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身就是大士族出身的司馬炎，對於自己登基後的社會風氣是很清楚的。他清楚的知道，靠著吹牛皮和高雅可是治理不了國家的，新王朝就得有新的道德思想體係，就要樹立新的主流意識形態，進而通過來控製輿論和人們的思想。
所以，司馬炎決定首先要從改變大臣們的思想來抓起。
曹魏帝國時期，不光對皇族想囚犯一樣嚴防死守，對領兵在外的將領和在外任職的官員，也同樣的嚴加防範，這些人的家屬，要統統留在首都，不能跟隨外派的官員一起走，其實說白了就是防止那些官員叛變的人質。司馬炎登基之後，馬上接觸了曹魏帝國實行了近五十年的外派官員人質規定，這一招，即表示了皇帝對官員們的信任，也解決了所有外派官員無法和妻子兒女團聚的問題，可謂是大快人心。估計很多外派官員終於可以天天見到原先一年到頭不能見的老婆孩子，頭一句話就是：“這在前朝可是想都不敢想啊！”
還有一件小事，可以看出司馬炎對於增進皇帝和大臣之間的感情所做的努力。
司馬炎在老爸蓋棺定論不久，打算要去皇家宗廟祭祀一下，當時主管皇家宗廟的人叫許奇，而這個許奇的爸爸，就是當年因為和曹魏皇帝曹芳站在一條戰線上、被司馬師流放到朝鮮結果死在半路的許允。可以說，司馬炎的大伯殺了許奇的老爸，許奇伺候的是殺父仇人的親侄子。許多大臣就勸司馬炎，您看許奇和您是這種關係，萬一您到了宗廟裏頭，他起了複仇的念想，您可就危險了，所以還是先把許奇換到別處，您再去宗廟吧！司馬炎聽到這些議論，馬上下命令，不光把皇家宗廟仍舊交給許奇掌管，還把包括宗廟在內的整個皇家園陵都交給許奇，把他直接提了一個級別。
然後，針對當時崇尚奢侈的社會風氣，司馬炎也以實際行動做出了勤儉節約的表率。
在準備去宗廟的祭祀活動的時候，主管祭祀的單位向司馬炎報告，祭祀用的禦用牛的青絲韁繩斷了，因為青絲比較昂貴，司馬炎就命令，用麻繩來替代。
針對當時鄙視體力勞動、鄙視平民百的社會風氣，司馬炎在登基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257年，他親自到洛陽城南的皇家祭祀宗廟禦用農田裏做了一會農民，結結實實的拉了三回籬笆，對農民兄弟和農業活動表示支持和鼓勵。
而司馬炎做的最隆重也是最長期的一項道德工程，就是在孝道上麵做文章，自己做出官方的表率，對孝做一個正大光明的解釋和示範。
司馬炎在登基的第二年的1月8日，就將原先曹魏帝國的祭祀祖先用的宗廟全部騰空，把自己爸爸司馬昭、大伯司馬師、爺爺司馬懿的牌位放了進去，同時搬進去的還有司馬懿的爸爸、爺爺、爺爺的爸爸、爺爺的爺爺，讓全國人都知道自己的祖宗是誰，讓全國人都知道司馬炎十分崇敬和緬懷他的祖先。
沒幾天，司馬炎又將大伯司馬師的妻子，也就是他的大媽羊徽瑜尊為景皇後，當做媽媽一樣養在後宮。
對爸爸的喪事，司馬炎尤其重視，並且嚴格執行儒家對於喪事的規定。
儒家的開山祖師爺孔子認為，父母死了以後，當兒子的要守三年的喪。守喪主要有兩項內容：一項就是要隆重的辦喪事，並且穿孝衣孝帽，也就是喪葬要有一套禮儀程序，這也很好理解，畢竟表示一下對死者的思念和尊重也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而另一項就十分不盡人情了，孔子先生認為辦完喪事以後，還要真心的
表現出痛苦哀傷的行為。
打個比方，如果死了父母，子女在喪期之內就應該做到：1.不許洗澡；2.要痛苦的麵色發黑、身體憔悴；3.在給父母辦喪事的時候要拖長聲音哭，盡量苦的上氣不接下氣；4.盡量少說話，和喪事無關的事情盡量不談；4.父母去世頭三天什麽都不吃，三天後可以喝粥，三個月以後可以吃粗糧，一年以後才可以吃水果蔬菜，等到喪期過後，才可以吃肉喝酒；5.住在草棚裏麵睡草席、枕木頭；6.一切能讓自己高興的事情都不許做，比如不許和他人聚餐狂歡、不許結婚、甚至結了婚也不能和老婆睡覺；7.有官職的人必須辭去官職。而且孔子認為，辦喪事多豪華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就是要在辦喪事之後的三年內不斷的哀傷痛苦，這才足夠表達子女對父母去世的悲傷之情，血緣關係越遠的人，就越可以減少這種糟踐自己的程度。
其實在孔子這個時候，守喪隻是儒家提倡的一種東西，可是到了秦朝的時候，給死去的皇帝守喪就成了強製性的規定，到了西漢漢武帝的時候，給五代之內的親人守喪也成了強製性的規定。而且為了表示全國人民對皇帝的愛戴和敬意，隻要皇帝死了，全國人民都要像給自己的老爸守喪那樣整整糟踐自己三年。到了後來，這種變態的規定已經越來越不能被接受，很多地方的百姓幹脆就根本不理這個碴兒，因為他們覺得沒有必要把皇帝當成自己的親爹。
西漢漢文帝的時候，他認為守喪三年這種排場實在沒有必要搞，本著減輕百姓負擔的願望，就規定以後百姓們替皇帝守喪以一天頂一年，朝廷和皇宮以一天頂一個月，這樣，三天以後，全國百姓就可以照常生活，而朝廷和皇宮也最多三十六天就可以恢複正常了。
這樣過了幾百年，到了司馬炎這裏，他就非要堅持按照近千年前孔子實際守喪三年的規格來祭奠自己的爸爸。當時司馬昭死的時候，全國上下按照規定都要陪著一起白衣白帽，以表達對司馬昭去世的哀思。
按照慣例，三天過後，全國就一切照舊，該吃吃、該喝喝、該玩玩兒了。司馬炎先生別出心裁，在三天之後，雖然也脫了孝服，可是仍然帶著孝帽、隻吃素不吃肉，還是一副痛不欲生的樣子。等到公元266年8月，司馬昭將近周年祭日的時候，司馬炎要去祭奠老爸，突然提出要再次非要穿孝衣戴孝帽。這個時侯，當時的尚書令（國務院總理）裴秀就勸司馬炎，按照慣例，大臣們都是服喪36天就夠了，您本來已經脫了孝服，現在又要穿上，完全沒有必要。再說您這一穿孝服，我們大家夥是陪不陪您穿呢！司馬炎聽完以後，覺得確實沒必要為難大夥兒和自己一起死老爸，就不再堅持了。
祭奠回來以後，司馬炎雖然不穿喪服，可是仍然戴著孝帽，天天吃和尚餐。大家夥又一起勸司馬炎沒有必要這樣死心眼兒，可是司馬炎這回死活不聽，對大臣們說：“每當想起老爸，而我不能完成穿三年喪服的禮儀，就為此傷心，更不要說吃稻米、穿錦繡了。這樣做隻會讓我更加難過。我本生在儒者之家，幾輩子人都信禮法，對自己爸爸怎麽能不盡孝道呢！聽你們的已經夠多了，不要再多說了。”大臣們一看勸不了，也隻好任由司馬炎穿了三年喪服，享受了三年的純健康素食。
可是司馬炎的苦行僧生活，並沒有這麽就結束，因為在他好不容易快要服完司馬昭三年之喪的時候，在公元268年3月22日，司馬炎的母親、皇太後王元姬也去世了。4月3日，心情悲痛的司馬炎把母親和父親司馬昭合葬，同時計劃接著給母親也服個
三年之喪。太常（祭祀部）向司馬炎匯報說，既然已經合葬完畢，祭祀儀式也已經完成，作為皇帝的司馬炎就應該注意身體，不要再連續做苦行僧了，但是，司馬炎用詔書拒絕了這項提議，太常再次堅持，司馬炎仍然不肯停止服喪。最後，文武百官不斷請求，司馬炎這才脫下孝服，但是仍然戴了三年孝帽，吃了三年素食，一直到公元271年，他才結束這種苦行僧的生活。
通過司馬炎建設西晉道德新風尚的種種努力，我們可以看出，司馬炎實際上想要繼承他前輩的願望，重新恢複儒家思想，把儒家思想樹立成西晉王朝的主流意識形態。他提拔許奇，就是力圖改變當時君臣之間互不信任、互相提防的關係，想要恢複早已不複存在的儒家希望的君君臣臣；他嚴格遵守儒家禮儀為父母守孝，就是意圖恢複早已淡漠的儒家認可的父父子子。
那麽司馬炎為什麽非要恢複儒家道德的權威呢？
雖然同樣是士族階層，但一直做大官、並且很早就控製了國家最高權力的司馬家族，本身代表的是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的利益。和當年曹魏帝國的皇族一樣，司馬家族是絕對不會允許那種鄙視權威、鄙視官場的玄學思想泛濫。各位可以想象一下，大臣們如果都真的逍遙了，那誰還給皇帝打工效力？大臣們如果都真的都不相信倫理道德了，連爹娘都不鳥，那誰還鳥皇帝？
西晉王朝建國初期的國家重臣，像王祥、何曾、裴秀、賈充、荀顗、荀勖，他們全部都出身在堅信儒家倫理道德的家族裏，他們對司馬家族的思想綱領，是完全擁護的，而且他們對逍遙虛無的玄學思想，普遍都是排斥的，像何曾就曾經當著司馬昭的麵，狠狠的罵著名的玄學家阮籍是條危害國人思想的大毒蟲。總之一句話，在當時來說，司馬炎希望在人們心中樹立這麽一種理念：擁護儒家思想的就是以國家利益為第一的正統人士，擁護玄學思想的就是以家族利益、個人利益為第一的危險分子。
我們說，司馬炎想給自己的新時代樹立新的意識形態，他的出發點是好的，他希望通過儒家思想的重新確立來整合當時已經混亂的人心，對於抑製由於崇尚虛無思想而醉生夢死的社會風氣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這種意圖和當時代表著士族家族利益、個人利益的玄學虛無思想是相違背的，所以，司馬炎想要重新恢複儒家思想的道德改革，是絕對不可能成功的，這場實質上意圖重新恢複國家中央集權意識形態的、樹立儒家道德新風尚的運動是要注定失敗的。實際上，司馬炎最後也被奢侈和糜爛的社會風氣徹底控製，變成了醉生夢死的敗家子皇帝。
我們舉個例子，司馬炎剛即位的時候，當時的建議官傅玄（爸爸傅幹做過東漢末年曹操的後勤部長），針對士族政治的道德敗壞和違法亂紀，向司馬炎建議，挑選道德高尚的正人君子（其實主要指強調道德萬能的儒家知識分子），排斥崇尚虛無和奢侈的小人（主要指崇尚虛無思想的知識分子）。司馬炎非常欣賞這個建議，馬上頒布了詔書，結果因為很多士族都崇尚玄學思想，這個建議根本無法實行，成了一紙空文。
所以說，在司馬炎登基以後，士族階層已經強大到連皇帝也無可奈何，從思想和行動上，皇帝想要違背整個士族階層的意願，是根本行不通的。
於是，士族階層就在玄學虛無思想的指導下，繼續醉生夢死和紙醉金迷，社會道德風氣的沉淪並沒有隨著西晉王朝的建立而結束，這個王朝真正全麵性的腐爛，才剛剛開始。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