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六十七前的照片

當年日寇濫炸後僅存的完整建築物如今卻要被毀

在閘北區恒豐路附近的裕通路85弄口,有一排不起眼的中式三層樓房子。據《閘北區誌》記載,這個“三層樓”卻是一個重要的曆史遺跡。1937年,日寇對蘇州河北狂轟濫炸後,閘北成了一片廢墟,僅剩下的一處完整建築物,便是這個“三層樓”。如今,因為舊區改造,作為重要曆史見證的“三層樓”,就要被拆除了。有識之士提出,“三層樓”不該拆,應當從愛國主義教育和曆史遺跡的角度加以保護。

記者昨天來到“三層樓”采訪,巧的是,天目西路街道“三層樓居委會”的辦公室,就在“三層樓”裏。居委會主任周玉蘭介紹說,“三層樓”是在上世紀30年代由4個有錢人合夥建造的,當時共有4幢。之所以在日本人轟炸下“幸免於難”,據說是因為當時住在樓裏的外國人打出了外國旗子。以後,幸存的房子成了這裏最顯眼的建築,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閘北境內最高的建築。人們習慣於把這裏稱為“三層樓”,連“三層樓居委會”也因此而得名。

由於恒豐路拓寬和舊區改造,此前已經有兩幢“三層樓”被拆除,剩下的兩幢現在也“岌岌可危”,被列入了拆除的範圍。眼看這一曆史遺跡就要“銷聲匿跡”,閘北區政協委員吳大齊等心急如焚,提交提案反對拆除“三層樓”,他認為,盡管具有曆史紀念意義的“三層樓”沒有保護建築的名份,但這些建築是不可多得的曆史見證,這樣的遺址在上海也並不多見,應采取各種措施積極保護下來,將其改建成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教育後人勿忘國恥,警惕日本軍國主義的複辟。周玉蘭也覺得拆除“三層樓”實在可惜,居住在這裏的幾十戶人家雖然盼望改善住房,但他們也認為“三層樓”應該得到保護。

由於要參加今天的評報,所以我把同城幾家主要競爭媒體的當日報紙都找來看了一遍。每家報社每天都會有類似的會議,大家各有眼珠盯牢的幾家媒體,如果別家有的新聞自家沒有,叫漏稿,責任可大可小,嚴重的能讓相關記者立馬下崗,如果自家有別家沒有,當然沾沾自喜一番,獎勵嘛,一些銅錢而已,多數時候隻有口頭表揚。重罰輕獎,皆是如此。

所以開會前一小時,我把新聞晨報青年報東方早報解放報文匯報新民晚報等掃了一遍,於是就看到了以上這則新聞。

這則新聞我們漏了。

不過在我看來,這算不上是重大新聞,也不是條線上必發的稿子,屬於別家的新聞,是他們記者自己發現的稿,總不能不讓別人有新聞吧,雖然領導們總是這樣想,但小兵如我們,還是覺得,該給別人一條生路走……如果真有份什麽好新聞都不漏的報紙,那別家報社豈非都不用活了。而且新民晚報是每日上午截稿,相比我們這些前一天晚上截稿的早報而言,本來就有先天優勢,報道比他們晚一天是常有的事。

再說,評評報而已,有必要得罪平日在報社裏抬頭不見低頭見的同事嗎?

所以,評報時輪到我說話,我隻以一句:“今天新民晚報有篇關於曆史遺跡的稿,我們要是以後能多些這樣的發現性稿子,報紙會更好看。”輕輕掠過,絲毫沒有加罪於誰的意思。

可是頭頭自有頭頭的想法。如果是新來的頭頭,想法就特別多。

評報會開完,藍頭讓我留一下。

藍頭姓藍,是新來的頭,所以叫藍頭。職務是副總編。這是個分管業務的副總編,於是我們分管業務變成了兩個副總,職務重疊,誰都知道這其中涉及報社高層的權力糾紛。

藍頭新來很賣力,磨刀霍霍,已經有許多不走運的記者編輯挨刀子了,被他叫住,讓俺滿心的不爽,不過我在報社也算是老記者,功名赫赫,聽的見的多了,心一橫,誰怕誰。

話是這樣說,好像心還有點慌,一點點,真的隻有一點點而已。

“想和你說晚報那篇稿的事。”藍頭滿臉笑容。

我看著他點了點頭,一副成竹在胸的老記派頭,好像我是領導似的。

“別人有稿不怕,但我們得跟上,有時候,先把新聞做出來的,不見得是笑到最後的。”藍頭開始娓娓道出他的計劃。

原來他想讓我去做一個深入調查,把這兩幢大樓的底細翻出來,擴大影響,力圖通過媒體的影響力,最終把這兩幢大樓保下來。用他的話來說,這是件“功德無量的事,同時也展現了媒體輿論監督的力量,最重要的是,也展現了我們晨星報的力量”。有句話我知道他沒說出來:“這也展現了我藍頭的英明領導”。

“我雖然剛來不久,可你的報道我看了很多,你是晨星報的骨幹,這個專題報道就交給你了。”他站起來,走到我身邊拍拍我的肩膀。

“沒問題。”我拍胸脯保證,心裏暗笑,看看,這藍頭還知道哪些人能動,哪些人不能動,哪些人要捧在手心裏不是?

深入報道是件細活,我打了個電話,和居委會說好明天下午去采訪,而明天上午,我打算去一次上海圖書館。如果那大樓真如新民晚報報道裏說的那麽有名,上海圖書館一定有它的資料。要想把大樓保下來,這類能證明其珍貴性的資料是不能缺少的。再說,引用一下資料,我的稿子也好寫。

第二天一早九點,我就到了上海圖書館。我是那裏的熟客,早就辦了張特許閱覽證,可以查閱那些不對外的文獻資料,他們管宣傳的幾個人我都認識,最關鍵的是,他們幾個古舊文獻書籍的分理員我都熟。雖然他們的內部網絡可以查書目,但許多時候沒人指點還是有無從著手之感。

也巧,剛走進上圖的底樓大堂,就看見分理員趙維穿堂而過。

我把他叫住,然後遞了根中華過去。我不怎麽抽,但身上好煙是一直帶著的。

“算了吧,你又不是不知道這裏不準抽煙,說吧,這次又要查什麽?”趙維推開煙,很上路地說。

“嗬嗬,還是你了解我。”我笑著把煙收回去。

“沒事你還會上這兒來?”

我把事情一說,趙維指了指VIP休息室,扔下一句“在那兒等著”就走了。

坐在沙發上等了大約十分鍾光景,趙維拿著一本厚厚的硬麵精裝本過來。

《上海老建築圖冊》。

“八七年出的書,裏麵老建築用的基本都是從前的老照片,對建築的介紹也相當詳細。”趙維說著翻到其中的一頁。

“看,這就是那四幢樓,當時日軍轟炸後不久拍的,珍貴的照片,文字資料也挺多的,你慢慢看,要掃照片的話去辦公室,反正那裏你也熟,我還有事,不陪你了。”

“你忙你忙。”我嘴裏說著,眼睛卻緊緊盯在這頁上的照片上,一瞬間的驚詫,讓我甚至忘記對正快步走出休息室的趙維應該有的禮貌。

我不得不承認,這真是一張令人驚歎的照片。

那簡直是一個奇跡,這張照片所呈現的,是近七十年前的一個奇跡。

我猜測著這張照片拍攝的時間,是那場轟炸過後的一小時,還是一天、兩天?不可能更長的時間了,因為照片中的畫麵上,四處是廢墟和濃煙,見不到一個人。

當年日軍轟炸過後,上海像這樣一片廢墟的地方很多,但在這張照片裏,殘屋碎瓦間,卻突兀地聳立著四幢毫發未損的建築。

這張照片的拍攝地點是在高處,取的是遠景。遙遙望去,四幢明顯高出周圍破爛平房的大樓,分外顯眼。

在刹那間我甚至以為,當年日軍轟炸機投下一顆顆重磅炸彈時,這片街區張開了隻在科幻小說中才聽說過的能量防護罩,所以毫發無傷,否則,以周圍建築被炸損的嚴重程度,所謂“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這當然是個可笑的念頭,真有保護罩的話,怎麽四幢樓四周和之間的平房都塌了,就隻留了這四幢樓在?可是,照片上所顯示的狀態,顯然比保留下一片街區更為荒謬和不可思議。

我隨手翻了翻前麵幾頁,發現其它建築都取的是近景,而且照片隻占整頁的一半左右,可隻有這張照片取的是遠景,而且占了一整頁。我翻到後一頁,果然,後頁上是四幅比較小的大樓近照,以及文字資料。想必當時的編者也覺得這張取遠景的照片極為神奇,所以才給予特殊待遇。

我翻回前頁,凝神仔細看這張照片,四幢大樓的排列很奇怪,每幢大樓都相隔了一段距離,最前麵兩幢,後麵一幢,再後麵一幢。

我總覺得這排列有問題,翻到後麵的文字介紹,果然看到這一段。

“當時孫家四兄弟建造四幢大樓,以孫家長兄的大樓為中心,其它三幢大樓呈品字形圍在周圍,每幢大樓之間的距離有五、六百米。”

我翻回去一對照,果然是品字形。

不知不覺間,我的眉頭已經皺了起來。當年這裏並不是租界區,憑什麽日本飛機周圍炸了一圈愣留了這麽大一片盲區?

不對,不是一片盲區,而是特意留了四個點沒有炸?

見鬼了,以今天美國人的精確製導技術,都不能保證做到這樣,當年的日本鬼子,就算是有心不炸四幢樓,也不能可做得這樣精確,這樣漂亮啊。

文字介紹裏也提到了這四幢樓得以保存的原因,和報道裏基本一致:住在樓裏的外國人打出了外國旗子,日本飛機看到了,就沒炸。

很多事情隻要有人給出一個答案,大多數人就不會再去深究,眼前就是個例子。而作為要進行深度報道的記者,我當然不能延續這種思考的惰性。

隻是不論我如何地思索,疑點越來越多,答案卻想不出一個。

首先,那是什麽國旗;其次,為什麽那些外國人不呆在租界裏,到底有多少外國人,多少麵旗,如果四幢樓裏都有旗升出來,那麽多外國人怎麽會聚集到這裏來?

即便以上都成立,可是在飛機上的飛行員竟能注意到下麵的小旗?就算注意到了,在那樣的戰爭狀態下,日本人高昂甚而嗜血的戰爭意誌下,還能因為這小小的外國旗就放過這四幢建築?

再者,就是最奇異的地方,即便日軍飛行員決心放過這四幢樓,他們是怎麽做到,把四幢樓周圍的建築都炸得稀爛,而四幢樓卻分毫無損?難道說那時他們的飛行員,憑肉眼製導,就能把精確度控製在十米之內?

這些無解的問題在我腦海中盤旋了許久,我忽然失笑,一個不可思異的景象,一個難以解釋的奇跡,難道不是讓這幢大樓保存下來的最好理由嗎?隻要稍加炒作,每一個看了報道的人都會認為,這四幢當年在日軍的炸彈下神話般屹立不倒的大樓,在今日的和平年代裏,難道連半數都保不下來嗎?四幢樓平凡無奇的外觀,建造者有錢人孫氏四兄弟沒有顯赫的身份,這些都將不再成為問題。

複印,然後掃描,該幹的都幹完以後,我把書還了,愉快地走出上海圖書館。報道的主線我已經找到,文章該怎樣布局已經心中有數,接下來隻要找一些經曆過當年戰火的老居民,讓他們敘說一些當年“神話”發生的細節,就大功告成。據資料上的介紹,孫氏四兄弟當年購下這四塊地皮時,曾和地皮的原主答成協議,四幢樓建成後,撥出一些房間給原主居住,所以有一些老百姓在大樓建成後又搬回去住了。從這點上看來,雖然不知道孫氏兄弟是做什麽買賣,此等行徑倒頗有“紅色資本家”之風。

下午,在裕通路85弄弄口,我很容易就找到了殘存的兩幢大樓之一。在進入之前,我站在門口拍了張照,從新聞的角度講,我需要一張今天的照片來和六十七年前的照片進行對比。

和之前在書上看到的那四幅大樓近景一樣,如今站在了它麵前,除了灰色的外牆讓大樓顯得老舊之外,沒什麽區別。這實在是一幢極其普通的老樓,毫無建築上的特色,和美學藝術之類的扯不上邊,唯一有點特別的,是這幢三層樓的層高很高,大約相當於現在的五層樓。如果不是找到了那張老照片作為切入點,我實在找不出阻止它被拆除的理由。

“三層樓居委會”就在這幢大樓的一樓,周主任不在,接待我的是一位姓楊的副主任。他很熱情地向我介紹大樓的情況,隻是他所說的我大多已經了解。過了半個多小時,我才有機會打斷他的話,問起目前住在樓裏的老居民有多少。

“從那時候就開始住到現在的老人啊。”楊副主任的眉頭皺了起來。

他想了想,告訴我這樣的老住戶已經很少了,樓裏的住戶大多是文革前後入住的,以前的老住戶搬的搬死的死,畢竟已經過了六十多年。

“這幢樓裏是沒有了,後麵那幢樓裏還住著兩位。二樓的老張頭,還有三樓的蘇逸才蘇老先生。都是八十開外的人了。”

我注意到楊副主任稱呼中的細微變化,都是八十多的老人,卻有著兩種不同的稱呼語氣。看來他對那位老張頭並不是很尊敬。

“蘇老可真是個大善人哪,這些年人前人後做的好事可不知有多少,聽說他前前後後給希望工程捐了幾十萬,去年老李家的女婿得了肝癌,他就悄悄送了三萬塊呢。老張頭可就不一樣了,孤僻的很,不太願意理人。”楊副主任開始向我介紹這兩位老人。

“老張頭,他叫……”我寫稿子的時候可不能這麽稱呼老人家,與其當麵問這位孤僻老人的名字,還不如現在就問個清楚明白。

“他叫張輕。不過老實說我覺得這兩個人都有些奇怪,不管怎麽說,那麽多年都一個人過來,沒有娶妻生子,那麽多年來樓裏也沒人見過他們的父母親戚,就那麽一個人住在樓裏。而且他們都不怎麽談過去的事兒,不知會不會對你說。”

八十多歲的單身貴族?我也不禁愣了一下,這可真是罕見,而這裏還一下子就出了兩個。不談過去的事……我又想到了那張照片。

壓下心中的疑惑,我起身向楊副主任告辭,還沒接觸前沒什麽好想的,說不定他們願意向我這個記者說些什麽。

“你往弄裏多走一段才能見到那幢樓,離得挺遠的。”楊副主任提醒我。

我忽然想起一事,問:“聽說原來四幢樓是以一幢為中心品字型排列,現在剩下的這兩幢是哪兩幢?”

“你現在要那的那幢三層樓,就是位於中心的那幢。這裏是外三幢中向著西北麵的一幢。”

當我延著裕通路85弄向裏走的時候,我才明白剛才那句“挺遠的”到底有多遠。直到走到弄底,不,應該說是穿出這條弄堂,走到普濟路的時候,我才看見另一幢“三層樓”。算一下距離上一幢有一、兩百米遠。

我用手搓著額頭,這情況還真有那麽點奇怪。

從中心的一幢到邊緣的那幢就要這麽遠,那邊緣的三幢之間的距離,豈非要三百米甚至更多?算算位置,如果那兩幢被拆去的“三層樓”還在的話,一幢該在民立路或共和路上,一幢該在漢中路附近。

其實在看那張照片的時候,我就已經覺得這幾幢樓之間的距離挺大的,現在實地走一走,才想到,這之間的距離,已經大到不合邏輯。

四兄弟建造四幢大樓,難道不該是緊貼著造在一起的嗎,為什麽隔那麽遠?要是四兄地關係不好,又為什麽要在同一片地域建房子,而且房子的式樣還一模一樣?真是橫豎都說不通啊。

把額頭來回搓了幾遍,我走進了這幢“中心三層樓”。

這大樓從外到內都建造得十分平民,一樓的采光並不好,雖然是是下午,但走進去,一樓的許多地方還是籠罩在陰影中。我順著木質樓梯向二樓走去,腳下的木板發出“吱吱”的聲響。

如果是我的話,一定把大樓造得小一些,隻建兩層,但卻能造得比現在好許多,若是拿四幢樓的建造費合起來造一幢,就可以造得相當豪華,四兄弟住在一起也綽綽有餘。

這樣想的時候,我踏上了二樓。

老式的大樓是沒有門牌號的,張輕住在哪裏,隻有靠問。

“請問張輕住在哪裏?”我問一位從左邊門裏出來的老太。

“張輕啊。”老太操著寧波口音,皺著眉頭,似乎想不起來。

“就是老張頭。”

老太恍然大悟,隨手指向右前方前閉著的一扇朱色房門。

沒有門鈴,我敲響了房門。

“誰啊。”過了一會兒,門裏傳出低沉而混淆的聲音。

門“吱”地開了,站在我麵前的是一位矮小精幹的老人,身子瘦得仿佛一陣風就能吹走,但一雙眼睛卻很有神,頭發花白,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輕了十多歲。

“您好,張老先生吧,我是晨星報的記者那多。”我拿出記者證。

張輕掃了眼我手上的記者證,問:“有什麽事嗎?”

“是這樣的,您是從這幢樓建好就一直住到現在的老居民,最近這幢樓麵臨被拆的危險,新民晚報昨天已經做了一個報道,我們報紙也想跟著報道一下,希望能讓有關部門改變主意,把這兩幢僅存的‘三層樓’保下來。”

“你去問居委會吧,我沒什麽好說的。”老人絲毫沒有讓我進去詳談的意思。

“可您是老住戶,有些情況居委會不了解,隻能來問您,不會耽誤您太長時間,隻半小時就好。”我微微彎著腰,臉上笑容可掬。

“你想了解什麽?”老人低低地說,依然擋在門口,一動不動。

“我在上海圖書館裏查到一幅照片,就是1937年日軍轟炸以後,四幢樓夷然無損的照片,這簡直是個奇跡,我完全無法想象那是怎麽發生的,所以……”

老張頭的眼珠忽然收縮了一下,他掃了我一眼,眼神在瞬間變得十分淩厲,讓我的話不由微微一頓。

“沒什麽好說的,我要睡午覺了。”

朱紅色的門在我麵前關上,我竟然連門都沒能進得去。

沒奈何,隻能上三樓去。

問到蘇逸才的屋子,我摁響了門鈴。

開門的是一位略顯富態的老人,頭發眉毛雪白,臉上的皺紋、特別是額上的皺紋深如刀刻。

“您好,我是晨星報記者那多,能耽誤您點時間嗎?”我改變了策略,先進去再說。

“哦,好的,請進。”老人微笑著把我引進屋子。

屋裏的光線很好,這間屋子約有十五六平米,沒有太多的家具擺設,最顯眼的就是四麵大書櫥。靠窗的八仙桌上攤著一本墨跡未幹的絹製手抄本,毛筆正擱在旁邊的硯台上,看起來已經抄完了,正放在太陽底下晾幹。我看了一眼,應該是佛經,最後一頁上寫著“圓通敬錄”的落款。

我注意到手抄佛經的同時,蘇逸才已經開始把佛經收起來,放入書櫥。隨著他的動作望去,我不由一愣,那書櫥裏幾乎放滿了這樣的手抄本。

“您向佛吧。”蘇逸才招呼我在八仙桌前落座的時候,我問。

蘇逸才笑了一下,問:“你剛才說,你是晨……”

對於這張新興報紙,像蘇逸才這樣的老人不熟悉是很正常的,我忙複述了一遍,把記者證拿出來。蘇逸才搖搖手示意我收回去,看來這位老人要比二樓那位好相處的多。

“您是在這幢大樓裏居住時間最長的居民之一了,來這裏是想向您了解一些大樓的掌故。畢竟這幢大樓有相當的曆史價值,如果拆遷太可惜,希望通過媒體的努力,可以把‘三層樓’保下來。”

“說到居住時間最長,這裏可不止我一個啊。看來你已經在二樓碰過壁了吧。”蘇老嗬嗬笑道。

我也笑了:“我連張老的門都沒進去。”

“其實老張的人挺不錯的,就是性子怪了點。你想問些什麽?”

我心中大定,看起來麵前的這位老人是最好的采訪對象,肯講而廢話好像又不多。希望他的記憶力好一些,能提供給我盡可能多的細節。

“1937年那次日軍轟炸之後,‘三層樓’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是閘北最高的建築,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才使‘三層樓’有了紀念價值。我在上海圖書館看見一張照片,是那場轟炸之後不久拍的,那場麵太神奇了,周圍一片廢墟,而‘三層樓’卻得以保全。我非常好奇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

這番話說完之後,我心裏卻忽然有了不好的預感,蘇逸才臉上的微笑已經消失了。

“太久遠的時間了,我老了,已經記不太清楚啦。”

“據說是當時住在樓裏的外國人打出了旗子……”我試圖提醒他。

蘇逸才的臉色一肅:“對不起,剛才是我打了誑語,並不是記不清楚。”

我心裏一喜,看來他向佛之心還真是幫了我的大忙。可蘇逸才接下來的話卻讓我的笑容僵在了臉上。

“但是,那是一段我不願意提起的回憶,所以,隻能說一聲抱歉啦。”

走出“中央三層樓”,我向居委會所在的“三層樓”走去。一無所獲,卻反倒激起了我把事情搞清楚的好奇心。

兩次碰壁並不能堵住所有的路,對我這樣一個老記者而言,還有許多尋找真相的辦法。

老張頭和蘇逸才的奇特反應,使我開始覺得,六十七年前的那場轟炸時,一定發生了什麽事,不僅保下了這片建築,更讓當事人噤若寒蟬。

回想起來,圍繞著“三層樓”的不正常現象已經很多了,除了在日軍轟炸中幸存這最大的疑點之外,看起來孫氏四兄弟也有問題,為什麽造了這四幢相隔這麽遠的大樓,為什麽是品字型……

回到居委會,楊副主任忙了半天,終於找出了我要的資料。

雖然眼前“三層樓”裏的兩位老居民都對當年絕不透露,但我沒有忘記,還有兩座我沒去過的“三層樓”。

就是那兩幢已經拆除的“三層樓”。

那裏麵應該也住著一些見證過當年情況的老人吧。

居委會的工作做得非常細致,雖然那兩幢樓裏的居民已經搬遷,卻還是留下了他們的新住址和電話。

我又得到了三個名字。

鍾書同,楊鐵,傅惜娣。

沒想到,竟然看到了鍾書同的名字。從居委會提供的資料來看,我並沒有搞錯。就是他,我在讀大學的時候,還聽過他的一次關於三國曆史的一次講演,非常精彩。鍾書同卻不是因為拆遷才被迫搬的,他本來也是住在中麵那幢三層樓裏,七八年前買了新宅就搬出去住了。

這位九旬老人是中國曆史學界當之無愧的泰山北鬥,他對中國曆代史都有研究,而其專業領域,也就是對兩漢,尤其是從東漢後期到晉,也就是俗稱的三國時期的研究,更是達到了令每一個曆史學家都驚歎的高度。他采用的許多研究方式在最初都被認為不合學術常規,但取得的豐碩成果使這些方式在今天被越來越多的曆史學家所采用。許多學者談起他的時候,都以“他幾乎就是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來形容他對那段曆史的驚人了解。

所以,很自然我第一個就打電話給他。

可惜,我在電話裏被告之鍾老去巴黎參加一個有關東方曆史文化的學術會議了,要過些時日才能回來。失望之餘,我不由驚歎,如果沒記錯的話,這位老人已經九十二歲高齡了,竟還能乘長途飛機參加這樣的學術會議。

無奈之下,隻能聯係另兩位的采訪。

說起來真是很慘,我們晨星報報社在外灘,而楊鐵搬到了浦東世紀公園,傅惜娣則在莘莊。也就是說,從報社出發,不管到哪裏我都得跑十幾二十公裏。

不過從好的方麵講,我跑那麽遠來采訪你,你也不好意思直接把我轟出去吧,總得告訴我些什麽。

世事總是那麽的出人意料,對楊鐵和傅惜娣的采訪,除了路上的奔波不算,竟然非常順利。

而兩次極為順利的采訪,卻為當年所發生的一切,蒙上了更陰霾厚重的疑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