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綠色轉型對自身和全球的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沒有沿線國家的綠色轉型，就沒有全球的可持續發展。
近年來，世界主要大國都紛紛宣布碳中和的目標，西方國家更是將碳中和作為引領世界氣候變化規則製定的重要抓手。隨著中國政府莊嚴向世界作出了碳達峰和碳中和“30·60”承諾，並將其寫入了“十四五”規劃中，西方國家開始把碳中和的矛頭對準“一帶一路”。近來，美國、英國、日本等國加緊協調，炮製所謂的“一帶一路”替代方案，推動“高水平基建""高水平融資”以應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這些國家提出的所謂“一帶一路”替代方案，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指責在碳中和背景下，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國，通過在“一帶一路”投資設廠，變相實現“碳排放轉移”。因此，西方國家必須團結起來，推出西方版“一帶一路”綠色替代方案，強化與中國的“綠色競爭”,搶奪綠色的國際領導權。在碳中和的背景下，“一帶一路”建設如何在危機中育新機，帶動疫後綠色複蘇，引發各界關注。
一、“一帶一路”的綠色博弈升溫
“碳中和”是指一定時間內溫室氣體的排放總量，通過植樹造林、節能減排等實現正負抵消，相對“零排放”。雖然中國政府基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承擔大國責任角度出發，宣布的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願景，反映了《巴黎協定》“最大力度”的要求，並承諾將付出艱巨的努力達到目標。但是美歐國家始終視氣候變化問題為占據未來產業和貿易規則製定的主導權關鍵舉措，加緊聯合對“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問題進行集中施壓。
拜登政府將氣候變化議題作為美國對外政策的中心議題，上任當天立即宣布重返《巴黎協定》,並於2021年4月22日至23日，舉辦首次領導人氣候視頻峰會。拜登政府一方麵在氣候變化問題上要求中國開展合作，通過國際組織提出高環保標準。另一方麵，拜登視華為頭號的競爭對手，擬以氣候變化為抓手，對我國經濟形成牽製。拜登政府提出2萬億美元氣候變化綜合應對計劃，目標是促成美國2035年無碳發電，2050年100%清潔能源。通過大力推動新能源發展，意圖在新能源領域與我國爭奪市場。拜登政府主張製定更高的環保標準，限製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投資和建廠，指責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碳排放國，通過在“一帶一路”投資設廠，變相實現“碳排放轉移”。此外，拜登還明確反對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為化石能源項目提供資金，補貼出口，認為這是將汙染向外轉移。
歐洲國家作為後工業國家的典型代表，在氣候變化和綠色經濟方麵走在世界的前列。歐盟內部通過歐盟碳排放交易係統(Emissions Trading System,簡稱ETS)對碳排放進行定價，高排放行業需要為每噸碳排放支付大約25歐元。由於外國企業不必支付這筆費用，導致其產品可能會更具競爭優勢。這樣一來，所謂“碳泄漏”的風險也就隨之增加：電力、鋼鐵和水泥等高碳產品的生產可能會轉移到其他排放政策不太嚴格的國家。“碳泄漏”會對歐盟國家的就業和投資構成威脅，並影響氣候政策的落實。歐盟一向主張必須建立碳排放的強製措施和明確標準，規範企業碳排放行為，欲憑借氣候政策在大國競爭中占據先機。
2019年12月，歐委會通過的《歐洲綠色協議》,將碳邊境調節稅連同能源稅製改革作為加速綠色轉型的方式之一。碳邊境調節稅要求進口商品支付與歐盟同類商品相同的碳價，以反映其對氣候的影響。而同樣征收了國內碳稅的經濟體的產品則可以享受豁免，此舉將激勵其他國家也采取更加有力的氣候政策。2021年7月14日，歐委會宣布推出全球首個“碳邊境稅”計劃草案，2022年3月歐洲理事會批準，對包括鋼鐵、水泥、化肥和鋁在內的進口碳商品征收關稅，作為實現新氣候目標計劃的一部分。該計劃將從2026年開始分階段實施，2023年起歐盟將會對這些行業開啟工業排放的監測和報告。該計劃將對我國“一帶一路”化石能源、電力、基建材料、工業園區等項目影響較大。
拜登上台後，加強了美歐在氣候政策上的協調力度，一方麵進一步限製化石能源投資。雖然《赤道原則》沒有明確排除化石能源，但全球金融機構正在麵臨退出煤炭的壓力。據不完全統計，已有超過120個金融機構製定了限製支持煤炭的政策，已有超過45個金融機構限製對石油和天然氣的支持。另一方麵，和歐盟共同協商推動“碳邊境稅”落地。實質上是建立一種以綠色為標簽的“歐美關稅同盟”,在新一輪WTO改革中利用氣候變化等條款占據價值鏈高端，其對全價值鏈的覆蓋將使中國產品出口或“一帶一路”產能國際合作受到衝擊。
二、“一帶一路”鋪就綠色底色
實際上，綠色一直以來都是“一帶一路”建設的底色。中國政府通過多種形式的務實合作，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應對氣候變化和實現綠色轉型的能力。2019年，習近平主席在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強調，“要堅持開放、綠色、廉潔理念，把綠色作為底色，推動綠色基礎設施建設、綠色投資、綠色金融，保護好我們賴以生存的共同家園”,這一重要講話為“一帶一路”綠色發展明確了方向。2021年4月22日，習近平主席在“領導人氣候峰會”上深刻指出，“中方還將生態文明領域合作作為共建‘一帶一路’重點內容，發起了係列綠色行動倡議，采取綠色基建、綠色能源、綠色交通、綠色金融等一係列措施，持續造福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的各國人民”。
綠色基建層麵，中國堅持《巴黎協定》,積極倡導並推動將綠色生態理念貫穿於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中國與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簽署了關於建設綠色“一帶一路”的諒解備忘錄，與30多個沿線國家簽署了生態環境保護的合作協議。建設綠色絲綢之路已成為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重要路徑，100多個來自相關國家和地區的合作夥伴共同成立“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中國企業承建和設計“一帶一路”項目，在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的同時，充分考慮生態因素，實施了一批綠色、低碳、可持續的清潔能源項目，建設了大量太陽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項目。肯尼亞蒙巴薩—內羅畢鐵路成為一條綠色之路，蒙內鐵路在設計和建設中多管齊下，盡最大努力做好野生動物保護，如優化線路方案，盡量避讓內羅畢野生動物園；設置一定數量的野生動物通道，並設置引導設施，引導動物安全穿過鐵路；線路兩側設置隔離柵欄，避免動物爬行通過時與列車相撞等。在鐵路沿線，隨時可能看見從預留野生動物通道穿行的斑馬、狒狒、角馬等。據統計，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可再生能源項目投資額每年維持在20億美元以上。
綠色投資層麵，據全球基礎設施中心(GIH)估計，從2016年到2040年，全球的基礎設施投資需求將達到94萬億美元，其中大部分來源於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據世界銀行計算，基礎設施和建築物在建設和運行過程中排放的溫室氣體占全球碳排放總量的70%,且一旦建成其年排放量將在未來數十年保持不變，具有明顯的“碳鎖定效應”。這要求相關機構在項目建設和運營中更多考慮環境和社會因素，積極開展綠色投資。2018年，中英綠色金融工作組聯合發布《“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原則》,將低碳和可持續發展議題納入“一帶一路”倡議，以提升投資環境和社會風險管理水平，進而推動“一帶一路”投資的綠色化。截至2021年4月，已有39個全球的大型機構簽署了該原則，這些機構管理著高達48萬億美元的資產，並共同承諾要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加強綠色低碳投資。美國著名智庫——美國企業公共政策研究所發布的報告也顯示，從2014年到2020年，中國在“一帶一路”項目中可再生能源投資占比大幅提升了近40%,超過了化石能源投資，這也讓所謂中國借“一帶一路”搞“碳排放轉移”的指責不攻自破。
綠色金融層麵，2016年杭州G20峰會上，作為輪值主席國，中國首次將綠色金融作為G20峰會重點議題，體現了中國推動經濟向綠色轉型的決心和大國的擔當。當前，全球氣候投融資市場逐步成長，成效已經初顯。2019年全球綠色債券發行規模1734億美元。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綠債市場，在岸市場發行貼標綠債約2885億元。同時，實踐綠色金融不但是社會責任，也是金融業自身的重大發展機遇和防範風險的內在要求。“綠色金融合作網絡”發布報告指出，氣候變化通過物理風險和轉型風險很有可能轉化為金融風險，並號召全球央行、監管機構和金融機構行動起來，增強金融體係抵禦環境和氣候風險的能力，加快綠色發展。近年來，中國金融機構積極響應責任投資理念(ESG),將更多全球資金配置到相關綠色項目，為建設綠色“一帶一路”提供資金支持。統計數據顯示，我國主要商業銀行綠色信貸的平均違約率低於各項貸款平均違約率，更低於“棕色”貸款違約率。
在上述係列措施下，“一帶一路”綠色成色更加凸顯，綠色逐漸成為“一帶一路”建設的底色。
三、“一帶一路”推動疫後綠色複蘇
2020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並肆虐地球，幾乎導致地球“停擺”,整個世界的經濟活動因此陷入了曆史罕見的停滯中，對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造成了曆史性衝擊，也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濟遭受了巨大衝擊。疫情再次警示人類不能沿著隻講索取不講投入、隻講發展不講保護、隻講利用不講修複的老路走下去。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占全球人口的60%左右，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全球GDP的47%,全球年二氧化碳排放的55%,全球遭受PM2.5空氣汙染超過世界衛生組織標準的人口的68%。這些數字表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綠色轉型對自身和全球的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沒有沿線國家的綠色轉型，就沒有全球的可持續發展。但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沿線國家單位GDP能耗比經合組織國家仍然要高40%-50%,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經合組織國家要高80%,石化能源消費占比和石化能源發電占比仍居高不下，沿線國家的綠色轉型發展和碳中和目標仍然任重道遠。
在疫情背景下，“一帶一路”合作中的綠色經濟、數字經濟等產業得到了逆勢上揚，讓綠色的含量更加凸顯。中國政府在疫後經濟複蘇階段，提出“新基建”“中國碳中和承諾”等綠色低碳發展舉措，呼籲各國要樹立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曆史性機遇，在危機中育新機，采取係列綠色措施，推動疫後世界經濟“綠色複蘇”。
一是強化政策引導。將生態文明領域合作作為共建“一帶一路”重點內容，在疫後加強綠色“一帶一路”的政策引導和能力建設，進一步突出“一帶一路”綠色發展理念，推進重點綠色投資項目，打造惠及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綠色產業鏈。
二是加大綠色基建。順勢調整“一帶一路”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比重，推動陸海天網四位一體聯通，優先考慮低碳項目和低碳投融資，大力發展水電、風電、光伏等清潔能源領域，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能源供給向高效、清潔、多元化方向加速轉型。從以老基建為主向以數字經濟等新基建為主轉型發展，在“數字絲綢之路”建設框架下，協助發展中國家發展數字經濟，包括互聯網普及計劃、數字產業推廣、推動有關產業數字化。
三是固化綠色產業鏈。依托重點綠色投資項目孵化綠色發展共同體，提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綠色能力建設，加快實現綠色轉型。加強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綠色供應鏈合作與示範，深入推進綠色采購、綠色生產和綠色消費一體化，打造“一帶一路”新型綠色產業鏈。
四是配套綠色資金鏈。加強綠色融資對綠色投資的支撐和引領，設立“一帶一路”綠色投資基金，充分發揮其與雙多邊開發資金以及國內金融機構優勢互補的協同效應，全方位支持在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綠色投資。針對重點綠色投資項目及圍繞其形成的綠色產業鏈，為綠色投資提供更多融資工具的選擇，構建“綠色融資支撐和引領綠色投資，綠色投資回饋綠色融資”的綠色資金鏈。
五是搭建綠色投資服務平台。建立綠色項目信息和綠色認證信息的“一帶一路”綠色項目庫，為項目與資金方提供對接平台。利用人工智能、衛星監測、大數據等新技術，對“一帶一路”重點項目投資全球碳排放開展實時監測，推進“一帶一路”生態環保大數據服務平台建設。
六是參與引領國際綠色治理。利用中國在可再生能源設備和技術方麵的領先優勢，幫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加強清潔煤電技術、防沙治沙、生態修複技術，助力、引領共建國家綠色發展。繼續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幫助發展中國家提升應對碳中和以及氣候變化的韌性，加強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在WTO機製下對“碳邊境稅”的協同，共同反對利用氣候變化實施單邊主義，損害疫後世界經濟複蘇的信心。
七是落實應對氣候變化第三方市場合作。在“一帶一路”項目上，加強與美歐在碳市場和碳排放機製上的合作力度，在綠色標準一體化的對話中，各監管機構和市場參與者可以一同探索將亞洲、歐洲和拉美納入其框架的機會，將關鍵市場聯結起來，為“一帶一路”項目的開發吸引更多綠色資本，降低投資和環境風險。切實加速推進中美歐“一帶一路”建設第三方市場合作，推動低碳轉型。
當前，世界經濟複蘇雖呈現複蘇勢頭，但由於疫情的不確定性以及疫苗接種的不平衡性，經濟整體複蘇仍不穩定不平衡。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複蘇的前景仍不明朗。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2020年各經濟體公布的複蘇計劃相關支出共約14.6萬億美元，其中隻有3680億美元的支出項目符合“綠色標準”,而且大部分綠色支出集中在少數高收入國家，這很可能加劇疫情前就已存在的綠色經濟發展不平衡現象。
綠色地球是全人類共同追求的目標，在世界經濟的“綠色複蘇”過程中，綠色競爭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以意識形態為界限排他性的“小圈子”。實際上，世界經濟的“綠色複蘇”需要包括中美在內的國際社會共同加強多邊主義合作，共同捍衛經濟全球化。正如習近平主席在“領導人氣候峰會”上所指出的，“隻要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同舟共濟、守望相助，人類必將能夠應對好全球氣候環境挑戰，把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留給子孫後代”。我們也相信，未來“一帶一路”綠色的成色將更足，必將為世界經濟綠色複蘇注入強勁動力，成為疫後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