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正好要籌建共產黨提出的民眾抗日團體，缺宣傳組織方麵的能手。於是馬上表示要重用薄一波，還說：“他們能湊幾個錢？不用了。”說完大筆一揮，寫了給宋哲元、薄一波的親筆信，讓郭挺一帶了5000大洋，去北平監獄請薄一波回太原“共商保晉”大業。
閻錫山希望能把犧盟會辦得有聲有色，但他認識到要做到這一點，靠山西的老班底已經不行了，必須不拘一格，大膽延攬共產黨方麵的人才“為我所用”。曾經被他兩次通緝過，其時正在“北平軍人反省分院”中的薄一波，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再次進入了閻錫山的視線。
“九一八”事變剛剛過去，在北平北海附近北平圖書館後麵一條叫作草嵐子的胡同裏突然間建起了一座專門關押共產黨人的監獄。監獄由一個並不起眼的大院子改建而成，分“南監”和“北監”。
位於草嵐子胡同的“北平軍人反省分院”剛建成，不久前在天津和北平被捕的薄一波、安子文等61名共產黨員，全部被押送到這座新建的監獄。
北平反省分院是1931年底南京軍事委員會政訓處處長劉建群來北平“創造”的。劉提出，軟硬兼施是政治家慣常采用的一項重要手段，尤其對待政治犯，來了硬的後要來軟的，來了軟的後要來硬的。隻有軟硬兼施，恩威並舉，才能使其歸順。他把對待犯人肉體上的摧殘、精神上的折磨和思想上的毒害，以及嚴格限製和不斷灌輸反動思想融為一體，稱之為“反省”。並規定犯人以6個月為一個“反省期”。一期不行搞兩期，三期還不“反省”者，則嚴加處分，甚至槍決。他們還設計了一個圈套：鉛印好一個“反共啟事”，要犯人在上麵捺個手印，即可釋放出獄。並規定，凡刑期已滿的，也必須履行這道手續。個別貪生怕死和有背景的人，不等刑滿，主動去捺個手印，就出了獄。少數刑滿的人，獄中受苦受怕了，也履行手續出獄了。
敵人這“軟”的一招，確實毒辣。原來獄中關押的“囚徒”，除極少數是因病保外就醫和極個別無條件釋放外，不少人是捺手印出獄的。到1933年過後，全監隻剩下100來名所謂的“死硬分子”，在繼續堅持頑強的鬥爭。
1936年春，劉少奇化名“胡服”，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到平津主持北方局工作。這個春天其實是一個醞釀著大轉折的春天，由於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日本帝國主義把中國變為它的殖民地的侵略步伐日益加快，民族矛盾上升為當時的主要矛盾，國內各階級各階層之間的關係也隨之發生了變化，階級矛盾退居到了次要地位。
1935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曾在陝北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於25日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27日，毛澤東在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做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的報告。決議和報告對當時的國內外形勢，國內各階級的變化和黨的政策，作了完整的分析，指出當前形勢最根本的特點，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要變中國為它的殖民地”，“要把整個中國從幾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狀態改變為日本獨占的殖民地狀態”。根據這樣一個基本的狀態，提出黨的策略任務：就是要在共產黨和紅軍的領導下，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就是要用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去發動、團結、組織一切抗日力量，開展民族革命戰爭，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在中國的走狗。為了保證黨在新時期曆史任務的完成，還批判了長時期以來在黨內存在著的“左傾”關門主義和盲動主義的錯誤。
此時，中共與張學良的談判正在秘密進行。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劉少奇一路風塵來到天津，主持北方局工作。他帶來了瓦窯堡會議的春風，帶來了偉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一來，他便著手糾正白區工作中的種種“左傾”錯誤。白區的地下工作，過去是關起門來幹，或者打開大門，衝向大街，赤膊上陣地幹。胡服說：“不行，再也不能那樣幹！”所以，那個時候，在北方局所在地天津，胡服發出的聲音，主要就是肅清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麵對即將到來的全民族抗戰，堅持華北陣地，迫切需要大批幹部。可是，華北地區的黨組織，由於長期受“左傾”錯誤路線的危害，損失慘重，無力去實現黨對各階層群眾的領導。
劉少奇在給黨中央的報告裏說，我們在白區“除開保存了黨的旗幟而外，黨的組織一般沒有保存下來，僅僅在河北還保存了一個省委組織，若幹城市與農村中的地方組織和一批中下級幹部，而且這些組織和幹部還被‘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嚴重統治著。(1)”
關押在草嵐子反省院裏的這一批共產黨員人，其中不少人就是受了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的害，他們大多數是1930年以前參加革命的，將近一半是大革命時期，也就是1927年以前參加革命的。他們都有光輝的革命經曆：李楚離參加過北伐戰爭；唐方雷先後參加過南昌起義和廣州起義；徐子榮領導過確山農民暴動；殷鑒、胡錫奎、馬輝之在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過；周仲英、趙鎛、張友清在黃埔軍校時就是中共秘密黨員；薄一波在天津憲兵司令部裏秘密組建黨組織。他們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不畏艱險，不怕犧牲，為黨的事業做出了可貴的貢獻。
劉少奇曾經說過：“在白區，政權是國民黨政權，軍隊是國民黨軍隊，……白區黨員的工作條件要艱苦萬倍。在根據地入了黨，就有工作做，吃飯、穿衣有了保證，……白區的黨員必須自己找飯吃，自己賺錢來養黨，自己出錢來做黨的工作。黨員在白區工作，腦袋好比拴在褲腰帶上，隨時都有被敵人拿去的危險。”
現實的鬥爭，多麽迫切地需要大批有經驗的黨員出來為黨工作啊！而他們又大多被關押在敵人的監獄中。現在日本侵略者正向華北步步緊逼，一旦占領平津，被關在北平反省院的這批共產黨員，肯定也會像東北三省淪陷時被關押在那裏監獄中的共產黨員一樣，遭到日本法西斯野蠻的屠殺。是讓這批黨員盡快地出來為黨工作好呢？還是等著敵人把他們殺害呢？這是擺在麵前的一個緊迫而嚴峻的問題。
這批黨員在被捕前，不畏白色恐怖，不顧萬般艱難險阻，像人們常說的那樣，把腦袋拴在褲腰帶上每天與敵人周旋。不幸被捕後，他們不畏敵人的酷刑和屠刀，不管敵人如何威脅利誘，始終堅守黨的秘密，保證黨組織和同誌的安全，甚至把敵人的法庭當成了宣布共產主義的講台，與敵人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捍衛了共產黨人的崇高革命氣節和尊嚴。到了眼下，國民黨的華北當局已經不是張學良，也不是何應欽，而是國民黨不得已而新換上台的宋哲元，日本大軍壓境，虎視眈眈，華北、平津危如累卵，廣大人民群眾的抗日救亡運動怒潮澎湃，如火如荼，以宋哲元為首的華北國民黨當局和反省院的頭頭們自顧不暇，惶惶不可終日。
北方局在討論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時，組織部長柯慶施提出：“在草嵐子胡同的軍人反省院，有幾十個共產黨員被押在那裏，這批黨員幹部久經考驗，經驗豐富，並且熟悉北方情況，同群眾有密切聯係，是一批難得的骨幹，應該設法讓他們盡快地出來工作。”
北方局討論通過後，劉少奇立即向黨中央請示，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接到劉少奇的報告後十分重視，馬上同包括毛澤東在內的其他政治局成員商量後，批準了這個要求。劉少奇接到中央的批複後，立刻把這件事交由柯慶施負責。柯慶施即將此事交給在北方局工作的化名邢西萍的徐冰去具體辦理。
徐冰，河北南宮人，1924年在德國留學時加入共產黨，1925年因參加響應上海五卅運動的愛國活動，與朱德等被德國當局逮捕，不久被驅逐出德國，轉赴蘇聯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928年回國後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秘書處任翻譯。1932年秋被叛徒出賣，被關入草嵐子胡同反省院。1933年春經黨組織營救出獄，到北平中國大學任教。
此時的徐冰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就因為他具體參與了營救草嵐子胡同反省院薄一波等幾十名忠貞的共產黨人的行動，30年後，他竟然會因為此事而被整得生不如死，而且更令他痛苦的是，挨了整，還無法向任何人解釋！
徐冰說：“我對獄中的黨員一個也不認識，聯係有困難。”
柯慶施想了想說：“在你那裏工作的有個黨員叫孔祥禎，他在軍人反省院裏坐過牢，同裏麵的人很熟悉，你可以把這個任務交給他，讓他通知獄中的黨組織。”末了，柯慶施還鄭重地強調了一句，“你告訴孔祥禎，這是黨中央指示這樣辦的。”
柯慶施點名讓孔祥禎去辦，是因為孔祥禎就是從草嵐子保外就醫出來的，在裏麵的時候，他還擔任過獄中的支部書記。
孔祥禎，山西省澤州縣人，1925年11月加入共產黨，1926年赴蘇聯列寧格勒軍事學院學習，1930年回國，被中共中央派往陝北特委任軍委書記，領導和組織了中國工農紅軍陝北遊擊縱隊，指派謝子長為總指揮，劉誌丹為副總指揮，開展陝北的工農武裝鬥爭，1931年初，調往河北省唐山地區任軍委書記，不久被捕關押在北平反省院。1932年12月經地下黨營救，保外就醫。出獄後，他的公開職業是在一個家在北平而人在偽滿洲國做漢奸的官員家裏當家庭教師，和徐冰一直保持著單線聯係。
一天，徐冰對孔祥禎說：“目前抗日救亡形勢發展很快，急需大批幹部參加工作，但是現在幹部很少，領導很著急。你知道草嵐子反省院裏，敵人還關押著我們幾十個黨員，那些同誌好多你都認識，北方局現在沒有辦法爭取他們無條件釋放出獄，經請示黨中央後，可以讓他們按照敵人的規定在報上登‘反共啟事’，然後出來。你必須想辦法把中央的這個指示送給獄中的黨支部。”
孔祥禎聽後大為吃驚，說：“雖然我在獄中擔任過支部書記，對他們都很熟悉，但我出獄3年多了，沒有同他們聯係過，他們怎麽會相信我呢？而且這些同誌在獄中都很堅定，很多人刑期早就滿了，但仍然堅持不出獄，就是為了要爭取無條件釋放，要打著紅旗唱著《國際歌》跨出監獄大門。現在讓他們用登‘反共啟事’的方法出來，他們能幹嗎？這樣做與他們長期受到的黨的教育背道而馳，涉及他們的政治生命，是極其嚴重的，上級必須確實負責才行。”
徐冰說：“這的確是黨中央的指示，不然，我怎麽敢讓你這樣去做呢？”
孔祥禎十分不情願地表示：“既然是黨中央的指示，沒啥可說，我執行就是了。”接著又犯難地說，“我出來已經3年多了，獄中的情況變化很大，再說，我也沒有通往獄中的通信線路啊。”
徐冰在屋裏踱著步子說：“你先回去想想辦法再說吧。”
說來也巧，沒過兩天孔祥禎在大街上碰見了化名萬曲非的魏文伯，魏文伯也是反省院中的一個老病號，常常大口大口地吐血，1935年底保外就醫出獄。兩人見了麵，都不敢談自己的組織關係，孔祥禎更不敢將自己的任務告訴魏文伯，因為魏文伯出獄比自己晚得多，便問他：“裏麵怎麽樣？”
魏文伯說：“跟以前差不多”。
孔祥禎說：“我有些東西想送進去，有認識的人嗎？”
魏文伯說：“我有個族侄叫魏茂林（當時叫王伯平），跟裏麵的看守有關係。”
“可靠嗎？”
“非常可靠。”
孔祥禎一聽大喜過望，馬上趕去報告徐冰，把徐冰樂得抓著孔祥禎的肩膀直搖。當下，二人便商量著如何給獄中黨支部寫這樣一封非同一般的信，徐冰轉述北方局的指示，孔祥禎記錄。信是寫給殷鑒的，殷鑒是孔祥禎出獄後的黨支部書記。據魏文伯說，他出獄時，仍是殷鑒擔任這個職務。
信的主要內容有四個方麵。
首先分析了當前抗日救亡運動的形勢，黨急需幹部，關在反省院裏的同誌應盡早出獄，去擔負緊迫的實際工作。
信裏高度肯定了難友們幾年來在獄中進行的鬥爭，但現在形勢已經變了，不應再將鬥爭的舞台局限在監獄那方狹小的天地裏。
信中表示，黨中央對獄中同誌是完全信任的，當前黨在無法迫使敵人無條件釋放政治犯的情況下，隻有履行敵人的手續，才能盡快地出獄為黨工作。
最後一條是保證對這次經黨組織營救出獄的共產黨員，黨中央在政治上、組織上完全負責，絕不歧視。
信寫好後，由孔祥禎署名。
1936年6月，獄中黨支部突然接到一封從秘密渠道轉來的信，繼殷鑒後擔任黨支部書記的薄一波看到此信後驚詫不已，立即召開支部幹事會進行研究，幹事會的三個人薄一波、殷鑒、劉瀾濤都對來信大為懷疑。按照敵人規定的手續出獄，不就是要在敵人的“反共啟事”簽名按手印，還要公開登報，這不就是向敵人屈膝自首嗎？北方局和黨中央怎麽可能作出這樣的決定？孔祥禎保外就醫已經三年多了，他的政治表現如何？會不會已經站到了敵人營壘一邊，用這樣卑劣的手段來誘騙大家上敵人的圈套？三個人反複研究琢磨了好幾天，越想越感到此事疑問多多，決定不執行，隻把來信給少數骨幹傳閱了一下，便束之高閣了。
就這樣，第一封信猶如泥牛入海。
實際上，這時候薄一波正在設法用另一個方法出獄。
據薄一波回憶，當時他在草嵐子監獄，管他那個監房的，是個叫牛保珍的班長，多年共處，逐漸拉上了關係。又通過牛班長，跟一個姓欒的管理員拉上了關係。實際上，1934年，獄中黨支部領導大家進行絕食鬥爭，提出改善犯人生活，刑滿者不必履行“反共啟示”手續即可釋放等要求，就是由薄一波作為代表，出麵跟欒管理員談判。這樣，薄一波與這個欒管理員也就逐漸熟悉起來，搞好關係之後，薄一波就向他提出，想辦法把他們搞出去。
這裏需要提一句，沒有資料顯示，在1936年6月，孔祥禎通過魏茂林給獄中黨支部送去那封信之前，中共北方局與草嵐子監獄中的黨支部取得了聯係。那麽，許多資料都說，當時在獄中的黨員學習過獄外黨組織送進來的中央文件，能及時了解黨的最新政策等等，又是怎麽回事呢？
實際上，就是獄中黨支部通過薄一波對欒管理員、牛班長這些人曉以大義，施之恩惠，花錢買通了一些看守，不斷從外麵把報紙、雜誌買好，偷偷地運入獄中，使獄中難友不但可以看到當天或隔天北平發行的《世界日報》《天津大公報》等報紙，而且能看到當時在市麵上也很不易購得的由鄒蹈奮主編、上海出版、隻能半公開出售的《生活周刊》，甚至能看到國內禁止發行的、莫斯科出版的俄文版共產黨刊物《國際周刊》。更有甚者，馬列的外文原版著作也被運進監獄，先由可靠難友秘密翻譯，譯出來後，再送到各號房傳閱或傳讀。結果，“反省院”變成了“黨校”。當時在獄中的難友扶屏，將家裏每月給他的錢拿出一半交給支部，他說，“每月1元2角的報紙，我們要花五六元錢”。“我看到過的譯本有《列寧主義問題》《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半月刊）《國際通訊》《布爾什維克》等等，不下幾十本”。這就不難理解，薄一波為什麽甚至敢於跟這兩個牢頭研究越獄的問題。
《何梅協定》之後，國民黨中央勢力撤出平津地區，到1936年，國民黨就想把北平反省院遷往保定。欒管理員覺得這是一個機會，他向薄一波提出，可以想辦法在路上把你們放出去。不過他說，這事我一人幹不了，還得和弟兄們一起搞，得給他們一點錢。要多少？5000大洋。
5000大洋！薄一波上哪兒找這麽大一筆款子？
很快，薄一波就想到一個人。這個人，就是當時在山西做情報工作的特科負責人胡熙庵。胡熙庵是薄一波的定襄老鄉，而且是一個村子裏長大的。1928年，薄一波在天津做兵運工作時，順直省委將打入國民黨機構的秘密黨員組成一個特別支部，由薄一波任支書，成員就有天津市公安局預審科主任科員張文昂、造幣廠科長胡熙庵、市政府宣傳科長張友漁等人。這時，胡熙庵的公開身份是閻錫山的山西省政府經濟統製處處長。
於是，薄一波就托看守，給胡熙庵寄去一封信，請胡熙庵幫忙籌款。胡熙庵接到信，先找特科係統的黨員智良俊。智良俊也是定襄人，北平大學法學院畢業，此時的公開身份是胡熙庵那個經濟統製處的科員。據智良俊的後人說，當年他爺爺為了營救薄一波出獄，甚至“拆房賣地”去湊錢。胡熙庵又找到張文昂，張文昂回憶說，當時他每月薪水100元，留下20元，都給了胡熙庵。胡熙庵還找了秘密黨員牛佩琮，牛佩琮也是定襄人，1934年在清華大學讀研究生時入黨，曾任清華大學黨支部書記，中共北平臨時工委宣傳部長，這時打入閻錫山身邊潛伏，任閻錫山的綏靖公署秘書。幾個黨員湊來湊去，隻湊了幾百元。胡熙庵、牛佩琮他們一商量，決定找也是定襄人的郭挺一，去活動閻錫山拿錢營救薄一波。
薄一波寫信的初衷，是想讓胡熙庵想辦法籌錢，買通看守逃出去。結果最後變成讓郭挺一去找閻錫山了。
郭挺一是薄一波在山西太原國民師範讀書時的同學，兩人於1925年先後在該校加入共產黨，都是定襄人。1928年，郭挺一在赴霍州參加山西省委會議途中被捕，正當郭挺一在獄中組織難兄與敵人進行堅決鬥爭之際，霍州省委會議卻缺席將郭挺一開除出黨。郭挺一從新入獄的同誌口中得知自己已經被黨開除，情緒逐漸消沉，後被轉入山西反省院，於1935年7月按例履行手續刊登“反共啟示”具保出獄。1936年到閻錫山任會長的山西自強救國會，擔任工人委員會主任委員。
郭挺一很熟悉薄一波，私交也很好。據說，郭挺一在獄中時，薄一波於1931年被組織從天津監獄營救出來後，還特意回了一趟山西，試圖營救郭挺一出獄未果。
郭挺一聽胡熙庵說花點錢，履行個手續就能把薄一波救出來，當然願意幫忙，馬上就通過梁化之去找閻錫山，說胡熙庵他們幾個定襄老鄉正在湊錢救薄一波，一波是個難得的人才，關在監獄都5年多了，著實把薄一波誇讚了一番。
閻錫山正好要籌建共產黨提出的民眾抗日團體，缺宣傳組織方麵的能手。於是馬上表示要重用薄一波，還說：“他們能湊幾個錢？不用了。”說完大筆一揮，寫了給宋哲元、薄一波的親筆信，讓郭挺一帶了5000大洋，去北平監獄請薄一波回太原“共商保晉”大業。
就在胡熙庵他們湊錢想轍的同時，這邊徐冰和孔祥禎左等右等不見第一封信的反映，於是在8月又寫了第二封信送進草嵐子監獄，明確告訴他們：“這是特定的條件下所做的決定。黨現在向你們作出保證，在政治上和組織上中央完全負責，政治上一律不視為自首叛變分子，組織上不歧視，你們要相信中央。如果你們接到此信後，仍然拒不執行，那你們就要犯嚴重的錯誤。”
這一次獄中支部進行了反複討論，大部分人決定執行。
1936年9月初，就在中共北方局緊鑼密鼓地催促被關押在草崗嵐子反省院裏的薄一波等數十名共產黨員按照敵人的規定簽名畫押，爭取早日出獄為黨工作的當兒，閻錫山居然也在這時候派出特使郭挺一，到北平監獄麵請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晉大業”。
這是中國曆史上第二次國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件大事。因為到1936年9月薄一波出獄之前，中共已經與楊虎城、張學良、宋哲元、李宗仁、劉湘等各地方實力派，建立了秘密的合作抗日的統戰關係，唯獨隻有卡在紅軍前出到河北抗戰前線路途上的山西閻錫山，仍未建立任何統戰關係。
無疑，閻錫山派特使請薄一波回山西“共商保晉”，正是中共與閻錫山建立合作抗戰統戰關係的絕好機會。
郭挺一到了北平。他先去見宋哲元，宋哲元寫了一封信給監獄長，郭挺一進監獄見了薄一波。薄一波不知道郭挺一是胡熙庵活動來的，隻知道他的公開身份是閻錫山的代表，因此第一句話就問他：“我們不是已經分道揚鑣了嗎？”
郭挺一當然聽懂了薄一波話裏掖著另一層意思：你姓郭的不是早就被黨開除了嗎？難道你又歸隊了？組織上派你來的？
郭挺一的回答是：“你話裏別挾槍帶棍的，我沒錯，我從來沒有做過對不起共產黨的事，恰恰相反，是山西省委的某些人乘人之危，把我掃地出門。現在閻先生要鐵了心抗日，我跟他抗日就是了。”
薄一波看了閻錫山給他的信，又對郭挺一說：“‘共商保晉’？這事你可以做，我不能做”。
言外之意就是，我薄一波是不想像你那樣，先履行手續出獄，隨後再與閻錫山共事。
很長時間薄一波心裏對郭挺一都有個定論。1982年，薄一波到太原召集華北五省黨史征集委員會開會期間，專門找來研究胡熙庵問題的李育正和研究郭挺一問題的王漢山，談這兩個人的問題。2005年9月，李育正在郭挺一100周年誕辰座談會上回憶說，當時“談了一整夜，談到郭挺一的問題很激動，談到胡熙庵的問題也很激動，薄老說：‘曆史已經形成這樣一個說法了，過去一直說他是叛徒，我的觀點就是：郭挺一到閻錫山那裏是錯誤的。’”
很明顯，薄一波的意思是說，郭挺一履行手續出獄，就去閻錫山那裏，沒有組織上的授意，是他自己去投靠的。當然這就會是一個重大問題。
這時，坐在一邊的牛佩琮開口說：“一波，我記得他在國師入黨比你還早。他哪裏是投靠閻錫山呢！是我寫信把他叫出來，說閻錫山當時要抗日，缺乏人才，把他弄過來吧，當時他去當了工人委員會主任，以後胡熙庵聽說花點錢，履行手續就能把你們草嵐子這批人救出來，我們就活動讓郭挺一去救你們去了。”
就這樣，薄一波在30多年以後才搞清楚這件事情的原委。
所以，當1986年召開“北方局”黨史征集會議，有人在會上說：“郭挺一是個大叛徒”時，薄一波當即氣憤地說道：“你道聽途說，你有什麽根據，你知道什麽？”
當年，郭挺一在監獄裏碰了薄一波的釘子，並沒有打道回府，而是留在了北平，繼續做薄一波的工作。
過了不久，獄中黨支部又收到了第二封信，信的內容還是催促他們盡快履行敵人規定的手續出獄，早日為黨工作。信也仍然是由孔祥禎個人署名。
與前一封信相比，這第二封信的口氣就相當嚴厲了，一開頭就寫道：“你們知道是誰讓給你們寫這兩封信的嗎？他就是中共中央代表胡服同誌。”尤其讓薄一波等人受到強烈觸動的是，上級組織還警告說：“過去你們堅持不履行‘出獄手續’是完全正確的；但如果現在你們繼續堅持不履行‘出獄手續’，不執行黨的決定，那你們就要犯嚴重的錯誤”。
那時，獄中黨員們並不知道胡服就是劉少奇的化名，也並不認識劉少奇本人，但對黨中央代表是無比親切和崇敬的。盡管如如此，因涉及的性質實在是太嚴重了，黨支部仍然對第二封來信深感疑惑和不理解。5年來，不正是為了保持革命者的氣節，不在敵人擬好的“反共啟事”上簽名按手印，才刑期滿了也不出獄，才戴著鐐銬受盡了獄卒們的折磨，才冒著隨時被敵人殺頭的危險，進行了那麽殊死的戰鬥麽？可是，現在上級黨組織和黨中央居然要他們履行敵人規定的手續，在“反共啟事”上簽名按手印，這樣一個180度的大轉彎，難友們在思想上怎麽也轉不過來。
對於北方局的第二封信，薄一波等黨支部領導成員雖然仍不理解，但卻不能再束之高閣了。當他們向黨員們專達時，果然不出他們所料，立即引起了黨員們的驚疑的激烈的爭論。
馬輝之說：“這封信肯定是敵人搞的陰謀，黨員在不可能讓自己落入敵手的黨員登報自首，靠不住，不能執行。”
韓均剛向劉有光傳達完，劉有光便同他大吵起來，說：“上級怎麽可能下達這樣的指示？你是不是坐牢坐久了，動搖了，自己想叛變，還想拉我跟你一起下水？”
兩人爭吵不下，支部又派楊獻珍同劉有光談話。劉有光仍然不服，說：“既然中央有信來，你把信給我看看，我得弄清楚是真是假。”
周癢說：“我們已經堅持了好幾年，這麽出去，豈不是前功盡棄。”
王新波聽後提意見說：“雖然是讓我們假自首，是一種策略，責任不在我們，可報紙一登，白紙黑字，中央必須應再明確一下才行。”他還說，“出獄以後要以正式黨員對待我們，應當立即分配工作”。
周仲平向賀致平、高夢九傳達時，賀致平驚奇得直搖頭，高夢九則堅決反對。還有多名黨員向黨支部建議：盡快設法和獄外黨組織取得聯係，查清孔祥禎出獄後的政治表現，是否堅定可靠，以便判定來信的真偽。
魏文伯與馮基平都是1935年12月保外就醫的。魏文伯出獄後，一直與楊獻珍有書信聯係，獄中支部決定由楊獻珍向魏文伯寫信了解情況。魏的回信很快送到了獄中，證明孔祥禎出獄後一直很堅定，積極為黨工作，未發生過任何問題。
孔祥禎為傳達北方局的指示，連續給獄中黨支部寫的兩封信，在全體黨員中間引起了非同一般的震動和反響，懷疑、反對、爭論，激動著各個監號，衝擊著每個黨員的心，緊接著北方局第三封催促的信又通過秘密渠道送了進來。即使有很多黨員仍然很不理解，但黨支部和絕大多數共產黨員根據“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少數服從多數，全黨服從中央”的原則，堅決執行。
不過劉錫五仍有疑慮，他要求自己先不出獄。他對首批出獄的薄一波說：“隻要是中央的指示，我一定執行。隻是希望你們出去後，再好好了解一下，如果真是黨的指示，就想法子給我送一隻雞進來。要是情況相反，就不要送。”果然，薄一波出獄後沒幾天，北方局派人給獄中送去了一隻雞，最後打消了劉錫五的顧慮。
唯有劉格平固執地認為這是敵人的陰謀，堅決不相信上級組織會讓他們向敵人自首，因此比其他同誌多在草嵐子監獄呆了整整8個年頭，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才走出牢門，重見天日。
按監獄當局規定，凡在獄中服刑時間未達到刑期一半的，仍然不能履行手續出獄。因此，獄中黨支部對能夠出獄的黨員，作了研究安排，分批出獄。
延安窯洞裏的中央書記處為了使從草嵐子監獄出來的同誌盡快走上新的工作崗位，於1936年12月4日給胡服發出電報，說“出獄同誌請開始分期分批送西安，我們交通今日出發專接。”
第一批同誌出獄後，很快和黨組織接上了關係。
9月22日，薄一波一出大牢，郭挺一就租個小轎車，將薄一波接到公寓，盛情邀請薄一波為閻錫山工作，薄一波再次婉言拒絕。
9月25日，孔祥禎安排薄一波見徐冰，徐冰傳達胡服指示，山西一定要去。薄一波還是說：“先去看看，回來再說。”
薄一波哪裏知道，這時候陝北的毛澤東對於統戰閻錫山，打開紅軍通往河北抗日前線的道路，已然是心急火燎，反複指示劉少奇，應把“晉綏”放在北方軍隊統戰工作的“第一位”，要充分了解“北方統一戰線非常要緊”。
薄一波晚年回憶說：“我從監獄出來個把禮拜，10月5號可能是就回到了山西，在山西住了20多天。當時革命的沒多少，黨內隻有一個特科，他們組織了一些人在車站上歡迎我。大約有十幾個人，稀稀拉拉的。胡熙庵帶了一些人，叫我到他們那裏住。還有梁化之和郭挺一（他先回來了）準備的汽車也到車站來接。我跟他們回去之後，就住在郭挺一那裏。”
薄一波在太原調查期間，看到的情況還是讓他感到山西的形勢大有可為。特別是10月18日，在海子邊（當時亦稱文瀛湖，現兒童公園）召開了犧盟會宣傳大會，到會者有工人、學生、商人、市民及犧盟會員共約萬餘人，大會主席是張文昂。大會通過了告同胞書和通電，並印發了犧盟會的工作綱領及宣言。
所以，薄一波臨走時對梁化之說：“請你告閻先生，我願意回山西工作，但我還需要回去同‘遠方的朋友’商量一下。”
“遠方的朋友”指什麽，梁化之一聽便明白，閻錫山也不會不懂。
這邊薄一波答應赴晉工作，那邊駐太原特務機關向閻錫山直接提出取締“犧盟會”的通牒，並通過日本外務省向南京外交部提出質問。
10月22日，蔣介石到了西安，張學良依約邀請閻錫山赴西安，按兩人之前商量好的，一同向蔣介石進言“停止剿共，一致抗戰”。閻錫山既以祝蔣介石50壽辰為名，致電蔣介石，請求允許到西安晉見。但當閻錫山乘機抵西安時，蔣介石卻以“避壽”為名，飛去洛陽了。
10月31日，張學良、閻錫山等人又跑到洛陽見蔣介石祝壽，沒想到老蔣先是在洛陽軍校訓話時，當眾不點名地臭罵了一頓張學良，說：“日本是皮膚之患，不足慮；共產黨是心腹之患，非徹底消滅不可。誰主張容共，誰就不是人，是混蛋！”
下來又質問閻錫山：“犧盟會是誰提的建議？要嚴加懲辦！”
閻錫山對張學良搖搖頭說：“漢卿呀，看委員長的態度，咱們不能再說話了，以後再想想辦法吧”，然後回了太原。
10月底，薄一波等中共山西公委一行5人來到太原，住在胡熙庵家中。11月初，閻錫山從洛陽回來後，就與薄一波正式會談。薄一波對閻錫山說：“這次回來是在閻先生領導下做工作的，不是做客。按照家鄉話說，叫作先小人，後君子。有幾點說清楚了以後好共事。第一，我參加共產黨多年，可以說定型了，說話、行事總離不開共產黨的主張，希望得到理解，不應受到限製；第二，我隻做抗日救亡的工作，對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麵給予實權和方便，對我用的人要保障安全。”
閻錫山對此一一表示同意，隻是加了一條：不得發展共產黨員。
然而，在此之前，閻錫山對於“聯共抗日”，隻是在趙戴文、梁化之等很小的範圍內議論，現在要把薄一波等人正式用起來，委以實權，就不可能再對山西上層保密了。
因此，閻錫山做了個“民意測驗”，他把山西的上層人物都找來，對他們說：“日偽要攻綏，紅軍要出綏抗日；若成為事實，我們守中立呢？還是助日反共？還是聯共抗日？你們要好好考慮，限期作出答複。”
數日後再次開會表決，令閻錫山自己都沒想到的是，到會的38人中，竟有31票讚成聯共抗日。
於是，閻錫山在其高幹會議上，正式宣布薄一波以太原綏靖公署秘書身份到“犧盟會”任秘書長，主持工作。薄一波接手後，對犧盟會班子進行了改組，新班子的成員幾乎全是共產黨。
11月12日，陝北中央代表彭雪楓經南漢宸接洽，由天津到達太原。在閻錫山的同意下，彭雪楓即與閻方全權代表、太原綏靖公署政訓處主任梁化之具體磋商有關事宜。雙方商定：
一、在太原建立中共和紅軍駐晉秘密聯絡機構；
二、建立彭雪楓與中共中央的通訊聯絡渠道，由閻方簽發護照，保證中共地麵交通安全；
三、彭雪楓與中共中央的電訊聯絡，在建立自己電台之前，先用閻方的電台。
(1) 摘引自《劉少奇選集》上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