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美國政府在全球推行所謂“美國優先”和“產業回歸”戰略，全球化麵臨退步風險，各國內顧心態加緊。新冠肺炎疫情引發醫療物資短缺，讓美西方國家重新審視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問題，加速產業鏈供應鏈本土化、區域化。不少跨國企業從全球布局轉向區域布局，產業鏈供應鏈因此變得更短、更有彈性，本土化趨勢日益明顯，區域化生產將導致無數區域性供應鏈中心的形成。其中，亞太地區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動力與活躍程度最為凸顯，備受關注。
一、區域經濟一體化為“一帶一路”建設注入新動力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球經濟複蘇繼續呈現不平衡不穩定態勢，例如，蘇伊士運河堵塞事件就凸顯出疫情期間國際航運的脆弱性。但隨著生產分工專業化、精細化，分工類別與環節呈幾何式增長，以產業分工為核心的國際價值鏈呈現出延長態勢。在上述背景下，包括《區域全麵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等在內的區域經貿協定落地，為“一帶一路”沿線產業鏈融合提供了新的機遇，促進了中國與沿線國家的深度交融，利益交匯點不斷增多。
區域經濟一體化勢頭加快，有助於填補“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部分貿易規則與合作機製的空白。近年來，隨著全球經貿規則步入調整與洗牌期，原有傳統規則安排已逐漸不適應各方不斷更新的貿易、投資、關稅與非關稅壁壘政策，致使傳統多邊貿易機製麵臨“信任危機”。特別是以部分歐洲國家為代表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主張期待的基礎設施投資原則製定能夠與具體項目同步推進。通過簽訂區域經貿協定，加速區域經濟一體化，上述國家在參與“一帶一路”過程中的訴求可在一定程度上被有針對性地滿足，從長遠看有利於“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
當前國際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發展勢頭有助於“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承接擴散產業鏈，豐富了“一帶一路”互利共贏內涵。在當前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在全球日漸盛行的趨勢下，發展中國家接收承包發達國家產業、技術外溢的難度不斷提升。從技術層麵而言，區域經濟一體化有助於區域內國家降低進出口關稅，降低投資壁壘，包括中國在內的“一帶一路”沿線發展中國家在承接區域內發達國家外移的中端製造研發業後，有望加快推進本土高技術研發，推行綠色經濟和數字經濟的全麵應用與落地。
區域經濟一體化可在一定程度上與“一帶一路”項目形成合力，為我國新興高新技術提供更廣闊的應用平台。從供應層麵看，產業鏈的轉移是經濟規律的內在需要，近年來部分勞動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產業離開中國，向南亞、東南亞轉移，包括成衣等產業逐漸從中國轉移到東南亞等地，而中國正成為包括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等產業的承接地；從服務貿易往來層麵看，我國數字經濟應用經驗、5G基礎設施建設技術、人工智能應用基礎等高新技術優勢可更加順暢地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落地，同時我國國內廣大的消費市場亦可在需求端為區域內“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產業鏈提供生產動力。
二、區域經濟一體化與“一帶一路”融合育新機
“一帶一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全球經濟衰退等“連環大考”中展現出了強大韌性與活力，在生產要素流動受阻的情況下，在一定程度上為維護區域乃至國際產業供應鏈、價值鏈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疫情期間，包括瓜達爾港在內的70個走廊項目建設運營正常開展，成為統籌防疫與生產的標杆。2020年，我國與沿線國家貿易進出口額1.4萬億美元，同比增長0.7%;對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177.9億美元，同比增長18.3%。中國向“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出口援助了大量醫療物資。疫苗國際合作方麵，在疫苗國際分配極不平衡的背景下，中國政府將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向“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提供，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沿線國家疫苗短缺的問題，充分體現了大國擔當。數據顯示，東盟、歐盟、南亞、拉美多國借助“一帶一路”在疫情期間甚至加強了與中方的經濟關聯。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在2020年首次超過美國，成為歐盟對外第一大貨物貿易夥伴。東盟曆史性地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夥伴，形成了中國與東盟互為第一大貿易夥伴的良好格局，有力推動了亞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
“一帶一路”作為全球公共產品將在疫情後的全球經濟發展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在秉持多邊主義理念的基礎上，“一帶一路”是史上首次由南南合作為主體所創立的最大合作範例。疫情暴發前後，部分發達國家挑起的產業鏈回流等類似產經政策進一步對各國發出警示，唯有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才能對疫情期間亂象百出的國際政治與經濟秩序撥亂反正。
中國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將賦能“一帶一路”產業鏈。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符合經濟發展規律，也有利於“一帶一路”產經項目提升韌性，促進我國各個地區經濟協調發展，產業分布合理布局，為創建企業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和提升外部價值鏈提供了空間基礎。隨著中國內部消費市場需求不斷擴大，中國經濟韌性將更上一層樓，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更多發展機遇，也將在宏觀層麵穩定全球經濟發展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