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回答“她”字出現後，究竟給我們的文化帶來了何種新的變化和後果這個問題，首先需要弄清“她”字在現代漢語中最初如何被使用的實情。
概括而言，“她”字創生之初主要被用在兩個方麵：一是代表實在的女性第三人稱；二是作為女性象征符號，同時被用於指代那些抽象的、在人們心目中具有美好價值、值得珍愛的事物，像祖國、自由、科學、文學［12］等等。
在前文中，我們曾較詳細引述1919年至1920年4月以前“她”字被使用的情形，也部分地提及20世紀20年代前期“她”字的有關使用，這些都可以印證上述用法。僅從當時“她”字入詩和入文的早期經曆來看，它顯然參與了揭示婦女被壓迫的遭際、呼喚女性權益的婦女解放運動，同時也從語法改造和女性解放主題等多個方麵，參與了白話文運動和新文藝運動。由於當初“她”字的設計和實踐，主要是新文化陣營的人們所為，故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它實際也構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史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甚至成為其具有特殊標識性的符號之一。
這裏，我們不妨以1921年《解放畫報》上最早使用“她”字的圖畫——也是近代中國最早一批明確使用“她”字的圖畫為例，來形象地補充論證這一點。《解放畫報》創辦於1920年5月，它致力於做“解放”和“改造”的功夫，主張革新舊社會，振興新中華，因認為“婦女問題比別種問題重要，要講解放，自然先從婦女做起”，故實際成為一個討論婦女問題的通俗讀物［13］。在五四後期的新式婦女刊物中，《解放畫報》也是較早明確區分男女第三人稱代詞使用法、並大量使用“她”字的報刊［14］。1921年8月，該刊第14期曾專門刊登一個“更正”啟事，頗為引人注目：“更正：本報第十三期不濁先生的《鄰人》小說一篇，‘他’代表男子，其插圖誤會女子，特此更正”［15］。可見其對區別男女第三人稱代詞之鄭重其事的態度。《解放畫報》名為畫報，實際上插圖並不多，還是以文字為主，這就使得其中的插圖相當惹眼。
在《解放畫報》上，最早使用“她”字作為女性第三人稱代詞的插圖是1921年7月第13期上的《誰的罪，她為甚麽要自殺？！》（見彩插圖），這也是筆者所見到的“她”字最早入畫的藝術作品。它通過“她”字這個嶄新的女性性別符號，宣示了畫麵中的自殺者及其所代表的婦女階層的不幸命運，譴責了“從一而終”的陳腐觀念像幽靈一樣毒害與殘害中國婦女的罪惡，可謂是當時以藝術形式控訴摧殘婦女的腐朽文化的新嚐試。該作品的作者署名麟心，全名席麟心，生平不詳。其同時和稍後刊登該畫報的作品還有4幅（見圖40～43），它們或批判婦女自賤自殘、麻木不爭的愚昧行為；或呼籲、鼓勵婦女從家庭內部反抗不當的教訓開始，逐漸走向社會，實行自救等等，總之都無一不以婦女解放、促其覺醒自強為主題。
映霞的兩幅使用“她”字的作品（圖44～45），也是如此，它們尤其凸顯婦女自省、自尊和自立的意義。這七幅作品，也是筆者所能找到的《解放畫報》上“她”字入畫且專門指代婦女的全部作品。另有一幅作品中也有“她”字，但卻指代國家，後文還會提到。
圖40 麟心繪。畫中題字為：“她也是丈夫的親骨肉，為甚麽要這樣的恨她？”通過使用“她”字，旨在批判社會歧視婦女，尤其是婦女自我賤視的行為。原載《解放畫報》第14期（1921年8月）
圖41 麟心繪。畫中題字為：“打器在她的旁邊，她一味的不用，難道不要解脫這種束縛麽？！”兩個“她”字，承載著“婦女解放”的呼聲，表達一種哀其不幸、憤其不爭的情緒，呼籲婦女自救。原載《解放畫報》1921年9月第15期
圖42 麟心繪。針對畫中老太教訓女子：“社交國事女孩兒家不準開問的。”作者題詞道：“這種束縛女子的言語，她再願意服從的麽？！”原載《解放畫報》1921年10月第16期
圖43 麟心繪。畫中題字為：“這個婆媳的動作，可以代表專製家庭的惡習慣。吾看她不過是同性相殘。為甚麽還不快快改革呢？！”原載《解放畫報》1921年10月第16期
圖44 映霞繪 。畫中題字為：“她的眼睛裏隻愛這樣東西（指美元），隨便叫她做什麽多願。”原載《解放畫報》1921年8月第14期。作者借以表達一種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態度
圖45 映霞繪。畫中題詞為《深閨》：“她為什麽要終日坐在這裏，不去幹點正經。仿佛守在牢監的樣子。這人有什麽用處呢？”原載《解放畫報》1921年8月第14期
綜觀以上七幅（包括彩插圖部分一幅）早期“她”字入畫的藝術作品，可以看到《解放畫報》的畫家們自覺通過“她”字這個新性別符號，突出地張揚婦女自尊、自重、自強、自省、自救主體性的那種藝術旨趣和文化追求。這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代精神的形象寫照之一。
考察“她”字引入中文後的文化效應，不能不從更為廣闊的視閾明確提出“她”字的中國現代文學意義問題。這當然也隻能是一種“後見之明”。2007年年初，筆者在日本京都的一個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就“她”字問題做完報告後，坐在旁邊的陳建華教授問我：“她”字算不算中國現代文學關鍵詞？我們兩人在簡單對話中，都認為應當是！［16］但當時卻沒有機會就此問題展開充分商討。我想，要回答這一問題，可能需要從以下幾個角度切入討論：角度一，“他、她、它”等第三人稱係列代詞的現代白話文學敘述功能如何？角度二，女性性別意識的變化、強化，對現代文學意味著什麽？特別是婦女解放、女權伸張觀念在現代中國文學主題中的地位怎樣？角度三，“她”字及其相關字詞的文學象征功能如何體現，等等。
全麵深入地回答上述問題，非筆者目前所能辦到。這裏隻能就自己思考所及，略作闡釋。近年來，文學界已有學者著文強調性別意識狀況“必須納入中國現代文學現代性考察的範圍”。［17］有的學者甚至明確指出，現代中國文學中的性別意識狀態的總體構成特征是：“現代性的正麵價值狀態、現代性的異化狀態以及前現代性價值狀態交互並存”。［18］筆者認為這種看法是較為客觀的。也就是說，作為現代漢語中一個逐漸常見，變得最為普遍的女性性別符號詞之一的“她”字，一個可以代表女性個體又可以超越女性個體的“她”字，隨著其社會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它所代表的文學中的女性主體，就功能而言，可能既成為現代性正麵價值的載體，也成為現代性異化狀態和前現代性價值的載體，或者更多的時候成為這幾種價值無法分割的“交互並存”之複雜載體。但盡管如此，由於“男女平等”的現代性價值與男女精確分別的現代性原則的統一（也即前文所言，男女平等以獨立、明確的男女分別為前提），我們仍可以在現代性主導的正麵價值域內，來討論“她”字的現代文學意義問題。
拿魯迅的現代文學實踐來說，他所成功塑造的三個現代不朽的女性文學形象，即《祝福》中的祥林嫂，《傷逝》中的子君和《離婚》中的愛姑，都出現在其起用“她”字之後。這雖然應主要歸功於魯迅小說創作技巧與思想成熟的結果，但如果離開了那頻繁使用的性別代詞“她”字的穿插勾連，以實現主體再現的功能，這些女性文學形象還能否如此清晰、鮮明、生動、自然和典型化？其針對“男權”的性別文化批判功能和女性命運之揭示力度，還能否如此凸顯？我以為都是值得懷疑的，起碼要打些折扣。換言之，魯迅所塑造的女性文學形象的成功，與他正式起用“她”字的過程基本一致，這一點絕非偶然。其他作家的相關實踐，或亦可作如是觀。
談論“她”字的現代文學意義，還不能將傳統與現代簡單對立起來看，否則將難以見到更為深層的關聯與內容。在中國，本來一直存在著將事物作陰、陽二分的文化傳統，比如，像花草、水、月亮等，也往往被文人作為具有陰柔之性的事物來加以描述，隻不過沒有在第三人稱代詞的意義上加以區分罷了。而現在一旦區分，並以“她”字這個鮮明的陰性符號來加以標識，其原有的傳統文化意蘊不僅未因此埋沒，反而得到彰顯，那種有別於西方的無限陰柔之美的意象，借以生成和傳達。這一點，我們從前文提到的1920年4月以前有關“她”字的詩歌書寫中，已可略見一斑。這難道不是對傳統很好的繼承與發揚？創新與傳統，現代性與中國民族性的關係，有時正是如此體現。這對那些總願意簡單理解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的關係者，未嚐不是一種教訓。
值得強調的是，“她”字的誕生與實踐，無疑給女性性別意識的滲透創造了更多的文學和文化空間。在女性被賦予到各種各樣美好事物上去的時候，帶給人們思想、情感怎樣的豐富與聯想，這種思想與情感又怎樣地有別於以往，這是人們理應關注和思考的問題。以“她”字被用來指代祖國為例，它一方麵顯然有助於激發人們對於祖國江山如畫的美麗可愛情愫的聯想；另一方麵，在傳載新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價值觀念的同時，又能自然地包容傳統“兒不嫌母醜”的孝親意識，從而給現代中國人民族主義的強化，增添新的理性資源和情感動力。因此，對於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研究來說，“她”字的新生和流行也不是毫無意義的。對此，劉半農那首傳誦極廣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所具有的魅力，可以為證。該詩所表達的那種海外遊子眷戀祖國的情懷，至今仍令人回味無窮。
（一）
天上飄著些微雲，
地上吹著些微風。
啊！微風吹動了我的頭發，
教我如何不想她？
（二）
月光戀愛著海洋，
海洋戀愛著月光。
啊！這般蜜也似的銀夜
教我如何不想她？
（三）
水麵落花慢慢流，
水底魚兒慢慢遊。
啊！燕子你說些什麽話？
教我如何不想她？
（四）
枯樹在冷風裏搖，
野火在暮色中燒。
啊！西天還有些殘霞，
教我如何不想她？
如果人們想體驗那種以“她”字或不分性別的“他”字來指代祖國時所帶來的不同感受，不妨將劉半農此詩，與前麵提到的俞平伯的《別她》一詩，以及1916年胡適所寫的那首專門表達類似情感的詩歌《他》進行參讀對比。［19］有趣的是，當女性的“她”字與中性的“牠”或“它”字流行開來之後，人們再回過頭去讀胡適的那首白話新詩《他》時，會感覺到其中已發生了些微變化——即“他”字再也難以“超”性別傳達詩意，而隻能是“跨”性別釀造詩情了。
圖46 這幅鏡蓉所繪的畫，是筆者所見中國最早以女性指代祖國，並以“她”字加以標明的藝術作品。載於《解放畫報》1921年11月30日第17期。其中題詞寫道：“她受過四千多年束縛，已經半身麻木。現在有人扶著她走，總該起來活動了”。這裏，不僅以女性指代祖國，且以女性來攙扶“她”醒來活動，由此寄寓了女性在現代民族國家建設中的象征性和主體性地位之雙關意
在古代中國，國家雖常被稱為“父母之邦”，但一般說來，象征和代表國家者仍為“君父”。將“母親”作為國家喻體的“祖國母親”說的流行，乃是“現代性的後果”之一。它受到英、美、法和蘇俄等西方國家相關用法的影響，也與當時中國受到外來民族欺壓淩辱的民族命運所引發的情感想象息息相關［20］。1925年3月，留學美國的詩人聞一多**撰寫《七子之歌》的組詩，將澳門、香港和台灣等七地比作祖國母親的七個“兒子”，通過對“母親”的一聲聲肝腸欲斷的呼喚，表達出一種催人淚下的愛國深情，可以稱得上是此類文學活動的最佳詮釋。
關於女性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克內則威在《情感的民族主義》中曾分析指出：
曆史上有很多事例都證明民族主義一直明顯地具有性別之分。……我們明白，強暴是對國家進行羞辱和汙穢的策略。很清楚，國家是一個女人的身體，或者說它就是一個女人。人們認為，女人“不僅是女人”，還是國家的人格化象征。……在男人的話語中，女人們被表示為一個團體，充滿了一些（想象出來的特征），這些特征跟國家的特征很相像。比如，我們習慣於說“祖國母親”或“故鄉母親”，就是這一觀點的兩個例子。［21］
此種情形也同樣存在於近代中國［22］。這就為以“她”字來抒發對祖國和故鄉的獨特情感，以受辱受難來隱喻其多舛的命運創造了條件。1934年5月，當詩人艾青在《大堰河——我的保姆》中以這樣的方式來大量使用“她”字時，就不能不引起受難中的國人強烈的情感共鳴。詩中的“大堰河” 既是詩人艾青的保姆，又何嚐不是其多災多難的民族國家和家鄉故土命運的隱喻與象征！實際上，在艾青的心靈深處，“大堰河”正是一個養育恩、階級愛和民族情匯聚而成的“母性”統一體。
可以說，以女性及其標誌符號“她”來代表和象征現代民族國家——祖國，這一用法的形成既是中國傳統婦女和性別觀念發生改變的結果，又反過來有助於鞏固和發展尊重婦女這一新時代的性別價值取向。
在近代中國，“她”字的創製和運用，還曾一度參與引發國人對於個人與國家、性別與國家之關係，乃至國家性質與民族命運的某種新的想象與認知。在這方麵，民國初年，嚴複、辜鴻銘等人拿陰性第三人稱的代詞符號做文章，亦莊亦諧地主張帝製、反對共和政體，可謂一種別具意味之證明。這也是“she”字或“她”字在中國的一段特殊的現代政治思想經曆。
據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記載，嚴複本不喜共和製度，聲稱帝製屬陽性，共和屬陰性，“法國自由神乃一女子，金冠長裾。美國花旗，綴於絕色女子之身，或負肩臂。而征之古羅馬國徽，曰戰神（Mars）、曰日神（Apolo），未聞尊月神（Diana）。阿靈比亞（Olympia）大會，特尊天王（Jupiter），足征帝政為男性，始可君臨天下。又以英語訓‘國度’屬女性，代名字曰‘she’。蓋大地屬陰性，而臨天下於地上者，屬陽性也”。同時，嚴複還別有用心地引證《漢書·外戚傳》中的“共和”為“昭儀之號”中的最末等，“據古語所訓共和二字，女性最賤，故列於十四等”，來隱射共和製為“最賤之女性”。對於嚴複的類似議論，保守的辜鴻銘極表讚同，並進而穿鑿發揮，認定“嚴氏謂共和為女性國家，實發前人所未發，為建設國家不滅之論”。 他聲言遍覽西文群書，飽讀中國古籍，“終疑共和製度無奮發振拔之氣，今始知涵女性過多，始有此弊”［23］。
圖47 民國初年，精通西學、英文，但從抵製共和政體角度間接反對引進“她”字的嚴複（左）和辜鴻銘（右）
在嚴、辜二人那裏，“she”字指稱國家，竟成為歐美近代共和國家“陰性”過重、必須加以反對的理由，自然也就不會讚同在漢語中獨創對應新字，將其鄭重延攬進來了。由此反觀，作為第三人稱單數代詞的“她”字之創製，由新文化運動的幹將劉半農來完成，最初又被熱心新文化的康白情等新潮青年所率先使用，也就並非純屬中西接觸的偶然結果，而實際上包含了新文化運動者的主動選擇過程。
劉禾曾經從文學對“她”字運用的角度，就“她”字這個新的性別符號出現後，“可以在新的語言中塑造社會性的權利關係”的問題，做過簡單的提示性分析。她指出，“她”字作為一個“指示性的性別建構”符號，“反映並參與了20世紀初就已開始實施的一個規模更大的性別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男人、女人和國家分別地同時也是通過對方發現這樣一個利害攸關的問題，即應當如何建構性別差異，以及在中國尋求現代性的過程中性別差異應該或者能夠釋放出什麽樣的政治能量” ［24］。由於筆者對所謂“20世紀初以來就已開始實施的一個規模更大的性別化過程”是否存在，以及實際狀況如何還缺乏研究，故無法判斷“她”字在這一過程中的確切曆史功能如何。但筆者也的確看到，20世紀初以來，中國人的性別意識確實得到了新的強化。在這一過程中，許多以“女”字參與組合的新詞，如女界、女權、女學、女國民、女士、女報、女性、婦女（舊詞新用）等，無疑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而在標識女性的新字新詞中，最具有社會日常化功能意義的，又是“婦女”和“她”這兩個詞。研究民初以來中國性別問題史的學者，對於包括“她”在內的一係列代表女性的新詞匯之運用及其功能問題，實無法回避［25］；而對於各種（具有管理性質的）登記表裏，都程序化地設有“性別”一欄這一做法的社會影響，同樣不能忽視。
在中國，以“她”和“他”的分別為主要特征的第三人稱代詞性別區分的意識覺醒，還曾引發信仰宗教的人們展開神性與人性差異的聯想，從而在某種程度上，也介入到宗教意義域。在指代男神和女神的時候，一般人通常會自然而然地使用“他”和“她”。但也有人會認為這樣使用不妥，特別是部分極端自覺而又很敏感的基督教信仰者。於是，專門指代神或耶穌的第三人稱代詞“祂”便隨之誕生了。筆者不曾考證該字出現的具體時間，但在現在的香港和台灣的教會人士和基督教機構裏麵，這種用法至今仍然存在，在基督讚歌集和坊間的報紙文章中還較為普遍。甚至它還曾一度導致在新的《聖經》翻譯裏，有關耶穌的第三人稱究竟是該用“祂”還是“他”字的討論。台灣牧師（蔣介石夫婦追思禮拜的主持人）周聯華曾寫過《聖經中的“祂”和“他”》一文，就專門討論過這一問題。他認同在通常情況下談到上帝或耶穌時使用“祂”的合理性，卻反對翻譯《聖經》時——即“在曆史脈絡裏”也這麽用［26］。
筆者不曾研究“她”字盛行後，對基督教、佛教等經典和文獻的翻譯與傳播是否產生過影響，比如民國以來的佛教界在提到觀世音菩薩的時候，第三人稱究竟是用“他”、“她”，還是其他什麽字詞？我想，這類問題也應該是值得注意和探討的吧。
除此之外，筆者還想就“她”字是“借用”還是“發明”的性質問題，再說幾句。如前所述，早在五四時期“她”字問題剛出現的時候，寒冰就曾指責該字並非劉半農所新造，而是從“千年古墓中挖掘出來”。2005年筆者在補充劉禾有關“她”字曆史的短文中，因同劉禾一樣使用了“發明”一詞，也遭到張巨齡先生同樣的質疑，認為古漢語中本有“她”字，嚴格說來劉半農隻能算是一種“借用”，未可稱之為“發明”。［27］張先生所使用的證據，與寒冰基本相同。
誠然，在南朝梁代的《玉篇》等古文獻中，都曾有過“她”這樣一個文字符號。但其字或謂乃古文“姐”的異體，或謂乃“毑”的異體。就認同較多的前者而言，它也不是“姐妹”之“姐”，而是“母親”的稱謂字，且不是代詞，而是名詞。兩者之間所同者不過僅為字形和代表陰性而已，字音、字義、詞性均風馬牛不相及。不僅如此，此字當時還早已為世罕用甚至不用，劉半農造字之初，也並不曾知道古漢語中有過此字，故他在《“她”字問題》一文中曾明確表示：“要是這個符號是從前沒有的，就算我們造的；要是以前有的，現在卻不甚習用，變成廢字了，就算我們借的。”若僅就字形符號一點立論，劉半農此話實可為今人定性其活動為“借用”提供理據。但同時我們也知道，不僅他當初創用此字時，並不知早已有同形的古字存在，實際上錢玄同和周作人，以及許許多多其他談及此事的人，起初也多是如此。隻有寒冰一人樂意反複強調這點。因此筆者以為，指出“她”字字形的古代存在和陰性表示功能是有意義的，甚至也可以說它體現了某種漢字造詞的傳統之延續，但如果就字義、字音、詞性和創用者劉半農本人最初對古字形的實際“未借”的綜合情況來判斷，稱其活動為“創造”和“發明”，似乎也大體不差，甚至比稱“借用”，還更能體現這一活動的創新性語言文化意義。劉半農逝世後，胡適、魯迅、林語堂、周揚，以及許多語文史家，都認為“她”字為劉半農創造發明，原因就在這裏。
當然，為穩妥起見，更嚴謹準確的說法或許應該是：作為第三人稱單數代詞的“她”字（不隻是看外形，而是就形義的統一體而言），乃為劉半農所創造和發明。
20世紀30 年代，魯迅先生在一篇紀念文章中，曾鄭重宣稱了劉半農對於現代意義的“她”字的發明權，並作為權威的見證人之一，對他這一活動給予了高度的評價。他說：“他活潑，勇敢，很打了幾次大仗。譬如罷，答王敬軒的雙簧信，‘她’和‘牠’字的創造，就都是的。這兩件，現在看起來，自然是瑣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單是提倡新式標點，就令有一大群人‘若喪考妣’，恨不得‘食肉寢皮’的時候，所以的確是‘大仗’”［28］。魯迅先生這種理性的稱讚，對於今人更好地了解和把握劉半農等創造使用“她”字的思想文化史意義，顯然很有裨益，不過他同時把另一個“牠”字的發明權也歸為劉半農，卻並不準確。
實際上，如若更嚴格說起來，就形、音、義三者統一體這一更完整現代意義上的“她”字而言，將發明權歸之為劉半農一人還未必很妥當，它應該是劉半農、康白情等許多人爭論與實踐的智慧碰撞之結晶。因為劉半農本人一直並不主張“她”字讀“ta”音，甚至直到最後，在他看來“ta”也不應是“她”字的第一個讀音。當時主張發“ta”音的人很多，這一發音毋寧說是漢語傳統與該字在20世紀20至30年代社會文化實踐中被選擇的結果。
現代的“她”字從其創生至今已有90餘年了。當今人熟練、自然、乃至痛快淋漓地使用這一陰性代詞的時候，已很少有人真正關心它的過去。筆者相信，一旦人們了解了“她”字前述曲折而多彩的曆史，聽過或看過它生動而具體的近代故事，一定會增加使用“她”字之時的文化自覺，並從一些特殊的角度，豐富和深化對於那段中西交融互動的文化史的認知與理解。
最後，筆者還想提到的一點是，“她”字雖然早已成為現代漢語中一個極其常用的“關鍵詞”，但有關“她”字問題的爭論，民國時期似乎還不能說就已經完全終結了。甚至直到今天，對於“她”字乃至整個第三人稱代詞的分化，也依然存在著非議者。如20世紀90年代以來，語言學界就不斷有人公開宣稱：“她”字是“沒有必要的”，是“不該用的”或“多餘的”。［29］不過除了舊有的理由之外，非議者們大多會使用所謂“語用價值”的衡量標準，強調其不符合傳統“漢語、漢字的規律”等一類新表述。而與此同時，關心女權的人們，有的也很自然地仍不滿意於男女混合或泛指的第三人稱代詞繼續使用“他（們）”而不是“她（們），認為這仍然是歧視婦女的體現。［30］或許，在未來的歲月裏，類似的討論還會不斷借助新的契機、以新的方式，持續下去。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字的地位無論如何都不會因此而有所動搖。
參考文獻
［1］劉禾著，宋偉傑等譯：《跨語際實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51頁。
［2］在查閱金福申此文的過程中，曾得到清華大學魏萬磊博士的幫助，特此致謝。
［3］1934年夏，陳望道等領導發起的大眾語運動，正是直接針對汪懋祖等倡導的“文言複興”運動的。而“文言複興”運動所釀造的情緒明顯不利於“她”字的流通已如前述。
［4］筆者並沒有“現代化”或“現代性”的情結。但我覺得這兩個概念仍是可供分析清末民國時期特定曆史的有效工具。作為一種分析方法，它也仍有可以改進、發展的必要和空間。何況早在20世紀20年代初“現代”一詞即已流行，30年代中期，“現代化”概念也已為知識分子和文化人所了解，並成為影響當時現實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觀念呢？開放型、發展中的新的文化史研究，固然可以置重“敘事”，但也不應簡單排斥“論析”，更不應限製分析工具。筆者以為其根本旨趣，或在於更為多樣生動的敘史方式，更為廣泛靈活的材料使用，更為自覺的意義尋求和反思精神，更為濃烈的語言興致……還有對於展示“過程”高度看重，對於曾經存在的各種可能性盡量“呈現”，等等。而歸根結底，其基礎不外是對於文化“主動性”作用的極度重視，以及從文化和社會互動的角度透視、把握、反思各種範圍曆史的空前自覺。新世紀以來，關於西方的“新文化史”，海峽兩岸已有不少介紹和研究，且逐漸引起更多關注［可參見陳恒、耿相新主編：《新史學》第4輯《新文化史》，鄭州，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周兵：《西方新文化史的興起與走向》，載《河北學刊》，2004（6）。他另著有博士論文《西方新文化史研究》；張仲民：《新文化史與中國研究》，載《複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1），等］。但實際上，對於西方這種既存的“新文化史”，我們也當取借鑒和反省的雙重態度，不應一味高唱讚歌。
［5］見前引劉禾《跨語際實踐》的中文譯本，第50頁。
［6］關於現代性的內涵可從曆史性和開放性兩個維度來把握、即從曆史和哲學的雙重視角來認知一點，可參見黃興濤；《清末民初新名詞新概念的“現代性”問題——兼談“思想現代性”與現代性“社會”概念的中國認同》，載《天津社會科學》2005（4）。
［7］參見前引劉禾《跨語際實踐》一書。
［8］在這方麵，英國新文化史家彼得·伯克的認識或許更為機智。他關於文化的論說也適用於語言。他說：“按我的界定，強的相對主義者認為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每一種文化都與別的文化一樣好。我的立場更具有懷疑論色彩。我是一個弱的文化相對主義者。我不認為我們能夠知道各種文化是否平等，因此聰明的辦法或許是照此行事：認為每一種文化都可以給別的每一種文化某些教益！……由這種立場出發，在我眼中，某些文化長於某些方麵，別的文化則長於別的方麵。”（見［英］瑪麗亞·露西婭·帕拉蕾絲-伯克編，彭剛譯：《新史學：自白與對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68頁。）
［9］2007年3月，在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召開的“東亞科學與藝術綜合研究的繼續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筆者發表了關於這一問題的報告，並與孫江、劉建輝、陳力衛、馮天瑜、方維規、荒川清秀、鈴木貞美、吉澤誠一郎、川尻文彥、楊念群、王奇生、陳建華、張壽安、岩月純一等學者圍繞此問題展開熱烈討論，獲益匪淺，而看法愈堅。
［10］在此問題以及漢語在清末民初被強烈激發出“現代化”訴求一點上，夏明方教授曾給予筆者很好的啟發意見。
［11］有關這一問題的進一步辨析，請參看本書附錄二。
［12］如1925年1月，劉半農在給周作人的信中就寫道：“說起文學，我真萬分對她不起，她原是我的心肝寶貝！……她竟如被我離棄的很渺遠的一個情人一樣”。見《半農雜文》第1冊，北平星雲堂書店1934年出版，第199頁。
［13］參見《解放畫報》，《五四時期期刊介紹》，第二集上冊，三聯書店1959年版，第196頁。但《五四時期期刊介紹》說《解放畫報》隻見16期，這是不準確的。我就見到第17期。
［14］《解放畫報》第7期（1921年1月26日）上已出現標題中帶有“她”字的小說《她悔婚的理由》。
［15］見《解放畫報》第14期，第22頁。
［16］從性別意識關鍵詞的角度探討文學現代性問題，陳建華也是一個自覺者。他的《“**”的都市與革命烏托邦想象》，便是這方麵的嚐試。見陳建華：《革命與形式——茅盾早期小說的現代性展開》，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259頁。
［17］李玲：《性別意識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載《中國文化研究》，2005（2）。另可參見李玲：《中國現代文學的性別意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版。
［18］李玲：《性別意識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現代性》。
［19］胡適《他》詩作於1916年9月，是一首愛國的白話五言詩。該詩寫道：你心裏愛他，莫說不愛他。/要看你愛他，且等人害他。/倘有人害他，你如何對他？/倘有人愛他，要如何待他？《他》首次發表於《新青年》1917年2月第2卷第6號。1920年被胡適收入《嚐試集》中。1922年，趙元任將其譜曲後收入192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詩歌集》。1926年，劉半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也被趙元任譜曲，同樣收入《新詩歌集》中，不過，“她”字卻被趙氏改成了“他”字。據晚年的趙元任解釋，改為“他”字後，意義更為寬泛，有助於各種想象的發揮。關於《教我如何不想她》，還有很多有趣的故事，比如據趙元任夫人在《雜記趙家》一書中載，1930年前後，她所任教的學校學生原以為劉半農是個風流倜儻的才子，有天見到劉半農，發現竟然是個醜老頭，大失所望。劉半農知道此事之後，寫了一首打油詩以自嘲：“教我如何不想他，請來共飲一杯茶；原來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1934年，劉半農早逝後，趙元任挽聯寫道：“十載湊雙簧，無詞今後難成曲；數人弱一個，教我如何不想他”。
［20］在西方國家中，德國的情況似有些例外。李洪岩指出：“德國人是以父親而不是以母親指稱他們國家的，萊茵河就是他們的‘父親河’。這與我們將祖國或黃河比喻為母親的情形剛好相反”。見氏著：《讀書逢喜事》，載《中華讀書報》，2007-12-19。
［21］見［克羅地亞］克內則威克：《情感的民族主義》，見陳順馨、戴錦華選編：《婦女、民族與女性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頁。轉見楊慧贈閱的論文：《中華民族共有的最高詩情——“祖國母親”考辯》（2007年未刊稿）。
［22］郭沫若那首著名的《爐中煤——眷念祖國的情緒》（1920年2日與3日發表於《學燈》），就開始把祖國比作無限思念的“年青的女郎”，唱出了海外遊子對祖國熾熱的戀歌。
［23］劉成禺、張伯駒：《洪憲紀事詩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66～269頁。
［24］劉禾《跨語際實踐》中文譯本第52～53頁。
［25］關於現代女性意識的覺醒與新的性別名詞的關係，目前學界重視不夠也研究不足。比如近代以來，“婦女”一詞作為群體符號極為流行，而同“婦女”相對應的“×男”雙音節詞卻從未構成，就是一個需要解釋的現象，它或多或少表明婦女作為弱勢群體，始終是一個不能忽視、需要經常作為整體對象來談論的“問題”、“話題”。隻有那些不必格外關注和特別對待的對象，才不需要有明確的流行的整體稱謂。
［26］周聯華：《聖經中的“祂”和“他”》，載《聖經季刊》，2007（21）。感謝台灣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張壽安研究員幫助提供此資料。
［27］參見張巨齡：《“她”字不是發明，而是借用成的另一形聲字》（載《光明日報》，2005-08-09）和黃興濤：《也談“她”字的發明與“伊”字》（載《光明日報》，2005-07-26。前文是對後文的某種回應。這裏借此機會，筆者也對張先生的文章作出再回應。實際上，類似張先生的觀點除了本書中已經提到的之外，民國時期還有不少（如徐柯：《康居筆記匯函》中的《聞見日抄》中即有此類意見）。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類似意見也時有出現，可見劉又辛、鮑延毅：《關於“她”字的商榷》［載《語言研究與教學》，1984（3）］；劉兆吉：《“她”字略考》［載《語文園地》，1985（11）］；賀祥：《“她”字並非劉半農所造》［載《咬文嚼字》，1997（5）］等文。
［28］魯迅：《憶劉半農君》，收入《且介亭雜文》，《魯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71～72頁。
［29］可見張質相：《不該用“她”和“妳”》，載《漢字文化》，1994（2）；李棟臣：《沒有必要的“她”》，載《語文建設》，1995（4）；王媛媛：《從“ta”看“他”與“她”》，載《大眾文藝》，2010（6）。如王媛媛就認為“‘她’其實是個多餘的字，從產生到運用都是不符合漢語、漢字的規律的，其語用價值曾經並且也是可以完全被‘他’取代。如若沒有‘她’，也從根本上避免一些如‘他∕她’，‘他（她）’及‘他（她）們’等的不規範語法，也許更不會有‘ta’了”。
［30］可見陳叢耘、李彤：《談“他”與“她”的語言性別差異》，載《現代語文》（語言研究版），2011（8）。張質相先生20世紀90年代反對使用“她”字的重要理由之一，仍然是堅持認為 “她”字有歧視婦女意味。見其前引文《不該用“她”和“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