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自由主義的觀點主張及其本質

新自由主義是近些年來在全世界產生巨大影響的一種社會思潮。新自由主義是代表國際壟斷資本的意識形態和理論體係。在改革開放中，需要始終認清新自由主義的本質，消除其不利影響，這對於我國把握好全麵深化改革的正確方向具有重要意義。

（一）新自由主義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

新自由主義是在亞當·斯密古典自由主義思想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個新理論體係。從新自由主義產生的曆史背景看，它是適應於由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轉變的一種理論體係，其主要理論核心是“市場原教旨主義”。從曆史演變看，新自由主義思潮經曆了從古典自由主義、現代自由主義到當代新自由主義的發展和變形。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過所謂“華盛頓共識”後被推及世界。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主張主要以個人主義為理論基礎，在經濟上主張市場萬能、徹底私有化、全球自由化和福利個人化，在政治上反對社會主義製度、鼓吹多黨製。具體講包括如下內容：

首先，新自由主義是一種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相對立的資產階級政治實踐理論，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屬性。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批判地繼承古典經濟學關於勞動、分工、資本的內容，更注重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出發研究經濟問題不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主要繼承了古典經濟學自由競爭思想，但卻囿於市場、價格、競爭等經濟表象，拋棄了古典經濟學對生產和財富本質的探索。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內容豐富，影響較大的有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倫敦學派，以弗裏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和以盧卡斯、巴羅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等，它們的政策主張同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相仿，強調市場自由競爭、反對國家參與經濟活動、主張推行私有化。從本質上來說，新自由主義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屬性，是為國際壟斷資本服務的經濟理論和政策體係。正如哈維指出的：“新自由主義首先是一種政治經濟實踐的理論”，在西方，支持新自由主義的人都身居高位，影響遍及大學、媒體、公司董事會、財政機構、政府核心機構、國際性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WTO）。“簡言之，新自由主義作為話語模式已居霸權地位。……然而新自由主義化的進程帶來了非常大的‘創造性毀滅’。”需要指出的是，盡管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新自由主義才在英美理論界和政界首先取得支配地位，但其根本任務是為資本主義國家國內外資本的高盈利資本積累創造種種條件。其所謂的自由，更多的是反映私人財產所有者的利益、企業利益、跨國公司的利益、金融資本的利益。因此，作為新自由主義的政策更多的是被推銷到發展中國家，作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加強國際壟斷資本統治的工具。

其次，新自由主義在經濟上反對公有製，主張私有化、市場化、非調控化。新自由主義認為經濟自由是經濟效率和社會財富的前提，體現個人自由的私人企業製度和自由市場機製是最好的製度，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最有利於個人自由。新自由主義認為隻有在私有製條件下，個人擁有生產資料所有權，市場主體的自主性、積極性和創造性才能得到保證，私有製不僅保證了個人追求經濟利益的高效率，同時，私有製在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的調解下，能自動實現資本主義經濟的均衡發展。在新自由主義眼裏，私有製是資本主義經濟協調發展運行的所有製基礎，而公有製會導致產權不明確，造成經濟運行中效率低下、浪費驚人和腐敗頻出。新自由主義相信市場萬能，主張完全市場化。認為市場經濟是與私有製匹配的經濟運行模式，是唯一能實現資源合理配置的經濟製度。這種市場理論，是為了維護當下大壟斷財團經濟行為的絕對自由，是出於壟斷資本增值的需要。在政治上，甚至認為生產資料公有製會導致社會成員喪失寶貴的自由，掌握生產資料的獨裁者會將社會大眾推向受控製、受奴役的悲慘境地。

再次，新自由主義主張資產者的“民主”，反對社會主義政治製度。新自由主義認為，國家通過掌握生產資料，運用計劃組織生產，就擁有了絕對的權力，就必然導致在政治上的集權主義。他們以此抨擊、反對社會主義政治製度，宣揚西方憲政民主。他們站在資產者的立場，將國際壟斷資本利益視為最高利益，將西方的政黨製度、議會製度、選舉製度等政治製度超曆史化、普世化，將西方的主權在民、三權分立、人人平等的政治觀念“意識形態化”，有意掩蓋其資產階級政治製度和政治思想的階級性、曆史性和意識形態性。

最後，新

自由主義主張國際壟斷資本主導下的“全球一體化”。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新自由主義開始在全球傳播，積極謀求建立全球秩序，實現新自由主義的“全球一體化”。新自由主義之所以能夠由一種經濟政策成為資本主義國家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並且資本主義國家不遺餘力地在全球範圍內傳播、推廣，正是因為它在經濟上代表了國際壟斷資本的階級利益，滿足了國際壟斷資本實現全球擴張，利用經濟科技優勢到世界各地攫取超額剩餘價值的需要。新自由主義為資本的增值提供了理論基礎，論證了資本逐利性的正當性與合理性。同時，新自由主義主張的自由在現實中就是壟斷資本利益最大化的自由，就是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在世界範圍獲取超額利潤的自由。新自由主義代表的是以美國為首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階級利益，它主張建立全球秩序並不是為了維護不同國家利益，也不可能照顧到不同國家經濟政治現有水平。它所主張建立的世界新秩序就是為了將整個世界納入到國際壟斷資本主義資本增值的世界。在經濟政策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開放國內市場，實現生產要素和資源（除了勞動力要素）在世界範圍內自由流動，實現生產、貿易和金融的完全自由化與國際化。他們通過控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國際清算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等國際經濟組織，製定一係列行業規則，將廣大發展中國家納入到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主導的全球資本主義體係中，實行美國模式的世界經濟一體化。

（二）新自由主義建立在錯誤的理論前提基礎上

在經濟理論領域，新自由主義完全建立在所謂“經濟人”“理性人”的假設前提下，根本無力說明現實世界的真實情況。但這一理論前提經過錯誤宣傳，在實踐中產生了極壞的影響。如有人寫道：“前不久，筆者與一個政界人士相聚，在談及這數十年的變化時他發出感慨道，中國共產黨經過改革開放最大的收獲可能在於弄懂了人都是‘經濟人’，因此一切的政策策略都要以此為出發點。”還有一位省部級幹部進修班的主講教員在講課時講道：“經濟人假定”就是“把人看作是理性的利己主義者，說人是自私的”，“人們如果不自私，就不會有勞動的積極性，政府也無法通過政策調節經濟”。這位教員還由“經濟人假定”推演出“高薪未必一定養廉，但低薪肯定導致腐敗”的結論。這些錯誤的認識，搞亂了人們的思想，混淆了是非，顯然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形成了幹擾。

西方經濟學中的“市場萬能論”，其淵源是出自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學說。亞當·斯密意指，每個人都是追求自己利益的“經濟人”，結果促進全社會財富增加，國家強大。隨後到新古典學派馬歇爾運用他的均衡價格論，更認定“經濟人”是有理性的，能精打細算，生產者追求利潤最大化，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據此，“看不見的手”學說就歸納斷定：讓千百萬人在市場上自願行動，結果通過價格體係的調節作用便能使社會經濟得到最好的配合。後來，由西方福利經濟學進一步加以明確表述：有效率的資源配置的判斷通常應采用“帕累托準則”或“帕累托最優狀態”，即是經濟中的資源和產量（投入—產出）的分配已達到這樣狀況：除了犧牲經濟中的別的單位之外，不可能重新分配資源，以使某個人（或生產過程）能得到更大滿足（或更大產出量）。然而，在當今世界各國，無論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學說，還是帕累托的“最優狀態”，已成為不現實的假說了。正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的，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的學說中“那隻手之所以看不見是因為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者就算存在，它也是癱瘓的”。盡管新自由主義者大肆鼓吹“靠市場機製可以很好地解決所有的經濟問題”，但是當前西方一些經濟學者斷言：“市場製度不管多麽具有創造力，卻不能自我調節”；“市場常常懲罰無辜的局外人，但卻獎賞不從事生產的投機者。市場往往排斥社會價值”。須知，所謂的“經濟理性”並不能指揮個人與集體生活的所有領域；自由市場的存在是使投資者賺錢並最大限度地獲得利潤，而不是為了滿足國家需要和社會福利需要。特別是人類的生產活動必須與土壤、植物區係、動物區係、大氣等保持平衡，這種生態平衡為了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我們必須堅持生態原則高於市場原則的立場。

需要看到，錯誤的思想對正確的政策也有著幹擾作用。馬克思曾經指出：“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等的生產者，但這裏所說的人們是現實的，從事活動的人們，他們受著自己的生產力的一定發展以及與這種發展相適應的交

往（直到它的最遙遠的形式）的製約。意識在任何時候都隻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實際生活過程。”新自由主義的經濟人，並不是現實的人，從這個“經濟人”出發不可能得出任何科學的觀點。馬克思曾指出：“要從費爾巴哈的抽象的人轉到現實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須把這些人當作在曆史中行動的人去研究。”對照之下，西方新古典經濟學中所定義的“經濟人”“理性人”，正是理論脫離實際，是在錯誤的方法論上虛構出來的關於從事經濟活動的人的抽象概念。

首先，“經濟人”行為假定是建立在具有完全的、充分有序偏好、完備的信息和無懈可擊的計算能力的前提條件下。但實際上，偏好變化既多又快，而且是不可觀測的，於是隻有預先假定模型是正確的，它們才能被確認。這顯然是一種主觀主義。

其次，經濟人的理性決策需要完全的信息，這在現實生活中是不可能成立的。完全的信息在信息不完全的場合不是一個有用的假定。如果經常沒有辦法計算取得額外信息的可能的邊際成本和邊際效益，“經濟人”根本不可能合理決定何時停止活動。盡管西蒙提出，理性就是遵循一個可得到好的解答的程序，而不應用最優解法來定義，可是西蒙後來曾對他的“有限理性”理論結論抱有兩點保留意見：一是“談論什麽‘如果我們信息靈通的話，我們就會怎麽做’是沒有實際意義的，因為根本上就不會有這種情形”；二是“由於人腦有限，我們隻使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的一小部分去幫助我們思考。太多的信息與太少的信息同樣是不理想的”。最後，“已經證明，經濟人是一個可有豐富解釋的、在數學上容易處理的人的假定”。但是，“要探究這些模型的比較靜態性質的等效，在計算上有些麻煩，所得結果的一般性也大可懷疑”。

再次，社會是一個複雜的係統，人們的經濟行為要受到政治、社會、曆史、文化、科技、心理、製度等各種因素的影響，而被新自由主義奉崇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卻從根本上忽略了最大多數智力正常的人的決策極少地決定於經濟考慮。新自由主義認為市場可以自發實現經濟人的利益，可以在市場競爭中達到均衡，在帕累托最優中體現出社會的理性。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赫伯特·A·西蒙卻指出：“提高經濟效益並不是引進市場經濟的唯一原因，還應考慮到引進技能，以及引進可以幫助人們有效地組織工作的知識。”“建立市場價格不等於什麽事情都辦好了，你們還要建立與這市場相適應的組織機構。”“現在中國的首要任務不但是集中注意力在市場改革上……還要集中在組織機構的重建上，從而使得人們的忠誠感得以複活，而不僅僅是為了幾元錢而‘折腰’。這就是機構重建的最崇高任務。”新自由主義由於主張個人主義，必然不重視社會組織的重要性，看不到集體行為，也必然否認不同利益集團、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其經濟分析得到錯誤的結論並導致錯誤決策也就是不可避免的。

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庫特納斷言：“標準經濟學不能解釋或不予考慮的問題遠比經過正式論證‘解決了的’那些問題重要。”他提示：“人們可以設想一種全然不同的經濟學，它以經驗為依據來探討標準模式的假設何時適用，何時不適用？技術和體製變革如何影響經濟增長？體製方麵出現的哪些情況應由政府出麵幹預？經濟狀況與文化和政治價值的聯係何在？平等與效率之間的利弊權衡何時才真正勢在必行，何時隻是為了使特權合理化？哪些市場像教科書上的市場那樣運作？在哪些文化、技術和體製條件下，對資本投資的市場劃分進行幹預會產生積極的效果？不同國家在不同曆史時期的技術成就如此懸殊的真正原因何在？在不同的再分配形式下，實際成本是多少，對動態效率又會帶來哪些好處？人的行為的真正動機何在，在哪些環境下，人們是合作的，利他的；又在哪些環境下，人們是利己的？經濟刊物很少討論這些問題，即使偶爾涉及，也隻是費解的抽象概念和假設。”這一觀點對我國如何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顯然有參考、借鑒和汲取之處。

總之，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前提、思想觀點和政策主張是不適合中國的改革開放的。隻有破除西方經濟學中的“市場萬能論”和“市場萬歲論”神話，我們才能準確地掌握和全麵地認清我國現在處於並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個最大實際，才能從國情出發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通過不斷實踐和及時總結經驗教訓，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指導，切實創立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