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庫恩後期的“語言學轉向”中，可以明顯地看出，無論是研究主題和關注焦點，還是在研究方法和思想風格上，他的立場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如果說早期他是立足於經驗，運用自然主義的方法來探索科學發現的話，那麽後期就已經更多傾向於哲學性的分析，具有顯著的先驗特點，如果說早期他具有比較明確的科學史家風格的話，那麽後期則更多把自己定位為一個哲學家的形象。盡管由於他的思想形成基礎主要是科學的，而沒有較為深厚的哲學傳統訓練，從而顯示出哲學立場比較模糊的勢態。但正是這樣的背景，使得他能夠在自己思想的構造中，融合各種哲學觀點。具體來看，庫恩後期語言學轉向所體現出的思想意蘊主要在於：

首先，從科學觀的角度看，在其思想早期，庫恩一反邏輯經驗主義的靜態科學累積觀，以範式為核心，提供了常規科學和科學革命交替的動態科學發展觀念，而科學革命就是科學共同體之間統治地位的交替。語言學轉向之後，庫恩的思想盡管仍然是邏輯經驗主義走向衰落的重要因素，但毫無疑問，他部分地接受了邏輯經驗主義的思想和工具。典型的就是充分運用邏輯經驗主義的語言分析工具，深入到科學革命的內部，對其深層結構做出語言上的剖析。這很大程度上源於庫恩早期範式本身所具有的問題。因為按照早期觀點，科學革命就是範式的轉變，拋棄舊範式而接受新範式是科學革命的根本內容，伴隨著的是概念的重構過程。這就必然會產生諸如心理上的、知覺上的一係列的變化，但這些因素產生了嚴重的相對主義和非理性主義問題。

為此，給予科學發展過程一種新的描述和構造，就成為庫恩後期思考的重心。通過語言因素的引入，庫恩實際上認識到，科學知識不僅是曆史發展的產物，而且也是對描述語言進行變革的結果。科學的發展既展示了人們關於世界事實的不斷更替的認識，也表現了描述這些事實的語言的變換。從另一種意義上講，這就意味著科學知識的獲得總是要以改變語言為代價的。因此，科學知識的增長實際上也是科學語言詞匯的豐富和意義的深化，“在科學知識的增長過程中，語言也增長了；引入新的術語，把老的術語應用到更廣闊的領域，或者以不同於日常語言中的用法來使用它們。能量、電、熵這樣一些術語是明顯的例子。這樣，我們發現了一種科學語言，它可以稱為與科學知識新增加的領域相適應的日常語言的自然擴展”[28]。

由此，科學革命本質上也就成為語言革命，無論是理論的變革、概念的重組，還是主流共同體的交替，歸根結底都會體現在語言的結構和進化上。而科學也正是憑借著新出現的科學語言詞典，對世界做出了重新的劃割，構成了不同的世界部分，形成了不同類型的科學主題和學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庫恩指出，“語言中的革命變化的特異之處就在於：不僅改變術語附著自然的規則，而且也大規模改變這些術語附著的客體或情境的集合”。“科學革命的基本特點就在於：它改變了語言本身內部所固有的自然知識，這種先行於任何可以說成是科學的或日常的描述或概括的東西。”[29]這應當是庫恩後期思想跟前期思想相比，具有較大差異的地方。

其次，從方法論的意義上看，庫恩後期思想的構造中，借鑒和使用了語言分析方法。有鑒於前期所立足的經驗主義基礎，容易導致經驗的主觀性和私人性等問題，因此，庫恩後期在對科學活動的理解上，更傾向於從語言分析的視角，采用一種語境化的處理方式。

庫恩整體主義的觀點，使得他強調了語境在科學認識和實踐中的作用。這一點非常符合現代科學的特征。因為科學知識都具有明確的曆史性。曆史對科學的介入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真理的相對化。不同於傳統認識論情景下，具有永恒、超越曆史和普遍性的科學真理，曆史視域中的科學是相對於人類曆史語境來定位的。雖然這並不必然導致對普遍主義的反對，但正如科學不再具有永恒的本質一樣，科學真理隻能具有有限的普遍性。真理的相對化的引入，已經顛覆了實證主義的靜態科學觀和科學線性進步的天真認識，相反，心理的、文化的、曆史的和社會的因素，共同構成了科學知識得以生產、運行、傳播的基本語境。

毫無疑問，這樣一種問題視角的轉變，使得不確定性成為科學最明顯的特征之一。因為科學理論給出的僅僅是對可能世界的描述，觀察或測量結果跟對象之間的關係隻是在特定條件下的一種語境關係，而非傳統認識論範疇內的再現。與此相應，所謂認識宇宙，追求單一、統一的規律，隻是相對於語境而言的，離開特定的技術條件和思維框架，這些都隻是一種理想，否則，世界就過於簡單了。因此，在庫恩那裏，知識具有很強的“語境相關性”，不僅“關於知識的主張是相對於言說語境的……而且，對認識論結果的評價，也隻能在具體的語境中來進行”。[30]從這一意義上看，科學知識的產生、理解和評價，都離不開語言共同體的使用，它們是在交流和言說中語境相關的。也就是說，關於知識的主張的正確與否，會隨著會話和交流的目的而變化，因此，知識主張的適當性也是隨著語境的特征變化著的。這也是庫恩後期思想所傳遞出的重要洞察之一。

最後，從哲學傳統上看，庫恩後期思想具有融合英美哲學和大陸哲學的明顯傾向。應當說，走向語言學化，使得長期以來一直處於對立或對抗情緒的大陸哲學和英美哲學、人文主義和科學主義，有了共同的對話基礎，為它們的對話和交流提供了基本的平台，成為各種觀點相融合的橋梁。實際上，從庫恩早期思想中就已經反映出了這樣一種趨向。其核心概念“範式”（paradigm）的希臘文原意就是“共同顯示”，即科學共同體所“共同具有的東西”，類似於維特根斯坦意義上的“用法規則”，它構成了製約共同體成員之間話語、交流和科學活動的情景條件，不同的範式代表了不同的語境和不同的意義構造方式，從而也就代表了不同的世界，可以說，科學的世界圖景不是對實在世界的表達，而是科學家們在主體間約定的世界。[31]那麽，到了語言學轉向之後，這種融合性表現得就更為明顯了。一方麵，在語言學轉向中，他經由沃爾夫的語言理論而接近了康德主義，並且對康德主義作了語言學化的詮釋，尤其是在對科學革命和不可通約性論題的處理上。典型的就是他承認本體世界和現象世界之間的區別，認為詞典由來自現象世界的知識對象所構成，不僅是術語和概念的集合，而且就像康德的範疇一樣，為大量的感覺和刺激變成詞典中有序的可能的經驗提供了前提，試圖以此來解決共同尺度的問題。

另一方麵，他同樣接受了來自英美哲學傳統的觀點。無論是從科學共同體到語言共同體的轉變，還是對語言使用和語境的強調，都在踐行著他提出的“學習翻譯一種語言或一門理論就是學習描述世界”的核心觀念，因為他明確提道，“懂得一個詞的意義，就是知道如何在跟當前的語言共同體的成員的交流中來使用”[32]，這一點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遊戲理論一脈相承。而且，他認為“每種語言的詞匯係統，都使得與之相對應的生活形式成為可能，隻有在這種特定生活形式裏，命題的真假才能被斷定並得以合理辯護”[33]，則進一步通過語言共同體和詞典的構造，把科學革命跟維特根斯坦意義上的“生活形式”觀念連接起來。科學革命已經通過詞典的變化，進而語言共同體的重新組合，形成了新的麵對世界的生活方式。

另外，從具體方法上，庫恩也借鑒了很多語言分析手段。比如，在詞典中術語的構成上，他強調了隱喻（metaphor）、模型（mode）和類比（analogy）等方法的重要作用，認為它們是“新概念誕生的助產士，是指導科學探索的強有力的手段”[34]。可以說，這些語言手段在傳統科學認知中往往被忽略。庫恩認識到了科學家需要隱喻、模型和類比等手段，在新理論和舊理論的轉變之中構築橋梁，這不僅深化了對科學語言的形成、發展的理解，而且，事實上正因此，它們具有的推動新的科學預測、促進科學假設的創立的重要功效，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認可。

盡管有人認為，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之後的路，是一種錯誤的轉向[35]，但毫無疑問，從語言學轉向的視野來重新認識庫恩，無論是對於理解庫恩前後期思想變化的實質，厘清科學哲學發展的內在脈絡，還是對於把握曆史主義以來，科學哲學論域空間的擴張和不斷湧現的新論題，以及認識科學哲學與科學史、科學社會學、科學心理學等相關學科的結合而言，其價值都是不言而喻的。特別是考慮到以庫恩為代表的曆史主義在科學哲學發展中的地位，其意義就顯得尤為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