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還叫來幾名士兵，對記者吹噓說：“我請你們看看，這是標準的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日軍士兵，我讓他們跟隨我左右，以便在危急的時候把我打死。這個任務，我的中國侍從完成不了，非日本人不行。”
閻錫山為了防止家人落到解放軍手中，把他們秘密送到了台灣。
1949年2月5日深夜，張日明與王延華兩名貼身侍從被召進了閻錫山的臥室。
他倆進去時，看到火盆裏炭火熊熊，滿屋暖氣襲人。閻錫山戎裝未脫，雙眉緊閉，一臉疲態，在沙發上斜躺著。一隻腳放在茶幾上，“五妹子”揚起粉拳，正輕輕給他捶腿。
兩名侍從知道閻錫山近些日子在戰場上四處奔波，極少休息，進屋後，知趣地放輕了腳步。
閻錫山未睜眼，也未開口，一切均由“五妹子”吩咐。她叫張、黃二人帶幾輛汽車火速趕往河邊村閻府，明天下午4時之前，務必把閻會長的家人送往紅溝機場。閻會長已經與南京方麵聯係妥當，明日下午，有飛機專門前來接人。
“五妹子”還特意叮囑：“你們知道的，會長為了鼓舞士氣，把自己的棺材都做好了，毒藥都準備好了，外國的報紙也登了，他是無論如何要和太原共存亡的。把老太太和夫人送走，是擔心家眷在艱危時刻出來動搖他固守的決心。所以，為避免產生誤會，此事你們要嚴格保密，前往機場時，車廂要罩起篷布。”
二人諾諾連聲，領命出門，當夜帶了4輛十輪大客卡車趕到河邊村。他們把來意向陳秀卿、徐竹青婆媳倆一稟報，滿院頓時人影幢幢，狗跳雞飛，都爭著回屋收拾。
老太婆急得直嚷：“咋說走就走呀？閻府這麽多東西，咋個弄得動喲？”
張日明說：“會長吩咐了，眼下是保命要緊，隻帶細軟之物，其餘的，都不要了。”
閻府大門緊閉，閻家人都在房中收拾，所帶之物，無非都是一些皮箱小包之類。
車隊駛出河邊村時，張日明看到，村裏的人都簇擁道旁，怔怔相視。
兩名侍從把閻家老小送到紅溝機場，南京派來的一架軍用運輸機不一會兒便降了下來。
登機時，陳秀卿不停哭泣，徐竹青也淚流滿麵，都托兩名侍從帶話給閻錫山，要他多多保重，來日台灣相會。
1948年的太原，被構建者稱為“可抵150萬軍隊”的“反共模範堡壘”。但是，孤懸於表裏山河的形勢與解放軍嚴密的封鎖圍困，使得閻錫山的官兵們都深感前途渺茫。
晉綏軍將領商得功病逝後，前往吊唁的王靖國觸目感懷，哀歎道：“我繼得功之後，大去之期，亦將不遠矣。”這是王靖國對保衛太原缺乏信心的真情流露，然而，對閻錫山的絕對效忠卻促使他頑抗到底。
作為太原守備司令，王靖國雖然為保衛太原而殫精竭慮，雖幾番血戰但卻每況愈下，先失小店武宿，再丟東山要塞，“百裏防禦圈”被一步步壓縮，戰線直逼太原城垣。
太原被圍困後，軍糧主要依靠空投，供應日趨緊張，晉綏軍士兵吃的是陳年的“紅大米”，數量不多的白麵大米隻能供應給殘留日軍、中央軍以及傷病員。太原戰役後期，市內各醫院收容的傷員多達15000人，有關官員想從輕傷員口中擠出些白麵大米來保障日本人和中央軍的供給，結果，憤怒的傷兵們上街遊行，他們沒有奔赴戰場，而是潮水般湧入王靖國的公館，用拳腳與拐杖發泄著內心的憤懣。很難想象，身心疲憊的王靖國從前線歸來之後，看到滿院的狼藉時會是怎樣一種心情，沒有人懷疑他的忠誠與努力，但是，內外交困，大勢已去，回天無力，徒喚奈何？
1948年的中國北方，風雨飄搖，紅旗席卷，一座座大城市先後易手。這一年的冬天，整個華北隻剩下北平、天津、太原仍在堅守。昔日巔峰時代，晉綏軍曾用血肉築就的防線贏得善守之名，如今，守衛平津的傅作義、陳長捷也都是晉綏軍的舊將，平津的存在，成為王靖國與太原守軍在黑暗中的一線光明。然而，這點微弱的燭火很快就湮滅在風中。1949年1月，拒絕放下武器的陳長捷全軍覆滅於天津，閻錫山的十幾封電報也未能堅定傅作義，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此時的太原，成為絕對意義上的孤城，支撐王靖國信心的又一根支柱轟然倒下。
1949年3月的一天，王靖國在北平讀書的四女兒王瑞書突然回到太原。父女重逢，沒有喜悅，直麵以對，相顧無言。王靖國未必知道傅冬菊在傅作義起義中的關鍵作用，但卻能夠意識到女兒歸來的原因和用意——她不會無緣無故在這個時候回家，她更沒有能力穿越嚴密的封鎖線。
牌總是要攤的，王瑞書拿出了徐向前的親筆信，勸父親走傅作義的道路，和平解放太原。王靖國又一次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守衛平津的兩位昔日同僚，一個淪為階下囚，一個被奉為座上賓，麵對前車之鑒，王靖國將何去何從？相對於謝絕蔣介石的重用，這一次的抉擇無疑沉重得多。王靖國最終拒絕了女兒的勸諫，他說：“太原已成為一座孤城，外無救援，實難確保，但我是軍人，軍人以服從為天職。如果閻有命令叫我投降，我就投降；閻錫山沒有命令，我隻有戰鬥到底。傅作義臨難背主，毫無人格，我決不做他那種識時務的俊傑。你革你的命，我盡我的忠吧。”
為表忠誠，王靖國還把女兒被共產黨派回來策反自己的事向閻錫山作了報告。閻錫山飛往南京時，曾囑王靖國將其女由閻攜往南京轉送台灣。但父女之情畢竟血濃於水，勝過了意識形態的分歧，王靖國最終還是將女兒送出太原，去了北平。
隆隆的炮聲時時驚擾著城中人，硝煙的味道不時隨風飄來，越來越多的人開始為自己的前途和出路而動搖，王靖國素為親信的一些文職人員婉言勸他應變形勢，均遭嚴厲痛斥。就在城破前兩天，王靖國還親自前往城外陣地巡視，將作戰不力和丟失要地的兩個團長就地正法。
總攻太原前一天，為了對城內守軍做最後爭取，在晉中戰役中被俘的趙承綬攜帶徐向前的信件，到達晉綏軍前沿的一個團部，打電話給王靖國，以多年袍澤之誼，勸其為全城軍民的生命財產和個人前途著想，效仿傅作義的先例和平起義，並不顧危險，願意進城與王進一步麵談。王靖國以“老頭子不在家，被俘人員不得進城”為由，拒絕趙承綬進城和談。同時勸說趙承綬不要執意進城，如果鐵了心跟隨閻錫山走到底的梁化之對趙一旦起了殺心，他是無法保護老袍澤的。
1949年4月24日清晨，解放戰爭中的太原戰役進入了總攻階段。人民解放軍1300門大炮開始向太原城垣猛烈轟擊，25萬大軍也兵分12路攻入城內。
突進滿地廢墟的城區後，解放軍官兵這才發現守城部隊將太原城分成了許多區域，矗立在十字街口的五洲大藥房、複興飯店、正大飯店等高大的建築物被改建成了一個個堅固的堡壘，所有有利位置都被布置了輕重機關槍，以及敢死隊員、槍法精準的狙擊手。在城市的某些重要地段，守軍把野戰炮拖到十字路口，向著洶湧衝來的解放軍戰士猛烈開火。梁化之命令，每個堡壘都必須堅持戰鬥到最後一個人。解放軍的炮兵最初還遵照命令，盡量避免毀壞重要建築物，但殘酷的現實卻使他們很快改變了初衷。守軍的抵抗如此堅決，以至於解放軍的步兵、坦克和機動火炮被迫對每一條街道逐一發起猛烈的進攻。
當解放軍突入城市的中心地帶區以後，守軍的反擊依然極其凶猛。四處燃毀倒塌的建築物，和殘忍血腥的小規模拚殺交織在一起，此時的太原城區，成了火光閃閃，槍炮聲不停的大熔爐。在一些爭奪激烈的街區地段，守城部隊還埋了很多地雷，造成解放軍的大量傷亡。戰爭演變成了雙方士兵背水一戰，絕處逢生的激烈廝殺。仗打到這樣的階段，交戰雙方對死亡的恐懼早就被拋到九霄雲外。沒有人會選擇示弱，雙方官兵麵對麵地拿著機槍掃射，子彈打光了就拚刺刀，刺刀戳斷了就拉響手榴彈同歸於盡，敵我距離不再是用米來丈量，而是用屍體。在勝負還沒有最終決出之前，戰鬥隻能變得更加激烈和殘酷。
守軍在號稱“固若金湯”的太原廢墟堆裏如此頑強抵抗，而不是像蔣介石的“中央軍”或是其他軍閥部隊望風而降，使解放軍付出了極大的傷亡才將太原拿下。而已經徹底絕望的守軍，竟然或服毒，或開槍互擊，或以手榴彈同歸於盡。可見長得胖胖乎乎的閻錫山絕非庸才，的確是治軍有“方”，馭人有“術”。
太原戰役一共持續了6個多月，有近百萬人被卷入其中。最後在殲滅了閻軍13萬餘人，解放軍也付出了4.5萬餘人的傷亡之後，古城太原解放了！
閻錫山死守太原的決心無論如何堅定，都改變不了現時眼前的窘迫，糧荒，無疑是他最頭疼的事情。以每人每天平均1斤糧食計，閻軍10餘萬人，每月即需耗糧近400萬斤，還不算城市居民的口糧。蔣介石為了履行救援太原的諾言，規定每天空運給太原70架次200噸的物資。據“國防部”四廳的報告稱：“僅太原空運月需60億金元”，相當於國民黨全國士兵與幹部1948年12月份的副食開支的兩倍，可見救援太原費用之高、負擔之重。
到太原戰役後期，市內酒廠、醋廠庫存的糟糠和油房的豆餅都成了搶手貨，一塊豆餅最貴時賣到二三十塊銀元。一些市民一天隻能吃到一頓豆餅，市麵上還傳說有人抱著金子被餓死。
糧食和後勤的壓力不僅僅存在於閻軍方麵，解放軍幾十萬大軍，陳兵日久，對後勤保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僅小米一項每天就需要40萬斤。由裴麗生擔任司令員的太原戰役聯勤指揮部，在劉少奇、薄一波、聶榮臻等人組成的中共中央華北局和華北軍區的領導下，負責指揮周邊各解放區支持太原戰役的後勤工作。
《太原戰役民力和物力支前統計表》上，留下的是一組驚人的數字：動用牲畜近5萬頭，運送糧、料、柴、煤等物資共重2億8740餘萬斤，門板50餘萬塊，擔架6500副，修築汽車、大車道30條1185公裏，架橋19座，冬衣1.9萬套、棉被1.6萬條。
數字後麵，是江河一樣湧動的人潮，是了無盡頭的人力車，騾馬大車……
筆者不由想起了陳毅元帥的一句名言：“淮海戰役的勝利是老百姓用小車推出來的。”
1949年1月，內外交困的蔣介石黯然下野後，空運銳減為每天10餘架次。閻錫山不得不親自飛往南京求援，在代總統李宗仁主持的軍事會議上憤然說出“與其歸而餓死，不如自殺於此”的言辭，最終促使李宗仁同意繼續支援太原。
如此看來，閻錫山是決然要與太原共存亡了。
然而，閻錫山最終卻又幾乎是戲劇性地離開了太原。
1949年3月28日，國民黨謀求“劃江而治”的和平談判即將開始，有關山西的條件急需閻錫山前往南京去商定。於是代總統李宗仁致電閻錫山：“關於和談大計，深欲事先與兄奉商，敬祈即日命駕入京藉聆教益。”
次日下午2時，閻錫山召開幹部會議，會上宣布了李宗仁的電文，他表示自己離開太原後“也許三天五天，也許十天八天，等和平商談有了結果我就回來”。
隨後，閻錫山乘車從河西紅溝機場飛往南京，當時赴機場送行的隻有梁化之和閻的五妹子閻慧卿。之所以留下自己的妹子，是為自己還要回來做人證。
梁化之暗想，太原危如累卵，會長這一去，恐怕再不會回來，必然要帶他生活上須臾不能離的“五妹子”同行。
不料登機之前，閻錫山卻對“五妹子”說：“我這次去不了幾天，你就不必去了。你留在城裏，盡量多到街上、陣地上露露麵，幫我穩定軍心，鼓舞士氣。”
“五妹子”說：“大哥說甚就是甚，我等著大哥早些回來。”
閻錫山說：“你放心，我已經發誓要和太原共存亡，大哥說甚也不會做回不了家的孤魂野鬼。”
此時飛機已經發動，機場上震耳欲聾。
眾人登機時，閻錫山突然回頭指著準備隨他去南京的侍從王延華大聲說道：“延華，你也不去南京了，回去挑上20名衛士，從今天起，你就專門保衛我妹子。”
言畢，閻錫山帶著機要秘書原馥庭，以及張日明等侍從和副官匆匆登上了飛機。
“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垂淚對宮娥。”這是南唐後主李煜在離開故國時的寫照。可是當飛機升空後，閻錫山俯看著已被炮火摧毀得殘破不堪的太原外圍防禦工事，臉上卻沒有任何表情。
閻錫山最終與生於斯、成於斯，也敗於斯的山西永別了，也與徐向前失去了第三次見麵的機會。無論滹沱河的激流如何洶湧，注定隻會朝著一個方向前進。徐向前、薄一波與閻錫山，這三位隔河相望的五台老鄉，雖然在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走到了一起，卻最終因為思想和信仰的差異而作出了各自的選擇，在兩條不同的道路上漸行漸遠。他們之間的距離與隔閡，最終將不僅僅是一條奔騰的河流，一堵厚重的城牆。
“五妹子”閻慧卿，也算得極具傳奇色彩的一個奇女子。閻慧卿係閻錫山親叔閻書典之五女，與閻錫山雖係堂兄妹，卻成了閻錫山身邊須臾難離的女人。在民間傳說和近年來反映山西曆史的小說影視作品中，隻要涉及閻錫山，無不大寫特寫“五妹子”閻慧卿，把她說成了參與軍政大事，幕後操縱山西政局，閻錫山言聽計從的鐵腕人物。甚至還誣蔑閻錫山**，與自己的妹子有那麽一腿。其實，這不過是人們根據種種傳聞，想象虛構而出的情節而已。
現實生活中的“五妹子”，並非如此。
閻慧卿乳名五鮮，閻錫山叫她“五鮮子”，生於1910年，比閻錫山小27歲。閻錫山擔任山西都督後，在其家鄉河邊村辦起育英女子學校時，她才12歲。她念了幾年小學後在太原女子學校學習。閻慧卿始嫁河邊村曲佩環，曲留學東洋，後任榆次晉華紡織廠經理，病逝後，閻慧卿續嫁定襄縣梁延武。梁清華畢業後也曾留學日本，是個美男子，抗戰初期在全國文化界相當活躍，演出過不少進步戲劇，還拍攝過一些進步電影，算是個大明星。但大明星與喪夫的閻慧卿結婚後，卻嫌閻慧卿形象欠佳，公開說他娶閻慧卿，不過是拿她當塊跳板。所以兩人感情極惡，長期分居。後來梁延武被閻錫山派往淪陷之中的太原主持辦事處，暗中與日本人勾勾搭搭。解放前夕，他帶著在上海籍的小老婆到了東京。新中國成立後，此君又積極從事愛國活動，1975年曾回大陸參觀，要求去世後把骨灰存放祖國。1981年6月，他終於如願以償，骨灰得已存放到北京萬安公墓。
閻慧卿精於心計，善於察言觀色，對閻錫山喜歡聽的就多說，不喜歡聽的則絕對不說。閻錫山高興時，她便講些笑料事，為閻錫山開心；閻錫山愁悶時，她又講些家鄉的風土人情，為閻錫山解悶。她對閻錫山的生活起居安排得極為周到，衣服、被褥該洗該換，該多穿少穿，穿什麽戴什麽都安排得合乎閻錫山意。閻錫山抗戰時期在克難坡時精力很好，有時不免食多傷身，引發胃痛。為此，侍從醫官十分發愁。後來專門派人監食，既不讓閻多吃，又不讓少吃。開始派一般侍從，常遭閻錫山斥罵。後由夫人徐竹青監食，仍無效果，所以又換閻慧卿試試。閻慧卿接受過去的教訓，采用限食的辦法。每到吃飯時，她就坐在炕桌前，自己不吃，隻是監督大哥進餐，吃不了，勸他多吃，吃多了，又勸他少吃一些。有時看他不想吃，就講些笑話逗大哥開笑，有時見他吃多了，勸不住，便將筷子奪過來，命令副官把飯菜端走。為了調節飲食，除每日三餐親自過問主副食外，還經常讓廚房做些家鄉飯豆麵抿、高粱麵擦擦子、蓧麵窩窩等。由她監食以後，閻錫山飯量比較均勻了，也很少胃痛了，大家都高興。尤其是侍從醫官更減輕了思想負擔。於是，監食就由閻慧卿長期擔任。每餐必監，監必認真，直到閻錫山最後一次飛離太原。除照看閻錫山吃飯外，每到閻錫山睡覺後，她還為閻錫山掖被、捶背，直到閻錫山睡著，她才熄燈，與侍從長退出臥室。所以，閻錫山覺得“五妹子”料理自己的生活起居，比誰都合適。
1946年，閻錫山的如夫人徐蘭森因心髒病猝發去世，元配夫人徐竹青又在河邊村閻府伺奉婆婆陳秀卿，她便更加盡心盡力地擔負起照料閻錫山生活起居的重任。
閻慧卿從抗戰開始，先後擔任“戰時兒童保育會山西分會”主任，“山西女子助產學校”校長，“太原慈惠醫院”院長，國民黨“國大”代表等一些掛名職務。而且她很少與人往來，絕非政治上參與主宰山西政局的活躍人物。不過，由於她在閻錫山官邸中的特殊地位，為他人講些情麵之類的事也是免不了的，如假閻錫山之口，安排她的私人關係去西北實業公司、同記公司工作。
又如太原城破之前，梁化之要殺害中共地下黨員趙宗複時，她一句話，就救了趙宗複一條命。
趙宗複的妻子趙熙赫回憶909情報站與城防圖的情況時說：“城防圖的輸送主要靠的就是909情報站。這個情報戰的地下黨員張全禧以謙益信自行車行為掩護，結交剛剛受到降職處分的閻錫山長官部侍從參謀張光曙，並成功將其策反。張光曙利用視察城防工事的機會，繪製出50多幅太原城防設施圖，並在圖上標注了大量參考資料。張全禧將這些圖紙暗藏在自行車內胎和大梁的管子裏，在張光曙的護送下穿越封鎖線，把城防圖送到了情報站。”
趙宗複是趙戴文的獨生兒子，作為追隨閻錫山30餘年的心腹和功臣，一年之前趙戴文在咽氣時向閻錫山親口囑托：“宗複年輕，做事不穩。我去後，還望你代我好好教育他。”
閻錫山當即允諾：“你盡管放心，你的兒子，就如同我自己的親兒子，我一定會照顧好他，教育好他。”
趙戴文和楊愛源被稱為閻錫山的左膀右臂，與閻錫山的關係非同一般，不僅同係五台老鄉，兩人還同在日本留學，閻錫山又引薦趙戴文謁見孫中山，介紹趙戴文加入同盟會。歸國後，兩人同係山西辛亥革命的主要領導人，閻錫山當督軍時，趙戴文便做督軍府參謀長，後來閻錫山又推薦趙戴文去南京做了國民政府內政部長、監察院院長，其目的是讓趙在他與蔣中間做一個緩衝人物。抗戰暴發，閻錫山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趙戴文重返山西，出任山西省政府主席。閻趙二人稱得上是患難終生的生死弟兄。他們之間的親密關係在爾虞我詐的官場上，是極為少見的。再加上臨終托孤言猶在耳，閻錫山對共產黨即便再是恨之入骨，刀落到趙戴文獨生兒子的腦殼上，也不免有些猶豫。
出生權貴之家的趙宗複早在燕京大學時就加入中國共產黨，解放戰爭時期，剛屆而立之年便出任閻錫山政權的教育廳長，與延安保持單線聯係，在虎穴狼巢中為黨從事秘密情報工作。
趙宗複被捕後，到底是前省主席的兒子，生活倒是受了優待，住的是單人牢房，獄方也允許家人為他日送三餐。但，既是共產黨的高級情報員，總歸要有個處置。
閻錫山的高幹會議在討論如何處置趙宗複這一棘手問題時，絕大多數人看在趙戴文的臉麵情分上，都有心放趙宗複一馬。但因閻錫山大會小會無數次嚴詞強調，隻要幫助共產黨，不管是誰，一律格殺勿論。所以，盡皆緘默不語。
隻有警憲指揮處代處長徐端主張將趙處決。
太原綏署秘書長吳紹之見閻錫山沉默不語，早看透了他的心思，於是抓住機會大聲提醒說：“會長，請回憶一下副會長的托孤之言吧，副會長可是屍骨未寒呐！”
閻錫山這下總算有了下台樓梯，開口言道：“好啦，宗複的事你們都不用管了，就交給我來處理吧。”
雖然終究沒有下達任何處置命令，但眾人都明白，宗複的命這下算是保住了。
閻錫山飛赴南京後，梁化之見太原已不可守，對獄中的共產黨員大開殺戒，仍然被關在獄中享受優待的趙宗複，也被他列入了處決名單。
閻慧卿消息何等靈通，馬上去找梁化之，說：“我大哥在的時候都沒有處理，你現在為啥要處決宗複？”
梁化之說：“他趙宗複不是一般的共產黨，是專門借他老漢的關係鑽進來搞我們高層情報的，我們不殺他，他就要殺我們。”
閻慧卿不高興了，板下臉說：“老先生就這麽一根獨苗苗，你姓梁的就狠心絕了他趙家的香火啊？再說了，我大哥已經當著老先生的麵答應照顧宗複，百年後到陰間碰見了老先生，你讓他咋說？”
梁化之一聲輕歎，無奈地搖了搖頭。
結果，殺害趙宗複的事，便被擱置下來。
解放後，趙宗複曆任山西大學副校長，太原工學院院長、黨委副書記，山西省教育廳廳長，山西曆史學會理事長，九三學社中央委員等職。趙宗複一生顧全大局，忍辱負重，廉潔奉公，兩袖清風。解放後，他把龐大的祖居全部捐獻給政府，多少年來，全家人擠住在一處小平房裏。當時，學校按規定給他配備有小汽車，可他經常是騎自行車或擠公共汽車上下班，讓小車接送體弱多病的老教師公出和看病，這一舉動深為全校教職員工稱道。
令人痛心的是，當初被“五妹子”一句話救了一條命的趙宗複，卻在1966年6月21日，不堪“文革風暴”摧殘，跳樓自盡。
那一年，他才51歲。
“四人幫”被粉碎後，中共山西省委落實政策，為他平反昭雪，恢複名譽。1979年1月12日，在太原市雙塔烈士陵園隆重為他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
閻錫山到南京後，與李宗仁商討國共和談問題，這時，毛澤東注意到閻錫山已離開山西，於是為軍委起草電文致前線的彭德懷、徐向前等：“閻錫山已離太原，李宗仁願出麵交涉和平解決太原問題。”
4月11日閻錫山又飛赴奉化麵見蔣介石，兩人長談了一夜。
也就是在閻錫山飛赴奉化的同一天，毛澤東致電太原前線解放軍首長，仍然希望會出現和平解放的轉機。他決定推遲總攻的時間，並說：“那時，如能簽訂和平協定，則太原即可用和平方法解決；如和談破裂或簽訂後反悔不執行，則用戰鬥方法解決，對我亦無多大損失。”
後來隻是因為所有的努力皆告失敗，前線首長電告軍委報告說，被俘閻軍的趙承綬等與太原城內聯絡，對方毫無誠意，也沒有任何回音，甚至封鎖也更加嚴密了，於是才提出提前攻擊的請求。
對此毛澤東回答說：“你們覺得何時發起打太原為有利，即可動手打太原，不受任何約束。”
這也就是說，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已對閻錫山和太原方麵的態度絕望了，當時閻錫山已經明確表示：“活著不與共產黨談判，死後也不見共產黨人的麵。”
閻錫山終於也沒有重新回到太原。
後來李敖拿“太原五百完人”的故事調侃閻氏：“別人死在太原，他卻活到了台灣，和所有國民黨逃到台灣的人一樣，‘未克與父老同其始終’，一個個都是貪生之輩了。最有趣的，是閻錫山說他自己在太原圍城時‘銜命在都，商承大計’，因在南京開會，所以未能赴難。但是，閻錫山死的時候，閻夫人徐竹青、閻公子閻誌敏、閻誌惠及大批家屬，均在台灣，這又是怎麽回事？難道他們也來南京開會嗎？可見閻錫山全家開小差早就妥為之矣！”
關於閻錫山為什麽沒有回到太原的原因，迄今也有著不同的說法。
閻錫山後來在給太原的回電中說：“因事被阻，不能與大家共同保衛太原，這是此生最大的遺憾。”
有意思的是，根據城野宏的記述，當時毛澤東和中共方麵曾經考慮留給閻錫山一條出路，即當時指示前線部隊：“閻錫山在南京期間不要奪取太原飛機場，閻錫山若回太原還有和平解決的希望；若閻錫山不在太原，負責留守的孫楚等人恐怕直到最後也不會投降，那隻有增加犧牲。”
1949年4月21、22日淩晨，百萬雄師風雨下鍾山，人民解放軍一舉突破長江天塹。
4月22日夜，太原守軍再次拒絕和談。4月23日，解放軍炮兵部隊1300門大炮到位，攻城部隊將戰壕延伸到了太原城下。
23日的夜幕悄無聲息地降臨了，城裏城外陷入了幾天來少有的寂靜之中。然而，對雙方將領而言，這卻是一個不眠之夜。
遠在上海的閻錫山也預感到敗亡的結局即將到來，內心的掙紮與矛盾讓他難以入睡。他把自己的繼母、夫人、兒子、兒媳等親屬先後送往台灣和美國之後，也不得不考慮依然為他效命的部屬的安危。
這天夜裏，閻錫山最終向太原守軍下達了允許投降的指示：“5人小組：太原守城事，如果軍事沒有把握，可以政治解決。”
前線的指揮官們誰都明白，此時閻錫山說的“政治解決”，也就是等同於“投降”了。
不過，迄今關於閻錫山給太原“五人小組”下令“投降”的電報也有各種解釋：
一、閻錫山在4月23日中午拍來的電報指示太原“五人小組”：“太原守城事，如果軍事沒有把握，可以政治解決。”這也就是說可以當機立斷停止反抗，向共軍繳械投降。據說這封電報是由閻錫山的親信梁化之親自譯的。然而到了翌日上午9時許梁化之自殺之後，這封電報才由梁化之副官的妻子趙佩蘭發現並交給吳紹之，吳紹之為此慨歎道：“就因拖延了這麽幾個鍾頭，竟把和平解放變成了投降。”
二、閻錫山在4月23日午夜以留滬基幹會的名義發來電報：“萬一不能支持，可降；唯靖國、化之兩人生命難保。”據說太原高幹們在傳閱了這封電報後竟無人表示意見，梁化之看後則麵色慘白，兩手冰冷。於是薄毓相握住他的手說：“你太累了，休息一會吧”，梁化之慘笑無語。那麽，這封電報的實質意義也就是說太原的守或降，主要取決於梁化之與王靖國二人，二人既然不免一死，他們還會“投降”？難怪孫楚私下說：“老漢（即閻氏）表麵說是可以投降，但其實還是想讓我們死守到底。”
閻錫山離開太原後，將軍政大權交給由梁化之、王靖國、孫楚、趙世鈴、吳紹之組成的“五人小組”，而實權則集中在前三人手中。其中王靖國與孫楚執掌兵權，梁化之負責與閻錫山聯係，所有請示報告與閻錫山的機密指示都必須先通過梁化之之手。
4月25日，毛澤東和中央軍委同意宣布梁化之、孫楚、王靖國、戴炳南4人為戰犯而予以緝拿。正是這幾個人的態度決定了太原的寧戰不和。
這三個人，梁、王都是閻錫山的五台（今屬定襄縣）老鄉。此前閻錫山為了鞏固他在山西的統治，從1938年12月起先後建立了政衛處、特警處和諜訓處等特工組織，其中太原綏靖公署特種警憲指揮處是閻錫山特工係統中最龐大的一個組織，其主要首腦人物就是梁化之。梁化之是閻錫山的姨表侄，因為這層特殊的姻親關係，他在山西大學畢業不久就開始擔任閻錫山的機要秘書。此後他在閻錫山幹部中擔任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迎請薄一波等回山西開展抗戰等，他都是舉足輕重的人物。後來閻錫山離開太原，就正式任命梁化之代理山西省政府主席的要職。由於這層關係，即梁化之完全是以閻氏的意見為聖旨的，所以在沒有閻錫山的太原，他就是無形的閻錫山。於是在“五人小組”中，梁化之是最頑固，也是對閻錫山最為死心塌地地一個。當時孫楚、吳紹之等許多閻錫山政權中的高級軍政人員，之所以不敢表達靈活解決太原戰事的意見，很大程度上就是畏懼於梁化之的態度，甚至太原第二號人物王靖國也懼怕他三分。
就這樣，由於部下的效忠，太原在沒有閻錫山的情況下仍然不時有一個閻錫山的幽魂在遊**，這也決定了古城太原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