資產階級的專政統治。葛蘭西認為：資本主義製度兩個上層建築階層：一個是“市民社會”，是私人的組織的總和，另一個是“政治社會”即“國家”。“在西方，國家和市民社會關係得當，國家一旦動搖，穩定的市民社會結構立即就會顯露。國家不過是外在的壕溝，其背後是強大的堡壘和工事。”在經濟的市民社會之上衍化出文化的市民社會或意識形態的市民社會，它們共同保衛著資本主義社會。霍克海默指出：“國家資本主義乃是當代的獨裁主義國家。”“整體的中央集權下的經濟統製或國家社會主義乃是獨裁主義國家最一般的表現形式，獨裁主義國家已使自身擺脫對私人資本的依賴。”在這種背景下，西方國家“決策—執行”逐步走向集中化。“以高度分權化的市民社會實行自我管理為特征的美國社會及其政治體製，進入二十世紀以來，出現了聯邦政府功能擴大，政治執行機構即總統地位優越，聯邦、州和大城市的政府中形成官僚製等一些情況，無論是縱向還是橫向上，都呈現出集權化的趨勢。”總統權力的增長，決策權的集中，在根本上是為了實現壟斷資產階級的意誌，維護壟斷資產階級利益。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三權分立”製度，也不會讓總統權力過分膨脹。但是，這種權力製衡的設計，卻給資本主義國家的“決策—執行”帶來了效率低下、扯皮不斷等困擾。
其次，西方社會治理麵臨的困境。哈貝馬斯認為在晚期資本主義，“國家機器同時麵臨著兩個任務，一方麵，它必須從利潤和個人收入中來征集必要的稅收，並合理地使用可供支配的稅收，以此來避免經濟成長過程中的危機。另一方麵，有選擇的征稅，稅收使用的明顯次序以及行政動作本身，都應該滿足隨時會出現的合法性需求。如果國家不能完成前一項任務，那麽，就會出現行政理性的欠缺，如果不能完成後一項任務，就會出現合法性的欠缺。”這種合法性欠缺，導致西方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社會治理問題層出不窮。西方社會的治理難題，主要集中在六個方麵：如何解決社會不平等和貧富分化加劇；如何重建對自由市場的信心；如何解決西式民主體製的失靈；如何解決不同社會群體的多元共處；如何解決“法治”異化為“律師之治”；如何進行全麵體製創新。例如，2012年3月的美國報紙《紐約時報》刊登了經濟評論家埃杜多·波特的文章，標題是“收入不平等挖民主的牆角”，主要是說收入差距的嚴重擴大，將產生政治的兩極分化，有錢人與沒有錢人之間的政治體係產生分裂，民主的政治製度就將遭到破壞。在這種治理困境中，資本主義國家的“決策—執行”機製很難有效運作。
最後，新技術的發展給西方國家“決策—執行”帶來了新的挑戰。新技術發展給社會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挑戰。美國哲學家拉茲洛認為，“我們可以通過創造新的高能技術，建立更多更大的國家的和跨國的機構和企業，造成更多的信息流和傳播渠道，並使我們的係統內的係統的正在增長的結構屈從於國際和全球機構的統治做到這一點。”“革新的機會將給我們提供一個創立新型的社會、政治和經濟單位的機會。”“社會根本就不是象時鍾那樣，沿著一條預定的軌道往前移動，而是見機行事地走它自己的道路。”新技術可能不是國家與社會的粘合劑，而是兩者關係的分離機，給國家的“決策—執行”製度帶來的風險是未知的、潛在的和巨大的。
另外，從資本主義國家的政黨來看，其力量出現分散化的趨勢。特別是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執政黨，執政能力在不斷下降。“政黨體係是組織選民，簡化選擇，選拔領導，集中利益，製定政策和應優先考慮事項的一種方法。政黨在19世紀的發展是與選舉權的擴大及政府對其公民責任的增多同步發展的。政黨使民主政府的存在成為可能。在整個20世紀，民主的力量隨政黨力量的變化
而變化。政黨體係在工業化世界裏的衰敗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沒有政黨或是政黨極為衰弱的民主政府會有多少活力。”隨著資本主義國家政黨特別是執政黨的公信力下降，它對社會公眾的感召力和掌控力也在下降，就很難有效地行使其政治權力，這最終會損害整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有效運轉。
三、分散決策實現資源最優配置：一種神話的破滅
一般認為，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分散決策有利於資源的優化配置。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指出，“人類幾乎隨時隨地需要同胞的協助，要想僅僅依賴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夠刺激他們的利己心，使有利於他，並告訴他們，給他做事，是對他們自己有利的，他要達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論是誰，如果他要與旁人做買賣，他首先就要這樣提議。請給我以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你所要的東西：這就是交易的通義。”例如，“我們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家或烙麵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斯密強調“，每個個人都努力把他的資本盡可能用來支持國內產業，都努力管理國內產業，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會的年收入盡量增大起來。確實，他通常既不打算促進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麽程度上促進那種利益。由於寧願投資支持國內產業而不支持國外產業，他隻是盤算他自己的安全；由於他管理產業的方式目的在於使其生產物的價值能達到最大程度，他所盤算的也隻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場合，象在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受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也並不因為事非出於本意，就對社會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市場主體在追逐自己利潤的同時也會造福社會。但是，資本主義的私有製本質決定了市場主體不可能實現社會利益的最大化。美國經濟學家蓋伯瑞斯認為：“資本主義完全不限製生產，盡是生產一些製造都市問題的汽車、藥物和酒等產品，卻無法供給市民最迫切需要的東西。資本主義者從來不會想到讓民眾以低廉的價錢買到舒適的房子；而毫無疑問的，住房問題是都市生活最重要的一環。資本主義者也不會想到供給良好的醫療設施，而都市人口稠密、易於傳染和感染疾病，亟須健全醫療設施。此外，完善而方便的交通工具，也是大都會生活必備的要素，這些卻不是資本家所樂於施予的。”實際上，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一旦當公共利益或他人利益等現實的條件不能滿足資本利益最大化的需要，資本控製的市場主體就會用各種方式搶奪他人利益和公眾利益，從而損害整個社會的健康發展。
資本主義製度下，所有市場主體都是“經濟人”，自私自利是其本性，它的“決策—執行”其實是圍繞了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用馬克思的話說：因為在他們看來，“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不是為了金錢而存在的，連他們本身也不例外，因為他們活著就是為了賺錢，除了快快發財，他們不知道還有別的幸福，除了金錢的損失，也不知道還有別的痛苦”。從宏觀的角度看，“資本主義生產的始終不變的目的，是用最小限度的預付資本生產最大限度的剩餘價值或剩餘產品”。斯大林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指出：“現代資本主義即壟斷資本主義不能滿足於平均利潤，何況這種平均利潤由於資本有機構成的增高而有下降的趨勢。現代壟斷資本主義所要求的不是平均利潤，而是比較正常地實現擴大再生產所必需的最大限度的利潤。……現代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主要特點和要求，可以大致表述如下，用剝削本國大多數居民並使他們破產和貧困的辦法，用奴役和不斷掠奪其他國家人民、特別是落後國家人民的辦法，以及用旨在保證最高利潤的戰爭和國民經濟軍事化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的資本主義利潤。”
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的行為目標就是利潤最大化。“資本主義生產旨在獲取利潤。獲得最大利潤是每個資本家的動機，也是他們在資本主義競爭條件下必然產生出來的經濟行為的指導原則。”實際上，在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旗幟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實現了空前的繁榮，也出現了周期性的危機，為資本主義製度埋下了覆滅的種子。馬克思曾經引用19世紀中葉英國的一位評論家的著名評論：“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有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著絞首的危險。”德國學者維爾納·桑巴特認為，“地球上也沒有其他地方像在美國這裏，對於錢財的貪婪如此明顯可見，將贏利的欲望、為賺錢而賺錢作為每一次經濟活動的全部和最終的目的。生命中的每時每刻都在為此奮鬥，直至死亡才會停止對利潤的永不饜足的欲望。……即使以屍體鋪路，資本主義也絕不停下前進的腳步。”馬克思指出，資產階級“不過就在於把一個特定的曆史時代獨有的、適應當時物質生產水平的暫時的社會關係，變為永恒的、普遍的、不可動搖的規律，……他們的眼光超不出當前時代的經濟界限，因而不懂得這些界限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它們是曆史發展造成的，同樣它們必然要在曆史發展的進程中消滅”。因此，在經濟領域，資本主義市場主體的“決策—執行”行為，始終是為了追求和實現自身“利潤最大化”，對於資本主義來說是短視且具有毀滅性的，根本不可能實現資源的最佳配置。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