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講，科學陳述的表述和解釋、自然律的證實和說明、理論變化的動力和特征，都要涉及語言問題，這已經成為科學哲學家的基本共識，因為“科學哲學的遠大前程在於它擔負著這樣的使命：以批判的精神指出一種語言構架的容納能力，並為建構新的語言構架提供方法論原則和指明方向”[15]。邏輯經驗主義者卡爾納普的“世界的邏輯構造”，是這一思想的最好演繹。庫恩同樣認識到了語言之於科學的重要性。不過，跟邏輯經驗主義者不同，庫恩的科學語言觀念受到了維特根斯坦後期哲學、格式塔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和反輝格主義的科學史編纂學（anti-Whiggish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的激勵，因此，他從語言的動態使用層麵上出發，來看待語言在理論評價、科學革命描述過程中的作用，尤其是用來解決“範式”觀念所引致的諸多困境。這樣一種借助於語言層麵的策略，具有其特定的思想淵源：
首先，利奧塔的科學知識語用學，為庫恩解決科學知識合法化提供了方法策略。
庫恩的標誌性的“範式”觀念以及用伴隨科學革命的範式轉變來解釋科學的發展，不同範式具有互不相容的概念和術語，它們在邏輯上不可通約。也就是說，後出現的理論並不比先前的理論有任何進步，也不比前者更加靠近真理，或者說科學並沒有合適的方法能夠接近或進入真理。由此，就對業已形成並享受了崇高社會地位的科學及其知識主張產生了公眾質疑，即如何來衡量科學擁有的特殊權威，又是什麽使得科學知識主張變得合法化呢？正是在庫恩範式理論的背景下，科學知識的合法化問題凸顯了出來，成為科學哲學研究中新的關注點。
後現代主義者利奧塔在《後現代狀況：關於知識的報告》一書中提出的“科學知識語用學”思想，已經深刻地影響到了關於科學知識的傳統觀念。利奧塔看到，隨著科學在人類文化、社會、政治和經濟各個領域的成功表現，科學愈來愈顯示出極端的統治者的地位，但是科學並不是知識的全體，它不得不去麵對自身這種地位的合法化問題，而這並不是科學本身能夠解決的，需要從整個語言規則和話語情景的變化上來解決科學知識的合法性問題。
既然科學知識本質上仍然是一種“論說”，它並沒有超越敘事知識的地方或比敘事知識擁有更多的必然性，所謂的科學知識的“元敘事”特性已經不再適合於後現代的情景了，它必須尋求新的辯護基礎。在利奧塔看來，這就需要在科學知識語用學的基點上來進行。因為一切科學知識和敘述都是通過交流和傳播進行的，從而表現為講話者、聽者和指稱物之間所架構起的語言遊戲，而且，科學知識的辯護是一種建立社會規範模式的事情，而社會規範“本身就是一種語言遊戲規則，一種質詢探索遊戲規則。語言通常能夠迅速為‘提問者’定位，被問到聆聽者，被提問的‘指涉物’之身位，也隨之被迅速定位：這樣一來，語言遊戲規則本身就是社會規範了。……理論和實際在一個社會的傳媒要素構成中。語詞明顯開始擁有了新的重要性”[16]。在這樣的狀況下，傳統的科學知識的神話實際上已經在信息社會的不同的語言遊戲的衝擊下分崩離析，變成了局部決定論的碎片，科學知識表現出的形態“更屬於語言粒子的語用學”。
因此，對於科學知識合法化，利奧塔認識到，隻有科學知識作為知識而存在的根據得到認同時，才能獲得其自身的合法性。但因為“科學無法像思辨性的語言所假設的那樣，科學無法使自己為自身合法化”，隻能“在對語言遊戲規則的考釋研究中，總結出一條合法化的路向，不再依賴於具體操作的效能來實施合法化”。[17]這種語言層麵上的策略，無疑為庫恩科學知識合法化的解決提供了可選擇的思路。
其次，康德的本體—現象世界的區別，為庫恩解決不可通約性論題提供了理論根基。
庫恩範式所引發的不可通約性論題，本質上包含著三個方麵的內容：（1）問題（problem）和標準（standard）的變化。科學革命前後由不同的範式所“轄製”，因此，每一個範式都有屬於自己關注的問題以及判別的標準。範式不同造成了問題和標準的變化，這導致了不可通約。（2）意義（meaning）的變化。不同範式下的兩個理論，它們的轉換主要表現為，科學術語的意義在替代理論的轉變中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否則就不會有新理論出現了。（3）現象世界（phenomenal world）的變化。不同的範式利用不同的內在關係構造並分割成了不同的世界，它們之間有著本質上的差別。
不可通約性論題的上述三個部分之間，最核心的就是第三個，因為前兩個實際上就包含在後一個當中。應當看出，庫恩提出範式理論的時候，並沒有意識到他的理論部分地承繼了康德對本體—現象世界的劃分。其後，當不可通約性論題受到廣泛質疑的時候，庫恩開始注意到，不同範式下的“世界”，具有康德意義上的“本體世界（noumenal world）”和“現象世界”的區別。本體世界獨立於範式而存在，科學革命前後，它保持著一貫性。變化著的是由範式所構成的現象世界。正如庫恩自己所言，“所有的差別和變化都建立在本體世界之上，它是某種永恒的、確定的和穩定的事物。如同康德的物自體，是不能言說、無法描述和不可討論的”[18]，但是，本體世界的穩定性是變化著的現象世界的一切之源，它滿足了諸多現象及其構成的世界。
那麽，本體世界跟現象世界，或者說普遍的概念範疇跟經驗事物之間如何進行聯結呢？康德同樣為庫恩指明了方向，這就是作為語言工具的概念圖式（conceptual scheme）。正如康德所指出：“包括這些普遍的和必然的法則的科學（邏輯）簡單地就是一種思想形式的科學。並且我們能夠形成這門科學的可能性的概念，就像僅僅包含語言形式而沒有其他東西的普遍語法一樣，它屬於語言的事情。”[19]為了探詢經驗可能性的結構或思想的形式，因而它將實際地成為一種語法的研究。也就是，我們通常按照範疇所提供的先天法則來建構對象並賦予其普遍必然性，就像語法在語言現象中的規則作用一樣，經驗是範疇這種先驗語法對自然現象加以拚寫的結果。概念圖式是能夠既符合先天的語形規則，又能夠與直觀對象相關聯，從而獲得語義意義的唯一有效認知表征方式，是在概念和對象之間建立了一種關係的創造意義的手段。
由此，語言層麵上的概念圖式的存在，就可以部分地解釋不可通約性的問題。因為既然通過概念圖就能夠保證意義的連貫性，那麽，因為科學革命前後，本體世界仍然是不變的，是前後範式或理論由以形成的基礎，從而科學共同體之間仍然有交流的共同基礎。通常的不可通約，即交流的失敗或者理論的變化，隻是存在於現象世界上。通過概念圖式這一通道，就可以使得現象世界中交流的失敗，部分地在本體世界那裏得到克服。
第三，沃爾夫的“假說”，為庫恩在後期理論中整體采用語言策略提供了思想信念。
如果說利奧塔的科學知識語用學和康德的本體—現象世界的區別，還隻是為庫恩提供解決具體問題的策略的話，那麽美國著名語言學家本傑明·沃爾夫（B.Whorf）的“莎丕爾-沃爾夫假說（Sapir-Whorf Hypothesis）”（與其老師莎丕爾[Ed.Sapir]共同提出），則讓庫恩在後期理論的構建中，整體轉向了語言層麵。可以說，“沃爾夫假說”關於“語言先於思想”的著名論述，不僅改變了“思想先於語言”的傳統論斷，同時也促成了庫恩的語言學轉向。
“沃爾夫假說”涉及了對人類之語言、思維、實在、科學等相互之間的關係，其基本觀點包括兩個方麵：
（1）語言相對論（linguistic relativity）。這是沃爾夫假說相對較弱的方麵。沃爾夫認為，語言不僅是思想交流的工具，而且是認識世界的途徑，更是構建現實的基石。沃爾夫指出，“每種語言的背景係統（即語法），不僅是表達思想的一種再生產工具，而且確切地說，它本身就是思想的塑造者，是個體心理活動、個體分析現象、個體綜合思想資料的綱領和指南。除非人的語言背景是一樣的，或是經過某些方法取得一致，否則就算讓人們接觸了同樣的自然現象，他們也不會對宇宙取得統一的看法”[20]。這就是說，語言影響到了人的思維、世界觀和感性認識。使用不同的語言，會對經驗進行不同的分類和組織，從而描繪出了不同的世界圖景。
（2）語言決定論（linguistic determinism）。這是沃爾夫假說相對較強的方麵。在此意義上，沃爾夫進一步指出，語言不僅能影響思想、經驗和世界觀，而且能對它們進行控製和支配，個體完全生存在語言所織就的牢不可破的牢籠中，思想僅僅是語言的傀儡，“我們用各種概念將自然進行切割並組織起來，賦予這些概念不同的意義。在很大程度上，這種切割和組織取決於約定，即我們所在的整個語言共同體約定以這種方式組織自然，並將它編碼固定於我們的語言形式之中。當然，這一約定是隱性的，並無明文規定，但它的條款卻有著絕對的約束力；如果我們不遵守它所規定的語料的編排和分類方式，就根本無法開口講話”[21]。因此，人類不是按照本質來對事物進行分類，因為這是做不到的，而是把語言的範疇強加於對象之上，以語言的分類來代替事物的分類。
這樣一來，語言為人類思維和外部自然界提供了溝通的路徑，而且思想觀念和對象事物的關係完全受語言的製約，進而影響了科學的形成。沃爾夫指出，當代西方語境下的科學世界觀，正是基於西方特有的語言語法而形成的，語言影響了科學的產生，所謂的科學思想，正是西方印歐語言的產物。
由此，庫恩和沃爾夫具有了共同的理論基礎，他們都主張語言構造了思想和經驗，都認為應該依靠語言來對世界進行分類，從而都得出了相同的結論：不同的語言產生了不同的科學。可以說，這是造成庫恩語言學轉向的關鍵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