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馬克思、恩格斯與 列寧關於民主集中製的理論與實踐
馬克思、恩格斯在創建和領導無產階級政黨的過程中，初步確立了民主集中製的思想。正是由於他們堅持“民主”和“集中”兩個方麵不偏廢，同時又堅決同一切不符合民主集中製的錯誤作鬥爭，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才得到不斷的發展和壯大。
一、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民主集中製的探索
（一）共產主義者同盟時期
1847年6月2日在倫敦召開共產主義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恩格斯作為巴黎支部代表出席大會。1847年6月通過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體現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民主集中製的思想。它規定：全盟代表大會是全盟的立法機關，中央委員會是全盟的權力執行機關，中央委員會要向代表大會報告工作；代表大會代表、中央委員會委員以及各區部、支部的領導人均由民主選舉產生，如果領導人不適宜，可以隨時撤換。由於這時候的黨可以公開活動，馬克思恩格斯十分強調民主的重要性。恩格斯晚年在評述共產主義者同盟時說，“組織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員會由選舉產生並隨時可以罷免，……一切都按這樣的民主製度進行。”同盟章程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科學理論構建了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民主和集中結合的組織製度。同盟章程第三條規定：“所有盟員都一律平等”，第五條規定：“同盟的組織結構是：支部、區部、總區部、中央委員會和代表大會。”其中代表大會是同盟的立法機關又是最高權力機關。同盟章程第三十條規定：“代表大會是全盟的立法機關。關於修改章程的一切提案均經總區部轉交中央委員會，再由中央委員會提交代表大會。”第二十條規定，“總區部向最高權力機關——代表大會報告工作，在代表大會閉幕期間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第二十一條規定，“中央委員會是全盟的權力執行機關，向代表大會報告工作。”第三十五條規定：“中央委員會得出席代表大會，但無表決權。”第十四條和第十八條分別規定：“區部委員會是區內各支部的權力執行機關。”“總區部是本省各區部的權力執行機關。”同盟章程還對支部、區部、總區部按照章程獨立負責進行活動並定期向上級機關報告工作做出了明確規定。同盟章程體現了馬克思恩格斯按民主原則建黨的思想，根本目的是防止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實行獨裁。1885年，恩格斯在《關於共產主義者同盟的曆史》一文中說，共產主義者同盟“組織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員會由選舉產生並隨時可以罷免，僅這一點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獨裁的密謀狂的道路，……這個新章程曾交付——現在一切都按這樣的民主製度進行——各支部討論，然後又由第二次代表大會再次審查並於1847年12月8日最後通過”。同盟章程體現了馬克思、恩格斯按民主原則建黨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為了防止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實行獨裁。
（二）第一國際成立及其章程
1864年9月28日，為了討論支持波蘭人民的問題，英、法、德、意和波蘭的工人代表在倫敦聖馬丁堂舉行大會。會上，一致同意成立國際工人協會，當時簡稱“國際”（1889年第二國際成立後，才稱為“第一國際”）。大會選出“國際”的領導機構——臨時中央委員會（後改稱“總委員會”），馬克思作為德國代表被選入總委員會，擔任德國通訊書記。第一國際成立後，首要的任務就是製定國際的綱領和章程。為此，總委員會於1864年10月5日成立了一個包括馬克思在內的由9人組成的起草委員會。由於分歧過大，最後起草委員會決定草案交由馬克思修改。
馬克思起草的《共同章程》共13條，規定了國際工人協會的組織原則：代表大會每年舉行一次，任命中央委員會（總委員會），溝通各國工人運動的情況，進行國際聯係和合作。章程規定了協會的最高組織是總委員會，它由參加國際工人協會的各國工人組成。章程第三條規定：“每年召開由協會各支部選派代表組成的全協會工人代表大會。代表大會宣布工人階級共同的願望，采取使國際協會順利進行活動的必要辦法，並任命協會的總委員會。”總委員會由每年召開的一次的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章程第四條規定：“每次代表大會規定下次代表大會召開的時間和地點。代表按規定的時間在規定的地點集會，不再另行通知。總委員會有權在必要時改變集會地點，但無權推遲集會時間。代表大會每年確定總委員會駐在地，並選舉總委員會委員。當選的總委員會有權增加新的委員。全協會代表大會在年會上聽取總委員會關於一年來活動的公開報告。在緊急情況下，總委員會可以早於規定的一年期限召開全協會代表大會。”章程規定，在一切適當場合，總委員會應主動向各國的全國性團體或地方性團體提出建議。為了加強聯係，總委員會發表定期報告。章程還規定：每一個支部均有權任命一名與總委員會通訊的書記；每一個承認並維護國際工人協會原則的人，均可成為國際工人協會的會員，每一支部應對接受的會員的品質純潔負責。1872年，海牙代表大會決定在《共同章程》中增加如下內容的條款：為保證社會革命獲得勝利和實現消滅階級這一最高目標，工人階級必須組織成為獨立政黨。總之，國際工人協會的章程體現了民主集中製原則，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
（三）巴黎公社時期
1871年3月，巴黎公社成立，它是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的雛形。巴黎公社的領導人許多是第一國際的成員。馬克思、恩格斯對巴黎公社成立十分高興。馬克思曾經充滿**地寫道：“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被‘公社萬歲！’的雷鳴般的呼聲驚醒了。公社，這個使資產階級的頭腦怎麽也捉摸不透的怪物，究竟是什麽呢？”巴黎公社民主製的根本體現首先是它的民主選舉製度是人民的，是直接的、自由的、普遍的選舉。馬克思強調：“公社是由巴黎各區通過普選選出的市政委員組成的。這些委員是負責任的，隨時可以罷免。其中大多數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認的工人階級代表。公社是一個實幹的而不是議會式的機構，它既是行政機關，同時也是立法機關。警察不再是中央政府的工具，他們立刻被免除了政治職能，而變為公社的負責任的、隨時可以罷免的工作人員。所有其他各行政部門的官員也是一樣。從公社委員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職人員，都隻能領取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報酬。從前國家的高官顯宦所享有的一切特權以及公務津貼，都隨著這些人物本身的消失而消失了。社會公職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們的私有物。不僅城市的管理，而且連先前由國家行使的全部創議權也都轉歸公社。……法官的虛假的獨立性被取消……也如其他一切公務人員一樣，今後均由選舉產生，要負責任，並且可以罷免。”巴黎公社的選舉是自由直接的選舉，所有公職人員，包括公社委員會委員、法官和軍隊、企業的領導人以及其他行政人員，一律由人民選舉產生。
巴黎公社民主製還體現在對公職人員可以隨時撤換。對於失職或不稱職的公職人員，一經發現，立即予以撤換。為確保決策執行，公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1）決策公開製度。除了軍事秘密外，公社的會議記錄都及時地在公開發行的《公報》上予以刊登。公社還廣泛采用公告的形式，使人民群眾可隨時知道公社的決定和措施。（2）信訪製度。選民向公社和公社委員寫信，對公社提出批評和建議。（3）媒體監督製度。選民向公社的各種報刊投寄大量信件和稿件，人民群眾的批評建議大量是通過報紙反映出來的。公社委員也經常到工人俱樂部等群眾團體中去，向人民群眾匯報工作，解釋公社的各項政策
措施，同時傾聽群眾意見。（4）選區工作匯報製度。公社明確規定公社委員和各級領導人要定期回到自己所在選區，向選民匯報工作，並通過舉行選民大會，直接聽取選民的意見，回答選民的提問和質詢。（5）非政府組織參與製度。非政府組織經常召開會議和群眾集會，討論、研究公社的各項措施，向公社和公社委員提出自己的建議與意見。（6）列席會議製度。公社在討論重大問題時，如有必要，就請有關人員列席會議，並且經常接見群眾的代表團，聽取批評和建議。這充分體現了公社民主監督的思想。公社公務人員沒有脫離群眾，也為公社決策的執行創造了良好條件。正是因為這樣，巴黎人民才會浴血奮戰保衛公社。
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教訓時，馬克思指出：“工人階級在反對有產階級聯合權力的鬥爭中，隻有組織成為與有產階級建立的一切舊政黨對立的獨立政黨，才能作為一個階級來行動。”恩格斯也認為：“巴黎公社遭到滅亡，就是由於缺乏集中和權威。”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集中製理論與實踐，奠定了無產階級政黨建立和發展的重要基礎，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發揮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二、列寧關於民主集中製的理論與實踐
列寧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於民主集中製思想與實踐。列寧從俄國社會狀況和俄國革命實際出發，提出了係統的民主集中製思想，並付諸實踐，取得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給人類社會發展帶來了新的希望。
（一）民主集中製是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原則
1899年，列寧在《我們的當前任務》一文中寫道：“社會民主黨地方性活動必須完全自由，同時又必須成立統一的因而也是集中製的黨”。1904年列寧在《進一步，退兩步》中指出：《火星報》建黨基礎的基本思想之一，“是集中製思想，它從原則上確定了解決所有局部的和細節性的組織問題的方法”。列寧在1905年7月提出的基本組織原則是：“（1）少數服從多數。（2）黨的最高機關應當是代表大會，即一切享有全權的組織的代表的會議，這些代表作出的決定應當是最後的決定。（3）黨的中央機關（或黨的各個中央機關）的選舉必須是直接，必須在代表大會上進行。不在代表大會上進行的選舉、二級選舉等等都是不許可的。（4）黨的一切出版物、不論是地方的或中央的，都必須絕對服從黨代表大會，絕對服從相應的中央或地方黨組織。不同黨保持組織關係的黨的出版物不得存在。（5）對黨員資格的概念必須作出極其明確的規定。（6）對黨內任何少數人的權利同樣應在黨章中作出明確的規定。”1906年4月，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四次代表大會召開，這是一次全黨統一的代表大會。會議通過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組織章程》第二條：“黨的一切組織是按民主集中製原則建立起來的”，確立了作為黨的組織原則的民主集中製的地位。列寧多次強調，黨要堅持民主集中製。他說：“要實行徹底的集中製和堅決擴大黨組織內的民主製。”“我們在自己的報刊上一向維護黨內民主。但是我們從未反對過黨的集中。我們主張民主集中製。”列寧的民主集中製思想是一個科學完整的理論體係。
（二）民主集中製是“民主”與“集中”的統一
作為黨的組織原則，列寧把民主集中製看作是民主製和集中製的結合。1906年5月，列寧在《關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統一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指出：“現在留下的是一項重大的、嚴肅和非常重要的任務：‘在黨組織中真正實現民主集中製的原則，——要進行頑強不懈的努力，使基層組織真正成為而不是在口頭上成為黨的基本組織細胞，使所有的高級機關都成為真正選舉產生的、要匯報工作的、可以撤換的機關。’”民主集中製尊重黨員參與討論、決策的權利，並且盡力使廣大基層黨員了解黨組織的決定。列寧指出：“應當努力做到對代表大會的決定進行最廣泛的討論，應該要求全體黨員以十分自覺的、批判的態度對待這些決定。應該使所有的工人組織在充分了解情況的基礎上說明自己讚成哪些決定，不讚成哪些決定。如果我們是真正地、嚴肅地決定在我們黨內實行民主集中製，如果我們決定吸引工人群眾自覺地解決黨的問題，那就應該在報刊、集會、小組和團體中進行這樣的討論。”1917年7月六大上通過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章程》明確規定：黨的各級組織由選舉產生；黨的最高機關是黨的代表大會，每年定期召開；黨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會和檢查委員會；黨員必須服從組織和決議。就是說，一旦黨組織作出了決定，黨員必須堅決執行。
但是，在特殊的革命時期，列寧更強調集中製。1917年10月23日，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中央委員會會議上第一次設立最高政治機構——黨中央政治局。政治局作為常設機構於1919年3月開始活動。同月舉行的俄共（布）八大作出決定，中央委員會下設政治局、組織局和書記處。政治局由5名中央委員組成。1919年3月，共產國際成立。1920年，在列寧起草的《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中規定：“加入共產國際的黨，應該是按照民主集中製原則建立起來的。”此後，民主集中製就成為共產國際及其所屬“支部”（世界各國無產階級政黨）普遍奉行的組織原則了。我們可以看到，在此處列寧把“民主集中製”一詞的“集中製”突出了字體，加以強調。也就是說，在列寧看來，根據當時的曆史環境，一個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更要強調“集中”。對此，普列漢諾夫、盧森堡和托洛茨基等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普列漢諾夫指責列寧這樣做是企圖建立“對無產階級的專政”。盧森堡認為，無產階級的集中製應該是“自我集中製”。她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組織問題》一文中批評列寧的集中主義是“極端集中主義”。她強調：黨的“集中製不能建立在黨的戰士對中央機關盲目聽話和機械服從的基礎上”，否則會扼殺黨內民主，形成“官僚集中製”和少數人的獨裁。盧森堡認為：這種集中製“沒有積極的創造精神，而是一種毫無生氣的看守精神”。托洛茨基認為，過分強調集中製會產生“僵死的和令人呆笨的紀律”，使黨成為“兵營體製”。托洛茨基後來在《反對派綱領》中進一步認為：黨內民主在一步一步地取消，破壞了布爾什維克黨的整個傳統。黨內民主的死亡，導致了整個社會民主的死亡。盧森堡和托洛茨基等人的分析，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是，不能因此就否定民主集中製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組織原則的地位。
列寧晚年也注意到黨的組織權力過分集中，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帶來的損害，因此，他開始努力在“民主”與“集中”之間尋求一種平衡機製。但是，曆史沒有給他時間。這是令人十分痛惜的。
（三）從實際出發，運用民主集中製解決問題
莫洛托夫說：“當事情涉及到革命、涉及到蘇維埃政權和共產主義時，列寧是毫不妥協的。如果我們就每個問題都要進行民主表決，那就會為國家和黨帶來損失，因為那樣問題就會拖延很久，這種形式上的民主不會帶來任何好結果。列寧常常利用自己的權力親自處理尖銳的問題。”列寧運用民主集中製既有原則性，也有高度靈活性。
1．《布列斯特和約》簽訂
十月革命勝利後，列寧認為，為鞏固新生的蘇維埃政權，必須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為此，蘇維埃政府發布了列寧起草的《和平法令》，宣布退出戰爭，並立即著手在布列斯特與敵對國德國談判，希望實現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在和約簽訂談判時，德國代表團端出了要永久占領蘇俄的波蘭、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和白俄羅斯和裏夫
蘭一部分領土的兼並的要求，布爾什維克的黨中央發生了意見分歧。以列寧為代表的主和派的主張接受屈辱的和約以求喘息時機；以布哈林為代表的主戰派——左派共產主義者反對簽訂屈辱的和約，主張進行革命戰爭；以托洛茨基為代表的“中間派”則主張“不戰不和”。
1917年12月，列寧向為複員軍隊而召開的全軍代表大會的代表提出了下列問題：（1）德國人在最近的將來發動攻勢的可能性是大還是小？（2）如果我們馬上終止和談，德軍立刻發動攻勢，可否預料德國人能使我們遭到決定性的失敗？他們能否占領彼得格勒？（3）是否要擔心和談破裂的消息會在軍隊中引起普遍的無政府主義情緒以及前線逃亡的現象？或者可以深信，軍隊聽到這種消息以後還會堅守防線？（4）如果德軍在1月1日發動攻勢，我軍在戰鬥力方麵能夠抵抗得住嗎？如果不能，那要過多少時間我軍才能抵擋德軍攻勢？（5）在德軍快速進攻的情況下，我軍能否有秩序地退卻，並保留住火炮，如果能夠，那麽在這種情況下，能否長期地阻止德軍向俄國腹地推進？（6）總的結論是：從軍隊狀況來看，是否應當竭力延長和談？還是由於德國人的兼並政策，寧肯采取革命手段立刻斷然終止和談，作為一個堅決而強硬的步驟，為可能進行的革命戰爭打下基礎？（7）是否應當立刻加緊進行反對德國兼並政策的鼓動工作和主張革命戰爭的鼓動工作？（8）為了得到對上述問題比較合乎格式和比較完整的答複，能否在極短的時間內（例如5—10天）向相當廣泛的作戰部隊征求意見？（9）能否指望在聽到德國兼並政策的消息以後，大俄羅斯人同烏克蘭人的紛爭便會和緩下來，甚至轉變為這兩種力量的友好團結？還是要估計到烏克蘭人會利用大俄羅斯人更加困難的處境來加緊進行他們反對大俄羅斯人的鬥爭？（10）如軍隊能夠舉行表決，那它會讚成接受兼並的（喪失所有被占領 地區）條件和對俄國極其苛刻的經濟條件而立刻媾和，還是會讚成盡最大的努力來進行革命戰爭，即讚成抵抗德國人？列寧認為，俄國的經濟已被破壞，舊軍隊無法抵抗德國的進攻，而工人、農民又缺乏進行革命戰爭的熱情和必要的組織準備，如果戰爭，將葬送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但列寧的意見並不為大家所接受，中央委員會員沒有采納列寧的意見，德俄和談破裂。德國出動47個步兵師、5個半騎兵師向蘇俄發起全麵進攻。
爭論還在繼續，但德軍很快便直逼彼得格勒，形勢萬分危急。1918年2月21日，列寧一方麵為蘇維埃政府起草題為《社會主義祖國在危急中》的告人民書，號召人民起來保衛蘇維埃政權；另一方麵斷然采取非同尋常的措施，在《真理報》上發表了他寫的《論革命空談》一文，第一次向全黨全國公開黨的最高領導機構圍繞和談的嚴重分歧，指出，形勢萬分危急，凡是注重事實，不尚空談的人都會支持締結和約。而後又接連不斷地發表文章，指出繼續戰爭的嚴重後果，以爭取人民的理解和支持。
列寧的告人民書喚起了廣大人民的保家衛國的熱情，群眾踴躍參加新組建的紅軍，2月23日，年輕的紅軍竭盡全力，成功扼製住了德軍對彼得格勒的進攻，這一天後來被定為蘇聯紅軍誕生日。但德軍的威脅並沒有解除，形勢每小時都在惡化。德國發出最後通牒，提出的和談條件比以前更加苛刻。當天黨中央開會，討論是否接受德方提出的新和約。鑒於形勢已十分嚴重和緊迫，列寧表現出十分焦急的心情，先後作了8次發言，他聲明，如果還繼續采取空談革命的政策，他就要退出政府和中央委員會。會議開了一通宵，爭論十分激烈。最後，由於列寧艱苦不懈的說服工作，次日淩晨4時50分，會議以微弱的多數通過了同德國簽約的報告。
《布列斯特和約》的簽訂，使蘇維埃俄國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擺脫了帝國主義戰爭，贏得了恢複、整頓國民經濟，建立紅軍，加強工農聯盟的寶貴時間。布列斯特條約簽訂後幾個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蘇維埃政府於1918年12月13日宣布廢除布列斯特和約，收回了被德國占領的領土。曆史的發展，充分證明了列寧這一獨特思維方式的超前性和正確性。
2．新經濟政策的實施
1920年代初，當蘇俄基本上清除了國內外各種敵對勢力的幹涉後，有些農民為了生存開始舉行暴動，公開反對蘇維埃政權的糧食征收製。因此，要從根本上防止群眾騷亂和暴動，維持社會的穩定，必須改變軍事共產主義政策，廢除糧食征收製。1920年12月，全俄蘇維埃第八次代表大會召開，會議正式確定了工作重心轉移的目標。在1921年2月8日的政治局會議上，列寧就擬定了《農民問題提綱初稿》，主要內容是：“1．滿足非黨農民關於用糧食稅代替餘糧收集製的願望。2．減低糧食稅額，使其低於去年餘糧收集製所征收的數額。……4．在迅速地繳足稅款的條件下，使農民在地方經濟流轉中有更大的自由來運用其納稅以外的餘糧。”1921年3月8日，布爾什維克黨召開第十次代表大會，最終通過了《關於以實物稅代替餘糧收集製決議》和《關於過渡到新經濟政策的決議》，新經濟政策就作為全黨的一項基本政策確定下來。
1922年是十月革命五周年，列寧在《俄國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報告中說：“到了1921年，當我們度過了國內戰爭的最重要的階段以後，我們就遇到了蘇維埃俄國內部很大的——我認為最大的——政治危機。這個內部危機不僅暴露了相當大的一部分農民的不滿，而且也暴露了工人的不滿。但是廣大農民群眾不是自覺地而是本能地在情緒上反對我們，這在蘇維埃俄國的曆史上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後一次。這種特殊的、對我們自然也是極不愉快的情況是由於什麽引起的呢？是因為我們在經濟進攻中走得太遠了，我們沒有給自己留下足夠的基地；群眾已經感覺到的，我們當時還不能自覺地表述出來，但是過了幾個星期，我們很快就認識到了，這就是：向純社會主義形式和純社會主義分配直接過渡，是我們力所不及的，如果我們不能實行退卻，即把任務限製在較容易完成的範圍內，那我們就有滅亡的危險。”列寧教育全黨要從錯誤中學習。他說：“敢於承認失敗，從失敗的經曆中學習，把做得不好的工作更仔細、更謹慎、更有步驟地重新做過。如果我們有人以為承認失敗會像放棄陣地那樣使人頹喪氣餒，那就應該說這樣的革命者是一錢不值的。”“無論過去和將來，我們的力量都在於，我們對最慘重的失敗也能給予十分冷靜的估計，從失敗的經曆中學習應該怎樣改進我們的活動方式。”列寧的堅定意誌和重要論述，給全黨帶來了明確的工作目標和前進方向。
新經濟政策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使資本主義經濟得到了發展，國內及國際上的許多共產主義者都擔心這樣會複辟資本主義。逃亡國外的俄國地主、資產階級也把複辟的希望寄托在新經濟政策上。為此，列寧特別指出隻要蘇俄掌握著所有國家企業的所有權，並控製著資本主義容許發展的限度，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不可怕的，不僅如此，資本主義的發展還能促進蘇俄向社會主義過渡。列寧說：“在這種情況下成長起來的資本主義是受到監督和控製的，而國家政權則是仍然掌握在工人階級和工人國家的手中。無論是以租讓形式出現的資本，或是通過合作社和自由貿易必然成長起來的資本，對於我們都是不可怕的。”經過一年多的時間，新經濟政策基本上把蘇俄的經濟建設轉上了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正確軌道。
《布列斯特和約》的簽訂和新經濟政策的實施，體現了列寧高度的政治靈活性，同時也體現了列寧堅決貫徹民主集中製的意誌和力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