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前文所述的指標構造方法，采用我國31個省（區、市）統計年鑒中的數據，將各省（區、市）2002年各指數與2010年[1]相比較，對比8年來發生的變化。因各省（區、市）統計年鑒統計口徑不一，且有些年份數據缺失，對數據處理做如下說明：
①三級指標中的世界市場份額全部改成中國市場份額。如指標“出口的世界市場份額”，這裏改成“出口的中國市場份額”，並由各省（區、市）出口總額除以中國出口總額計算得到。
②三級指標中的出口商品集中度采用各省（區、市）出口前7位的商品計算得到，同理出口市場分布度采用出口額排名前7位的國家。因部分省（區、市）統計年鑒給出的是主要商品出口數量而非金額，故部分省（區、市）出口商品集中度指標缺失。
③因各省（區、市）統計口徑不一致，故三級指標中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采用機電產品的出口數據，出口商品競爭力指數采用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的總出口數據來進行比較。因為機電產品占我國出口比重較大，高新技術產品在調整我國出口結構方麵起重要作用，故較具有代表性。
④因部分三級指標缺失，故在計算二級指標（貿易結構指數和貿易競爭指數）時，隻將可獲得的三級指標進行加總平均。此舉是為了盡可能地保留更多的省（區、市）以進行比較。同理，在計算經濟效益總指標時，部分省（區、市）貿易競爭指數指標缺失，將其權重40%平均分給其他2個二級指標（即貿易規模指數和貿易結構指數各占50%權重）。
3.3.1 2002年中國各省（區、市）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經濟效益指標概況
依上文方法處理數據後，得到2002年各省（區、市）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經濟效益指標如圖3-13和表3-2所示。
圖3-13 2002年中國各省（區、市）對外貿易經濟效益指標
表3-2 2002年中國各省（區、市）對外貿易經濟效益指標及其二級指標值
續表
通過圖3-13，可看到經濟效益指標大於0.3的省（區、市）有廣東、上海、江蘇、安徽、天津、重慶、四川、北京、浙江、遼寧和山東，這些多為沿海的重要港口、對外貿易額較大的地區。而內陸地區如陝西、廣西、甘肅、西藏等排名較靠後。
圖3-14至圖3-16分別顯示了2002年各省（區、市）的貿易規模指數、貿易結構指數和貿易競爭指數，數據缺失的地區未在圖中列出。
圖3-14 2002年中國各省（區、市）貿易規模指數
從圖3-14我們看到，廣東的貿易規模指數遠遠領先於其他地區，而貿易結構指數和貿易競爭指數處於中上水平，可見廣東的經濟效益指標排名第一，多由貿易規模指數所拉動。貿易規模指數排名前10的省（區、市）也與經濟效益指標前10的省（區、市）相差無幾，僅安徽、重慶、四川的貿易規模指數排名並不靠前。但由圖3-15、圖3-16可知，安徽的貿易結構指數排名第一，重慶、四川的貿易競爭指數也居前列。從三級指標的數據上來看，安徽的工業製成品出口比重和初級產品的進口比重遠高於其他地區，且出口市場分布度指數也極高，因此帶動了安徽的經濟效益指標排名。重慶和四川由於地域上相近，出口結構及各三級指標也較為接近，機電產品出口比較優勢較大，因此通過貿易競爭指數的較大權重，拉動了其總體經濟效益指標。
圖3-15 2002年中國各省（區、市）貿易結構指數
圖3-16 2002年中國各省（區、市）貿易競爭指數
另外，在統計三級指標數據時發現，各省（區、市）的出口結構和出口市場分布差別很大。例如，東部沿海地區和多數內陸地區，以對美國、中國香港、日本、韓國的出口居多，然而西部的新疆，多對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中亞國家出口，廣西、雲南等西南地區，多對越南、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出口，且初級產品出口比重較大。圖3-17展示了2002年中國各省（區、市）經過標準化後的外貿依存度指數。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出口依存度和進口依存度最高的地區分別是廣東和北京。大多數省份，尤其是浙江、福建和江蘇這些加工貿易十分發達的省份，由於存在較大的貿易逆差，出口依存度顯著高於進口依存度。而吉林、黑龍江由於地處內陸，加工貿易並不占優勢，因此進口依存度高於出口依存度。海南由於製造業尚不發達，進口依存度也高於出口依存度。
圖3-17 2002年中國各省（區、市）外貿依存度指數
圖3-18 2002年中國各省（區、市）工業製成品出口比重指數
圖3-18為2002年中國各省（區、市）工業製成品出口比重指數分布圖。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數據齊全的18個省（區、市）中，上海、江蘇、浙江、廣東這幾個東部、南部沿海省市有較高的工業製成品出口比重。這些都是當時加工貿易較發達的省市。而吉林、黑龍江雖然為東北老工業基地，但工業製成品多用於內銷，出口較少。圖中還顯示出，重慶和四川也有較高的工業製成品出口比重，主要原因是憑借國家西部大開發的契機，重慶、四川積極實施了擴大內需和對外開放並重的經濟政策。尤其是重慶，作為中西部唯一直轄市，擁有長江黃金水道和三峽庫區開發建設、承東啟西的區位等獨特優勢，相繼出台了一係列鼓勵產品出口和支持對外貿易企業發展的政策，促進了工業製成品出口比例的大幅度上升。
圖3-19為2002年中國各省（區、市）經過標準化處理的機電產品顯性比較優勢指數。同圖3-18類似，上海、江蘇和廣東有較高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尤其是廣東，這說明此時廣東的加工貿易已經以機電產品為主，出口逐漸從勞動密集型產品轉變為資本、技術密集型的產品。而其他少數省份仍停留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占優勢的階段。例如，山西的出口多以初級產品和半成品為主，機電產品出口相對較少，故有較低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
圖3-19 2002年中國各省（區、市）機電產品顯性比較優勢指數
3.3.2 2010年中國各省（區、市）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經濟效益指標概況
圖3-20 2010年中國各省（區、市）對外貿易經濟效益指標
如圖3-20和表3-3所示，同2002年相比，2010年中國各省（區、市）對外貿易經濟效益指標的排名有相同之處，但也有略微變化。廣東依然位居經濟效益指標榜首，江蘇和上海仍在前3位之列，分別為第2位、第3位；且前10位同樣以東南沿海省（區、市）為主。然而，2010年的排名也有不同之處。首先，最明顯的改變是北京的經濟效益指標由2002年的第9位上升到2010年的第5位，這充分體現了北京既是我國首都也作為經濟中心城市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在2002年我國加入WTO之後；而安徽的排名從第4位變為中等的第13位，這與安徽的出口市場集中度有很大關係。2002年時安徽的出口市場集中度極高，而且主要出口國家和進口國家存在錯位現象。而加入WTO之後，我國與美國和歐盟產生了較多的貿易摩擦，經常受到這兩個國家（地區）反傾銷措施的製約，這對出口市場過於集中的安徽來說有很大影響，因此為了改善狀況，2010年安徽開拓了多元市場，加大了對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出口。其次，在指標大於0.3的地區中多了陝西、福建、新疆、貴州和山西5個地區；而遼寧的經濟效益指標由2002年的0.328下降到2010年的0.139。經濟效益指標大於0.3的省（區、市）越來越多，一方麵得益於我國對外貿易總體水平的提高，同時也與各地區自身貿易、經濟發展目標及其他因素有關。例如，作為經濟欠發達地區，陝西在“十一五”時期取得了顯著成果。在2008年金融危機的衝擊下，陝西成為我國4個實現外貿正增長的省（區、市）之一，並且進出口貿易進一步優化。“十五”時期，一般貿易是陝西進出口的主要方式，而“十一五”時期，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一並成為陝西進出口的主要方式，機電產品出口所占比重也不斷提高。而福建作為東南沿海省份之一，實現外貿的快速增長也是情理之中。
表3-3 2010年中國各省（區、市）對外貿易經濟效益指標及其二級指標值
續表
圖3-21呈現了2010年中國各省（區、市）的貿易規模指數。同2002年一樣，貿易規模指數的排名同經濟效益總指標的排名十分類似，廣東、上海和江蘇仍舊占據排名的前三甲。青海、貴州等欠發達地區貿易規模較小。而天津由於擁有重要港口，貿易規模遠大於其他內陸省份。廣西的貿易規模指數同2002年相比有較大的提升，這要歸功於廣西的出口市場分布。與其他地區不同，廣西的主要出口市場為東盟國家，尤其是越南，越南已經連續十年保持廣西第一大貿易夥伴國，相比美國和歐盟等國家（地區）受到金融危機的衝擊較小，因此並未影響到廣西的出口。然而廣西的出口結構中仍以一般貿易為主，並保持了高速增長，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所占比例有所下滑。這幾點可在圖3-22和圖3-23中看出。此外，江西的貿易規模指數明顯提高，排名由2002年的倒數第5位上升到第15位；而內蒙古的貿易規模指數由第16位下降到第29位。
圖3-21 2010年中國各省（區、市）貿易規模指數
圖3-22呈現了2010年中國各省（區、市）貿易結構指數（僅包括數據完整的地區）。新疆的貿易結構指數高居首位，是一個較為意外的結果。因為數據缺失，所以無法將其同2002年相比較，但由三級指標的情況可以看出，新疆的出口市場分布度指數較高，多集中在東亞地區，而這些國家受金融危機影響較小，所以2008年的金融危機並未給新疆的出口帶來過大影響。位居第2位的是廣東，與2002年相比有明顯的提升，這從側麵反映了我國8年來在貿易結構轉變方麵的成果。四川排名靠前應歸因於較高的工業製成品出口份額，正如前文所說，四川加大對貿易的投入，機電產品占出口比例創新高，拉動了四川的貿易結構指數。此外，從圖3-22還可以看出，貿易結構指數排名前列的省（區、市），幾乎都為內陸地區，由以上分析得知，這些內陸地區有些有較高的出口市場分布度指數，有些出口商品集中度較高，有些工業製成品比重較高，這些都拉高了它們的貿易結構指數排名。
圖3-22 2010年中國各省（區、市）貿易結構指數
圖3-23為2010年中國各省（區、市）貿易競爭指數（僅包括數據完整的地區）。從圖中可以看出，和2002年一樣，上海、江蘇和廣東擁有較高的出口競爭力，出口商品中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所占比例較高。而甘肅、吉林和青海，由於地處內陸，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占比較低，故有較低的貿易競爭指數。福建的貿易競爭指數同2002年相比發生了很大變化，上升幅度很大，這與福建在外貿方麵采取的一係列措施是分不開的。為了調整優化出口商品結構，福建加大了從政策上引導扶持計算機及其外部設備、飛機配件、通信、視聽、藥品等高新技術產品，特別是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的力度，使得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出口占比大幅增加，拉動了福建的貿易競爭指數。同時，福建改變了長期以來在對外貿易發展中“重出口、輕進口”的觀念，為實現對外貿易的平衡發展，積極采取相關措施鼓勵擴大進口，尤其是鼓勵企業引進國外先進設備和關鍵技術，擴大資源性商品進口，以提升福建企業生產技術水平和創新能力，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總體來說，2010年各省（區、市）的貿易競爭力均有所提高，但貿易競爭指數排名與2002年相比變化不是很大。
圖3-23 2010年中國各省（區、市）貿易競爭指數
圖3-24為2010年中國各省（區、市）外貿依存度指數。同2002年相比稍有不同，進口依存度最高的地區仍為北京，但出口依存度最高的地區由2002年的廣東變為2010年的上海。主要原因還是在於2008年的金融危機對傳統貿易大省廣東產生了顯著影響，尤其是廣東多以加工貿易為主，出口市場也集中於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地區），因而出口貿易額大幅下降。江蘇、浙江和福建等省份，出口依存度與進口依存度之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除了少數地區如北京、甘肅、海南等，其他省（區、市）出口依存度指數均大於進口依存度指數（但並不意味著出口大於進口，因為指數經過標準化調整），且部分省（區、市）的進、出口依存度指數之間的差距也越來越明顯。例如，海南不僅進口依存度指數仍大於出口依存度指數，二者之間的差距也在擴大，進口增速十分明顯；而福建的出口依存度指數仍大於進口依存度指數，二者間的差距也越來越大。此外，西藏、雲南的出口依存度指數也比2002年時增加了很多。
圖3-25呈現了2010年中國各省（區、市）的工業製成品出口比重指數。同2002年相比，江蘇、浙江依然有最高的工業製成品出口比重，重慶和四川的工業製成品出口也居高位；廣東的工業製成品出口比重也較高，但與2002年相比略有下降。廣東的貿易結構主要是受到了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主要出口市場內需下降，失業率不斷攀升，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給有著“加工貿易基地”稱號的廣東帶來了巨大衝擊。並且廣東省政府為改善對外貿易依存度過高的情況，大力著手發展服務貿易以及加快廣東對外貿易產業結構的高端轉移，實行市場多元化戰略，也對廣東的工業製成品出口比重帶來了影響。
圖3-24 2010年中國各省（區、市）外貿依存度指數
圖3-25 2010年中國各省（區、市）工業製成品出口比重指數
圖3-26為2010年中國各省（區、市）機電產品顯性比較優勢指數（經過標準化處理）。同2002年相比，上海和江蘇仍然有最高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北京的顯性比較優勢指數比2002年有很大幅度上升，機電產品的出口比重增加了很多。為貫徹“十五”期間促進機電產品出口的精神，北京推出了一係列政策性文件，以促進北京的機電產品出口，如《北京市支持出口機電產品研究開發和技術更新改造項目資金管理辦法》等，對北京出口機電產品企業從研究開發、技術更新改造以及在京設立研發中心三個方麵予以資金支持，收效顯著。
圖3-26 2010年中國各省（區、市）機電產品顯性比較優勢指數
3.3.3 2002年與2010年中國各省（區、市）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經濟效益指標的比較
上文對2002年和2010年中國各省（區、市）的經濟效益指標以及各二級指標作了綜述，圖3-27匯總了各省（區、市）這兩年的經濟效益指標對比情況。因三級指標經過標準化處理，所以兩年的指標並不能單純地定量比較，要更多地從排名方麵來對比。
廣東、上海、江蘇和浙江四個對外貿易大省（市）兩年的指標排名變化幅度很小，一直居於領先地位。這裏我們發現，雖然浙江和江蘇在地理位置上極為接近，同樣是指標居前，但相比之下還有一定差距，其原因可歸結為三個方麵：第一，從出口商品結構上看，浙江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比較低（2010年分別為43.84%和8.16%），而紡織品等輕工業產品所占比重較高；江蘇的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占比較大（2010年分別為69.61%和46.61%）。第二，從貿易方式上看，浙江的對外貿易方式以一般貿易為主，加工貿易所占比重小於一般貿易，且出口從初級產品和資源性產品起步，逐步轉向以勞動密集型和資本、技術密集型製成品為主；江蘇的貿易方式主要以加工貿易為主，具有“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特點，建立在相對低廉的勞動力成本上，增值率有限。第三，從外貿主體上來看，浙江民營企業較為發達，因此一般貿易居多；江蘇外資企業發達，導致加工貿易占主導地位。
圖3-27 2002年與2010年中國各省（區、市）經濟效益指標對比
雖然從圖3-27中看，東北三省2010年的經濟效益指標較2002年相比均有所下降，但由於指標經過標準化處理，因此隻能說東北三省的指標增速要略緩於其他省（區、市）。國家出台實施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政策以來，東北地區對外開放程度不斷擴大，對外貿易在地區經濟發展中的地位穩步上升。然而各省的貿易方式卻不盡相同。遼寧擁有優越的臨海地理位置，加工貿易占主要地位；吉林以一般貿易占絕對地位；而黑龍江因為與俄羅斯接壤，除一般貿易外邊境小額貿易也很發達。由於地理位置上的優越性，日本、俄羅斯和韓國是東北三省最主要的貿易夥伴。在出口結構中，遼寧機電產品出口占比較大，而吉林出口低附加值的產品以及農產品和鋼材較多，黑龍江出口則以機電產品和紡織品為主。國家的振興東北工業政策加速了東北三省第二產業尤其是重工業的發展，但第三產業比例仍然較低，這種產業結構不利於出口結構的優化。因此，在其他省份大力發展加工貿易、出口增速勢頭猛烈的對比下，東北三省的進出口增仍速較為平緩。
新疆、甘肅、陝西和廣西這四個地區的2010年經濟效益指標都比2002年有顯著提高，可見這四個地區8年間對外貿易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果。新疆的外貿進出口總額每年都增長50%～80%，就連2008年多數省（區、市）麵臨金融危機衝擊、進出口出現負增長的時候，新疆的外貿增長率仍保持在50%左右，這顯示出新疆外貿發展的巨大潛力。由於新疆獨特的地緣優勢，因此它成為聯結我國與中亞各國的橋梁和窗口，哈薩克斯坦為新疆第一大貿易夥伴國，邊境貿易在新疆的貿易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出口商品結構方麵，新疆初級產品有逐漸向製成品發展的趨勢，但出口的初級產品比重依然高於全國平均水平，服裝、鞋類、紡織品以及番茄醬等成為新疆出口過億美元的商品。新疆進口的商品中，主要以原油、鋼材以及機電產品為主。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和礦產資源，新疆在礦產和農產品方麵有著得天獨厚的比較優勢，這也為新疆大力發展外貿打下了良好的基礎。然而，過高的出口商品集中度和出口市場分布度也會給新疆帶來一定的風險。如第二大貿易夥伴吉爾吉斯斯坦政局動**多變，會影響新疆對吉貿易以及通過吉轉口中亞其他國家的貿易。
加入WTO後甘肅的外貿發展增速明顯，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給甘肅對外貿易帶來了一定衝擊。甘肅是一個貿易逆差較大的省份，美國為甘肅第一大出口國，澳大利亞是甘肅第一大貿易夥伴和第一大進口國。從進出口商品結構來看，甘肅主要進口礦產品、金屬原材料以及機電產品，而主要出口蘋果汁、鮮蘋果和葵花籽等初級農產品。可見甘肅進出口商品結構單一，資源類產品占主導地位，產品多為原材料和農產品等初級產品，商品附加值小，加工程度淺。貿易方式上，甘肅基本以一般貿易為主，加工貿易所占比重小，而且一般貿易所占比重還在增長，對外貿易結構存在一定的不合理性。
陝西2010年的進出口總值為120.8283億美元，幾乎是2002年的5倍。其中進口58.75億美元，出口62.07億美元。8年來陝西的進出口市場擴展到180多個國家（地區），主要出口市場是歐盟和美國，因此2008年金融危機時受到了一定影響。從貿易方式上來看，仍以一般貿易為主，加工貿易占比較低。值得注意的是，對外承包工程在陝西對外貿易方式中的比例正快速增長，從出口商品結構來看，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的出口一直保持較快速度增長，而礦產品和農產品的出口因市場需求減少和產品價格下降而受到嚴峻考驗。總的來看，陝西還存在外貿依存度較低、經濟增長多依賴於投資拉動和進出口企業規模小不穩定等問題。
如前文所述，廣西的主要貿易夥伴為東盟國家，尤其是越南，且以一般貿易為主。因此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廣西受到的影響較小。2005年以後，由於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全麵減稅政策，大大促進了廣西的進出口貿易，同時隨著廣西經濟的發展，進出口商品結構不斷優化，工業製成品占比得到大幅度提高。2010年1月1日，中國—東盟自貿區正式成立後，中國與東盟10個國家的60多種商品實現了零關稅，廣西的進出口貿易實現巨大突破。
天津和湖南這兩個省市2010年的經濟效益指數排名與2002年相比有較大幅度的下降。天津作為重要港口，一直以來外貿都保持迅猛發展的勢頭，然而2008年之後的進出口增速明顯下降。究其原因，這是受到2005年以後人民幣升值、企業生產成本提高特別是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的衝擊等因素的影響。而這些進出口的減少主要來自天津的外商投資企業，內資企業在天津的發展穩定而迅速。這段時期天津對外貿易的另一個特點是，加工貿易增長回落，一般貿易發展迅速。在天津的出口產品中，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占比較大，此類商品在外商投資企業和加工貿易中又占據主要位置。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的收入彈性相對較大，在全球經濟不振和需求萎縮的情況下，消費者對其的需求會有較大幅度的下降，由此加工貿易發展呈回落態勢。天津的出口市場主要是歐盟、美國和日本，因此受到的衝擊更為明顯。
湖南近年來外貿規模不斷擴大，出口質量不斷提升，培育了機電產品、鋼材、有色金屬、紡織服裝、農產品、陶瓷和煙花鞭炮等一批支柱型出口產品。出口市場也不斷擴大，增加到180多個國家和地區，新興市場貿易額占比也不斷增加。然而湖南仍存在一些問題：一是外貿總量比較小；二是外貿結構仍需優化。湖南的進口在外貿中所占比重過小，機電產品進出口的比重也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外商投資企業對全省進出口的貢獻較低，出口商品以傳統資源性產品為主，附加值不高，出口品牌建設還比較落後。
3.3.4 中國東西中部地區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經濟效益指標的比較
圖3-28至圖3-30分別為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2002年與2010年貿易規模指數對比圖。這裏對東部、中部和西部的劃分參照我國1986年全國人大六屆四次會議和1997年全國人大八屆五次會議，以及2000年製定“西部大開發”政策時所采取的標準。[2]
圖3-28 2002年與2010年中國東部地區貿易規模指數
圖3-29 2002年與2010年中國中部地區貿易規模指數
圖3-30 2002年與2010年中國西部地區貿易規模指數
對比圖3-28至圖3-30我們可以看出，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的貿易規模指數存在一定的差距。中部地區貿易規模指數均在0.05以下，西部地區貿易規模指數均在0.06以下，大大低於東部地區。但是中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增長速度還是比較快的，尤其是江西、四川和新疆。
東部地區雖然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受到巨大影響，但在經濟回暖的過程中，第三產業異軍突起，成為“保增長”的主力軍，增幅大大快於第二產業。擁有優越的地理區位優勢和國家政策的大力扶持，東部地區成為帶領全國經濟增長的領頭羊。東部地區作為加工貿易的重要地區，其製成品出口占總出口比重較大。然而過度集中的商品出口不利於產業結構的優化，因此東部地區在逐漸向內陸省份轉移優勢產業。北京、上海等地都在大力發展服務貿易，優化出口結構，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績。
中部地區各省份之間無論從地理位置還是比較優勢方麵，差距都比較大。河南作為中國“中部崛起”政策的重要省份，可以較好地作為中部地區的代表。2008年金融危機對中部地區的衝擊也比較大。受國際市場需求減弱、競爭更加激烈以及大宗商品價格持續大幅下降等因素的影響，進出口價格同比持續下降，主要資源性產品進口價格降幅均超過兩位數，因此在實際進口量上升時，進口金額卻是在下降的。由於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品需求彈性較小，加上提高出口退稅率等政策措施帶動，受金融危機的衝擊相對較輕，但機電產品出口受到的影響較為明顯。中部地區的貿易方式中，一般貿易比加工貿易要略占優勢。由於加工貿易產業鏈相對較短，在危機爆發初期受衝擊較大。不過值得欣慰的是，隨著“走出去”戰略的深入實施，中部地區企業“走出去”步伐明顯加快，一批優勢企業紛紛走出國門，在全球範圍內積極開展對外投資、工程承包和勞務合作，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能力不斷增強，在發展當地經濟和就業的同時也帶動了當地產品出口，逐漸成為帶動產品出口的重要渠道。但是作為內陸省份，中部地區的外向度較低，出口額占全國比例很低。而且出口結構中，以資源性大宗商品居多，高新技術產品占比不高。雖然中部地區在地理區位上並不占優勢，但這引發了更多中部地區企業對外投資的意向。尤其是一些國家和地區在金融危機後吸收外資政策相對寬鬆，為刺激經濟大量投資基礎設施，這些都為企業“走出去”提供了良好機遇。並且麵臨東部地區的產業轉移，中部地區的要素、成本、區位優勢不斷上升，擴大開放和承接產業轉移的有利條件增多。
西部地區雖然對外貿易增速加快，但與東部地區相比差距仍在擴大。造成西部地區對外貿易落後的原因主要有經濟、政策與客觀等方麵因素。經濟因素包括經濟水平、產業結構等；政策因素主要指宏觀政策影響；客觀因素包括技術、信息、交通基礎設施、地理位置和環境等。這些因素交織在一起，共同影響和製約著西部地區對外貿易的發展。
第一，西部地區沒有東部沿海城市那種河道密布、麵臨大海所帶來的發達且成本低廉的水上運輸之便利，取而代之的是沙漠戈壁、高原山地、地形崎嶇和交通不便，這就造成西部地區運輸方式多以陸上運輸為主，導致對外貿易的運輸成本較高。
第二，西部地區尚處於工業化初級階段，發展水平與全國水平相比具有較大差距，而且工業的整體化發展水平還比較薄弱，主要依靠少數大企業集團快速增長帶動。由於西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落後，經濟增長速度緩慢，經濟增長對對外貿易推動力較弱，從而導致對外貿易發展滯後。
第三，國家節能減排的剛性約束政策對西部“兩高一資”的經濟發展模式影響很大，加上政府對東、西部實施了不同的發展戰略，這樣便使東部地區處於一種相對優勢的地位。西部地區不但沒有享受到很多進出口政策的優惠，而且長期以來作為東部地區資源的提供地，在國家價格計劃管理負麵影響下，造成“低價輸出和高價輸入”的雙重利潤的流失，導致西部地區日益落後，與東部地區的經濟和對外貿易的差距不斷加大。
第四，由於經濟的落後，西部地區在高新技術投入方麵較少，使得生產技術落後，產品技術含量低，也阻礙了進出口貿易的發展。
圖3-31 2002年與2010年中國東部地區貿易結構指數
圖3-32 2002年與2010年中國中部地區貿易結構指數
圖3-33 2002年與2010年中國西部地區貿易結構指數
圖3-31至圖3-33分別為我國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2002年與2010年貿易結構指數對比圖，其中隻列出了2002年和2010兩年數據均可獲得的部分省（區、市）。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出，東部地區的貿易結構指數仍然高於中部和西部地區，但差距明顯小於貿易結構指數的差距。並且我們發現，除個別省（區、市）外，多數地區2010年的貿易結構指數比2002年有所下降。東部地區下降尤其明顯。究其原因，從構成貿易結構指數的三級指標來看，出口商品集中度的下降和出口市場分布度的下降是主要原因。隨著貿易結構的逐年優化，出口市場越來越多，新興市場份額加大，這對我國的外貿來說是一個比較可觀的前景。
圖3-34 2002年與2010年中國各省（區、市）貿易競爭指數
圖3-34呈現了中國2002年與2010年各省（區、市）的貿易競爭指數對比，東部地區排在左側，中部地區排在中間，西部地區排在右側。這裏我們可以發現一個事實，東部和中部地區2010年的貿易競爭指數普遍高於2002年的貿易競爭指數，而西部地區2010年的貿易競爭指數均低於2002年。當然，經過標準化的指數不能說明西部地區貿易競爭力在下降，但可以肯定的是，西部地區貿易競爭力的提升速度遠低於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從構成貿易競爭指數的三級指標也容易看出，東部地區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出口增長非常快，國家采取了一係列措施來鼓勵高新技術產品的進出口，並在發達城市設立了眾多研發中心，這些都促使東部地區的貿易競爭力提升快於西部地區。
然而，東部地區的外貿發展也存在著問題。東部地區過高的外貿依存度和過於集中的出口市場將會成為製約外貿進一步發展的因素，尤其當一些國家搞貿易保護主義時，會對國際貿易產生不利影響。許多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已經開始尋求通過綠色、技術、標準壁壘等非關稅措施來保護本國產業。對此，外貿企業應加強對貿易夥伴非關稅壁壘及貿易摩擦的關注，並學會在WTO的框架下通過WTO相關協議及條款來保護自己的利益。同時，政府外貿部門應給予相應的支持，如為企業提供谘詢服務等，以此提高外貿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和抗風險能力，防止其他國家轉嫁經濟危機。
除此之外，對於那些以加工貿易為主的地區，也應開始考慮延伸加工貿易產業鏈。當前，加工貿易處於增長的低潮時期，這正是對加工貿易升級思考和實踐的絕佳時機。鼓勵和支持向研發、營銷服務等上遊產業鏈延伸以及發展生產性服務業具有積極意義。加大研發力度，促進企業從OEM向ODM和OBM轉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形成自主知識產權，可以提高企業的利潤率和話語權。同時，可以培養出一批高素質的研發人員，他們帶來的產品附加值要遠遠大於勞動密集型環節的從業者。但同時要注意加工貿易升級的速度和節奏，要整合好現有資源，在沒有具備人才、資本等生產要素聚集的情況下，應以穩定目前加工貿易企業發展為主，擺脫對傳統加工貿易的路徑依賴，不能操之過急。
東部地區還應開拓新的出口市場，多元化的市場結構有利於分散企業的經營風險和促進對外貿易的良性發展。因此，繼續加大拓展其他海外市場的力度，對提升對其他外貿出口市場的占有率具有積極的意義。
對於西部地區，國家應該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如對優勢產品在出口配額和出口信用保險等方麵給予支持；建設加工貿易口岸，開放城市間出入境口岸，以吸引、集中國內外資源；建立自由貿易區，引導外貿企業發展，開拓出口市場，同時應加大技術方麵的投入，以打破科技水平落後這一製約西部地區對外貿易發展的瓶頸；調整產業布局，促進外貿結構升級，獲得對外貿易的規模經濟效益，在退稅上予以適當的優惠，創造有利於外貿發展的寬鬆環境。
發展滯後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製約了西部地區對外貿易的發展，所以加快基礎設施建設，也是發展西部地區對外貿易的必要措施。同時還應改善物流環境，解決製約西部地區外貿發展的物流瓶頸問題。如製定扶持西部地區外貿企業物流運輸的補貼政策，積極促進各省國際貨運航線的開通等。
與此同時，提高西部地區出口產品附加值，轉變增長方式也刻不容緩。西部地區進出口貿易方式以一般貿易為主，加工貿易占比較小，這種貿易方式不利於經濟的長遠發展，因此應大力支持加工貿易的發展，提高加工貿易企業的競爭力和發展層次，縮短加工貿易階段發展時期，通過加工貿易引進發展經濟所需的資本、技術，引導外商投資流向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產業部門，通過技術擴散和滲透效應，逐步實現這些產業的本土化，為高層次的一般貿易積累力量。各省內部還需加快產業結構調整，積極做好承接產業轉移的促進工作，在產業轉移承接中搶占先機。
在開拓進出口市場方麵，要加大對一些新興市場的開拓力度。在繼續鞏固歐盟、北美、東盟等傳統市場的同時，鼓勵企業積極參與新興國家和國際組織舉辦的各類展覽會、洽談會和推介會，開拓新興市場，重點開拓非洲、拉美、中亞、西亞和東歐市場。
總體而言，不管是從中國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總體經濟效益指標還是從具體的貿易規模、貿易結構和貿易競爭指數來看，中國的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優勢和經濟效益在逐年提高和增強。與此同時，在未來的可持續發展過程中，不管是國內經濟還是對外貿易，都要全麵均衡，不僅要重視貿易規模的發展，更要關注貿易結構和貿易競爭力的優化和提高，使中國在保持貿易大國優勢的同時優化和改善貿易結構、提高貿易競爭力，從而促使中國國內經濟發展模式調整和轉變、產業結構升級和完善，並最終過渡到貿易強國，這才是中國對外貿易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
[1] 由於2011年各省（區、市）統計年鑒不全，大部分數據無法獲得，因而選取2010年作為對比年份。
[2] 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天津、河北、遼寧、上海、江蘇、浙江、福建、山東、廣東和海南；中部地區包括：山西、吉林、黑龍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廣西、重慶、四川、貴州、雲南、西藏、陝西、甘肅、青海、寧夏和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