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議開了幾天，許多人發了言，閻錫山一直不表態。
薄一波反複考慮，分析了閻錫山的意圖後，決定讓董天知發言試探一下。
董天知在會上說：“諸位，日軍步步進逼，晉綏首當其衝，不早做準備，將來必吃大虧。不成立一支以保衛桑梓為宗旨的強大部隊，就不足以抵抗日本入侵。因此，發展30萬國民兵是當務之急。”
董天知的這一番話正中閻錫山下懷，閻錫山聽了雖然沒有說話，卻掩飾不住高興的神色。他在回去後對趙戴文和梁化之說：“共產黨裏就是有人才，董天知那麽年輕，就能提出那麽好的意見，了不起！”會後，閻錫山就把負責培養軍政幹部的軍政訓練委員會交給犧盟會領導，委托薄一波等成立各種組織，如訓練團、訓練班、國民兵軍官教導團、軍士訓練團等。這樣，犧盟會就掌握了主持抗日民眾組織的大權。
1936年12月，當時正值綏東百靈廟戰役勝利，接著又發生了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預示著抗日戰爭新時期的到來。百靈廟大捷，又極大地鼓舞了山西和全國人民。在這種形勢下，三晉大地立即掀起了強大的抗日救亡熱潮。經過犧盟會三個月的工作，山西各地犧盟會員發展到60萬人，薄一波等從中挑選了兩萬名國民兵軍官教導團的學員。國民兵軍官教導團學員招來後，從1937年4月開始，分別集合在忻州、祁縣、太穀、壽陽、平遙等處，組成10個團進行訓練。各團政治部主任都是由共產黨員和左派人士擔任，團以下的政治工作人員亦由薄一波等選派。教導團的建立，為後來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的成立打下了基礎，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就是在這10個團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國民兵軍官教導團成立後，幹部問題雖然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決，但綏東百靈廟戰役後，中共北方局沒有給山西方麵再派幹部來，因而幹部仍覺不夠。國民兵軍官教導團需要大批工作人員，以後建立新的抗日部隊需要大批政治、軍事兼優的幹部，加強民運工作也需要增加一批民運工作幹部。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薄一波等人接辦了軍政訓練班，並成立了民訓幹部團。軍政訓練班和民訓幹部團招收了4500多名學員，這些學員大多是來自北平、天津、上海、河南、湖北等22個省市的青年，其中有不少是流亡到山西的青年學生。軍政訓練班和民訓幹部團的開辦，不僅為10個國民兵軍官教導團提供了政治幹部和犧盟會縣以上組織的大部分幹部，而且為後來建立山西新軍準備了幹部。
在薄一波等人領導下，犧盟會成為在特殊形式統一戰線下由我黨領導的有政權、有武裝、有群眾的組織，這是與閻錫山的初衷完全相反的。
薄一波等人的工作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從一開始就是在與各種頑固勢力的鬥爭中曲折前進。
山西的頑固分子以19軍軍長王靖國為首，不斷向閻錫山告狀請願。一次，王靖國帶領80多名高級將領，齊刷刷跪在閻錫山麵前哀求：“薄一波是共產黨，讓薄一波這些人搞下去，山西就完了，我們這些人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張厲生也向閻錫山施加壓力，說閻錫山用的都是共產黨。各縣的地主豪紳也紛紛給閻錫山發電報、寫信，說犧盟會都是共產黨的人，不能用。
但閻錫山自有他的如意打算，他是想利用薄一波這些共產黨人，給他組織群眾，組織軍隊，擴大抗戰的政治影響，這樣既擴大了自己的實力，又搞好了與共產黨的關係。
閻錫山把王靖國等訓斥了一通：“你們懂個甚！現在我們還能拉上共產黨，將來想拉都拉不上了。蔣介石周圍不也有共產黨嗎，他能用，我們為什麽不能用？”
這樣一來，王靖國他們隻好忍氣吞聲。有了閻錫山這堵擋風的牆，薄一波他們便可以更加大膽地幹，用薄一波的話說，就是：“借閻錫山的口袋，裝我們自己的麵”。閻錫山沒有料到，他所寄予厚望的犧盟會以及犧盟會後來組建的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最後竟然被薄一波等人帶著投向了他的死對頭共產黨，成了“閻氏王國”的掘墓人！
1937年7月7日，日軍借口一名士兵在“演習”中失蹤，向北平西南宛平縣盧溝橋的中國駐軍發動進攻，中國守軍第29軍在盧溝橋上奮起抗擊，全國抗日戰爭爆發。之後，日軍開始大舉入侵山西。山西形勢發生急劇變化，此時閻錫山清楚地看到，他的舊軍除少數進行了較頑強的抵抗外，大部分是一觸即潰，聞風而逃。當時有首民謠說：“十月山西人人忙，富人忙搬家，窮人心惶惶。軍官扔部屬，小兵扔大槍。”如何應付這潰敗的混亂局麵，閻錫山拿不出辦法，此時他又想到了薄一波。
一天，他連早餐也顧不上吃，便吩咐副官找來薄一波，說：“一波，戰爭開了頭還沒有兵，你看怎麽辦？”閻錫山從來就不願在部屬麵前說自己不行。
薄一波當然知道閻錫山的用意，於是斬釘截鐵地說：“會長，必須組織新軍，改革舊軍！”
閻錫山一聽，正中自己下懷，他早有武裝30萬國民兵的打算，先前就動了心，隻是對舊軍仍存有希望，怕新派羽翼豐滿後不聽招呼，故一壓再壓，未付諸實施。眼下大敵當前，山西難保，起用新派，組織新軍，正是時候。於是，閻錫山對薄一波說：“舊軍積重難返，是不好改的啦，你先組織一個新軍團試試吧！”
薄一波見自己的意圖即將達到，便進一步順水推舟說：“既要組織新軍，就得實行新製。這一點，我事先就向閻先生說明。先生也說過，要政治武裝，因此新軍中應該實行政治委員製。”
“隻要能打勝仗，能與日本人抗衡，咱要人給人，要槍給槍。總之，由你認真去做就是了！”閻錫山高興地說。
“新軍團名稱叫‘抗日青年先鋒隊’如何？”薄一波征詢閻錫山的意見。
閻錫山沉思了一會兒，說：“還是沿用‘抗敵’的稱呼為好，改成‘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吧。凡參加的人都要有誓死的決心，怕死的不要加入。”
於是組建新軍這事就定下來了。
薄一波當即報告北方局，晚年他回憶道：“劉少奇同誌說：‘好，趕快去！要抓槍杆子，不要說一個團，就是一個營，一個連，也要堅決搞！’”
犧盟會組建新軍的決定一公布，立即在山西掀起了報名的熱潮，最後由薄一波等主辦的軍政訓練班、民訓幹部教練團、國民兵軍官教導團第8團、第9團組成山西青年抗敵決死總隊第一個團。1937年8月1日，在太原軍政訓練班所在地山西國民師範學校禮堂舉行了成立大會，宣布8月1日為新軍誕生日，薄一波任總隊政治委員，徐績章任總隊長，牛佩琮任政治主任。全隊共轄3個大隊，每個大隊轄4個連，共2000多人。大隊的指導員以及中隊、分隊政治指導員幾乎全部是犧盟會委派的共產黨員。對此，閻錫山心照不宣，不過軍權是要抓的，就委派其舊軍官擔任總隊長、大隊長以及中隊、分隊長。山西青年抗敵決死總隊成立後，經過50多天的緊張訓練和準備，於9月21日由薄一波率領，從太原開赴五台山地區，準備建立抗日根據地，後來轉赴晉東南上黨地區，建立太行、太嶽根據地。
1937年10月初，閻錫山著手籌劃忻口會戰。繼雁北、大同失陷後，閻錫山的內長城防線又被日軍攻陷。山西舊軍節節失利，使閻錫山本人處在不打一仗不能向山西民眾交代，而打一仗又毫無把握的矛盾之中。他看到舊軍連遭重創，士氣不振，要求國民黨增援吧，又恐遺留後患，於是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擴大新軍上。八路軍3個師的主力相繼東渡黃河，挺進山西敵後，平型關一仗首戰告捷，接著又在晉西北、晉東北點燃了抗日遊擊戰爭的烽火，更促成了閻錫山擴大新軍的決心。
薄一波抓住這一時機，又向閻錫山建議，以國民兵軍官教導團、軍政訓練班等為基礎，組建5至10個旅的新軍。閻錫山同意先組建5個旅，並以第二戰區司令長官名義發布命令，由薄一波全權負責，從速組建。
1937年10月1日至11月3日，歸第二戰區節製的中國軍隊在山西太原以北的忻口一帶與日軍進行會戰，殲敵兩萬餘人，創華北戰場殲敵之紀錄。忻口會戰是抗戰初期國共兩黨合作抗戰的成功典範，其中也包括八路軍115師取得的平型關大捷和129師夜襲陽明堡機場的勝利，使時任第二戰區司令長官的閻錫山一下子成為轟動全國的民族大英雄，他也從中嚐到了“聯共抗日”的甜頭。
從1937年底至1938年初，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擴充到4個縱隊，各縱隊政治委員由薄一波提名，縱隊長由閻錫山從晉綏軍中選任。為加強決死隊的幹部力量，八路軍總部在幹部奇缺的情況下，為決死隊先後輸送了400餘名幹部。1937年12月下旬，決死一縱隊開始在平遙、祁縣進行遊擊戰爭，戰鬥11次，一度收複了平遙縣城。1938年2月，日軍突破東陽關，攻陷長治，直奔臨汾。一縱隊參戰阻擊敵軍，連續作戰6天。這些戰鬥規模雖不很大，但初戰的勝利鼓舞了士氣，鍛煉了部隊，也擴大了決死隊的政治影響。勝利以後，閻錫山曾通電嘉獎。
1938年4月，決死隊一、三兩個縱隊和一部分國民黨軍隊配合八路軍129師及115五師一個旅，殲敵4000餘人，收複縣城18座，徹底粉碎了日軍的9路進攻。從1938年底開始，決死隊進行了“西林整軍”，在八路軍總部的幫助下，在沁縣的西林辦了3期軍政訓練班，訓練排、連以上幹部和優秀的政工人員。八路軍總部負責人朱德、彭德懷、左權親自給訓練班講課。訓練結束後，決死隊換掉了一批舊軍官，代之以新軍官，部隊的軍政素質顯著提高。1939年上半年，決死隊發展到50個團，約7萬人，占閻錫山150個團的三分之一，決死隊成為一支馳騁晉綏的抗日勁旅。
1937年深秋，我帶領決死隊第一縱隊，在從五台往孟縣的路上，遇到朱德總司令。他是率領部隊到晉東北五台地區開辟抗日根據地的。突然的相逢，使我喜出望外。我匯報了準備在五台地區建立根據地的打算，朱總司令說：五台地區是戰略要地，北上可以威脅北平，南下可以直趨太原，八路軍準備在這個地區建立抗日根據地，你們不要在這裏了，要設法得到閻錫山的許可，把決死隊開到晉東南的上黨地區去。他還告訴我們，離開延安時，毛主席談論過，我們打的是持久戰，軍隊要插到敵後去，和下圍棋一樣，先做幾個活眼，準備在華北同敵人長期周旋，首先要占據晉察冀、晉西北、晉東南這3個戰略要地。
……我去見閻錫山，說我想去晉東南。他問我為什麽要去那裏？我說晉東南的地理形勢好，在那裏可以建立一個抗戰的落腳點。他附庸風雅地談了一番曆史，說自古都說山西是形勝之地、表裏山河，其實上黨古郡才是表裏山河的表裏山河呢。曆代都把那裏看作兵家必爭之地。因為得了上黨，跨過黃河就是洛陽，就可以得天下。最後，他同意我帶決死隊一縱隊去，並委任我為山西第三行政區政治主任。這正是舊軍潰敗，閻錫山走投無路，進步傾向最為明顯，把希望主要寄托在新軍身上的時候。於是，已經開到五台地區的決死隊一縱隊，轉而南下到晉東南沁縣地區。
巍巍太行，聳立在晉冀之間，與黃河互為表裏，確實是建立抗日根據地的好地方。遵照朱總司令的命令，我們在主力大軍未到之前，把這個地區合法占領了。
在向朱總司令匯報的時候，我曾要求派一些八路軍的軍事幹部到決死隊來，以便把軍事指揮權切實掌握在我黨的手中。朱總司令爽快地答應要多少給多少。後來陸續給新軍派來近千名紅軍軍事幹部和其他各類千部，他們發揮了骨幹作用。這是八路軍對山西新軍的重大支援。(3)
1938年2月28日臨汾淪陷後，閻錫山率幕僚轉進到了吉縣。這時舊軍仍節節敗退，潰不成軍，而新軍卻挺進敵後，迅猛發展，搞得如火如荼。新舊力量之間此消彼長的巨大變化，使閻錫山又深感不安，於是對決死隊的態度來了個180度的大轉彎。他曾對舊軍將領發誓：“不要使最後勝利的戰場中，沒有了自己！”要求舊軍趕快準備，保存和擴充實力。到1938年六七月間，閻錫山在政治上就開始走下坡路，開始采取“扶舊抑新”的政策。
1938年7月和9月，閻錫山在吉縣古賢村召開了兩次高級軍官和文職幹部會議，會上雖沒有正麵反對，卻費盡心機挑撥、鼓勵舊軍軍官來反對新軍。吉縣會議後，閻錫山實施了一係列投降、反共、倒退的措施。
針對閻錫山的所作所為，薄一波等決死隊領導人根據統一戰線中獨立自主的方針，製定了新的策略，對廣大官兵深入教育，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做好準備。與此同時，進一步整頓決死隊內部，對反動的舊軍官，凡不服從改造者，堅決撤換清理，並對縣區政權進一步改造，還加強了敵占區的工作，發動和組織群眾開展對敵鬥爭，防止和打擊閻錫山的敵工團、突擊隊的破壞活動。
1939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製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閻錫山密切注視著這些變化，伺機行動。同年1月末，閻錫山率部西渡黃河，遷到陝西宜川縣的秋林鎮。3月25日至4月22日，閻錫山在秋林鎮召開師長及獨立旅長以上軍官、各區專員及保安司令以上行政區幹部、公道團主要領導幹部、犧盟會各中心區及部分縣特派員等參加的軍政民高級幹部會議，即“秋林會議”。這次會議是閻錫山投降、反共、倒退的一個重要步驟。會上，閻錫山公開散布“中日不議而和，國共不宣而戰”的謬論，並借口中央有軍令，文官不得兼任軍官，要解除薄一波、戎子和、張文昂、雷任民等縱隊政治委員的職務，提出取消新軍縱隊的編製，改為旅和團，與舊軍一樣。
針對閻錫山企圖奪取山西新軍大權的陰謀，薄一波等人在會上與閻錫山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會後，薄一波首先向中共北方局匯報了秋林會議的情況和決死隊領導人研究的對策，北方局表示完全同意。1939年8月6日，北方局專門發出《製止閻錫山之動搖，與鞏固山西統戰的指示》。9月21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在山西開展反逆流鬥爭的指示》。薄一波等根據這些指示，采取了相應的行動。二縱隊的舊軍官能換掉的都換掉了，能爭取的則予以爭取。四縱隊也做了積極的工作。一縱隊則早已對反動的舊軍官做過清理，尚餘的100多人，其中不少是進步的或比較進步的。
1939年12月，國民黨發動第一次反共**，閻錫山充當了反共的急先鋒。是年12月，他派王靖國和陳長捷率19軍、61軍進攻正在抗擊日軍“冬季攻勢”的決死二縱隊。二縱隊一邊抵抗日軍，一邊進行自衛，在八路軍協助下，給王、陳二部以沉重打擊，後苦戰突圍，轉入晉西北。閻錫山又命第7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做進攻晉西北決死隊和八路軍的準備和部署。在晉東南，閻錫山派孫楚勾結日偽軍和國民黨軍進攻決死三縱隊。由於縱隊內部反動軍官的叛變，使三縱隊和五專區各縣抗日政權遭到重大損失，3個主力團都被拉走了，許多優秀幹部慘遭殺害，這便是史稱的“十二月事變”。
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反共**是有準備的，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山西軍民奮起反抗國民黨軍隊的進攻，晉西北的八路軍於1940年1月發起反攻，2月底肅清了該地區的國民黨軍隊。晉東南的新軍決定：除三縱隊被拉走的部分外，其餘部隊編入八路軍129師和120師。這樣，決死隊開始加入八路軍的係列，這是閻錫山不願意看到的結果。太南和太嶽區的八路軍給閻錫山以沉重打擊，收複了部分失地。此外，晉察冀部隊消滅了進犯雁北的閻軍一個師，將另一個師趕出該區。閻錫山經過將近一年準備而發動的“十二月事變”，基本上被山西新軍在八路軍的幫助下粉碎了。閻錫山的如意算盤落了空，他原想通過事變重整舊軍，但是在新軍、八路軍的反擊下，舊軍也遭到重創；他原想通過事變消滅新軍、犧盟會和一切進步力量，但是事變後決死隊公開和八路軍站到了一起，而且更加壯大了。
閻錫山的倒行逆施，不但遭到進步勢力的反對，也遭到舊派內一些還主張團結抗日的元老如趙戴文、楊愛源等人的反對，連他自己的兒子也反對他這種做法。閻錫山更不願看到的是，蔣介石已經乘機把手伸向山西。此刻的閻錫山有一種“雞飛蛋打”的感覺，他一怒之下把第7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第33軍軍長郭宗汾予以撤職留任，騎兵軍軍長白濡青和33軍的6個師旅長一律撤職。
“十二月事變”後，中共中央提出了調停的建議。中央指示薄一波等人，在痛斥王靖國、陳長捷、孫楚、趙承綬4人進攻新軍、破壞犧盟會、殘殺抗日人員的罪行以後，表示願意和平解決山西內部問題，並仍願意在閻錫山領導下繼續團結抗日，以免被敵人利用。1940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以陝甘寧邊區留守兵團主任蕭勁光的名義致電閻錫山，表示願意調解新舊軍衝突，使山西恢複團結抗戰的局麵。
2月11日，毛澤東起草了致閻錫山電。
2月25日，中共中央派蕭勁光、王若飛持毛澤東給閻錫山的親筆信到秋林見閻錫山。根據中央關於解決山西“十二月事變”的指示精神，以及毛澤東、王稼祥2月11日來電精神，薄一波、宋劭文、戎子和、牛蔭冠、雷任民等人以犧盟會、新軍負責人的身份致電閻錫山，表示犧盟會、決死隊不咎既往，大敵當前，一切應從民族利益出發，一切應謀合理解決，願繼續在閻錫山領導下，堅持進步，團結抗戰到底。此時閻錫山已別無他路，隻好被迫接受八路軍提出的通過談判來解決新舊軍之間衝突的主張。經過談判，雙方達成停戰協議，以汾（陽）離（石）公路為界，公路南的晉西南為國民黨的活動區域，公路以北的晉西北為新軍及八路軍的活動區域。這樣，“十二月事變”以後，閻錫山在山西能控製的地區，隻剩下晉西南的數十個縣了。
粉碎“十二月事變”以後，決死二縱隊、四縱隊、202旅等加入120師戰鬥序列。從1939年12月下旬到次年2月，在晉西南的決死二縱隊及209旅各一部、212旅、213旅及一部分自衛隊、地方幹部，根據北方局及晉西南區黨委的指示，先後轉移到太嶽區與一縱隊會師。會師以後，經過整編，決死一縱隊歸八路軍總部直接領導。
薄一波為共產黨立下的這一曠世奇功，得到了毛澤東的高度肯定：
1943年11月，薄一波到達延安參加七大預備會，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毛澤東和他一見麵就說：“你就是薄一波同誌？”然後又自言自語地反複說：“如履薄冰，如履薄冰！”
薄一波在《領袖元帥與戰友》一書中這樣回顧他與毛澤東的初次見麵：
“1943年春，我到延安，第二天，毛澤東同我進行了8小時談話，其中談到草嵐子監獄的對敵鬥爭，毛主席肯定我們‘做得完全對’，他還肯定我們的學習‘把監獄變成了學習馬列主義的學校’。就學習話題，他說：‘如果我們黨有一百個至二百個係統地而不是零碎地、實際地而不是空洞地學會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同誌，就會大大提高我們黨的戰鬥力量。共產黨要領導幾千萬幾萬萬人的革命，沒有學問是不成的’。”
談到犧盟會與山西新軍的工作，毛澤東高度評價薄一波：“你們以少數人團結了多數人，取得了勝利，這是我們黨統一戰線政策的成功例證。”
當薄一波談到草嵐子胡同反省院裏的共產黨員履行手續出獄的經過時，毛澤東當即明確地表態說：“這件事我們知道，中央完全負責。”
薄一波太看重他與毛澤東的這次長談了，他甚至多了個心眼，“別有用心”地把他與毛的談話記錄整理出來，並且送去請毛澤東過目審訂，他想得很單純，隻要有這個東西在手，假自首出獄這麽大的一件事，想必今生再也不會有什麽波瀾了。
毛澤東不僅認真看了他與薄一波的談話記錄，並且提筆在記錄上批道：“個人的進步和黨的進步是一致的。毛澤東。”
第二天，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也與薄一波談了話。在談到出獄一事時，任弼時說：“中央完全知道，是劉少奇和北方局建議，中央做了討論後讓你們出來的。”
薄一波提出，應把他們1936年出獄的問題向七大作出報告，把過程講清，作結論。在七大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討論時，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任弼時正式說明了這件事。委員會對薄一波等人的出獄問題，作出明確結論，認為適合代表資格，並提交七大代表一致通過。
薄一波還是七大選出的44名中央正式委員之一，劉子久、劉瀾濤被選入33名候補中央委員。
當時，康生也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他還曾當麵對薄一波讚揚說：北方局的一大功勞就是營救草嵐子監獄的一批幹部出獄。
後來，安子文等幾位同誌也與毛澤東談了話。關於出獄這件事，毛澤東做了同樣的表示。
從草嵐子監獄出來的共產黨員，很快被黨組織分配到山西、北平、天津、河北、山東等地，重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大大加強了北方黨的力量。薄一波和楊獻珍、董天知、韓鈞、周仲英等被北方局派到山西，同閻錫山建立了特殊的統戰關係。薄一波擔任公開的山西工委書記，張友清為秘密的山西工委書記。共產黨通過犧盟會，發動群眾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並且組建了由共產黨領導的山西新軍。到1939年冬，山西新軍發展到9個師（旅）級單位，46個正規團又4個遊擊支隊。在山西新軍中擔任領導職務的，還有同為草嵐子胡同反省院出來的唐方雷、李力果、廖魯言、王鶴峰、傅雨田等。
1937年七七事變後，從草嵐子監獄出來分配到各地的共產黨員，在發動各地抗日武裝起義，組建抗日武裝，創建抗日根據地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馬輝之、胡錫奎、李楚離等領導了冀東人民抗日武裝起義。李楚離曾任冀東區黨委書記，馬輝之曾任冀熱察區黨委書記，領導開辟冀熱察抗日根據地；劉子久先後任河南省委書記，豫皖蘇區黨委、蘇皖區黨委書記，先後領導創建豫皖蘇和蘇皖、豫西抗日根據地；安子文先後任太嶽特委、地委和區黨委書記，參與領導創建太嶽抗日根據地；趙明新參與領導山東黑鐵山抗日武裝起義，組建山東抗日救國軍第5軍；趙鎛、朱則民、馮樂進、賀致平參與創建山東抗日根據地，1941年趙鎛被國民黨頑固派殺害；馬玉堂在河北槁城組織起一支百餘人的抗日武裝，以後發展成為晉察冀抗日義勇軍第5支隊和第5軍，1940年與日偽軍作戰時犧牲；董天知參與組建山西新軍，任決死隊第三縱隊政治委員，1940年率部參加百團大戰，犧牲於晉東南；張友清曾任八路軍前方總部秘書長，在太行山區反掃**中被俘，壯烈犧牲於太原集中營。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犧牲的，還有夏富海、冼維勳、殷明道、張曼萍、王振林等。
新中國成立時，從草嵐子集體出來的這批同誌仍健在的有30多人，都擔任了中央機關和各地區的領導職務。薄一波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擔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委主任；劉瀾濤任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西北局第一書記、全國政協副主席；安子文曆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中紀委副書記、人事部部長、中央組織部部長；劉錫五任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楊獻珍任中共中央高級黨校校長；廖魯言任農業部部長；李楚離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張璽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周仲英任國家經委副主任兼國家機關黨委書記；徐子榮任公安部副部長；李力果任一機部副部長；劉有光任七機部副部長；馬輝之、彭德任交通部副部長；胡錫奎任西北局書記處書記；王德任中南局候補書記；趙林任吉林省委書記；王其梅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王鶴峰任黑龍江省委書記處書記；傅雨田任廣西壯族自治區副主席；高仰雲任河北省政協副主席。這些領導幹部，都是知識分子出身，文化水平比較高，而且經過敵人監獄的考驗和革命戰爭的鍛煉，在各個工作崗位上表現都很出色。
(1) 薄一波老家蔣村原屬五台縣管轄，新中國成立後，五台劃入定襄縣。
(2) 摘引自薄一波所撰《回憶山西新軍》。
(3) 摘引自薄一波所撰《回憶山西新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