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將講座的題目定為“孤獨症譜係障礙的遺傳前兆”，還引用了一些很棒的DNA結構圖。為了趕在計劃時間內結束講座，我的語速比平時稍快，但我隻講了九分鍾就被朱莉打斷了。
“蒂爾曼教授，在座的大部分人都不是科學家，所以您可能要少用一些術語。”這種事情簡直讓人惱火。人們可以肆意闡釋雙子座或金牛座的假定特征或是花上五天時間收看一場板球比賽，卻沒有興趣，甚至不願擠出一點時間去研究研究構成人類自身的基礎性物質。
我按原計劃講了下去。臨時調整已經來不及了，而且我相信一些聽眾已經獲得了足夠的信息來理解我的講話內容了。
我說得沒錯。一隻手舉了起來，是一個大概12歲的男孩。
“你的意思是說應該並不存在單一的遺傳標記，而是眾多基因相互聯係，並基於特殊組合形成聚集表達。對吧？”
完全正確！“還要加上環境因素。這與躁鬱症的情況十分相似，就是說——”
朱莉再次打斷了我：“那麽，非天才的聽眾們，我想蒂爾曼博士是在告訴我們阿斯伯格綜合征是與生俱來的。這不是任何人的錯誤。”
“錯誤”這種用詞令人震驚，作為權威人士，怎麽能使用含義如此消極的詞匯。我不能隻專注於遺傳問題了。這可怕的用詞在我的潛意識中不斷發酵，我的聲音也不由得提高了許多。
“錯誤！阿斯伯格綜合征根本不是一個錯誤。它是一種變異，甚至可能是巨大的潛在優勢。阿斯伯格綜合征讓人更有計劃性，精力更集中，擁有創造性思維和超然的理性。”
教室後方的一位女士舉起了手。我一心撲在論證上，難免犯了個小小的社交錯誤，但我隨即改了過來。
“後麵那個女胖子——不，那位豐滿的女士？”
她頓了一下，環顧四周，說道：“超然的理性是否就是沒有感情的委婉說法？”
“是同義詞，”我答道，“感情會造成嚴重的問題。”
我決定舉個例子來證明受感情支配的行為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設想一下，”我說，“你和朋友們正躲在一間地下室裏，敵人正在四處搜捕你們。每個人都要保持絕對的安靜，但你的孩子正在大哭。”“哇哇哇”，我模仿孩子的哭聲，這能讓我的故事更加生動可信，吉恩也會這麽做的。我突然停了下來：“你有一把槍。”
很多人舉起了手。
朱莉猛地站了起來。我繼續講道：“你的槍有消聲器。敵人越來越近了，他們要把你們全殺了。你要怎麽做？孩子開始尖叫……”
台下的孩子們迫不及待地說出答案。有人喊了出來：“殺了那孩子。”很快，全場都咆哮了起來：“殺了那孩子！殺了那孩子！”
那個提出基因問題的男孩叫道：“殺敵人！”另一個人補充：“伏擊他們。”
更多的點子很快湧了出來。
“把那孩子當誘餌。”
“我們有多少槍？”
“捂住他的嘴。”
“不呼吸他能活多久？”
這和我預想的一樣，所有的點子都來自阿斯伯格綜合征“患者”。他們的父母沒有給出任何建設性的意見，有些甚至想打壓孩子們的創造力。
我舉起手：“時間到了。非常好。所有理性的解決方案都來自阿斯皮族。其他的人都被感情捆住了手腳，完全無所作為。”
一個男孩突然大聲喊道：“阿斯皮族最牛！”雖然我已經在文獻中列出了“阿斯皮族”這一縮寫，但它對這些孩子來說似乎還是一個新詞。這詞好像很受歡迎，不一會兒這些孩子便跳上椅子，跳上桌子，對著空氣揮舞拳頭，齊聲高喊：“阿斯皮族最牛！阿斯皮族最牛！”就我掌握的資料來看，患有阿斯伯格綜合征的兒童在社交場合通常都缺乏自信。成功地解決問題可能會暫時性地治愈這一病症，但他們的父母再一次拒絕給出積極的回應，向他們大吼，甚至想把他們拽下桌子。很顯然，這些人更看重是否合乎社會傳統，而非孩子們的進步。
我想我已經明確表達了我的觀點，朱莉也認為我們沒有必要繼續遺傳的話題了。家長們似乎都在思考孩子們究竟學到了什麽，沒有與我進行任何深入討論，便離開了。現在剛剛晚上7點43分。非常好的局麵。
我開始收拾筆記本電腦，朱莉突然爆出一陣笑聲。
“天哪，”她說，“我得去喝一杯。”
我不太理解為何她要與一個剛剛認識了46分鍾的人分享這一信息。我也想回家小酌幾杯，但這完全不需要知會朱莉。
她繼續說道：“你知道嗎，我們從來沒用過那個詞。阿斯皮族。我們可不想讓他們把這兒當成什麽俱樂部。”一個本應該提供幫助與鼓勵的人竟然說出了這樣貶損的話。
“像同性戀一樣？”我說。
“說得好，”她說，“但也有不同。如果他們不改變的話，是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關係的——他們永遠也找不到另一半。”這倒是個合理的結論，我完全感同身受，因為在這一領域，我一直困難重重。朱莉換了另一個話題：“你是說在某些方麵——某些有益的方麵——他們比非病患做得更好？除了殺死小孩。”
“當然了。”我很疑惑為何從事特殊人群教育的人無法從這些人身上的特質中看到價值和市場，“在丹麥，有一家公司專門招募阿斯皮族做計算機應用測試。”
“這我倒是頭一次聽說，”朱莉說，“你真是給我帶來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她盯著我看了一會兒。“有時間去喝一杯嗎？”她把手搭到了我的肩上。
我本能地縮了一下。這絕對是不妥當的接觸。如果我對一個女人做出同樣的動作，是一定會惹上麻煩的，她沒準兒直接向院長狀告我性騷擾，我的事業可就完了。當然，沒有人會因此而非難她的。
“不好意思，我已經有別的安排了。”
“不能不去？”
“真的不能。”在成功彌補了浪費掉的時間之後，我絕對不會再次讓我的生活墜入混亂。
在遇到吉恩和克勞迪婭之前，我還有另外兩個朋友。首先是我的姐姐。她是個數學教師，但對在該領域更進一步鑽研並沒有什麽興趣。她就住在附近，每周來看我兩次，有時也不定時過來看看。我們一起吃飯，討論一些瑣事，比如發生在我們親戚身上的一些事情，還有與同事的社交往來。每個月的某個周日，我們都會開車到謝珀頓一次，和父母、弟弟一起共進晚餐。她一直單身，可能是太過害羞，也沒什麽通常意義上的吸引力所致。由於一次惡劣的、不可原諒的醫療事故，她如今撒手人寰。
我的第二個朋友叫達夫妮，在結識吉恩和克勞迪婭之後，我們的友誼也同步並行了一段時間。達夫妮的丈夫罹患癡呆症，被送到了療養院，她隨後搬進了我家樓上的公寓。她的膝蓋不好，肥胖症讓情況更加惡化。她至多隻能挪上幾步路，但頭腦很好，智商極高。我開始定期去看望她。她從未獲得任何正式的資格認證，一直都在扮演著傳統的主婦角色。我認為這完全是在浪費她的才華——特別是當她付出關愛卻得不到後代回報的時候。她對我的工作十分好奇，我們開始了一個名為“教授達夫妮遺傳學”的計劃。我倆都對這個計劃十分著迷。
達夫妮開始定期到我家吃晚飯，因為給兩個人煮一頓飯產生的規模經濟要遠遠超過單獨做兩頓飯。每周日下午3點，我們都會去7.3公裏外的療養院看望她的丈夫。在往返14.6公裏的旅途中，我會邊推輪椅，邊與她進行一些有關遺傳學的有趣對話。在療養院，我到一旁讀書，她會與丈夫說說話。她的丈夫能理解多少真的很難判斷，但很少是肯定的。
達夫妮的生日是8月28日，那正是瑞香花盛放的時節，她也因此得名。每年生日，她的丈夫都會送上瑞香花。在她看來，這是件無比浪漫的事。她向我抱怨說，即將到來的生日將是她56年來第一個不能收到瑞香花的生日。解決方案再明顯不過。她78歲生日當天，我用輪椅把她接到我的公寓共進晚餐，並買了一些瑞香花送給她。
她很快就識別出了這種味道，一下子哭了出來。我以為自己犯了大錯，但她告訴我這是幸福的淚水。她也很喜歡我為她做的巧克力蛋糕，但感動程度完全不在同一個級別上。
晚飯期間，她發表了一個不可思議的聲明：“唐，你一定會成為一個好丈夫的。”
這和我的經曆大相徑庭，那些曾被我短暫吸引的女人最終都會拒絕我。我給她列舉了一些事實——從我童年設想未來長大成家開始，到我放棄這個念頭為止，越來越多的事實表明我可能根本不適合結婚。
她的論據倒是十分簡單：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另一半。從數據上來看，她基本上說得不錯。但遺憾的是
，我找到這個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這還是對我的頭腦造成了一定的幹擾，就好像一道數學題總要找到答案一樣。
她接下來的兩個生日，我們都複製了獻花儀式。達夫妮的反應不如第一次般強烈，但我也會給她買些其他的禮物——有關遺傳學的書籍——她看起來十分高興。她告訴我，生日一直是她一年中最喜歡的日子。這種觀點在兒童中十分普遍，因為可以收到禮物，成人也會有如此想法倒是我沒有想到的。
在為達夫妮第三次慶祝生日後的第93天，我們一起去療養院看望她的丈夫。在路上，我們談起她幾天前讀過的一篇遺傳學論文，我發現她忘記了文中的好幾個要點。這不是近幾周來她第一次出現記憶問題，我很快意識到應該對她的認知功能進行一次測評。測評結果是她患了阿爾茨海默症。
達夫妮的智力水平下降得很快，沒多久我們就無法再繼續討論遺傳問題了，但我們還是在一起吃飯，去療養院。達夫妮現在主要會談及她的過去、她的丈夫和家庭，我大體可以總結出她婚姻生活的模樣了。她仍然堅持我一定會找到合適的伴侶，和她一樣過上極為幸福的生活。有一些補充性研究用事實支持了達夫妮的觀點：已婚男人的確幸福感更高，壽命也更長。
有一天，達夫妮問我：“我的下一個生日是什麽時候？”我意識到她已經喪失了記錄時間的能力。我想若是能讓她的幸福感最大化，撒個謊也無妨。問題就在於如何能反季買到瑞香花，但情況順利得超乎想象。我發現有一位遺傳學家出於商業因素的考慮，正努力改變並延長花期。他可以為我常去的花店供貨，我也可以為達夫妮舉辦虛擬生日晚宴了。從此，每當達夫妮問起我生日的問題，我就會重複這一流程。
最終，她也不得不住進了她丈夫所在的療養院。隨著她記憶能力的不斷衰退，我們慶祝生日的頻率越來越高，直到我需要每天都去看她。花店甚至給了我一張特別優惠卡。我計算了一下，按照舉辦生日晚宴的次數來看，她207歲時開始認不出我是誰，319歲時不再對瑞香花有任何反應，我也不再去看望她了。
我沒有想到朱莉會再次聯係我。和往常一樣，我對人類行為的預測再一次出現了錯誤。講座結束兩天後的下午3點37分，我的手機顯示了一個陌生的號碼。朱莉留言要我回電，我想一定是那天我有什麽東西落下了。
我又錯了。她想要與我繼續有關阿斯伯格綜合征的討論。我很高興我的講座可以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她建議我們共進晚餐，但這可不是個開展高效討論的好方式。不過，考慮到我通常一個人吃飯，所以重新安排時間還是很容易的。背景資料研究是另外一個問題。
“你對什麽話題比較感興趣？”
“噢，”她說，“我想我們可以隨便聊聊……相互了解一下。”
這聽起來毫無重點可言。“我至少需要知道一個話題的大概範圍。我講的哪部分內容特別吸引你？”
“嗯……我猜是丹麥電腦測試員吧。”
“是計算機應用測試員。”這我可真要提前準備準備了，“你想了解些什麽？”
“我在想要怎麽找到他們。大部分患有阿斯伯格綜合征的成年人並不知道自己有這樣的毛病。”
這是個好問題。隨機麵試的做法對檢測一個患病率不足0.3%的病症來說絕非高效。
我做了一個猜想。“我想他們會用問卷作為初步篩查的工具。”我還沒有說完，就感覺頭上靈光一閃——當然這隻是一個比喻。
問卷！多麽明顯的解決方案啊。一份目的明確、科學有效的問卷配合當前的最佳實踐，就可以篩掉那些浪費時間的女人、沒有條理的女人、對雪糕有偏見的女人、抱怨視覺騷擾的女人、水晶球占卜師、占星師、貪戀時尚的女人、宗教狂熱分子、嚴格素食者、看體育比賽的女人、鼓吹創世論的女人、抽煙的女人、對科學一無所知的女人、相信順勢療法的女人。最終，在最理想的狀態下，剩下那個最完美的伴侶。或者，現實一點，得出一份可控的決選名單。
“唐？”是朱莉，她還沒有掛斷，“你想什麽時候見麵？”
情況不同以往。優先順序已經改變。
“不可能了，”我說，“我的日程表已經排滿了。”
我要把我所有的可用時間都放到這個全新的計劃上。
尋妻計劃。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