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參加滇雲省疾控艾滋病檢測專家組，實地參與了邊境地區的艾滋病檢測篩查工作。

加上全文通讀了魯家林那本《艾滋病：正向我們走來》紀實讀本。

安朵算得上是臨江縣衛生技術人員中對艾滋病有清醒認知的第一人。

安朵從擴充防艾辦人員受阻一事上，明顯感覺到廣大的衛生技術人員對艾滋病這個來勢洶洶的新型傳染病充滿了誤解和恐懼。

安朵無解地想，衛生技術人員尚且如此，何況我們今後防艾工作的目標人群——社會大眾。

由於所有人群對艾滋病信息接受的單一化，即使作為多數衛生技術人員，也和社會公眾一樣，所接受的信息都是單渠道的，甚至於是不客觀的。

社會上對艾滋病的誤解和汙名化，隨處都可以感受得到。

安朵行走在臨江縣城的休閑廣場，看到一群群退休的大爺大媽圍坐在一起曬太陽，不時傳來他們關於艾滋病的熱烈討論。

有個戴著老花鏡的奶奶說,艾滋病是老天爺對那些罪有應得的壞人的一種懲罰！

有的老爺爺說,愛資病就是熱衷於資本主義國家腐朽生活的人才會得的髒病！

有的說，如果我的家人得了這種“愛資病”，我就要把他清理出門戶，讓他自生自滅。

在這些大爺大媽義憤填膺的討論中，得艾滋病的人就是x毒者、l交者、txl者、a娼。

不僅社會上對艾滋病病毒攜帶者非常歧視，因為安朵參加過艾滋病檢測工作，她也遭到了同行們的誤解。

安朵有一次和幾個從縣級醫療衛生單位抽調出來的同事下鄉，進行鄉村計劃免疫達標考核。

她們這次乘坐一輛公務車出行，車子即將啟動，安朵才拎著一袋麵包最後一個上車。

安朵意外地發現，自從她上車坐下，緊挨她的一個女同事就連忙起身擠到前麵的座位上。

前麵已經沒有了空位，可這位同事就是要擠上去。

這要換以前，她們這些姐妹對安朵可親近了，大家都喜歡和她挨坐在一排座位上。

安朵拿出剛買的熱騰騰的麵包，大大咧咧地遞給同事們。

她知道這次下鄉出發得早，很多同事甚至來不及吃早點，所以這些麵包是特意為沒有吃早點的同事們準備的。

一直非常喜歡吃安朵“便攜式早點”的同事們，現在一個個被驚嚇到連連擺手，唯恐避之不及。

這要是先前，她們早就一個個樂開花欣然接受，還嘖嘖稱讚安朵是暖心小天使。

臨江縣的鄉下條件差，鄉下旅館少，經常人員爆滿，且都是多人間，女同胞們隻好和安朵擠在一個房間住宿。

那些女同胞對安朵的反感越來越明顯，且態度上更加的冒犯安朵。

安朵被要求不能和她們在同一間浴室洗澡，牙刷和毛巾不能放在浴室。

不能和她們共用香皂，甚至被要求洗衣服時設定的水溫要更高。

被昔日親密無間的姐妹們有意疏離，讓安朵覺得自己就像一個艾滋病病毒攜帶者，跌落到無盡的深淵裏。

安朵無解而無奈，她真切地感受到被拋棄的滋味是多麽的令人絕望。

她又認真通讀了一遍魯家林所著的《艾滋病：正向我們走來》，一下子就理解了社會上對艾滋病嚴重汙名化的緣由。

安朵清晰地記得，她第一次看到艾滋病這個傳染病的信息，還是在一九八五年那年，當時的她還在普寧衛校讀書。

她在學校閱覽室看到《人民日報》刊登的一係列關於艾滋病的報道。

其中《談談“超級癌症”——艾滋病》比較典型地把艾滋病描述為一種來自西方的“傳染性癌症”。

一直到安朵工作後，她在一些報紙、電視上看到的報道中，都把艾滋病視為資本主義的疾病。

那些報道多以國際新聞為主，消息常來自外電，鮮有國內民間、個體的內容。

那時候的安朵就有一種“艾滋病離我很遙遠”的感覺。

安朵認為，這種感覺不單單自己有，社會大眾肯定也有。

因為每一個和她一樣的社會大眾，接受的都是同樣單一的信息。

現在突然看到央視、滇雲電視台集中報道滇雲省艾滋病疫情，不可避免地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

至於檢測出來的艾滋病病毒攜帶者，社會公眾一致把這些人歸咎為他們追隨了資本主義貪圖享受的生活方式。

“艾滋”即“愛資”，這樣的譯稱就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

感染風險毫不例外地與“外賓、歸國人員、邊境居民、外國人”等等形象相聯係起來。

從一開始，艾滋病所代表的就不僅僅是“一種疾病”，更是被隱喻為“一種人格類型、道德評判或者政治態度”。

反正一句話，得艾滋病的人都被拉上了道德法庭，他們全部是一些道德敗壞的人渣。

這樣的討論無處不在，除了大爺大媽，還有機關部門的工作人員、街坊鄰居。

上班時候會討論，下班了休閑娛樂會議論，對艾滋病無處不在的討伐，源於對艾滋病的深惡痛絕。

幾乎所有的社會人群都認為，隻有那些放縱的、甚至是罪惡的人，才有機會得“愛資”。

艾滋病是對這類人群的“罪與罰”。

每每聽到人們熱烈而義憤填膺的討論，安朵也時常捫心自問。

如果自己不是早於其他衛生技術人員一步參與到這項工作中來，她甚至就是其中參與討論最激烈的一個。

由於缺乏對艾滋病的全麵認知，人們對艾滋病的片麵理解、誤解和汙名化，艾滋病又被稱為“世紀瘟疫”，全社會陷入一派“談艾色變”的境地。

除了憎惡艾滋病感染者，對這種傳染病，社會公眾更是“怕”字當頭。

人類社會中，無法被治愈的疾病很多，包括很多常見病，比如糖尿病。

可傳染性的疾病也不少，但是在醫學技術手段下，大多數都被消滅，或逐漸被疫苗相對抗。

能夠致人死亡的疾病很多，比如心髒病、糖尿病、癌症等等。

而艾滋病是致死性、可傳染、不可治愈這三個條件的交匯點，這本身就足以造成恐懼。

恐懼導致了禁忌，禁忌本身又確立了恐懼。

由此，艾滋病成了一個魔鬼的別稱。

加之，艾滋病以被視為生命象征的體液作為傳播途徑，在主流人群中增添了一種“汙染”和“入侵”的意味。

那麽，作為冒犯主流的侵略者，艾滋病被構建出的社會屬性便催生了對“你——我”“異——己”的劃分。

“作風有問題、肮髒、x亂”等汙名與“x毒人員、t性戀、x工作者”等身份緊密相連，顯示了艾滋病在社會上疾病汙名與身份汙名相互交互。

與汙名相聯係的艾滋病感染者會繼而被分離為“他們”，而不是“我們”的一員，導致了社會的隔離。

因為害怕遭到歧視與侮辱，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們不敢**自己的身份，進而更加遠離了人群，成為了事實上的“孤家寡人”。

所以，艾滋病被放在了禁忌的另一端，艾滋病病毒攜帶者被放在社會的另一端，連帶著他們的人格、名譽與權力。

安朵思考著，社會上對艾滋病嚴重的汙名化，就是當前艾滋病防治工作中麵臨的最大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