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起義通電上簽完字之後，令在場的任何人都沒有想到的是，董其武卻來了個出人意料的舉動。他隨手抓起一個小茶碗，“啪”的一聲反扣在自己簽名的下方，站起來走了。刹那間，三四十名綏遠黨政軍的頭頭腦腦們全都盯著那隻小茶碗發愣。

1948年的中國大地，烽煙滾滾，人民解放軍以雷霆萬鈞之勢，解放了西安、上海等大城市，戰局更是瞬息萬變。解放軍發起對西北各省的戰鬥後，廣州政府更猶如驚弓之鳥，討論是否應當從新疆撤兵。

爭論的焦點又是歸結到兩個方麵——主撤派說，若不撤，久則潰變；撤，則內地增兵，有裨於軍事。

主守者認為，邊疆與內地人心不同，撤兵必須連政治一起撤，即拋棄領土。如此，將來很難恢複。

閻錫山一句話也沒說，心裏卻把兩種方法作出權衡，共產黨的部隊進逼太快，輕舉妄動一定會輸個精光。當會議結束，兩種意見都作為方案留交閻錫山考慮時，閻錫山支持了“不撤”的意見。這樣做，既可以不必花時間考慮撤退事宜，也可以把失敗的責任推給胡宗南。

為了穩住西北眾將領的心，他決定采取“銀彈戰術”，給各大頭目一些錢。閻錫山自認為對西北熟悉，先通過對王乾元的關係，拉攏綏西的屯墾軍，以空運提供武器裝備和提供經費為條件，將他們編成一支5萬人的軍隊，以河套為中心，建立“大西北反共根據地”。

拉攏馬步芳就更為鄭重了，先派金典戎去青海西寧，把馬步芳接到廣州來。對他許諾在西北的四省陝甘寧青，允許他有自行征稅征糧的權力，把原來甘肅省長調離，西北變成純馬家天下。

閻錫山小心翼翼，待馬步芳為上賓，沒想卻因為部下辦事疏忽，宴請時忘了馬步芳是穆斯林。

情急之下，閻錫山馬上讓人到廣州有名的“菜根香”酒家辦了一席羅漢齋作晚宴，以圖彌補。

可惜事態已無法挽回了，加上那時廣州天氣很熱，馬步芳身體又胖，無時無刻不滿身大汗，氣喘如牛。結果，下午與閻錫山談話結束後，毫不給閻錫山麵子，連晚飯也拒絕吃，立即驅車前往機場，徑自飛回西北去了。

閻錫山急壞了，命令金典戎立即帶上幾十萬銀圓跟著去西北，安撫一下這個西北王。

北平的傅作義已經歸順共產黨，緊接著傅作義又派心腹王克俊等去綏遠鼓動手握兵權的董其武、孫蘭峰、劉萬春三巨頭密謀起義。閻錫山急了，這些人全都是他晉綏軍的老班底，他對他們的情況了如指掌，在眼下一定得先穩住董其武才行。閻錫山馬上請他內閣中的不管部部長徐永昌帶上自己和李宗仁的親筆書信，飛去歸綏(1)麵見董其武，勸董其武、孫蘭峰、劉萬春不要被傅作義**，要堅守陣地，最好能爭取已經失足的傅作義再“迷途知返，起義歸來”。

閻錫山竭力想為“黨國”保住駐紮在綏遠，雖係傅作義老班底卻並未宣布隨傅起義的這一支軍隊。而如此大任，就落到了與晉綏軍關係深厚的徐永昌肩上。

與閻錫山一樣，徐永昌也是一個篤定會載入中華民族的輝煌史冊中的一位重要人物。

1945年9月2日，東京灣“密蘇裏”號戰列艦上將星閃耀，盟國與日本這裏舉行受降儀式。中國政府的代表正是時任軍令部部長的陸軍上將徐永昌。徐將軍鄭重地在日本投降書簽下了自己的名字，並留下了一段擲地有聲的受降感言：“今天是戰敗者與戰勝者都應該深刻反省的一個重要日子！每一個在這裏簽字的國家代表，也必須回想過去，假如他的良心告訴他有過錯誤，他就應當勇敢地承認過錯而懺悔。”

徐永昌，字次宸，生於1887年，山西原平縣沿溝村人。此君頭腦清醒，目光敏銳，為人重情義，責任感強，無論在軍界還是政界都遊刃有餘。從1927年3月率國民三軍投歸山西，到1937年3月前往中央任職，徐永昌在山西度過了10年時光，曆任綏遠省政府主席、晉綏警備總司令、第33軍軍長、山西省政府主席等職。

閻錫山對徐永昌器重有加，不僅委以重任，而且他們的私交也很深。閻錫山左右的追隨者中，在西安事變之前對他影響最大的兩個人，一個是省府秘書長賈景德，另一個就是徐永昌。在徐永昌歸晉之前，孫楚曾向徐永昌轉達閻錫山的原話：“與有人格的人做朋友是光榮的”。徐永昌曾經在寓所宴請閻錫山以感謝他釋放被扣押的國民第二軍軍長嶽維峻(2)，席間，閻錫山告訴徐永昌：“15年來，我還從來沒有在督軍府外吃過飯。”

徐永昌歸晉後，戰功卓著，殊榮累累，以此來報答閻錫山的知遇之恩，這其中，對閻錫山幫助最大的就是中原大戰中的“全師歸晉”。1930年3月，閻錫山、馮玉祥聯名發出倒蔣通電，全國反蔣的大小軍閥紛紛響應，民國曆史上規模最大的軍閥混戰“中原大戰”爆發，參戰的15萬晉綏軍成為反蔣陣線的主力，沿津浦線、隴海線進入山東、河南等地作戰。在失敗已成定局的情況下，不甘屈服的馮玉祥、汪精衛還想做困獸之鬥，但精於算計的閻錫山為保存實力而決定通電下野，中原大戰宣告結束。

兵敗如山倒，反蔣陣線陷入一片混亂，馮玉祥麾下的諸多將領先後向蔣介石投降。晉綏軍此時已是四麵楚歌，蔣介石的大軍咄咄逼人意在繳械，一封封勸降書飛向晉綏軍高級將領，昔日的盟友石友三、梁冠英截留了晉綏軍糧秣並準備反戈一擊，曾經並肩戰鬥的友軍鹿鍾麟、孫連仲拒絕借糧，河南的紅槍會不斷發起襲擊，並將俘虜的散兵繳械活埋。

早在1930年初太原戰雲密布之時，徐永昌就曾力勸閻錫山不要發動戰爭，並請辭軍事指揮之職，然而，在閻錫山成為眾望所歸的反蔣領袖，全國大小軍閥代表雲集太原的喧囂之中，眾多唯閻錫山之命是從的晉綏軍將領們能夠保持清醒頭腦的屈指可數。現在，麵對險惡的形勢，徐永昌以軍人的節操和責任感慨然道：“我受命而來，當全命而歸！”他收起蔣介石親筆寫來的勸降信，指揮部隊有組織地交替掩護撤退，踏上了危機四伏的漫漫歸鄉路。徐永昌早在戰事初起之時就在黃河兩岸預備了幾百條民船，他的遠見卓識挽救了晉綏軍。

晉商的誠信精神也在晉綏軍和徐永昌身上也得到了體現。在糧餉缺乏的情況下，徐永昌仍不忘在撤退前夕歸還在當地的欠款，在諸多西北軍將領一次次背信棄義的情況下，徐永昌仍然堅守並實現了“二集團軍（即西北軍）有一人未過河，三集團軍（即晉綏軍）決不過河”的諾言。

10月13日，徐永昌率軍渡過黃河後，經河南修武兵分兩路回到山西陵川，隻有擔任掩護任務的周思誠師因行動遲緩被中央軍繳械。在當時那種隨時可能全軍覆滅的情況下，晉綏軍能夠以基本完整的建製退回山西，不僅是民國軍事史上的奇跡，更成為閻錫山日後東山再起的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