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由楊欽歡總策劃的《中國治水史詩》
陳曉明 林品
當今時代，環境遭遇前所未有的嚴峻考驗，地震災難頻繁，幹旱無情，洪水泛濫，我們當然沒有理由說，這都是人類走向現代發展帶來的後果，但到今天為止，人類遠沒有征服自然環境，而是遭受著自然環境災害更嚴重的威脅。氣候變暖導致的後果，在今天並非難以預料，而是人類根本沒有勇氣也沒有能力麵對這樣的後果。
於是，在這樣的境遇麵前，讀到《中國治水史詩》厚重宏大二百多萬字的二卷本著作，就讓我們心情難以平靜。這部大書，書寫的是中國數千年的治水曆史，思考的則是當下中國人乃至於是全人類與自然環境的關係，其著力處就在於為建設中國的生態文明修史立言。其精神可嘉，其功夫可敬，其價值可貴，其意義深遠，功德無量矣！
這部書的策劃動議源自於梅雁集團董事長楊欽歡先生與廣東著名作家程賢章老先生的交談，二位賢達十分有社會責任感，基於水電工程建設可能也會對當地的生態與社會產生負麵影響的憂慮，他們產生了要編寫一部涵蓋古今、縱橫南北的治水史的想法。賢章老德高望重，是一位極重情義的文壇前輩，在文壇一呼百應，因而能夠動員這麽多的作家參與這項偉大的工程，也實在是一項創舉。賢章老顯然是有備而來，他對治水史有非常獨到的思考。他在後記裏寫道：“中國自北魏酈道元寫的《水經注》以來，尚無一本完整理想的治水書。從嚴格意義上說，《水經注》其實寫的都是山水文章，雖也文采風流，但極少寫治水的文章。”編寫這部《中國治水史詩》，正是意在開治水史之先河，弘揚華夏千百年來的治水文化，它既是彌補曆史空白的學術貢獻，對中國當代的現實意義也非同小可，於了解水文現狀、因地製宜地選擇治水方案等等都具有不容低估的參考價值。
這部大作博采眾長，匠心獨運，既傳承了中國古代群賢修史的傳統，又呼應了當下最新的曆史學動向。說它傳承了中國古代群賢修史的傳統，是因為有唐以來，設史館、修國史已成為盛世的象征。如魏征監修的《隋書》，廣邀經史大師顏師古、孔穎達、許敬宗、於誌寧等博學之士群策群力，更以文人修史著稱，不拘一格，文采斐然。《中國治水史詩》也是能人牽頭，聚群賢而著書，根據程老的回憶，他們收到的治水文章，90%以上都是全國最優秀作家的手筆，無怪乎書成之後，漫卷才氣撲麵而來。
如果說群賢修史正沿襲了自古盛世修史的傳統，那麽，“史詩”的形式恰也暗合了曆史學的前沿發展——讓曆史回歸故事。意大利文藝批評家、曆史學家克羅齊曾經論斷：“沒有敘事，就沒有曆史學。”從古希臘的希羅多德和中國的左丘明開始，曆史著作就是以講述故事作為其基本特征的。“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是魯迅對太史公的《史記》之史學價值與文學價值的雙重高度評價。寫就不朽巨著《羅馬帝國衰亡史》的大師愛德華?吉本也曾經驕傲地宣稱“每個女子的梳妝台都擺上自己的著作”。但是近代以來，隨著社會科學的迅猛發展，曆史學在經曆學科化的過程中也被塑造成了以“分析”為重的社會科學，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人口學、統計學等方法被援引進入曆史研究中，尋得曆史普遍規律成為了治史的主要目的，曆史成了社會科學的大雜燴。所幸的是，“講故事”的曆史寫作並未隨著曆史學的發展而銷聲匿跡，反而在今天重新展現了它的魅力，並且得到了人們的重視，通過敘事，曆史過程再一次回到了自身。勒華拉杜裏的《蒙塔尤》對14世紀初法國農村的社會、經濟、宗教生活進行了栩栩如生的展示。娜塔莉戴維斯的《馬丁?蓋爾歸來》也作為暢銷書進入了尋常百姓家。當我們觀望著西方史學界“敘事的複興”之時，回頭一看，恍然發現《中國治水史詩》這樣一部史詩性的著作，竟不自覺地呼應了西方曆史敘事的當代潮流，以文學的曆史敘事展現了中華民族治水的浩瀚畫卷；也使中國文學在曆史反思與現實關懷的**處迸發出巨大的能量。
一、縱橫：講述中國治水的宏大曆史
《中國治水史詩》開卷就能感覺到氣勢不凡，縱橫古今，穿越時間的長河，治水的曆史從久遠的古代流向當代，給人以強烈的曆史整體性的震撼。這裏麵記錄著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對水的觀察、思考，與水的互動、共生，這部書裏敘述的曆史，生動地體現了對水的感受與治水的曆史，如此深刻地影響著中國人民族精神的生成。
在中華文明的悠久曆史中，與水有關的哲言警句可謂比比皆是，先賢們在水的啟迪下、於水的意象上構築了無盡哲思。孔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老子雲：“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魏征諫：“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曆代的文人騷客也是喜歡臨淵而發，寫下了許多流芳千古的詩篇，白居易“春來江水綠如藍”的懷戀，李太白“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複回”的慷慨，李後主“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悵然，都如那自遠古就浸潤著黃土地的江水，始終流淌在中國人曆史記憶的血管裏。
中國自古以來論及水的史書也可謂不勝枚舉，若論正史，自西漢司馬遷的《史記》、東漢班固的《漢書》開始，到《宋史》、《金史》、《明史》、《清史稿》，都收錄有“河渠誌”，詳細介紹當朝乃至前朝的河流概況與沿岸風俗。若論地理類史著，也有《山海經》、《尚書?禹貢》、《元和郡縣誌》、《太平寰宇記》、《讀史方輿紀要》，等等。但正如程老所言，中國“尚無一本完整理想的治水書”。而《中國治水史詩》這部大作名曰“史詩”，無疑透露了編者縱橫四野貫通古今的雄心壯誌，他們以水道為經、以時間作緯，梳理了華夏有史以來關於治水的文獻及傳說，走訪並實錄了祖國大江南北不斷湧現的治水事跡，70多位作家每人以約3萬字的篇幅為讀者展開了一軸宏大的曆史畫卷。
讀這部治水史詩，可以看到中國民族如何在治水的曆史中生存發展。作為一個農業文明的國家，數千年來以農立國，水利當然是農業的命脈，河渠一事自然牢牢關係著國計民生。《中國治水史詩》記敘的諸多史實都證明了治水與治國的深刻關聯。從某種程度上說，治水的曆史就是一部濃縮的中國政治經濟史，故一部關於治水的史詩也是一部涵蓋中華文明演進曆程的民族史詩。早在春秋時期，齊國名相管仲便有言曰：“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在這“五害”中，“水最為大”。而西漢時期的《韓詩外傳》則從正麵論述了治水與治國安邦的良性關係：“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所平。”正如韓嬰所言，治水事業總是與國家的有效治理緊密相連，自夏王朝的創始人大禹治水起，始皇帝開鑿靈渠疏通糧道，秦皇漢武移民實邊在河套地區引黃灌溉，京杭大運河“為後世開萬世之利”，西夏依賴農田水利割據一方，直到新中國的黃河大壩、南水北調工程、長江三峽工程為廣大人民群眾帶來福利。
除了關注黃淮、長江、珠江、海河、鬆遼等大江大河的治理曆史，這本書還收錄了關於西部與東部一些相對較小的水域，包括港澳台地區的治水史的作品。從這裏倒是勾畫了中華民族治水更為豐富生動的曆史側麵。董生龍的《三江源》追溯了4000年來西藏治水的曆史，作為古老華夏大地母親河——黃河、長江、瀾滄江的源頭，三江源的治水曆程經曆了遠古的神話色彩、古代的曲折、民國的艱難與共和國時期的輝煌。熊育群則以遊記的形式，在《雅魯藏布江聖水長流》中描繪了一幅藏區聖水的自然人文畫卷。董立勃的《英雄多壯誌荒漠變綠洲》首先簡要回顧了新疆自從西漢政權將其納入大中華版圖以來曆代官兵在此屯墾戍邊的曆史，繼而詳述了新疆兵團人遠離故鄉，在祖國邊陲開辟荒原、屯墾治水，利用膜下滴灌技術成功解決西部供水問題的傳奇故事。李霽宇、楊紅昆的《滇池圖》回望了滇池的遠古之美，記敘了滇池這汪昆明的母親湖在貪婪而愚昧的人類野蠻無知的過度開發下所經曆過的慘痛劫難和環保困局，以及麵對困局昆明政府與人民走過的艱巨而漫長的治理之路，並在生態複蘇、水質改善的形勢下展望了滇池涅槃重生、美景重現的未來。南翔的《香港澳門供水、治水（治汙）、填海造地側記》則記敘了香港從一味填海以追求經濟效益，到投入巨資治理保護海港的轉變，以及香港澳門解決供水問題、治理水源汙染的曆史源流。
這部“治水史詩”以極為豐富的史料，以作家特有的敏銳，書寫了中華民族浴水奮鬥的漫長而卓絕的曆史，這無論對於我們理解曆史，還是麵對今天的水患水荒，都是一部寶貴的借鑒。
二、銘刻：記錄中國治水的艱難曆程
中國雖是水利大國，卻也久經旱澇之災。因而，在《中國治水史詩》這部講述中國治水宏大曆史的巨著中，自然災害與對抗災害的主題始終貫穿其中。正是在這一點上，中國當代作家們是以飽含苦痛與同情的筆墨，去書寫中華民族走過的艱難的生存道路。正是在大河上下，中華民族與水的抗爭，書寫著自己民族特有的生存悲歌，因為這樣的悲歌，從古唱到今，讓我們今天要嚴肅去思考環境的問題，思考中華民族生存的使命。
黃河作為中國的母親河，其美麗豐饒在書中得到了詳細的描繪，而它的險要也在作家的筆下得到了深入的書寫。張煒與李亦的《大河徙——黃河口筆記》記錄道，從先秦至民國期間，黃河共決口1593次，改道26次，頻繁的改道讓身處中下遊的人們苦不堪言。進入20世紀中期，生態環境的惡化更是讓黃河一次次頻繁而憤怒地決口，黃河兩岸的人民在不斷挫折與不斷抗災中艱難地推進著曆史。1947年堵複花園口沒有給黃河口帶來長久太平，改道刁口河又導致河口水位上升，最終總算找到了清水溝作為相對入海口。給人印象深刻的還有“險工”一詞，它指的是建立在黃河事故多發地帶的工程，正如作者所言：“幾乎每段‘險工’上都有悲慘的故事。‘險工’凝聚著河口人的血和淚。‘險工’這個詞在黃河人那裏從不敢輕易提起，這個詞就是河口人傷口上結的痂，講一遍傷口都會疼。”
在荊歌的《天堂水》中，我們看到了即使是平靜溫婉的蘇州水，也會突露猙獰，僅在宋元的近400年間，就有30多次關於大水災的記錄。明代到解放後的史料中更是屢見水患記錄，荊歌將這些史料細心地組織陳列下來，似乎不帶感情色彩的地點、時間、數字，卻都堅硬而沉重地敲打著記述者與閱讀者的內心。
珠江在全國眾江河中，算是脾氣不大的了，但是沈仁康的《山高水長花珠江》告訴我們，珠江的自然災禍也不少：洪水、幹旱、台風、鹹潮，風不調雨不順的年頭絕非罕見。尤以鴉片戰爭到新中國那段時期為甚，仿佛在國家積貧積弱、民不聊生的年代災難也跟著起哄，在民國四年更是發生了有曆史記載以來的最大洪水。水災之後又往往是幹旱，田地龜裂、禾稼失收、淡水缺乏，若遇天文大潮，海水倒灌，飲水都成問題。北江作為珠江的第二大水係，當然遭遇了1915年的特大洪水，李鍾聲與劉迪生在《濤聲如歌——北江治水紀事》中敘寫了廣州市區因此遭受的空前水災，全城三分之二受淹，“死人塌屋”情況嚴重，加上十三行商民午炊失慎，釀成火災，市民就這麽處在了前遇洪水，後遭火災的困境之中。1915年之後，北江流域又經曆了諸如1994年6月、2005年6月等多次嚴重水患，但在新中國成立以來建設的“紅色防線”北江大堤的庇護下，憑著中國人民解放軍這支有著光榮傳統的部隊英勇無畏的抗洪搶險鬥爭，沿岸居民的受災程度得到了有力的控製。
《中國治水史詩》對當今國家在治水事業上取得的偉大成就作了全方位介紹，同時也用客觀的紀實點出了缺陷所在。我國在預防水患的同時，還發展了灌溉、發電、旅遊等事業。然而，水汙染的問題也在現代化的進程中日益嚴重。針對這個問題，趙麗宏在《為了上海母親河的清澈》一文中提出了“水倫理”這個概念，它涉及的是人與水的關係：“從水倫理的角度看，人類要承認水的價值和權力，認識到水的生命主體地位和道德地位，將水作為道德關懷的對象，對水資源直接擔負起倫理責任和義務。”20世紀初由於工業化的發展而變得黑臭的蘇州河、太湖等河道，在20世紀末得到了重視與關懷，人們開始截汙、建閘，並動用了大量的科技力量和行政力量。隨著人們環保意識的日益提高和政府對環保事業的高度重視，相信越來越多一度汙濁的河流將如蘇州河一般重新恢複清澈。
三、寫意：展現中國治水的英雄氣概
華夏大地上水旱災害屢見不鮮，給治水事業帶來了諸多艱辛，卻也由此更襯托出了治水過程中湧現的英雄傳奇。《中國治水史詩》的作者們用飽含敬意的筆觸，將英雄事跡娓娓道來，驚險處讓人屏息，挫折處讓人扼腕，**處讓人拍案。
《中國治水史詩》這部鴻篇巨製以“黃淮卷”起首，又以熊育群先生的《大禹治水回望》作為“黃淮卷”的開端，無疑用意深刻。大禹之名可謂婦孺皆知，在後人眼中，大禹因為治水功業而兼具神性與悲劇性，然而熊育群以紮實的史料做基礎，在有聲有色而又有理有據地講述故事的同時，也讓大禹的形象從天上落回了人間。在作者筆下，一個立下豐功偉績而又富有人性的大禹形象被成功地塑造了出來，這也可以說是書中治水英雄的共同特征。
《中國治水史詩》對英雄事跡的講述，還包含了對治水理論的觀照。治水英雄們不僅在治水的實踐上卓有成績，在治水的理論上也作出了傑出的貢獻。如大禹的“疏川導滯”，王璟的“分泄、疏斫、減淤、築堤並用”，劉彝的“福壽溝”、“石獅爪”，賈魯的“疏浚、塞並行”，潘季馴的“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等等，都是富有創新精神的治水理論。李林櫻的《天下奇功都江堰》詳細介紹了戰國時期秦國的蜀郡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的過程。都江堰的魚嘴分水堤是李冰的創舉，“凹岸取水，凸岸排沙”，把岷江分成了內江和外江，使成都平原水網密集，既有通航之變，又有灌溉之利，同時還達到了排沙的目的。李冰巧妙的治水技術克服了蜀地的水患，打造出了福蔭百代的“天府之國”。李冰不但發明了魚嘴分水堤，還從治水的實踐中總結出了“深淘灘，低作堰”的六字訣。《中國治水史詩》對這些理論的詳細記述是對古人智慧的一種尊重，對文明傳承的自覺承擔，而且，相信其中的不少理論對於今天的水利工程也是具有不可小覷的參考價值的。
一般的“史詩”往往會將曆史的進步歸結到一個個神化了的個體身上，正如熊育群在《大禹治水回望》中所言，“民間對於特殊的人物，在口口相傳中，根據自己的心理與意願，會進行誇張與創造，等到傳得遠了，早已經大大變樣了。人變成神大概與這樣的心理與集體的創造分不開”。《中國治水史詩》中的文章並沒有落此窠臼，而是將視角更多地投向治水的集體。書中出現了許多在治水過程中發明、改良的專用工具，如用於地形測量的刻度標杆、視距尺，用於裝石護岸的竹籠，用於疏浚河道的鐵龍爪揚泥車，用於測定水位的“水則”等等，都顯示了中國人民在漫漫曆史長河中對抗大災大難時集體智慧的累積，就像珍珠貝麵對沙粒的侵入，分泌出的層層珍珠質，最後結晶出光彩奪目的珍寶。《中國治水史詩》一書不但高度褒揚了那些名垂青史的治水英雄，如上古先王夏禹、都江堰二王廟供奉至今的李冰父子、寫作不朽著作《水經注》的地理學家酈道元、元代開通大都運河的科學家郭守敬、明代治理黃河的水利專家潘季馴等等；也精心打磨了有可能為曆史巨浪所磨蝕的治水群像，對屯墾開荒的建設兵團、抗洪救災的武警官兵、興修水利的工程隊伍等治水團隊都予以了細致的刻畫。
好多作家不約而同地將筆頭對準了1998年。這一年，洪澇災害在多個流域一齊爆發，“水位之高、持續時間之長、出現的險情之多，以及投入防守搶險的軍民之眾”，在人類數千年的治水史上，書寫了濃重的一筆。謝克強的《這也是一場戰爭——1998年長江抗洪救災紀實》、郭海燕的《不盡長江滾滾來——大江大搏浪略筆》、陳世旭的《天地英雄氣贛鄱雲水間——江西治水三章》等作品都圍繞那一年的長江洪水，對抗洪搶險中湧現的英雄事跡進行了不同角度的敘寫。
在閱讀過程中，我不僅僅被作家們生動的描寫與細致的刻畫所打動，謝克強滿懷敬意地將牌洲灣大堤潰口中獻身的19名士兵的生平簡介記錄下來的段落更是讓我印象深刻：
“高建成，湖南湘陰人，1965年10月生，1984年9月入伍，1988年5月入黨，時為空軍高炮5團225營一連上尉指導員；
田華，湖南攸縣人，1974年1月生，1992年12月入伍，1998年3月入黨，時為空軍高炮5團225營一連上尉見習排長；
朱盛堂”
這些名字、籍貫、年份，以一種靜默的力量，一個一個烙在書上，也烙在讀者的心上。
謝克強用他的筆墨銘刻下了戰鬥在第一線的部隊官兵。郭海燕的《不盡長江滾滾來——大江大搏浪略筆》則是主要刻畫了憑借科學技術與災害作戰的科研工作者們。在洪水麵前，中國的水利專家們憑著科學家的良心和強者的姿態，承擔著可能背負千古罵名的風險，堅持不分洪的主張，最終讓大壩安然無恙地渡過危險。正如作者所說：“這是現代科技和水電工程麵對大自然洪災的範例之戰！是人類對於世界第三大河流的一次成功科學對話與曆史性和解！”
陳世旭在《天地英雄氣贛鄱雲水間——江西治水三章》中，循著時間線索翔實地記錄下持續加劇的險情，不斷上升的水位、不斷出現的決口、堤壩上的災民棚、淹沒在水麵下的城鎮，一次人與自然的鏖戰就此展開，而承擔抗洪搶險任務的戰士們經過六個晝夜的無休無眠、六個晝夜的殊死搏擊，終於創造了極短時間內長江大堤決而複堵的奇跡！
“京廣線保住了！
大京九保住了！
長江幹堤保住了！”
每一個驚歎號，都是人類在捍衛自己的家園時，一聲富有力度的呐喊。
除了抗擊洪水，《中國治水史詩》還涵蓋了大量對抗旱災的英雄事跡。譚談與紀紅建合寫的《湘中大血脈——韶山灌區紀事》，沿著三十多年前曾經采訪過的足跡，走進了作為湖南省最大引水灌溉工程的韶山灌區，重新書寫了上世紀六十年代湖南人民排除萬難興修水渠的那一段激動人心的治水曆程。陳世旭在《天地英雄氣贛鄱雲水間——江西治水三章》中敘述了麵對鄱陽湖的缺水之痛，人們力圖以科學方法實現治標又治本的求索曆程，經過一係列的考察與實踐，最終形成了“調枯不調洪”、“江湖兩利”的科學方案。
楊克在《河源水傳奇》中寫道：“傳奇是一個模糊的名詞，沒有人知道他們犧牲了多少，沒有人知道他們貢獻了多少。”除了正麵應對水患、興修水利的人們，那些為水利工程的建設作出犧牲、奉獻出自己看似綿薄卻又必不可少的一份力量的普通百姓也在這部治水史詩中得到了應有的重視。何建明在《百年夢想——中國幾代偉人與三峽工程》中，就專門寫到了因為三峽工程而被迫移民的百姓。一百多萬人要搬出自己祖祖輩輩生於斯養於斯的故土，到陌生的地方去生存，與此同時，那些城鎮鄉村、工礦企業、學校醫院則不得不被滔滔江水所淹沒。為了三峽工程能夠造福更大多數的人民群眾，有多少庫區百姓作出了犧牲？楊克在《河源水傳奇》中也寫到了新豐江水庫建設之時，移民作出的巨大犧牲，1959年，曆時9個月的清庫運動結束，共拆除房屋1845萬間，豬牛欄、廁所422萬間；清除墳墓1395萬座；清山2081萬畝，砍樹1071萬立方米……10萬人的人生軌跡發生了劇烈的變化。“河源的水傳奇，撥開那些光鮮華麗的頌詞，也有灰暗心酸的一麵，城與水的糾結與折磨在這一刻展現得觸目驚心。”
四、詩性：描繪治水的自然與人文之美
相信每一位閱讀《中國治水史詩》的讀者，都不僅會被書中展現的英雄氣概所震撼，也會為治水的自然與人文之美所打動，為人與水的唇齒相依的關係所打動，而這一切，都因為有那麽多的文章飽含詩意的筆調，而使曆史人文與自然山水之美躍然紙上。
書中許多文章，都以其生花妙筆，描繪了祖國各個水域旖旎的自然風光，讓久居都市的讀者享受了心靈的滌**。我於日漸轉暖的春日午後坐在萬柳莊的家中，將《中國治水史詩》置於案前，細細品讀，領略從宛如色彩繽紛的巨幅地毯一般的黃河三角洲，到高峻蒼涼而神聖清潔的三江源，從雪域腹地的“藍色哈達”拉薩河到熱帶雨林中匯涓成流的萬泉河的自然勝景，聯想到北大校園中水光瀲灩晴方好的未名湖，不由得生出到湖邊散散步的念頭。
自然景觀之外，書中所描寫的人文景觀也給讀者帶來震撼，自然之水與人文之水渾然交融，在我心頭不禁**漾開來。彭建明的《遍地明珠》，將分布在邊遠山區、民族地區和革命老區的小水電站比作散落在山間的顆顆明珠，可謂絕妙，讀著他的文字，眼前仿佛就出現了夜晚天上的點點星光與山坳的顆顆明珠交相呼應的畫麵。荊歌的《天堂之水》，將蘇州的“水文化”娓娓道來，在碧水環繞的蘇州城中家喻戶曉的“水八仙”之“雞頭米”，狀如江南女子水汪汪的眼睛，飄出專屬於一個時令一個地域的獨特氣味，令人心向往之。張煒與李亦的《大河徙——黃河口筆記》中寫到了一群“趕黃河”的人，他們是順著黃河留下的肥沃淤地進行開墾的人。最初的趕黃河的人，每天天還沒亮，就帶著一頓午飯、一葫蘆涼水到“大窪”開荒種地，到太陽落山了才回家。後來，黃河一再東進，趕黃河的人們也跟著黃河跑，一個“趕”字道出了黃河人的闖勁，實為一道獨特的人文景觀。陳世旭的《天地英雄氣贛鄱雲水間——江西治水三章》對民風的介紹寫得尤其美：“湖上汊汊有人家。到夜晚，遠遠近近、大大小小的村落裏，紛紛亮起燈火，跟漫天的星鬥互相照應，讓你明明白白地入了夢境，分不清是星鬥落進了湖裏，還是燈火點在了天上。湖上諸島，家家開門臨水，村民淳樸，古風猶存……”同時，鄱陽湖作為“白鶴世界”、“珍禽王國”，擁有“飛時遮盡雲和月，落時不見湖邊草”的壯麗自然風光，讓人讀來著實神往，希望能和作者一道“依靠著帆在風雲間行走，張開雙臂，投入鄱陽湖的懷抱，去享受最純淨的美”。
水之美，讓與水唇齒相依的人對其產生了無法割舍的感情。麵對不再清澈的母親河，趙麗宏曾經發出“把我填沒吧，把我填沒……哪怕為我裝上蓋子/讓我成為一條地下之河”這般痛心疾首的慨歎。而當母親河恢複清澈時，他又唱出了“是一個夢想，一個童話”，我們的時代是“一個能把夢想變成現實的時代”的讚歌。由這些發自肺腑的抒情，可見他對母親河的感情之深。陳應鬆在《天塹與通途——武漢長江大橋》中，提到僅漢陽一個轄區就有15人名叫“漢橋”、25人名叫“建橋”。與橋相關的名字是武漢市的一個標誌，表明這些人肯定出生在1955年到1957年興建長江大橋的那段日子，關於橋的記憶就這麽銘刻在了人們身上。
孩童與江水的結合，讓葉兆言的《水上的文章》在眾多文章顯得獨樹一幟。他以散文詩般的筆調描寫了江蘇的橋與水。寫了秦淮河，寫了大運河，寫了範公堤煙雨，寫了蘇州城。孩童時期的葉兆言，曾經為了證實“不過橋就到不了夫子廟”的論斷而逃學，花了一天時間踩遍了所有的路；也會因為光著屁股到河裏遊泳而不好意思；還曾經隨著潮漲潮落朦朧地見識了大人們的愛情。現代文學的大家，喜歡從孩子的純真視角來觀察世界，這種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視角，為水鄉賦予了獨特的趣味。
張笑天的文章雖然短小，卻從哲學命題——“上善若水”出發，置身魚嘴、飛沙堰、安瀾索橋等水文名勝之上，豪邁地評點文人詩詞、史家論述，探討環境與人的關係，也不失為一種思想之美。
毋庸諱言，中國的治水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李林櫻的《堰塞湖泄洪紀事》將關注焦點投射到距今並不久遠的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上，地震所造成的山體滑坡阻斷河流後形成的堰塞湖，隨時可能潰堤釀成洪災，成為高懸在災區人民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堰塞湖之戰的關鍵一戰——唐家山堰塞湖搶救，經曆了重重危機與波折，終於成功。但是，防災搶險依然任重道遠。2009年以來，在地震災區仍時有地質災害、橋梁斷裂、道路被阻、山洪暴發等發生。
易渡的《洞庭湖，藍色的問號》敘寫了洞庭湖遭遇的洪災和旱災，並麵對洞庭湖令人擔憂的現狀提出了這樣發人深省的問題：“當河流變成了負累，當漁鎮變成了死港，當水鄉變成了陵陸，與水相伴的生存究竟會怎樣改變？”“不管是洪汛還是枯竭，與水相伴的生存，都已成為我們的恐懼，我們將去往哪裏？又有哪裏，能承載我們日益衰敗的靈魂？”這一個個問題，一個個沉重的問號，讓我們在自豪地回望治水曆程時，又多了許多深思。李林櫻在《堰塞湖泄洪紀事》的末尾說，我們都應當記住《疊溪地震六十周年祭》一文中所寫的那段話：“往者不諫，來者可追，天災莫測，人事宜工。願吾輩護生態，開富源……”這也正是《中國治水史詩》對讀者提出的緊迫問題、為讀者留下的未竟使命吧。
當然，這部書約請這麽多大牌作家寫作治水，每個作家顯然都使出渾身解數，拿出他們的才情智慧作文，才會有如此多的妙文奇文令人目不暇接。當然，文字方麵能做得如此出色，顯然在審稿和編輯打磨方麵也下了不少工夫。前有《水經注》題詩在前，當代中國的作家文豪當然不敢怠慢。文人治史，曆來都因其文采而得欣賞，卻也因肆意不羈而受詬病。這個潛在的缺點為本書的編者與作者所察覺，並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改進。賢章老在後記中有補記雲：“評定一項工程的成敗得失，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命題。它不是一個經濟效益就可以評定的，還要看它與自然生態的協調、對一個地區經濟結構乃至民生等諸多方麵的影響，而這往往需要經受時間的檢驗才能最終定論。本書執筆作家，可以說沒有一位水利專家，紕漏甚至錯誤勢必在所難免。”這種自省的態度頗具大家風範。也因為如此虔敬與虛心，如此大的文字工程，卻還是做得相當到位。其中編輯和統稿人員付出的艱辛勞苦，筆者亦有耳聞，那些故事這裏無法一一道來，但二大卷著作無疑是經得起曆史檢驗的。雄心、匠心與誠心的交融，讓這厚厚兩卷書擁有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總而言之，這部治水史詩，從曆史上的治水神話寫到今天英勇獻身的英雄，中華民族特有的頑強意誌和視死如歸的品格，流宕在一部浩瀚的治水的史詩中。這些文字寫得回腸**氣而氣慣長虹，這不隻是為曆史做證，為英雄立碑，也是為後人立榜樣。讀來讓人感奮，催人奮發，可以說是建設中國當代生態文明的發憤之作，也是傳統文化和愛國主義教育的一部精彩的教科書。
2011年4月6日
（陳曉明，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博士生導師；
林品，北京大學中文係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