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帝國巨頭四大天王之一,房喬的影響力,不是一般官僚可以短時間內比肩的。即便是有地方世族的支持,頂天也就是溫彥博這個層級,說到底,候補天王的意思,就還不是天王。

典型的一點,天下諸道各州刺史、長史,其財政權、人事權的權力,做官做到死,也不可能像房喬這樣揮灑自如。

房玄齡說要總督府置省內“錢庫司”,那省內有司就成立了,一幹要員從長安、洛陽、武漢或借或調,橫豎不超過一個月,就搭起了架子。環彭蠡湖的“調研”忙歸忙,也死了人,但摸底的前期工作房玄齡要說做,就沒人說這不行那不行來推諉。

誰推諉就查誰,房喬做“黜置大使”的時候,這幫地方土鱉連開元通寶都還沒見過呢。

省內總督府新舊空缺放在那裏,房喬的底氣也是相當足的。“錢庫司”作為江西省財政廳,對整個江西是“一攬子”統籌,當然了,因為江漢觀察使府的存在,就刨除了武漢。

錢怎麽來?

房玄齡也不含糊,作為尚書左仆射,連“跑部錢進”都不會,他還混個屁?再說了,也不需要他去跑。

他房玄齡這張臉往弘文閣一放,難道就不值個百幾十萬貫?

弘文閣“聞弦知雅意”,也沒有廢話,上稟遼東,皇帝行在就傳來消息:江西草創,稅賦自當酌情減免。

收到皇帝傳回來的消息,弘文閣一幹老秘書就琢磨了:這他媽啥意思?

好在魏王殿下身邊不都是廢物,幾經揣測,心想大概是皇帝老子允許房相可以多截留點江西的稅賦?

貞觀朝的稅賦變化還是比較大的,分水嶺就是“伊予銅山”正式出口銅錠進入中國,基本上解決了京洛、淮揚、蘇杭的“錢荒”。於是這些地區繳納稅賦,也逐漸從實物稅變成了折算銀錢。

當然對李董來說,蘇杭這地界並沒有執行嚴厲,因為暫時不屬於他的基本盤。中原地區,李董是非常強硬地推動“貨幣化”。銀錢在手多方便啊,糧食僅僅是為了維持常平倉,諸道往往在糴糶之間,貼個兩三文錢一鬥總是要的。

若非要“維穩”,鬼才願意貼錢進去。

就為這個,還要堅決打擊“豪強”,防止“發國難財”的大戶們煽動民變,可以說是相當的得罪人。

除了李董的核心地區,不僅僅是房玄齡所在的江西,基本上其餘地方,李董都是願意放一放手,一般都是“因循舊例”,這個舊例,往往都是隋朝時期的故事。

這也是為什麽武德朝的律令,基本就是隋朝的改了個名字。

連戶籍統計,整個武德朝都沒有做過,關中都沒有統計,更不要說全國。當然這跟當時天下新定,山東世族把持中原,有很大的關係,但執行力上不得不說,頗有劃水胡混的嫌疑。

於是房玄齡要弄點錢在總督府機動,李皇帝是允許的,橫豎這年頭也不可能是房玄齡來起頭造反,再一個,總督府也不涉及到軍事。

更何況就這年頭江西的道路,就算有人造反,能不能一個月內出一州之地,還特麽兩說呢。

房玄齡就算要造反,也得等他“錢庫司”把錢存起來修了路之後,再去多說。

所以房玄齡在江西的“錢庫司”一個進項,就確定了下來,隻是到底要截留多少,還有待商榷。

實際上房玄齡在現錢上,並沒有指望稅賦,江西是從整個江南道拆分出來的,沒有整飭河道、沼澤、山地之前,就是典型的窮橫。饒是“豫章郡”這樣的魚米之鄉,一到發大水,那當真是到處都是魚在稻田裏吃米,全他媽給淹了。

按照有司統計來看,河堤、湖堤、江堤總裏程少說要五六千裏才能保證不出大的水患。就這,還得從武漢借調測繪狗,否則還得走彎路,兩條腿走能走到什麽時候去?

但實物稅在這時候的江西,還是相當有用的,“民以食為天”,吃是頭等大事,上至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卒,都要吃飯。

豫章師範學院籌辦,要緊的地方也是吃,教員、學生的吃管好了,就算是成了一半的事情。剩下的,發揚一下精神,號召一下動力,咬咬牙對付個三五月,不成問題。

真正的現錢來源,有兩個,一是問江西地方的土豪“借”,這個“借”倒也不是厚顏無恥的搶劫,而是憑借總督府的權威,在“豫章郡”設立新市,這些個市鎮,都是和武漢對接的,一應資源,都可以讓武漢承銷。

二是總督府問武漢“借”,這個就是之前修橋鋪路修堤開渠的路數,拿“過路費”充抵工程費用之後。各運河、關卡處的津口、市鎮地皮,直接賣給武漢人。當然江西老表也可以買,隻要肯掏錢,誰還管錢是誰的?

贛水是直通彭蠡湖也就是後世鄱陽湖的,隔湖相望,都昌縣所設船務學堂也不是沒人知道,所以江西總督府“賣地”的那些地到底好不好,有點見識的都琢磨著籌錢做個二道販子。

而且因為總督府統籌,什麽地方能賣,什麽地方不能賣,基本就是房玄齡說了算,別人想要賣給武漢人,武漢也沒誰有那個膽子跑來拆台。

有心找淮揚、蘇杭的,人都不願意來江西,他們何來把握千裏迢迢買地還能攥住了發家致富?

兜兜轉還是要找總督府求房玄齡“指點迷津”,連狗都知道,武漢那邊隻認房玄齡,其餘本地老表,一幹不認。

因為武漢的鼎力支持,房玄齡在江西鎮壓坐地戶可謂“大殺特殺幾無一合對手”,貞觀十九年秋冬交際的光景,總督府的威權算是徹底建立,總督府說要疏浚餘水入湖段河道,餘幹縣全體上下表示全力支持,爭取大幹五百天,增加稻田四十萬畝。

總督府說要修一條南昌到建昌的弛道,兩地百姓交口稱讚,表示“要想富,先修路響應總督號召,發揚勞動熱情”。

至於像豐城縣這種總督府還沒有說什麽,就主動開始邀請工程隊進駐勘察的地方,一時為“江西楷模,贛水表率”,總督府為此特別表示,豫章師範學院可以多給豐城縣幾個招生名額。

跟房玄齡家二公子“交情莫逆”的宣州一把手顏籀顏老漢,在看到房玄齡半年不到就把江西各地刺頭梳理的服服帖帖,也是歎為觀止,不得不承認,能混成四大天王的猛人,從來沒有浪得虛名的。

而房玄齡一手拿著錢袋子,一手拿著官帽子,也不是說就萬事大吉。對於來年的官員考績,總督府針對環彭蠡湖,評定標準就一個:裏程。

江堤、湖堤、河堤、溝渠、運河……

驗收裏程達標,官帽子不缺,錢袋子敞開。而這個考績標準,也不是隨便就定下來的,農耕時代的水利設施優劣,直接就決定了糧食產量大部分行情。

有沒有都江堰,有沒有鄭國渠,有沒有刊溝,對這些水利工程所在地而言,就是天壤之別。

想要從“澤陂遍布”進化成“魚米之鄉”,給工業時代的化肥無上限供應,除了造成水汙染,沒有任何意義。

但水利工程水利設施的完善,卻能夠讓糧食增產翻一番翻兩番,按照總督府長久以來的勘察,倘若環彭蠡湖“治水治山”妥帖,田畝增加的數量,再養活個五六百萬人毫無壓力。

在這樣的數據支撐下,房玄齡如何不心動?

千幾百年後,人們提到彭蠡湖或者鄱陽湖成為“魚米之鄉”的首功,怕不是早就在彭蠡湖給房玄齡立個石像,讓後世子孫前來祭拜。

至於名聲之外,僅僅是二三年之後的收益,一畝地哪怕就算一石,一百萬畝就是一百萬石,而這裏,又何止是一百萬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