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鹿中原 正黨保民(1/3)

遍觀史籍,亂局盛世,一把笤帚掃天下,孤寡聖主治江山,美傳山呼不絕,從未真有其實。近賢臣、遠小人,識人善任,量才選能,大度包容,群英畢至,雖千古明訓,卻知易行難。無論在白區或紅區,不管在革命戰爭或和平建設中,擯棄奸邪,擢拔忠良,無疑為克難製勝之首要。而成就愈大的事業,不僅要選用愈多的人才,更要善於造就出百千萬眾之英才群體!

新成立的中原局轄長江北、隴海線南的豫(原屬北方局)、皖、蘇、鄂廣大地域。1938年11月,劉少奇仍化名胡服,前往楊靖宇的家鄉、老紅色遊擊區——河南省確山縣竹溝鎮,組建中原局。

當時,要打開局麵,最需要的是大量幹部,更急需成熟的老幹部。父親敘述,他多次向中央要,而延安也奇缺幹部,他幹脆提出:可以把有點“問題不清”的同誌全給我,在敵後抗日,他們都會是英雄好漢!

朱理治、徐海東、戴季英,因處理陝北紅軍之事在延安多有不便。1937年夏,劉少奇安排原北方局代表、陝甘晉省委書記朱理治為河南省委書記,此時又依托河南省委建中原局,朱任委員兼組織部長;徐海東到江北的新四軍四支隊任司令,戴季英任政委。

李先念、劉瑞龍、王必成都是四方麵軍的老戰將。劉少奇派李到鄂中、鄂豫挺進支隊,與陳少敏(支隊政委)開天地;派劉瑞龍到豫皖蘇,同彭雪楓辟江山;派王到粟裕部任團長,當旅長。

原紅三軍團的彭雪楓和原紅九軍團的羅炳輝在“山西特殊形式統一戰線”時,到太原八路軍辦事處(與北方局同駐地)任主任、副主任。父親又把他們要來,安排羅先在陳毅部當副職,後任江北的新四軍五支隊司令;彭先到河南任軍事部長,後任豫皖蘇的六支隊司令。以上僅列舉少數。

當時,父親恨不得把在延安能帶走的幹部全都要來,對有思想包袱的老同誌,他挨個兒進行思想教育,然後分派到各地各處任要職。至於新幹部,更是不拘一格、多多益善。

所列鼎鼎大名者,皆為創造了中國曆史的風雲人物。僅舉一位陳少敏。她可謂中國共產黨人裏出類拔萃、最富傳奇、文武雙全的女幹部,是寡言堅守危難,恬靜隱於輝煌的女英雄、女將領。因少見於經傳,不為眾所周知,故突出簡介。

1902年,陳少敏生於山東壽光的貧困家庭,其父辛亥革命時當連長,思想進步,回鄉務農教學。小女隨侍,上過幾年學,又進教會學校接觸現代科學知識。不幸天降大災,父親與妹妹餓病而斃,13歲的她流浪幾百裏,到青島日本紗廠當過兩年童工。後被美國文美中學錄取,又學知西方的民族獨立、民權民主常識,並在多家工廠當工人、搞工運,1927年入團,1928年轉黨。

中共委派原滿洲省委的任國楨,到山東任臨時省委書記,因單身租不到房子,組織安排28歲的省委秘書陳少敏配合工作,假扮夫妻,自然而然,產生感情,結為伴侶。1930年8月,因黨組織遭到破壞,夫妻潛回壽光,12月底,兩人來到了北方局所在地天津,任國楨被任命為北平市委書記。次年10月,任從唐山市委書記又調任山西特派員,11月被捕,壯烈犧牲於閻錫山屠刀下。在北平的陳少敏於1932年元旦,才知道丈夫犧牲和初生幼女夭折的消息。

1936年初,劉少奇任中共中央代表到北方局,陳少敏為冀魯豫特委書記,創造性執行“徹底轉變”的指示,工作上取得空前的發展成就。陳少敏對劉少奇的領導,由服從、執行、讚成,到自覺擁護、欽佩、崇敬。1937年春,父親送她到延安學習,參加白區工作會議。她像很多“老白區”一樣,起初也對劉少奇講的“白區錯誤路線”和“損失百分之百”有思想抵觸——難道那麽多英勇就義的好同誌都成了“錯誤路線”的犧牲品?我們一直拚死革命、鬥爭不息,怎能叫“損失百分之百”?當年,即使在老紅軍裏,類似這兩個疑問,也相當普遍。一直到數年後延安整風、《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黨的七大,才逐步解決。實踐結果驗證,使人心服口服。

父親在滿洲省委時,任國楨為滿洲省委委員、哈爾濱市委書記,同為白區老同誌,同情同感自然天成。此時,劉少奇絕對是耐心細致地開導說服陳少敏、黎玉(劉少奇派任山東省委書記)包括北方局書記高文華等,甚至包容體諒柯慶施。但工作上,必須按紀律和要求,堅決創造性地執行中央和上級的方針,以實效政績評議核定。

在延安學習時,陳少敏又有一次婚姻。1937年11月結業後,丈夫塗正坤到江西省委任書記,陳隨赴當婦女部長。不久,丈夫的原配女紅軍,從死人堆裏爬出尋回。陳力勸丈夫複原,毅然分手。這段淒美婚事,動人心扉。

1938年5月,北方局書記劉少奇以語言不通,社情不適為由,調陳少敏回洛陽特委任書記,後到河南省委(朱理治任省委書記)當常委、組織部長。1938年底中原局成立,書記劉少奇把陳少敏調來竹溝直接領導。1939年4月,委派她會合李先念,創建鄂中抗日根據地和新四軍鄂豫獨立支隊,任鄂中區委書記兼支隊政委等職。不久傳來噩耗:6月12日,江西省委書記塗正坤,在國民黨製造的反共“平江慘案”中英勇犧牲。

逆境而上、風雨無阻,37歲的“陳大姐”,成為赫赫有名的“陳大腳(未纏足、‘解放腳’)”。百姓傳頌“上馬手揮雙槍,下地赤腳作田”,帶兵的好將軍、民眾的好大姐,鬼子的真敵手、革命的女英豪!1941年,部隊改編為新四軍五師,她任副政委兼地方黨政多職。1945年,陳少敏被中共七大選為中央候補委員。1946年夏,“中原突圍”血戰後,父親派她赴山東老家解放區,與黎玉搭班子領導。

新中國成立後,

陳少敏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黨組副書記,全國紡織工會首任主席等職。七屆七中全會上遞補為中央委員,1956年中共八大再度當選中央委員,八屆十中全會上增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

“**”時期,陳少敏剛正不阿,捍衛真理。1966年10月中央工作會議的分組會上,她當眾走到劉少奇麵前,大聲要求匯報工會的工作。父親環視眾人說:我知道同誌們都擔心我。請放心,我一定會堅持真理,修正錯誤,認真地反思、檢討,生命不息,改造不已。衷心感謝大家的關心。當場,陳少敏淚流不止。

1968年八屆十二中全會,劉少奇被“永遠開除出黨”。表決當口,陳少敏低頭伏案,拒不舉手。耀邦叔叔向我敘述:康生厲色點名嗬斥,坐在前排的陳大姐氣得發抖,硬是用頭壓住雙手,真是鑄鐵成鋼的豪傑啊!

“**”結束後的1977年12月,老媽媽悄然病逝,身邊珍藏的遺物,僅一張永遠掛在臥室的任國楨相片。陳少敏媽媽,堪稱真正的舍生取義!

百折不撓、軍民公認的良將領袖,無私無畏、盛世隱名的巾幗英雄!

這裏,我們再回到1938年11月。劉少奇到達中原地區後,就提出要擴展軍隊,反對摩擦。但情勢要比華北更為複雜:日、偽、頑、匪盤踞,日寇、汪偽、中央軍湯恩伯等、非嫡係韓德勤等,加上占山為王的幫會土匪,蜂擁橫行、硬擠強壓。共產黨的軍隊想要在這豺狼蠹蠍之地、犬牙蟲蛇之間插足、生存、發展,更難上加難,如赴湯蹈火。長話短說,中原局在竹溝,謀篇布局統一思想,指揮用兵派出幹部,融於百姓培訓戰士,厲兵秣馬、蓬勃興旺,被譽為“小延安”。

不久,父親又急回延安(朱理治代理中原局書記),完成中央托付的重任要務。周恩來意外摔傷,赴蘇聯治療。這段時間,可謂是到處、多方、諸事需要他。僅舉一件在當時遠悖功利、絕非彰顯,日後卻曆久彌新、隔世生輝的大作為。

1939年夏,全國抗日已兩年,敵後抗戰大發展。我黨在陝甘寧、華北、中原的黨組織和人民武裝,呈幾何級數增長。群眾運動轟轟烈烈,踴躍參軍熱情高漲。新形勢、新黨員、新青年、新官兵,對共產黨和人民軍隊是什麽組織,什麽宗旨,知之甚少。知識青年與工農兵怎麽結合?黨和軍隊的文化成分大提升,如何發揮?怎樣做合格的黨員和戰士?誰是楷模榜樣?缺少準繩。

毛澤東(45歲)、張聞天(38歲)和劉少奇(40歲)等,深感必須回答這些大問題。《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簡稱《修養》)應時而生。

在往返延安途中的河南澠池,父親手拿幾頁提綱演講,反響甚佳。

回到延安,劉少奇又豐富了思想內容。宋平叔叔多次對我回憶:張聞天讓他接父親到馬列學院。因聽眾越來越多,隻好站在操場的一張木桌上,劉少奇生動地講了好幾天(每天三四小時),實事入情、鞭辟入裏,經典哲理、深入淺出。大家完全被吸引住,全神貫注、如饑似渴,甚至忘了記錄。宋平記了厚厚一大本,課後不少同誌借去補記傳抄。演講轟動延安,整理出部分講稿壓縮提煉,許多精彩的實例、經典和故事不得不刪減了。精品發表,成為那一代以至幾代共產黨員與軍人的教科書。

後世之影響,我不評價了。

隻講一段從未公開披露過的故事:1961年,古巴總統多爾蒂科斯(原為無黨派紅色律師)在天安門城樓上對劉少奇說:“多年前,我很不了解共產黨,菲德爾·卡斯特羅給我一本西班牙文的書,告訴我:這是共產黨人的‘聖經’,一位中國人的著作。”

三十多年後,南非總統納爾遜·曼德拉,對中國的外交部長吳學謙也說道:被監禁32年,一本共產黨人的“聖經”,激勵我從容以待,是中國人劉少奇的著作。並且,背誦了其中的段落。

多爾蒂科斯讀《修養》時與曼德拉一樣,並非共產黨人。他們都曾有倍感迷茫的時候,但後來都被公認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的偉大革命家。父親的《修養》,是把一名革命者最崇高遠大的理想信念,與最現實日常的行為操守,統一起來;把“天將降大任於斯人”,與要經曆的“所以動心忍性”,闡述清楚;把戰士必須從容應對的曆練考驗,必須具備的品格修養,擺出亮明,“曾(增)益其所不能”;把為官、做事,還原成為民、做人!而父親奮鬥畢生,親身詮釋出典型榜樣,正如朱爹爹讚揚的“修養稱楷模,黨員作範儀”。因此,《修養》才被奉為圭臬,為眾銘記,曆久彌新!

在華中這段時間,劉少奇還著有《作一個好黨員,建設一個好的黨》(1940年7月)、《人的階級性》(1941年6月)、《論黨內鬥爭》(1941年7月)、《民主精神與官僚主義》(1941年)、《論黨員在組織上和紀律上的修養》(1941年)、《人為什麽犯錯誤》(1941年10月3日)等著作。與《修養》和後來在中共七大上的報告《論黨》合撰匯集,被黨內譽為“黨書”之一。今人品讀反思,仍會倍感受教。

心力所至,神來之筆!土生於亂世山野、情真意切,勃發後盛世傳今、自在出新!

被譽為理論家的劉少奇,可一直是文武兼備的著名實幹家。

由於國民黨的節節慘敗,共產黨的飛速擴展,父親預料到國民黨反共**將臨。再三催促中原局機關及所屬單位分批轉移,並做出具體安排,再次(在北方局時已提出)響亮號召“到敵人後方去”,“最困難的最前線,是共產黨應站的崗位”!至今追念呼出,口號蘊涵的膽魄與堅毅,仍令人熱血沸騰!

1939年10月下旬,劉少奇率領中原局挺進敵占區,離河南,赴皖東。僅十多天後發生“確山慘案”,國民黨軍突襲竹溝,殺害我二百多同誌。回

頭千百裏,“掩麵救不得”;故人長決絕,“血淚相和流”——何其悲憤!

劉少奇到皖東定遠、滁縣,舉旗高呼:“東進、東進、再東進!廣泛猛烈的向東發展,到敵人後方去,不到海邊決不應停止。”而最主要的,就是建立抗日武裝,建起軍隊、遊擊隊、民兵以自衛,“東進!把日寇趕進大海!”成為劃時代的口號!同時同步,建立抗日根據地。

幾個月中,父親連續主持了三次中原局會議,深透分析敵友我情況,明確戰略方向,批判片麵的“兩個一切”口號,提出堅持抗日民主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原則,放手發動群眾、發展人民武裝、建立根據地、敢於“反摩擦”等重大方針,三次會議跨出三大步,解放幹部思想,推動工作轉變。

中原局向各級指示:“八路軍、新四軍及黨的組織,必須獨立去發展自己的力量,自立自主的去組織遊擊隊、自衛軍和民眾,不必等待任何人的允許,不必與任何人商定所謂共同綱領,應完全依照我黨曆來的主張,獨立的去進行”。

之前,北方局在河南周邊的豫西(河南省委朱理治、陳少敏)、豫南(王國華)、豫皖蘇(彭雪楓、劉瑞龍),中原局在鄂豫皖(李先念、陳少敏)大張旗鼓建起根據地。而受王明片麵的“兩個一切”影響,項英一直反對所謂的“招兵買馬”,不許建根據地,怕產生摩擦,刺激國民黨,導致新四軍在蘇皖的活動地域局促,發展很難。

徐海東大將後來回憶:他同父親到中原局後,按指示組建發展新四軍四支隊,與羅炳輝的五支隊同時,很快由幾百擴充到兩三千官兵。項英卻嚴厲批評,命令實行“精兵主義”,都砍到不足千人,令徐、羅兩位司令痛心頓足,使大家的抗日情緒很受打擊。劉少奇率中原局到皖東後,放手發動群眾,四、五支隊很快都發展到5000人,前後一年多,各自近萬指戰員,兵強馬壯。

魏文伯叔叔對我回憶:國民黨叫我們去殺敵,卻不補給槍支、糧彈、資金。我們趕走日偽,打下地盤。沒有政權,求著國民黨派縣長,好給部隊征兵、征糧。國民黨不僅不派,反倒百般刁難。劉少奇反複說:這就叫“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咱們怎麽能辦這傻事!又講起“要人要糧要槍,首先要有家”的道理,“遊擊戰爭是要有根據地的,沒有根據地就不能長期堅持”。當即,委派魏文伯去當了第一個共產黨縣長,父親叮囑道:一定要建立獨立自主的政權,我們打下的地盤,國民黨派縣長咱們還不承認呢!就這樣,在蘇皖敵後地區建立了第一個由共產黨委派掌控的縣(定遠)政權。

之後,劉少奇通電:“派遣最好的幹部去做縣長、區長”,又陸續任命了幾百名,確立起小片根據地,再連成幾大塊。

遊擊戰爭,前提是人民被“逼上梁山”;核心是捍衛人民權利、保護群眾切身利益;本質是人民的戰爭。就戰爭的本體定義、屬性和規律,與各種戰爭無異,區別就在於人民性。沒有民心民力,想打也打不久,打不贏,打不了。遊擊戰爭——人民戰爭中,軍隊和武裝力量當然不可或缺,但決定性的,無疑是領導指揮者——黨和政權,能否植根人民為人民,能否得到人民全力支持,能否取得人民的信任托付!正如父親所說:“隻要有數百萬群眾積極性的發動,並善於去組織與運用這種積極性的時候,我們的黨與數百萬群眾建立了密切聯係的時候,我們就能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一切困難均可克服”。戰爭的最終勝敗,取決於民力民心!

根據地是政權:我黨武裝人民,就是要奪取政權、執掌政權。

那時,共產黨的地方幹部,無工資,吃軍糧、穿軍衣、同軍籍,而軍人地方征召,傷殘軍烈屬地方優撫,軍糧軍費軍衣軍鞋地方籌集。無家哪來的兵?無國哪來國防?無民事哪有軍事?誰說地方黨政與軍隊無關?那是營盤那是根哪!

根據地是政權:我黨奪權執政為何?就是為人民服務。

那時,共產黨人舍身拚命,不就是為了報國保種救百姓嘛!中原局建起根據地,沒忘這個根本宗旨。打奸除霸反封建,解救民眾保民權,尊重勞動倡民主,救濟難民利民生,組織群眾生產生活、查田均賦減租減息,擁軍愛民轟轟烈烈,村鎮一派欣欣向榮!陰晦華夏,晴空一方!

父親說:“隻有民眾積極起來保護其本身利益的時候,民眾才會或才可能以同樣的積極性來保衛國家民族。未有對本身利益尚不知或不敢起來保護的民眾,而能起來積極保護國家民族的利益。所以我們今天發動民眾積極的適當的保護其本身利益,也就是直接的發動民眾起來積極的保衛國家民族的利益,而走上抗日的戰場”。著名老曆史學家呂振羽當年留詩為證:“心懷人民轉乾坤……春風**漾大江天”。

舉一樁湮沒無聞、不見經傳的舉動,在幾十年後多次應時創造了中國曆史:

新四軍政治部主任鄧子恢,首推“包產到戶”。在皖東、淮南、淮北,軍地開荒平坡、群眾擁護,分給無地農民、取信於民,種公田繳軍糧、足兵足食,餘糧自家全留、成效顯著。農民生產生活比敵占區和“國統區”都溫飽紅火。劉少奇擊節讚賞,加以推廣。

追根溯源,“包產到戶”打根兒上就是“紅色基因”。鄧子恢,這位曾留學日本軍校卻“土得掉渣”、作為閩西紅軍創始人的“老軍頭”,20世紀60年代國家處於“非常時期”,最堅定強烈地呼籲“包產到戶”。父親又再次鼎力支持。後來,鄧老被稱為“中共頭號農村工作專家”,或許就此可找到淵源?

“包產到戶”,對今日之中國意味著什麽?中國人民可還記得首創的那些人們和功績!是否想知道他們的遭際命運?

登高望烽火炊煙、千古江山,荒草埋將士村婦、英雄無覓。劉少奇和鄧子恢都曾經說過:那是人民群眾的創造!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