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於初級班和終極班的學員，書院對高級班這些已經有功名在身的讀書人其實已經沒多少可以傳授的學問了。言情首發&樂&文&{}.{l}{}.{}讓這幫人寄身書院，一方麵是為了展現書院的教學成績，另一方麵有些教學工作也可以交給他們去做，以衝抵他們在書院的開銷。當然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這幫人自己所作出的選擇。
對於高級班的這些讀書人來說，放棄數年寒窗苦讀考出的功名，投靠海漢從頭再來，多少也是有些不劃算的感覺。畢竟他們的功名在海漢人眼中並不值錢，去了多半也得從最底層的書吏做起。但如果能在下一次的鄉試或者會試中考出好成績，那立馬就能山雞變鳳凰，可以選擇的出路也就多了，至少不會淪落到依靠街頭賣字作為營生手段的地步。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兩句話一向被曆朝曆代的讀書人奉為金科玉律，但自唐代開科取士以來，也隻有考中“進士”之後才能有官可做。而進士的錄取率一向很低，天下讀書人隻有極少一部分能夠獲得這種殊榮，絕大部分人終其一生也沒法通過這條獨木橋混進體製內。
這種激烈的競爭當然是每個讀書人在選擇科舉這條道路的時候都必須麵對的殘酷現實，所以大部分讀書人除了考取進士做官這個終極目標之外，其實也還是有比較現實一點的打算，比如說考取到力所能及的功名之後，就轉行去從事別的職業。
比較體麵又有收入保障的職業，大概便是給在任官員當師爺了。科甲出身的官員學的是四書五經，隻會寫寫八股文，甚至有些靠著納銀捐官走上仕途的官員連八股文都寫不了，要這些菜鳥官員上任之後去辦理征糧收稅、審人辦案、迎來送往、上報擬稿、下發告示這些實際事務，多半都隻能抓瞎。所以就必須要找一些有文化又懂實務的助手，來協助他們處理政事。
如果僅僅隻是書蟲，沒有一定的社會經驗，那也很難會得到官員的青睞，畢竟師爺這個職位並不屬於衙門的正統編製，餉銀都是由雇主官員自己掏腰包而非公費開支，沒點真本事是肯定不行的。而科舉考試並沒有年齡方麵的限製，所以當了師爺之後仍然可以繼續參加科舉。可以一邊拿著優厚的待遇一邊進修等下次考試機會，這對於讀書人來說的確是一條極佳的出路。
當然了，如果本身有官方認可的功名，那做師爺的肯定會更高一些。州縣官員一般會聘請有實務經驗的秀才，而各省道台以上的官員聘請的師爺基本都是舉人，並且這些高級師爺手中也將或多或少地掌握一部分官府實權，其身份地位就絕非普通讀書人可比了。而且抓著從師爺身份躍升為一國重臣的例子，在曆史上也不是沒有出現過，比如晚清的左宗棠、李鴻章，都是師爺出身的肱骨大臣。
但話說回來，官員的數量也是有限的，所以師爺這碗飯也不是人人都能捧起來吃，這個行業裏也同樣存在著競爭，能被聘請為師爺的讀書人比例，其實比考中進士當官的也高不了多少。所以大多數人最終還得另謀其他出路。
比如文筆好的讀書人可以專業代筆寫公文，唐代詩人李邕一生中代寫公文八百餘篇，《新唐書》中記載“李邕代撰官折受籌銀巨萬，據此為豪富者。”類似這樣的公文高手，還有賀知章、宋之問、駱賓王等人，靠著這個特殊的本事，也能混個衣食無憂。
此外也有落榜文人遵循聖人的先例，自己開書院或者給權貴做家教，依靠教育產業發家致富。比如這白鹿書院的山長一職，曆來就必須要有舉人功名在身才可有資格接任。而這儋州大大小小兩位數的書院，其創始人幾乎全都是曆朝曆代的落榜文人。覺得經營書院麻煩想偷懶的，也大可找個有錢人家當家庭教師，隻需管理那麽幾個學生，同樣能混個豐衣足食。
當然還有一類人選擇的謀生方式更為直接，就是下海經商。走這條路的文人一般都有著殷實的家境，的確不是一般人可以效仿。如明朝的沈萬三，清朝的伍秉鑒，都是科舉無望之後選擇跟隨父輩經商，之後就成為了當時的商業巨子。
但以上的這些例子對於儋州本地的讀書人來說，想要實現都有一定的難度，主要原因還是因為儋州這地方的統治權已經不再屬於大明所致。整個海南島上的大明官員要嘛選擇了投靠海漢，要嘛就處於賦閑狀態，師爺這個職業根本就沒有市場需求，自然也無從談起就業機會。至於寫公文這種事，連衙門都停止運作了，又哪還有什麽公文要寫，近兩年所有上報的公文全部都是海漢那邊專門的部門代勞了，讓民間文人們連打零工的機會都沒有。
至於下海經商這條路，海漢倒是十分歡迎，這兩年裏也的確有一些家境富庶且心思靈活的讀書人抓住了商機，成為了與海漢合作的分銷代理商或是種植園農場主。但這個辦法也不是人人都能用，畢竟這個時代的大部分讀書人還是堅持認為商賈是屬於比較低賤的職業，不願意放下自己作為文人的尊嚴。而有這種打算的人，又未必有相應的能力和起步的本錢，可能連入行的門檻都跨不過去。
如果以上這幾條路都走不通或是不願去走，又不願意放下身段為海漢效力，那就隻能先待在這裏混混日子，反正靠著給書院做代課教師的收入，起碼一日三餐還是能混過去的。範長逸本來不太想安排寧崎參觀高級班，但後來還是改變了主意——要是海漢人在此期間看中了某人直接帶走，那對白鹿書院的名聲也大有好處。
這並非不可能發生的事，畢竟能夠在科舉中考取功名的讀書人，文化素質都不會太差，而且這裏每個人都是範長逸認可之後才能留在書院裏繼續研讀經史子集，本事也算是有一點。範長逸認為這些人雖然還是想考取大明的功名，但並不代表他們就對大明有多忠誠，否則怎會心甘情願地留在“敵占區”生活，早就應該遷離這裏了。更大的可能，還是這些人抱著待價而沽的心態，希望能夠憑借自己的秀才或舉人的身份，得到一個更好的報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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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於初級班和終極班的學員，書院對高級班這些已經有功名在身的讀書人其實已經沒多少可以傳授的學問了。讓這幫人寄身書院，一方麵是為了展現書院的教學成績，另一方麵有些教學工作也可以交給他們去做，以衝抵他們在書院的開銷。當然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這幫人自己所作出的選擇。
對於高級班的這些讀書人來說，放棄數年寒窗苦讀考出的功名，投靠海漢從頭再來，多少也是有些不劃算的感覺。畢竟他們的功名在海漢人眼中並不值錢，去了多半也得從最底層的書吏做起。但如果能在下一次的鄉試或者會試中考出好成績，那立馬就能山雞變鳳凰，可以選擇的出路也就多了，至少不會淪落到依靠街頭賣字作為營生手段的地步。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這兩句話一向被曆朝曆代的讀書人奉為金科玉律，但自唐代開科取士以來，也隻有考中“進士”之後才能有官可做。而進士的錄取率一向很低，天下讀書人隻有極少一部分能夠獲得這種殊榮，絕大部分人終其一生也沒法通過這條獨木橋混進體製內。
這種激烈的競爭當然是每個讀書人在選擇科舉這條道路的時候都必須麵對的殘酷現實，所以大部分讀書人除了考取進士做官這個終極目標之外，其實也還是有比較現實一點的打算，比如說考取到力所能及的功名之後，就轉行去從事別的職業。
比較體麵又有收入保障的職業，大概便是給在任官員當師爺了。科甲出身的官員學的是四書五經，隻會寫寫八股文，甚至有些靠著納銀捐官走上仕途的官員連八股文都寫不了，要這些菜鳥官員上任之後去辦理征糧收稅、審人辦案、迎來送往、上報擬稿、下發告示這些實際事務，多半都隻能抓瞎。所以就必須要找一些有文化又懂實務的助手，來協助他們處理政事。
如果僅僅隻是書蟲，沒有一定的社會經驗，那也很難會得到官員的青睞，畢竟師爺這個職位並不屬於衙門的正統編製，餉銀都是由雇主官員自己掏腰包而非公費開支，沒點真本事是肯定不行的。而科舉考試並沒有年齡方麵的限製，所以當了師爺之後仍然可以繼續參加科舉。可以一邊拿著優厚的待遇一邊進修等下次考試機會，這對於讀書人來說的確是一條極佳的出路。
當然了，如果本身有官方認可的功名，那做師爺的肯定會更高一些。州縣官員一般會聘請有實務經驗的秀才，而各省道台以上的官員聘請的師爺基本都是舉人，並且這些高級師爺手中也將或多或少地掌握一部分官府實權，其身份地位就絕非普通讀書人可比了。而且抓著從師爺身份躍升為一國重臣的例子，在曆史上也不是沒有出現過，比如晚清的左宗棠、李鴻章，都是師爺出身的肱骨大臣。
但話說回來，官員的數量也是有限的，所以師爺這碗飯也不是人人都能捧起來吃，這個行業裏也同樣存在著競爭，能被聘請為師爺的讀書人比例，其實比考中進士當官的也高不了多少。所以大多數人最終還得另謀其他出路。
比如文筆好的讀書人可以專業代筆寫公文，唐代詩人李邕一生中代寫公文八百餘篇，《新唐書》中記載“李邕代撰官折受籌銀巨萬，據此為豪富者。”類似這樣的公文高手，還有賀知章、宋之問、駱賓王等人，靠著這個特殊的本事，也能混個衣食無憂。
此外也有落榜文人遵循聖人的先例，自己開書院或者給權貴做家教，依靠教育產業發家致富。比如這白鹿書院的山長一職，曆來就必須要有舉人功名在身才可有資格接任。而這儋州大大小小兩位數的書院，其創始人幾乎全都是曆朝曆代的落榜文人。覺得經營書院麻煩想偷懶的，也大可找個有錢人家當家庭教師，隻需管理那麽幾個學生，同樣能混個豐衣足食。
當然還有一類人選擇的謀生方式更為直接，就是下海經商。走這條路的文人一般都有著殷實的家境，的確不是一般人可以效仿。如明朝的沈萬三，清朝的伍秉鑒，都是科舉無望之後選擇跟隨父輩經商，之後就成為了當時的商業巨子。
但以上的這些例子對於儋州本地的讀書人來說，想要實現都有一定的難度，主要原因還是因為儋州這地方的統治權已經不再屬於大明所致。整個海南島上的大明官員要嘛選擇了投靠海漢，要嘛就處於賦閑狀態，師爺這個職業根本就沒有市場需求，自然也無從談起就業機會。至於寫公文這種事，連衙門都停止運作了，又哪還有什麽公文要寫，近兩年所有上報的公文全部都是海漢那邊專門的部門代勞了，讓民間文人們連打零工的機會都沒有。
至於下海經商這條路，海漢倒是十分歡迎，這兩年裏也的確有一些家境富庶且心思靈活的讀書人抓住了商機，成為了與海漢合作的分銷代理商或是種植園農場主。但這個辦法也不是人人都能用，畢竟這個時代的大部分讀書人還是堅持認為商賈是屬於比較低賤的職業，不願意放下自己作為文人的尊嚴。而有這種打算的人，又未必有相應的能力和起步的本錢，可能連入行的門檻都跨不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