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8月，北到壽州，南至安慶，西抵大別山，東至滁州。在幾乎整個皖中地區，韋澤的部下都開始實施最後的行動。
沈心作為臨時工，在7月底就得到消息，8月與9月的工錢翻番，從四兩變成了八兩。然而興奮的感覺並沒有過去太久，如同山一樣的工作撲麵而至。
從南到北，各村的稅收都得派人下去。一來是擔心有地主們敢於反抗，有部隊下去可以立刻實施鎮壓。二來擔心不派人下去的話，地主們還會玩老花樣，把稅負轉嫁給佃農。在新投奔韋澤的部隊裏麵，出身貧困的農民占據了絕大部分，這麽一支窮人的隊伍，怎麽可能站到地主老財的立場上去。第三則是部隊希望這次稅收能夠作為一個標準。以後的稅收額度大概就是這麽一個水平。
沈心與隊伍到第一個村子的時候，卻見窮苦百姓遠遠的就迎接回來。作為懂文化的臨時工公務員，沈心負責張貼告示，並且向百姓宣讀內容。具體行政工作幹起來讓沈心極為不爽。這些內容一點沒變，還是不到一個月前就反複說過的。但是百姓們卻跟沒聽說過一樣。
“老爺！你們上次說的還算不算？”這算是比較好的百姓們的說法。
“老爺！我們家的XXX就是咱們部隊裏頭的啊！”拉關係的人從來不缺乏。
“老爺！我怎麽記得上次不是這麽說啊！”有些人就試圖胡攪蠻纏。
“你們唬誰呢？你們敢XXX麽？”還有些別有用心的家夥就開始挑撥。
“老爺！這裏頭XXX對你們說了瞎話，他還做了XXX的事情！”還有些人開始告密。
每天對百姓的工作結束之後，就是工作總結會議。各種反應都被匯總起來，而人心的險惡也在這些匯總與討論中被一一探討。
韋澤對部隊的行動的核心要點之一就是，“以我為主！”民眾的說法，看法，甚至是煽動，都與韋澤的命令不同。
“凡是紀律沒有要求的事情，我們都不能幹！”隊長畢慶山也煩得要命，他態度惡劣的對著與會的工作人員叫嚷起來。
“我們怎麽給他們說！我已經答應過一些事情了。”有工作組的人嚷道。
沈心臉上盡量想保持穩定，可心裏麵卻是十分不以為然的，上頭還沒發話，下麵的人就敢答應，這膽子未免太大了。
隊長畢慶山板著臉，“怎麽說，我給你們兩個說法。第一個就是說自己根本不知道一些規定，所以給老鄉們說了大話！要是覺得臉麵上掛不住，那就可以選第二個說法，就說你們很想給老鄉辦事，但是你們的隊長是個大壞蛋，他不答應！”
雖然畢慶山板著臉，看著一副讓人覺得挺害怕的模樣，但是這話讓沈心沒憋住笑出聲來。這畢慶山的心胸也未免太大，竟然能坦然的讓屬下往自己頭上潑髒水。
畢慶山瞪了沈心一眼，然後轉頭向其他隊員，“你們給我記清楚，我們現在已經有明確的規章製度，黑紙白字……，哦白紙黑字！你們要是不知道該說什麽，就好好的給我讀這些規定，這些政策！你們說過去的話，怎麽圓，怎麽推，我都不在乎。但是有一件事，凡是這政策上沒有的東西，你們誰敢答應了別人，你們就自己想辦法給我解決吧！”
因為作為臨時工，沈心還不算是核心成員。而這種心態也讓沈心抱著“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鍾”的心態來處理工作，在這種心態的保護下，沈心在完成工作的過程中倒是頗有些樂趣。那些曾經在鄉村
中頤指氣使的家夥們，現在被迫低下了頭。被迫按照畝數交糧的時候，他們一麵想賠笑，可因為肉痛，笑容與痛苦的表情融合在一起。當他們在核對的賬簿上簽字時，幾乎所有的地主士紳都放聲大哭。
這哭聲中有痛苦，有不舍，有委屈，還有種像是屈辱的感受。沈心私下覺得，這種屈辱大概是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向官府之外的人交過糧食，現在太平軍的政權，無疑沒有被地主士紳當成過官府。
征收糧食固然是主要工作，然而對內也不是沒有任何問題。沈心所在的部隊期間發生了兩次處理內部人員的事件。部隊裏頭有小頭目試圖給屬下額外的待遇，遭到了隊長拒絕之後，就自作聰明的進行了一定的小動作。結果被查了出來。
沈心即便是作為臨時工，也被勒令參加了審理。畢慶山盯著那兩個看著有些不服氣的小頭目，轉頭對參加審理的隊員們提了一個問題，“軍法可不可以違抗？”
“當然不能違抗！”隊員們都答道。沈心即便不敢回答，卻也知道正確答案。
隊長繼續問道：“那我有沒有傳達過總參謀部的命令，這次的完糧納稅，咱們行的是軍法。我有沒有讓大家都看過總參謀部的命令！”
“看過！”隊員們喊道。
“沒看過！”沈心心裏麵答道。他作為臨時工，是沒資格看這種東西的。而意識到這點之後，沈心忍不住生出些不高興來。
“既然都看過，那麽現在就有這麽兩個人，給我違抗起軍令來了！”畢慶山說完之後扭頭看向那兩個看著還很是有些不服氣的小頭目，“你們兩個肯定看過文件，那你們怎麽就敢違抗軍令！”
“隊長，那兩戶人家的確是有委屈！”即便到了這個程度，兩名小頭目也沒有服氣的意思。
不耐煩的揮揮手，畢慶山喝道：“我不講他們有什麽委屈，我講的是你們就敢違抗軍令！你們知道錯了麽？”
“我！我們不該違抗軍令，私自做主！”兩個小頭目看來是有些服軟了。
畢慶山到沒有如沈心所想的，占了理之後就喋喋不休的說話，更沒有羅織罪名的東拉西扯。畢慶山說道：“咱們不是在戰場上，所以違抗軍令的打十棍！下次若是還是這麽犯，那就隻能加倍了！”
打完了軍棍，隊長畢慶山對著下頭的人再次說道：“軍令不可違，這是規矩。誰私下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
然而這件事卻也沒有沈心想的那麽激烈，不到一天，沈心偶然見到畢慶山與挨打的兩個小頭目有說有笑的一起走過，看來鬧到要打軍棍的事情，竟然就這麽揭過去了。
糧食開始從各個村裏運出來，如同涓滴細流逐漸匯集，變成越來越多的東西。太平軍已經籌備好了自己的準備，有些走陸路運輸，更多的是靠船運。而且糧食運送方向更是四麵八方。
到了九月，加倍的八兩銀子薪水，以及二兩的獎金，合擊十兩銀子交到沈心手中的時候，沈心不僅沒覺得這錢有多少，反倒覺得自己的收獲與勞動一比，有虧大的感覺。
1853年9月5日，壽州。
“鳳陽出了個朱元璋，十年倒有九年荒……”鳳陽花鼓的班子正在演唱。
帶部隊通過六安的韋澤與騎兵部隊率先抵達壽州，還得一兩天才能趕到壽州的大隊押運著大量糧食物資。韋澤經過城外矮小簡陋的居住區時，聽到這段鳳陽花鼓中最常唱的一段花鼓詞。
微微哼了一聲，韋
澤卻沒有進行任何評論。這花鼓詞的意思並非字麵意義。在韋澤看到的有關的曆史評述中，鳳陽的自然環境遠沒有那麽糟糕。隻是當年鳳陽地方上的官僚們玩弄官場上的常見手段，為了向皇帝報功，於是鳳陽年年都是風調雨順。既然是風調雨順，自然不存在收不上來糧食的問題。於是，鳳陽人民的生活就猶如《捕蛇者說》裏麵的那樣，苛政猛於虎也！
人禍的慘烈往往勝過天災，在鳳陽人民的花鼓戲中，那就成了十年倒有九年災。
對於1853年的淮河，韋澤倒真的沒有這種感覺。與新中國的淮河一比，現在的淮河已經能稱為天河了。蔣光頭令人炸開花園口大堤，滾滾黃河南下，讓黃淮之間的生態遭到了近乎毀滅性的打擊。沼澤，鹽堿地，地上懸河，這種種水災後遺症讓新中國背上了沉重的負擔。直到韋澤穿越前，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淮河都沒有能夠完全治理完畢。
而回到了這清代，現在的淮海雖然沒有太好，卻也遠比新中國接手的淮河好上無數倍。然而韋澤命人翻譯了不少水利資料。他又看到了另外一件奇葩事。北宋年間，金兵南下。杜衝挖開黃河大壩，試圖以洪水阻擋金軍。結果可想而知，對抗金沒起到一毛錢作用，反淹死了20萬百姓，整個黃河下遊變成災區，之後數百年水患不斷。杜衝以一人之力改變了黃河的流向和中下遊地理狀況！！他不是一個人在戰鬥！！
這位堪比光頭的杜衝個性與光頭也是極為相似，都是性情極為殘暴。杜衝作為宗澤的接班人，宗澤在任時多少賊寇被變成義軍，杜充接任後多少義軍都變為賊寇。宗澤招撫來的民間抗金隊伍全被他逼反了。
北宋都城東京開封形勢危急，作為東京留守的杜充帶著軍隊溜掉，美其名曰南下“勤王”，把京城防務拋給下級。結果下級也依樣畫葫蘆，拋給下下級。下下級也有樣學樣，拋給下下下級……
逃到南方之後，杜衝繼續被委以重任。因為嫌棄同知樞密院事官太小，裝病號稱自己中風。直到被委任為右相，立刻精神百輩地跳出來就職。
享受著宋朝給與的無比恩典，杜衝得知金兵渡長江後，立刻以宰相之身降敵，成為公開叛國的人中級別最高的一位。
韋澤一直認為，若不是光頭背後有他美國幹爹在的話，光頭肯定也會投降日本人。看了杜衝的資料之後，韋澤忍不住想要相信，有些人骨子裏頭就是叛徒，可以稱為天生的賊胚！
但是韋澤並沒有長時間沉浸在曆史帶來的憤怒情緒中，他還對更多現實的人有義務，所以深呼吸一次，舒緩一下情緒，韋澤帶兵進了壽州。
壽州已經是韋澤與清軍對抗第一線上的重要支點。從六安到壽州有水路，卡住壽州就等於是確保了水路暢通，還能把戰線頂到淮河。清軍在安徽的兵力空虛，以及行動力遲緩，給了韋澤極大的行動空間。
整個8月，韋澤的部隊幾乎放棄了戰爭準備，全力在控製區落實“完糧納稅”。這次行動無疑獲得了成功，在皖中地區，韋澤征集到將近六億斤糧食，如果按照一年一個雇員四百斤口糧的標準，韋澤理論上可以養活十五萬軍隊。
但這明顯是不現實的，韋澤首先就要運送大量糧食到天京城去。在天京大概有十萬人馬需要吃飯，即便是上遊能夠提供一定的糧食，韋澤也沒有打算逃避自己的工作。如果西征的部隊能夠把更多心思放到打仗而不是征糧上，韋澤相信他們應該比曆史上幹的更好。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