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老四海又想起老爹了。在他的印象中，老爹一直就是個老頭子。然後他在派出所給老爹注銷戶口時，神奇地發現老爹其實隻有四十五歲，當時老四海的震驚簡直是無以言狀。去年學校評選優秀青年教師時，他們班主任當選了。公告欄裏寫得清清楚楚，班主任已經四十歲了。老四海這才知道，在中國四十以下的全算青年。可老爹才四十五啊，頂多是個青壯年，怎麽就死了呢？

老四海歎息著，盤算著，痛苦著，他琢磨著自己已經二十二歲了。按照老爹的公式，自己也算近半百啦，想到這兒老四海幾乎要哭出來了。

他覺得生命正在離自己遠去，青春已經成了過眼雲煙。

晏殊曾寫過一首詞，其中有一句是：大家攜酒哭青春！人生唯一值得哭泣的就是青春！是啊，生命太沉重了！老四海這條命肩負著母親的晚年，肩負著弟弟們的學業，肩負著一家人的希望，而現在他口袋裏隻有一百多塊錢。

忽然老四海覺得腦袋在微微震動，他抬眼一看，外麵居然下雨了，而且是凍雨。雨珠象濕潤的細沙團一樣，砸在玻璃上，發出“嚓嚓”的聲音。不一會兒，車窗就成了現代畫，光怪陸離，七零八落。

此時有個農民模樣的老哥欣喜地叫道：“下雨啦，下雨啦！沒到春節就下雨，今年的收成錯不了。”

車中立刻有人附和道：“那是，十二大都開了，能不下雨嗎？”

又有人大聲道：“頭年財政收支平衡了，照這樣下去，用不了多少年咱們就能趕上美國了。”

老四海身邊坐著一位中年人，這家夥象是城裏人，整張臉上都是滿不在乎。此刻他捏著鼻子“哼”了一聲：“媽的，收成好不好管什麽用？收成好不好跟我們有什麽關係？打五八年開始就說年年說大豐收，可為什麽不多給我們家發點糧票啊？多大的豐收也沒張羅著給大家多發一斤呀！奶奶的。”

有人接口道：“這就是城鄉差別。人家農民沒有糧食定量，人家能撒開了吃，咱們就不行啊。”

城裏人哼哼道：“奶奶的，報紙上的話我從來都不信。大人三十斤的定量，半大孩子二十六斤。我們家兩兒子，一個上初中，一個上高中。奶奶的，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呀！我那兩兒子一頓飯加起來吃過十一個饅頭，哪兒有那麽多糧票啊？逼得我到處求爺爺奶奶，換點糧票跟作賊一樣。媽的，年年說豐收，豐收了，糧食呢？糧食都讓狗吃啦？”

先前還在歡迎下雨的農民哈哈笑道：“以前的事咱管不著，可現在不一樣啦，包產到戶啦，家家都是地主，家家都得留餘糧。我們是能把糧食留在手裏就不賣，萬一再趕上一回三年自然災害，我們怎麽辦呢？等著餓死？三年自然災害裏餓死的都是我們農民，你們城裏人才死了幾個呀？我們得留一手。”

又有人笑道：“他奶奶的，要是再鬧饑荒，我們城裏人就下鄉搶糧食去，我跟你們農民拚了。”

車廂中發出一陣笑聲。大家紛紛談起那三年中挨餓的舊事，談著談著饞蟲就出來了。很多人便拿出饅頭、大餅和麵包，大口大口地吃了起來。

老四海沒經過三年自然災害的洗禮，但吃飯問題同樣激發了他的靈感。老四海腦子中靈光一閃，心道：壞了！自己身上雖然有一百多塊錢，可卻一斤糧票都沒有啊？有錢沒糧票，照樣得餓死！

中國的糧票製度從朝鮮戰爭時期就實行了，一直到1991年才廢除掉。好幾代人生活在糧票的陰影裏，大家是談票色變。那時每人的定量是相同的，碰上大肚漢就活該你倒黴了。糧票種類繁多，北京的糧票出了北京就是廢紙，上海的糧票進了江蘇就一文不值，如果想去外地的話，那你必須得有搞到全國通用糧票的本事，否則就得做了餓殍。其實中國的票證製度比想象中還要複雜，不僅有糧票，還有布票，也稱工業券、油票、副食票、肉票、自行車票等等，連瓜子、花生都得憑票供應。後來有了電視機，社會上又與時俱進的發行了電視票。老四海是農民出身，糧票意識比較淡漠。進城上大學之後他才領略到糧票的偉大和無所不能，在城裏買個燒餅都得用糧票啊，進飯館就更缺不了這玩意兒了。此時老四海犯難了，沒糧票，到了省城可怎麽辦呢？

老四海拉住身邊的城裏人，問道：“哪裏能換糧票？”

城裏人上下看了他幾眼，麵孔上驟然畫滿了緊張。忽然他揪住老四海的袖子，惶恐地小聲說：“兄弟，啊朋友，啊不是，同誌，你可千萬別和我一般見識，我是胡說的。”

老四海暈了，這是什麽意思？他苦笑著說：“我就是問問糧票的事。”

城裏人雙手抱在胸前，樣子象是在作揖。“同誌，同誌，我這人就是嘴不好，可我心好啊！我心特好，英特納雄耐爾一定會實現。”

老四海歪著嘴，身子離城裏人遠了些，他覺得這家夥是腦子出問題了。

城裏人看到他的模樣，更緊張了。“同誌，我不該說糧食都讓狗吃了，你們當吃官飯的也挺不容易的，沒有你們，咱們國家能在四化大路上奮勇前進嗎？我偷偷換糧票是不對，但那絕不是挖社會主義牆角，這不是為了養育接班人嗎？您就把我當個屁，放了吧。”

老四海明白了，這城裏人是把自己當成什麽了。也難怪，這車上隻有自己生得白白淨淨的，象個體麵人。他不想捉弄老實人，趕緊解釋道：“我什麽都不是，我是個學生。”

城裏人疑惑地說：“你什麽歲數了還當學生？”

老四海怕他不相信，將已經作廢的學生證又拿了出來。“我真是學生，是大學生。”

“大學生啊？”城裏人的臉上已經換成欽佩了。“我兒子要是能上大學就好了，等他一畢業，我就成幹部的爸爸了。”

老四海笑了一聲：“現在你就能當。”

城裏人道：“他們還小呢。”

“改名字呀。你姓什麽？”城裏人說他姓張，老四海道：“大兒子叫張局，小兒子叫張處，這樣你是局頭的爹，也是處頭的爹。”

城裏人一拍大腿：“真他媽高，實在是高！我回去就改，奶奶的，我兒子全是大貓，想配什麽牌就配什麽牌。對了，你一個大學生打聽糧票的事幹什麽？國家不是給你們發糧票嗎？”

老四海解釋說：自己去省城找同學玩兒，忘帶糧票了。最後道：“我想問您，什麽地方能換糧票？”

城裏人終於平靜了，晃著腦袋說：“你們這幫大學生將來隻能幾衙門，根本不是過日子的人。出門不帶糧票？出門不帶嘴可以，但不能不帶糧票。”說著，城裏人疵牙冽嘴地從腰裏摸出個皮夾子來，小心翼翼地打開。老四海看見，皮夾子裏全是花花綠綠的各種票據。城裏人從一堆一兩、二兩的糧票中找出一張一斤麵額的全國通用糧票，遞給老四海。“拿著，這是給我們單位出差時剩下的，先拿著用。”老四海有點不好意思，冽著嘴剛要說什麽。城裏人一揮手道：“一斤是不夠，你是小夥子，這一斤糧票夠幹什麽的？可我就這麽多了。你要是用完了，就到黑市換去，三毛錢一斤，全國通用的是四毛錢，貴一點兒的五毛也能拿下來。你看著點警察啊，可別讓人家把你抓起來。”

老四海小聲說：“拿錢換糧票還犯法？”

“投機倒把！”中年人又緊張地四下看了幾眼。

老四海感激地點了點頭，此後很多年他都記著城裏人的麵容。這個滿嘴髒話，為糧票發愁的家夥；這個膽小怕事又一心想當幹部父親的小人物。

1991年的時候，當老四海在電視裏聽到取消糧票製度的時候，他是由衷地高興，不為別的，為了這個城裏人。

後來城裏人告訴他，黑市就在省城新修的立交橋下麵。老四海不明白咱們國家何以會有黑市呢？城裏人說了句很有哲理的話。“物件有白色的就有黑色的，否則這日子就沒法過了。”最後他鄭重地說：“記住啊，換糧票就老老實實地去換糧票，千萬別招惹人販子。”

這一來老四海更驚了，堂堂的省城居然有人販子？

城裏人看出他的心思，嗬嗬笑道：“你呀，還真是個學生，什麽都不懂。人販子有什麽新鮮的？人家娶不上媳婦，買一個又怎麽啦？人家生不出兒子來，買一個又怎麽啦？”

老四海苦著臉說：“這不是犯法嗎？”

城裏人想了想道：“買孩子是犯法，是缺德了。可賣女人就難說了。你沒去過秦嶺、大巴山那一片兒的山區，那叫窮啊，窮得掉渣。甭說姑娘了，驢都想往外麵跑。人販子把她們從山裏帶出來，就是把她們給救啦，都歡天喜地的。賣到山西給煤黑子當老婆，總能吃上口飽飯吧。”

老四海大瞪著眼睛不說話，有些事超出了他的理解範圍。

城裏人接著說：“你這模樣象個體麵人，人販子也不會找上你。我告訴你啊，人販子口袋裏都插幾根稻草，這是他們的標誌。”

這回老四海是有點印象了，古人說插標賣首，估計就是這個意思。

旅程就是這樣，有人陪著說上兩句，路程也便縮短了。後來，老四海和城裏人談起了《錢神論》。城裏人哼哼著說：“我要是那個叫董褒的，我就寫一篇《票神論》，保證能賣錢。”

凍雨一直下個不停，省城卻到了。

下車後，老四海想再和城裏人打個招呼，卻再找不到那家夥了。他望著茫茫人流，老四海忽然覺得自己很孤單，象一隻失群的鳥。

在泥濘的路上走了好久，老四海終於找到表叔所在的工地了。

遠遠望去，工地建築就如一座巨大的水泥柱子了，灰黑色的，下半身還罩著苫布呢。走近了，老四海覺得，這地方不象是有人的樣子。走進工地，這種感覺就越發明顯了。工地空落落的，果然是一個人都沒有。

老四海扯著嗓子，在工地裏喊了三十多聲：表叔。終於喊出一個工地守望者來，他大叫道：“誰呀？你找誰呀？”老四海說出表叔的名字。守望者想了想道：“是不是就是那個工頭啊？跑啦，潛逃啦。”

老四海大驚，表叔幹得好好的，怎麽會跑了呢？守望者解釋了半天，老四海終於弄明白了。這座樓是爛尾了！開發商發現省城是個投資陷阱，樓蓋到中途就跑了。工程是幹不下去了，工人們便找工頭要工資。老四海的表叔同樣沒錢，他擔心民工把自己的腿打折了，半個月前就跑了。有人他去海南了，有人說他跑到外蒙古去了，還有人說：表叔去了新疆。反正是跑了。

守望者揪著老四海道：“你是他侄子吧？趕緊走吧，萬一讓人家抓住，你的腿就保不住啦。”

老四海又暈了，表叔和自己是家族的驕傲。表叔領導著二百多民工大幹現代化呢，而自己則是當代大學生。如今倒好，一個成了欠債潛逃的犯人，另一個成了無家可歸的盲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