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德裏亞的消費社會是資本欲望形而上學的體現,“消費”是人的物質欲望最大限度的實現,商品以“符號一物”的形式存在,奠定了整個消費社會的基礎。如果說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開始於“商品”,那麽鮑德裏亞則是從對“物”的分析入手,立足於消費社會的理論視角,來對當今的資本主義社會展開批判的。並且更進一步,鮑德裏亞用“物”替代了馬克思的“商品”概念,因為在他看來,在當今社會中,充斥其中的不再是“商品”,而是大量"物"的堆積。"恰當地說,富裕的人們不再像過去那樣受到人的包圍,而是受到物的包圍。”①這裏的“物”不再是在生產領域中被生產出來的實體性商品,而是一種信息形式以及符號狀態。因此物的誕生並不在生產領域,恰恰在消費領域,因為在消費社會中“物”成為“符號—物”,具有了一種“符號/價值”。如果在一個商品堆積的社會裏,商品拜物教是透視這種社會現實的理論分析路徑,那麽在鮑德裏亞的消費社會當中,其對社會的分析就轉變成一種“符號—物”的拜物教。鮑德裏亞作出這種判斷的理由是:在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當中,使用價值作為商品所包含的滿足人的具體需求的具體的有用性,是不受等價邏輯約束的。盡管使用價值在生產與交換過程中不斷地被反複確認,但它仍然沒有進入到市場經濟之中。所以,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並不是那作為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共同體的商品的功能,而是一種交換價值的功能”②。而在符碼統治的邏輯下,“最初與我們打交道的其實是符號:一種被一般化了的符號的符碼,一種完全任意的差異的符碼,物正是在這一基礎上,而不是由於其所具有的使用價值或者內在的‘特性’才得以展現其自身迷人的魅力”③。也就是說,當商品轉變為一種“符號—物”的存在後,使用價值所包含的有用性、需要等屬性也就消失殆盡了。
“拜物教”在鮑德裏亞的意義上應該是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共同的拜物教。鮑德裏亞指出,使用價值是政治經濟學的皇冠和王權,是最為隱秘的一處堡壘,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都沒能觸及,它本身成為一種最為隱秘的拜物教。“使用價值,即有用性自身,也可以被拜物教化為一種社會關係,就如同商品的抽象等同一樣,使用價值也是一種抽象。”①這就意味著,在消費社會當中,使用價值也被符碼納入自身並將其體係化了。所以,鮑德裏亞在此是要將拜物教的理論批判延伸到使用價值的領域中去。一旦拜物教延伸到了使用價值的領域,那麽“拜物教所揭示的並不是對於實體的迷戀,而是對於符碼的迷戀,它控製了物與主體,使它們屈從於它的編排,將它們的存在抽象化”②。也就是說,在消費社會當中,拜物教不是將具體的、實體性的“物”神聖化,而是將物與物的關係所構築的“符碼”神聖化。在本質上說,拜物教並不與實體有關,而是陷入了一種體係、一種符碼當中。
從出發點和目的上來看,無論是馬克思的“商品”還是鮑德裏亞的“符號一物”,都是當今社會關係的一種顯現。二者都可以看作是對社會現實本身的一種呈現,並通過這種呈現來批判和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體係。但不同的是,鮑德裏亞比馬克思更為激進,他認為馬克思指認出拜物教的本質在於物與物的關係對人與人的關係的一種遮蔽,這就將現實分解成了物與物和人與人的關係的二元對立,並凸顯出人與人的關係更具有本真性,這就陷入了鮑德裏亞所指認的那種西方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當中。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盡管馬克思揭開了物與物的關係背後的本質,卻因為陷入了二元對立的結構分析模式,導致商品拜物教批判自身陷入了一種無法掙脫的意識形態。而鮑德裏亞的主要目的是消解這種二元結構本身,由於符碼已經作為一種霸權入侵到人們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麵,所以要想突破這種二元結構,就應該將從前被看作是非意識形態的領域也納入意識形態的批判當中。因為當下的社會陷入了符碼結構的控製當中,“符號一物”突破商品的限製,將不能變成商品的東西全部變成了可交換的商品。在這種社會現實之下,一味地尋找那些未被符號化、形式化、抽象化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以符號為中介,傳統的那種西方理性形而上學的二元對立的界限已經變得模糊了,因為它們都從屬於符號學的分析原則,處於符碼的霸權統治當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鮑德裏亞為拜物教批判理論加入了符號的維度。
鮑德裏亞立足於現代消費社會的基本理論視角,從對物的存在狀態的分析入手,揭示了“物”在消費社會中成了一種“符號一物”,將使用價值納入拜物教批判的視域當中,為價值增添了“符號/價值”的維度。對使用價值拜物教的指認開啟了一條對於當下社會現實的有效的批判路徑,它成為馬克思商品拜物教在當代社會條件下的重新激活。既然鮑德裏亞認為在消費社會當中使用價值也被符碼體係化、差異化,成為一種拜物教,那麽建立在使用價值基礎上的需要概念也必然是值得懷疑的。“需要”這個概念是在資本增殖過程中產生的,在符碼的差異性邏輯中已經成為確證社會再生產的手段。而資本為了實現自身的增殖,依靠大眾傳媒和廣告等各種手段來積極地促進消費,誘導人們在消費中體驗身份的等級和選擇的自由。這種在媒介和廣告的包裝下製造出來的需求實際上是與人們的內心需求不一致的偽需求。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鮑德裏亞反問道:“人真有需要嗎?人要保證需要的滿足嗎?”①鮑德裏亞反對將需要的滿足自然化的理論傾向。在他看來,需要的滿足在消費社會中彰顯的是一種體現身份與等級的社會區分功能。消費中的需要並不是人們真實的需要,它不過是對生產秩序的內在目的性的一種掩蓋,是人們確證自己社會存在的手段。人們依據需要來尋找自己在體係中的位置。“我們相信‘消費’:我們相信一種真實的主體,被需求所驅動,將真實的物作為其需求獲得滿足的源泉。”②而在鮑德裏亞卻認為,消費中並不存在消費的主體,並不存在人們的基本需要,需要最終仍然是一種生產主義的界定。由此,“需要”不能再作為一種內在的、直覺的力量,一種自然的欲望來界定了,而是應該被視為一種資本主義體係自身的功能運演,即再生產的過程所必需的生產力。換言之,需要的存在隻是因為體係本身要求它們存在。這種在“生產邏輯”的框架下建構的需要概念其實就是一種偽需求,資本家穿著需求的外衣,通過符碼的體係化過程,使消費者獲得對需求的內心認同,並將其看作本真性的欲望。其實這隻是一種天真的人類學假設,“明明是偽造出來的他者欲望,卻被重複建構成一種看似真實的我的本然的需要”③。正是由於這種對人的需要和滿足進行的合法包裝,更深層的社會問題被遮蔽了。
需要按其本質來說是一種消費性的界定,是資本主義調整的內在策略。資本的意識形態在消費者的無意識之中將其納入了符碼的差異性體係,使之變成了一種抽象的有需要的軀殼。在這個意義上,需要成為生產秩序的一種掩蓋。在“自然需要”的自由與民主的幻象下,真實運行的卻是一套體現等級差異與權利體係的邏輯,“需要”這個概念仍然是生產邏輯的產物,是資本主義作為消費社會的意識形態幻象。隱藏在數字平台後的符號編碼體係以身體的直覺、感知、想象、情感等為中心,建構起消費控製的新形式。可以說,“身體的全部當代史就是它的分界史,標記和符號的網絡覆蓋身體,分割身體,在差異性和基本二重性中否定身體,以便仿照物體領域,把身體組織成交換/符號的結構材料”①。符號係統破除了身體消費的物理空間限製,通過廣告、媒介的渲染建構了身體消費的符號空間。在符號空間的消費敘事中,豐盛的物圍繞著身體、時尚的概念包裹著身體。符號係統不斷生產出彰顯身份和存在的結構性意義和符號價值,讓人通過消費來重新關注和投資自己的身體,以此來獲得儀式感、娛樂感、幸福感等全新的身體美學體驗。在此基礎上,符號係統進一步操縱和控製人的消費欲望,不斷將人的基本需要精致化,盡可能地挖掘身體的潛在需要,製造虛假需求。在資本的驅動下,人類的“自然的需要”不斷被“曆史地形成的需要”所代替。這種“曆史形成的需要”在消費的語境中主要體現為由資本建構出來的非人的、非自然的“虛假需要”。
正如在生產過程中身體作為勞動力被建構起來一樣,現在工人的身體也隱藏著巨大的消費力。資本為了創造新的價值、獲取新的利潤,進一步開發人的需求,必須不斷通過符號建構出身體解放的幻象和神話。“身體必須被解放、獲得自由以便它能夠因為生產性目的而被合理地開發……必須使個體把自己當成物品,當成最珍貴的交換材料,以便使一種效益經濟程式得以在與被解構了的身體、被解構了的性欲相適應的基礎上建立起來。”①社會的符號化創造了一套身體展示的邏輯,它直接導致人的身體不再是其本真意義上的存在,而是一種喪失了主體性的功能性和符號化的存在。從本質上來看,“這是一種受到誘導的自戀,是為了符號的增值與交換而對美的功能性頌讚。這種自我**從表麵看沒有動機,但事實上,它的全部細節都通過身體的最佳管理標準以符號市場為目的”②。這樣,身體在“解放”的氛圍中,被納入了一個控製過程,這個過程的運作和策略正是政治經濟學的運作和策略本身。這樣,身體就被符號所穿透,銷蝕了其原有的個性而淪落為與物、符號同質的存在,消費也成為建構資本主義統治關係和秩序的意識形態工具。通過需要這個概念,資本主義為自己找到了意識形態的支撐物,身體也被無限膨脹的欲望所遮蔽而處於異化狀態,它拋棄了自在生命之本真,徹底地墮落為一種消費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