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聯邦德國相對應,在蘇聯的扶植下,親蘇的德國統一工人黨組織了新生的民主德國政府,並仿照蘇聯的經濟模式建立了計劃經濟體製,雖然在這種體製下,民主德國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由於計劃體製的僵化與低效等問題,到20世紀80年代,民主德國逐漸進入前所未有的政治與經濟困境,在已基本喪失民心的情況下,德國統一工人黨政權在東歐劇變的氛圍下迅速垮台,民主德國最終被聯邦德國以統一的形式吞並。一)6·17事件在德國統一工人黨領導下的新生的民主德國,雖然在政治上得到了蘇聯的支持,但在經濟上卻未能擺脫因戰爭破壞與蘇聯拆遷當地機器設備造成的危機。在二戰之前,德國東部地區就以農業為主,工業基礎十分薄弱。在德國,東德出鐵量僅占1.3%,煤占2%,鋼占7%。經過二戰的破壞,東部經濟更加支離破碎,加上沉重的戰爭賠償,東德經濟十分困難。按規定,蘇聯從東德索取了100多億美元的賠款,大批工廠設備被拆除運往蘇聯。據估計,每一個東德人為賠款、設備的拆除等負債2500馬克,相比之下,西部地區由於“馬歇爾計劃”和其他投資,每一個西德人得到了140馬克的補助金。在蘇聯的安排下,民主德國不顧本國的經濟現狀,仿照蘇聯製訂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按照該計劃,到1955年工業生產總值應提高到1936年的一倍,農業的每公頃產量應比1950年提高15%,國民收入總值應比1950年提高16%以上。為實現這一民主德國國徽計劃,民主德國政府發動了“生產積極分子運動”拚命提高工業產量。但事與願違,由於違反經濟規律,不僅預期的生產目標無法實現,各種經濟與社會矛盾反而加劇了。工業生產不振,民眾的生活必需品沒有保障,生活水平不斷下降、農業歉收,專業人員不斷外流。這時民主德國的政治局勢更是令人堪憂,民主德國政府和統一社會黨的核心領導人是斯大林的追隨者與親信——黨的總書記烏布利希。他在20世紀40年代後期到50年代初期為鞏固權力、排斥異己,不斷發起“清黨”對所有涉嫌“反蘇分子”都加以嚴厲的整肅,根據1951年統計,約有l5萬名黨員被除名,約3000名黨員自動。這種黨內整肅,不僅大大加強了統一社會黨同蘇共的依存關係,也強化了統一社會黨黨內的個人擅權地位,進而直接影響國家政治的集權化。在矛盾叢生的時刻,烏布利希又做出了一項不得人心的決議:

在不增加工資的情況下,提高10%的勞動定額,想通過行政命令的辦法,達成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目標。這樣齷齪的政策激起了工人的強烈反對,1953年6月,群眾開始反抗,柏林的建築工人首先罷工,全國不少城鎮和工業區跟進,參加罷工的人數達到30萬人。麵對工人的壓力,統一社會黨被迫宣布廢除提高勞動定額的決定,但罷工工人已經對統一社會黨失去了信任,宣布在6月17日舉行全國總罷工。隨著事態的發展,遊行民眾的要求漸漸不限於降低勞動定額上,反對蘇聯占領與控製,要求民族自決,要求德國統一的訴求很快浮現出來。6月17日東柏林的罷工演變成大規模的示威遊行,西柏林的工人衝破警察防線,穿越東西柏林交界線(主要是勃蘭登堡門交界線)加入示威行列。已經無法控製局麵的民主德國政府,不得不求助於蘇聯,蘇聯駐軍當即出動一個裝甲師進行彈壓,手無寸鐵的群眾很快被蘇聯的坦克驅散,在這場衝突中數十名示威民眾喪生。隨後民主德國進行了大規模的政治清洗與迫害,大批反蘇的黨內人士與民眾受到審判甚至處決。事後,統一社會黨總結經驗教訓,公開承認了錯誤,並采取了一係列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措施。此外,蘇聯也免除了民主德國尚未清償的賠款餘額25億美元,以緩和蘇德關係。二)無奈的柏林牆6·17事件事後的高壓與安撫措施,並沒有減輕民主德國民眾的不滿情緒,大量民主德國民眾為了尋求更好的生活條件與政治權利,不斷通過西柏林逃往聯邦德國。但是,西柏林作為一塊名副其實的“飛地”與民主德國地區之間有長達165公裏的邊境線,它蜿蜒在街道、住宅區、樹林、花園和河道中間。

據統計,從1949年民主德國建立之日起到1961年8月柏林牆修建前一天,自邊境逃往聯邦德國的東德居民約有260萬,占民主德國總人口的16%,其中半數以上是通過進入西柏林逃亡的。尤其在1961年,逃亡風潮愈演愈烈,難民”人數由6月份的2萬人上升到7月的3萬人,到8月上旬每天就有大約1500人出逃。盡管民主德國的相關法律規定,未經允許逃離東德者將被處以3年的監禁,但逃亡並未因此而得到遏製,而且在諸多逃亡的東德居民中,大部分是科學家、醫生、工程師、熟練工人等社會發展的專業人士,人才的流失給民主德國的經濟建設帶來巨大損失。長此以往,民主德國將國將不國,生存受到嚴重的威脅。為了控製局勢,時任民主德國領導人瓦爾特·烏布裏希請求赫魯曉夫允許其采取極端手段阻止外逃。1961年8月12日,在民主德國部長會議上通過決議:把歐洲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尚處於開放狀態的邊界有效地控製起來。修建柏林牆的工作很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秘密展開。民主德國成立了由埃裏希·昂納克為總指揮的“特別行動指揮”▲被隔開的東西柏林,1945年到1961年間,每年約有數十萬民主德國公民逃往聯邦德國。自由有許多困難,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們(民主國家)從未建造一堵牆把我們的人民關在裏麵,來防止他們離開我們,自由是不可分割的,隻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約翰·肯尼迪部”發動了大批國家人民軍、國家安全部、內務部、警察與工人戰鬥隊的人員,13日淩晨時分,昂納克一聲令下,全體人員集中到西柏林周圍的邊境線。他們很快在開闊的地麵上豎起了一個個水泥柱,架設鐵絲網;而在別的地段,他們充分利用自然的河流與建築物,拉起了一道道鐵絲網。在天亮以前,民主德國已經把整個邊境完全控製起來,切斷了西柏林與外界的地麵交通。然而由於鐵絲網過於簡陋,逃亡事件再次出現,一個修築永久性高牆的計劃排到了民主德國領導人的議事日程。到1961年9月中旬,一道高3.5米、長3.5公裏的水泥縫土石牆破土而出,從1963年起,民主德國在一切能施工的地段建造光滑的水泥牆,並在其頂部建造水泥圓管,讓人無法攀爬,後來又在一些重要地段建造內牆,兩牆之間有100米寬的“無人區”荷槍實彈的邊防人員日夜把守,一旦有人擅自越境,邊防人員隨時可以開槍射殺。從1981年起,又沿柏林牆增設了20個瞭望台,將東西柏林的水泥牆增高到4.2米,加固的柏林牆越來越難以逾越,能成功西逃的人少之又少。據統計,柏林牆建成後大約5000人試圖越選,其中3200人被抓獲,239多人在越牆時被打死,260多人受傷。當時的柏林牆被稱為“烏布利希的長城”在民主德國的領導人心中,它是保衛社會主義,防止西方顛覆的保衛牆,但在全世界麵前,它是德國和歐洲分裂的標誌,是美蘇冷戰的象征。

(三)悲情“戰士”

1912年8月25日出生在德國薩爾州諾因基辛一個貧苦的礦工家庭裏,父親是德國員和工會幹部。他在國民小學畢業後即到共青團地方組織工作。1929年,他加入德國。1933年初希特勒上台,德共被禁止活動。8月他作為共青團中央的指導員和地方青年團的政治領導被派往魯爾區領導地下工作。1935年他在柏林被捕,在黑暗的監獄度過了十年的鐵窗生涯。

納粹德國投降後,他長期擔任民主德國的共青團組織——自由德國青年聯邦中央主席,並於1958年成為統一工人黨的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掌管青年和國家安全事務,1961年8月的柏林牆就是他一手策劃實施的傑作。他在1971年5月3日作為瓦爾特·烏布利希的繼任者當選為德國統一社會黨中央委員會書記,成為民主德國的最高領導人,並於1976年出任民主德國的國家元首——國務委員會主席職務。昂納克上台後,加深了對蘇聯的依賴,在經濟方麵,開始收縮地方和企業的權利,加強中央領導和計劃調節作用。但是應當說,昂納克上台後並沒有放棄抓經濟建設。他在克服經濟結構比例失調方麵采取了許多具體措施,包括;實行行業管理,減少管理和計劃層次;注重計劃的科學性和效益性;計劃調節機構的多樣化和係列化;提高管理人員的素質和職工文化水平;提高勞動生產率等。但由於無法在根本上克服計劃經濟體製的局限,民主德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特別是聯邦德國的差距越來越大。在昂納克領導下的民主德國,始終堅持不改革經濟體製與政治製度、不支持德國統一的方針,致使社會矛盾日漸尖銳。昂納克依仗著民主德國的經濟水平是社會主義國家中最高的,不認為民主德國需要改革。但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時,民主德國的社會主義政權已經是日薄西山了,國內反對勢力越來越大,國外靠山蘇聯也自顧不暇,對民主德國的援助日漸稀少,統一工人黨已經基本喪失了廣大民眾的支持。柏林、萊比錫、德累斯頓的居民紛紛舉行遊行示威,成千上萬的民眾通過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邊境逃往西方,柏林牆已經形同虛設。無力應對危機、已成孤家寡人的昂納克,被迫於1989年10月10日以“健康原因”辭去統一社會黨內外的一切職務,並在2個月後被開除出黨。當時民主德國最高檢察院仍以“濫用職權”等多項罪名對其提出指控,並把他軟禁在家,繼而昂納克又遭逮捕,被隔離審查。後因其病情嚴重被允許保外就醫,此時他的昂納克住所已經被查封,他隻能住進駐德蘇軍的一家醫院繼續治療。兩德統一後,昂納克的境遇更糟。1990年11月,柏林市法庭下令逮捕昂納克,罪名是他在任期間曾下令射殺那些企圖投奔西德的東德人。昂納克萬般無奈,隻好躲到莫斯科,暫避風頭。但隨著蘇聯解體,1991年12月俄羅斯政府向昂納克發出了驅逐令,昂納克隻好暫居到智利駐俄羅斯的大使館,最後在德國方麵的壓力下,昂納克於1992年7月29日被遣返回德國。盡管他患有肝癌,但是德國司法部門還是對他進行了審判,鑒於他的健康狀況日益惡化,對他的審判於1993年由柏林憲法法院擱置。1993年1月13日昂納克被釋放並獲準飛往智利,與他的女兒一家團聚。埃裏希·昂納克於1994年5月29日在智利聖地亞哥逝世,終年81歲。無孔不入、人人膽寒的“斯塔西”民主德國國家安全部的德文簡稱叫“斯塔西”(Stasi),於1950年4月成立。斯塔西”的職責主要分對內和對外兩個部分。對內主要是掌握民眾的動態,打擊反對派,維護國家政權,對外承擔情報搜集任務,主要是與當時蘇聯的情報組織“克格”勃”協作,開展對西方國家、特別是對聯邦德國和美國的情報偵察。

“斯塔西”是前華沙條約組織中最強大和最成功的秘密警察機構,不論是資金、人員和設備都屬世界一流。民主德國有1600萬人口,而“斯塔西”的工作人員達9.1萬人。斯塔西”還有大量不在編的,即分散在各地、各種機構、各種組織中的17.3萬名被稱為“眼線”的告密者。兩者交織一起,形成了一張遍布全國的巨大特務網。通過跟蹤、監聽、審訊,前東德國安部係統形成了大量的紙質檔案、音像檔案和實物檔案。

檔案顯示,有些男女被“斯塔西”盯了幾十年,長期負責監視的“眼線”不是別人,而是與自己生活在一個屋簷下的配偶,甚為“黑色幽默”的是,有的夫妻銅婚銀婚相敬如賓、如膠似漆,背地裏相互竟做了十幾二十年的“眼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