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來，中華民族始終以敢於有夢、勇於追夢、勤於圓夢的意誌品格著稱於世。無數炎黃子孫，為了實現中華民族複興的偉大夢想，前赴後繼，奮鬥不息。誇父逐日、精衛填海、愚公移山、大同小康……遠古傳奇記載了先人們的豪情壯誌和不懈追求。
民生中國夢，人類文明史上罕有的壯美集體夢想。為了逐夢，為了生存、生計，為了民生，一句話，為了追求獨立、自由和更好的民生，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不屈不撓，前赴後繼。正如魯迅先生所說，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他們是中國的脊梁。一切探索救國救民的先輩們是中國的脊梁，偉大的抗戰英雄們是中國的脊梁，而我們，必將成為21世紀複興中華民族的脊梁！今天，中國夢造就一個個當代傳奇，書寫一個個斑斕多姿的中國故事，中國夢映射著華夏兒女的共同理想，凝聚起代代炎黃子孫的美好夙願，成為激勵全體人民團結奮進的精神旗幟。
1.2.1 從“小康”到“大同”——知識分子的民生夢
“一心中國夢，萬古下泉詩。”（宋代詩人鄭思肖詩句）中國夢，時代不同內容不一，領域不同職責不同。孔子被後人稱為大賢至聖，然而他更是一位“知其不可而為之”的逐夢者。春秋戰國，禮崩樂壞，道德失範，戰火紛飛，天下無道，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孔子懷著悲天憫人的仁愛之心，為恢複“禮治”而四方奔走，以己菲薄之力希冀挽民生於水火，救生民於倒懸。為實現自己的主張，他周遊列國，開館授徒，陷於困厄而不屈，遭遇譏諷而不墜，坐盡冷板凳而不悔。楚狂接輿的諷諫，長沮桀溺的嘲弄，墨家高人的排擠，都不曾使他動搖。“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他就是這樣，明知世道艱難，不可能實現自己的抱負，卻仍要四處遊說，在失敗中前行，試圖力挽狂瀾於既倒。雖在當時累累如喪家之狗，卻如日月，照耀曆史。
孔子在《禮記·禮運》篇中，設想了一個“大同小康夢”：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製度，以立田裏，以賢勇智，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這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的偉大夢想，實際上就是中國人孜孜以求的民生夢。在這樣一個社會中，“天下為公”而不是“天下為家”；財富公有而不是私人藏有；人人都要為了全體的利益進行勞動，反對將勞動的成果為一己享用；每個社會成員，不論老幼鰥寡孤獨，都有很好的保障；人人相親相愛，沒有欺詐掠奪。這是一個安逸和諧的樂土，是“老者安之，少者懷之”[1]的“天堂”，這種“小康”“大同”的夢想，成為後世中國人不懈的追求。
與孔子同時代的一些思想家，也不乏與孔子一樣的民生理想和追求。墨家代表墨子針對“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朽餘財不以相分，隱匿良道不以相教”[2]的混亂局麵，設計了一個“兼愛”“尚同”的理想，實際上這就是“大同”理想的張本。墨子認為，天下大亂的根源是人人“虧人自利”，要建設一個平治天下的社會，必須使人“兼相愛，交相利”，把別人的家看作自己的家，別人的利益看作自己的利益，達到“天下之人皆相愛，強不執弱，眾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傲賤，詐不欺愚”，每個人的民生都得到相應的保障，“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幼小）獨無兄弟者有所雜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放依而長”，[3]人人“利人即為，不利人即止”，[4]大家從事勞動，“使各從事其所能”，沒有“財不足”和“食不足”的現象。
以許行為代表的農家思想家，針對當時生產力水平低下，物質財富缺乏的狀況，提出了“不勞動者不得食”的民生理想。他們認為，“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有人）受其饑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5]因此，哪怕是賢君聖哲，也必須“與民並耕而食，饔饗而治”，[6]堅決反對那些把剝削來的財物儲藏在倉廩府庫之中的“厲民以自養”的作法。
道家思想家老子向往沒有階級、沒有剝削的“太上不知有之”的社會，麵對剝削階級“服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而廣大勞動者卻處於“田甚蕪，倉甚虛”的悲慘境地，他設想了一個“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在這裏，“雖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人人“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這是一個多麽美好的社會啊，沒有戰爭，大家平等地勞動，對財富也是“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7]人人安居樂業，生活無憂。很顯然，在當時廣大勞動人民連溫飽都不能保障的時代，老子向往的這個社會，隻是一個烏托邦。
到了中世紀，一些知識分子為民代言，為民生鼓呼。魏晉之際的鮑敬言設計了一個“無君無臣”的烏托邦。他把統治階級和勞動人民比作獺食魚、鷹吃鳥的關係，“夫獺多則魚擾，鷹眾則鳥亂，有司設則百姓困，奉上厚則下民貧”。而當時的統治者大肆聚斂，造成老百姓貧困，“夫穀帛積則民有饑寒之險，百官備則坐靡供奉之費，宿衛有徒食之眾，百姓養遊手之人。民乏衣食，自給已劇，況加賦斂。重以苦役，下不堪命，且凍且饑。”老百姓忍饑挨寒，連基本的民生都難以保證，鮑敬言故提出要消除徭役、賦稅和掠奪，“身無在公之役，家無輸調之費”，人人過著勞動、幸福的生活，“穿井而飲，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汎然不係，恢爾自得，不競不營，無榮無辱”，“安土樂業，順天分地，內足衣食之用，外無勢利之爭”，[8]民生無憂，豈不樂哉。
宋元之際，思想家鄧牧提出一種與鮑敬言的烏托邦頗為類似的理想。他尖銳地抨擊了統治者，認為這些大大小小的官吏都是不勞而食的害民賊子，是吃人的野獸。而要保障廣大老百姓的基本民生需要，他主張“廢有司，去縣令”，使天之生民，人人能夠從事一種職業，自食其力。
到了明末清初，一些早期啟蒙思想家憧憬著未來的美好世界，帶有近代追求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元素，主張從根源上解決老百姓的民生問題。黃宗羲提出“天下為主，君為客”，“貴不在朝廷也，賤不在草莽也”[9]的思想。顏元和李塨向往近代世界的“平均地權”，反對封建的特權壟斷。顏元主張讓老百姓擁有土地等最基本的生產資料，主張“均田”，“非均田則貧富不均，不能人人有恒產”。[10]李塨更提出了一個空想的方案，主張使地主的土地“全歸佃戶”。何心隱把宗族作為一個共同體來進行烏托邦實驗，籌集了一筆錢，建立了聚和堂解決吃、住和教育這些最基本的民生問題，不分遠近貧富，一律實行義務教育，“子弟不論貧富，其冠、婚、衣、食皆在祠內酌處”。這一使老有所養、幼有所歸的民生方案，成為中國民生解決的一個很有價值的實驗，其思想已接近於恩格斯所說的近代烏托邦社會主義的先驅。
中國近代變法思想先驅龔自珍對封建製度的罪孽，諸如貪汙、剝削、腐敗、混亂進行了抨擊，對充斥社會的不平、不齊以及廣大老百姓的民生困境表示了巨大的同情。他說：“貧者阽，富者安；貧者日愈傾，富者日愈罋……生民噍類，靡有孑遺；人畜悲痛，鬼神思變。置其始不過，貧富不相齊之為之爾；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棄，即之喪天下。”[11]為了改變這種現狀，他認為要從“本”源上下功夫，這個“本”源就是“人心”，就是要根據才智、能力、德行分配財富土地，實行土地大公有之下的分層享有製度。
鴉片戰爭以後，外國列強不斷侵略中國，中國積貧積弱。到了19世紀末，一批知識分子向西方尋找“真理”以期“維新”救亡。在這個過程中，領導戊戌變法的知識分子康有為，發表了一部帶有烏托邦空想性質的《大同書》，提出了“太平之世”，描繪了一幅實行公有製之後民生解決的美好圖景。“太平之世無所尚，所最尚者工而已；太平之世無所尊高，所尊高者工之創新器而已；太平之世無所苦，所為工者樂而已矣……太平之世，工最貴，人之為工者最多，待工亦最厚。自出學校後，舉國凡士、農、商、郵政、電線、鐵路無非工而已……太平之世，一人作工之日力，僅三四時或一二時而已足，自此外皆遊樂讀書之時矣……人皆出自學校，不患無生計之才能，少時之工，不待惰逐而不憂無工之苦。為工又皆掌執機器，而不待沾手塗足，少時工訖，即為遊樂讀書之時，工廠既可男女同居，又有園林書器足資遊樂以養‘魄’，讀書以養‘魂’。故太平之工人，皆極樂天中之仙人也。”[12]在康有為看來，那時的人們民生優厚，工人與學人不可分，因為“其工皆學人，有文學知識者也”。農民也都是受過教育的，“皆得有農學考驗證書而後用之”。在太平世裏，人人都可受教育，而且教育和實踐相結合，“若學農必從事於田野，學工必從事於作場，學商必入於市肆，學礦必入於礦山，學律必講於審判之所，學醫必講於醫病之室”。而且對這個世界裏衣食住行以至於器用、家具、沐浴等細枝末節民生之事，都作了詳細設計，真是一個極樂世界。
1.2.2 從“等貴賤、均貧富”到“天朝田畝製度”——勞苦大眾的民生夢
2000多年來，廣大勞苦群眾為了爭取基本的民生權利，不屈不撓，進行了艱苦卓絕的鬥爭，譜寫了一曲又一曲可歌可泣的反壓迫、爭民生的英雄史詩。正如毛澤東所說的，中國曆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曆史上所罕見的。他們在鬥爭中要求實現一個“等貴賤，均貧富”的理想社會，以至強烈地向往財產公有、人人勞動的“太平”世界。
在中國封建社會裏，廣大勞苦大眾沒有起碼的民生條件，過著非人的生活。繁重的徭役，封建剝削與掠奪以及嚴刑峻法，廣大勞苦大眾時時麵臨著死亡的威脅。因此，人們首先要求起碼的生存和人身權利。這種權利，最初表現為一種“太平”的夢想。而“太平”思想是通過宗教教義模糊地折射出來的，“太者大也，言其積大如天，無有大如天者；平者言治，太平均，凡事悉治，無複不平”。“大者，天地能覆育萬物，其功最大；平者地也，地平然能養育萬物。”[13]所謂“太平”，就是最大的生產和“均”等的勞動、平等地享受這一最高法則，這個自然法比之於天地覆育萬物的大公無私。
秦末農民陳勝、吳廣在饑饉和完不成徭役處於被斬首的死亡威脅下，揭竿而起；兩漢之際的樊崇“以饑饉相聚”，都是為了民生權利的基本保障。東漢末年農民領袖張角在十幾年中傳布“太平道”，率領“眾徒數十萬，連接郡國，自青、徐、幽、冀、荊、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14]。張魯在漢中傳布“五鬥米道”，東晉的孫恩、盧循，晉武帝時的陳瑞等，都以道教的“太平道”為號召，領導農民為爭取民生權利進行反抗鬥爭。他們在爭取生存權、人身權的同時，還要求財產共有，人與人之間平等，人人同等勞動，廢除特權階級的靡費，撤除直接壓在他們頭上的各種大山。這種“太平”思想，類似於恩格斯所說的原始的財產公有、共同勞動的狂暴空想。但是這些農民起義領袖並沒有將“太平”夢想停留在簡單的宗教教義上，而是希望建立起“天國”，將“太平”的夢想付諸實踐。他們實施“義舍”製度，在路上設置亭站，行路的人可以“量腹取食”。他們主張人人平等，就是要人人平等地勞動。
中唐以後，勞動人民的反抗鬥爭不僅僅限於人身權、生存權等基本民生權利的要求，而是進一步提出了“等貴賤，均貧富”的綱領或口號，這就蘊含著對解決民生的基礎——土地提出了訴求，由早期狂暴的空想向更現實的平均思想轉變。唐末王仙芝自稱“天補平均大將軍”，以補不足均有餘的思想為號召，帶領農民起義爭取民生權利。宋初的王小波以“吾疾貧富不平，今為汝均之”[15]相號召。南宋鍾相提出“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16]的口號。打破封建社會森嚴的等級製度，打碎具有強烈依賴性的人身依附枷鎖，是勞苦大眾實現自己夢想、獲得民生權利的前提，否則要解決民生、實現自己的夢想，隻能是幻想。
明中葉以後，中國封建社會內部已經緩慢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諸如毛澤東所說，中國封建社會內的商品經濟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17]這一時期，廣大民眾賴以生存的民生資料——土地，高度集中於皇權，地租的形態開始由實物地租向貨幣地租轉變，勞苦大眾的生活愈發艱難。農民為爭取民生權利而開展起義鬥爭，也由傳統的“等貴賤、均貧富”的口號向對土地的現實要求，即“耕者有其田”“不納稅、不繳糧”等口號轉變。明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就以“均田免糧”為號召，受到廣大勞苦大眾的歡迎。“朝求升，暮求合，近來貧漢難存活，早早開門拜闖王，管教大小都歡悅。”[18]“吃他娘，養他娘，吃養不盡有闖王，不當差，不納糧。”[19]這些民謠鮮明地反映出老百姓最基本的民生理想，那就是沒有剝削和掠奪，人人豐衣足食，吃養不盡。
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進入了近代社會，廣大人民爭取民生權利的鬥爭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洪秀全領導的農民起義，以宗教的語言表達其理想，以宗法的形式組織民眾，想象出了一個“天下一家”“人人不受私”的“太平天國”新世界。在這個世界裏，男子“盡是兄弟之輩”，女子“盡是姊妹之群”，既無“此疆彼界之私”，也無“爾吞我並之念”，“行見天下一家，共享太平”。[20]洪秀全把“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頒布為付諸實施的各項政策，最重要的就是去除等級製度，把全國的田地分為九等，按照人口多寡進行分配，“凡分田照人口，不論男婦，算起家口多寡，人多則分多，人寡則分寡，雜以九等。”“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處不均勻，無人不飽暖也……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均，人人飽暖矣。”[21]這種樸素的、農民平均主義的夢想，在當時的環境下，是很難實現的，但他們對民生理想的追求，特別是“處處平均，人人飽暖”的民生夢想，標誌著千百萬被壓迫農民群眾已經開始覺醒。
1.2.3 民主主義先驅者孫中山先生的民生夢
在馬克思主義還未來到中國或剛剛傳入中國而未和中國的工人階級結合的年代裏，迅速興起的具有青春性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民主主義者，他們繼承中國曆代農民的平等、平均思想和狂暴的空想這一優良傳統，走上曆史舞台，表達了他們的夢想。
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者，在提出推翻封建的清王朝，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政治綱領的同時，也提出了他們帶有主觀社會主義色彩的民生理想。1904年他在《三民主義與中國前途》一文中，對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經濟矛盾作了大膽的揭露和批判，“英國財富，多於前代不止數千倍，人民的貧窮，甚於前代也不止數千倍，並且富者極少，貧者極多。這是人力不能與資本力相抗的緣故。古代農工諸業都是靠人力去做成，現時天然力發達，人力萬萬不能追及，因此農工諸業，都在資本家手裏。資本越大，利用天然力越厚，平民怎能同他相爭，自然弄到無立足地……凡有見識的人，皆知道社會革命，歐美式決不能免得。”[22]“資本家者，以壓抑平民為本分者也，對於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負責任者也。一言以蔽之：資本家者，無良心者也。”[23]基於對歐美資本主義的這一認識，他提出了“民生、民權、民族”的“三民主義”理想。其中民生主義理想是他最重要的理想，其具體措施就是實現“平均地權”和“節製資本”。
“文明之福祉，國民平等以享之。當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天下地價。其現有之地價，仍屬原主所有；其革命後社會改良進步之增價，則歸於國家，為國民所共享。肇造社會的國家，俾家給人足，四海之內，無一夫不獲其所。敢有壟斷以製國民之生命者，與眾棄之！”[24]按照孫中山先生的設想，隻要“平均地權”實現了，“社會革命已成七八分了”[25]，而“平均地權”的實現方法，指的就是由國家征收地價稅，兼收印契稅。
孫中山說：“宜令全國一律改換地契、定一平價，每百兩取三兩至五兩，逾年不換新契者，按年而遞加之，則人民無敢故延。加以此後地價日昂，國家收入益多，尚何貧之足患？地為生產之元素，平均地權後，社會主義則易行，如國家欲修一鐵路，人民不得抬價，則收買土地自易。”[26]“現今德國……一切大實業，如鐵路、電氣、水道等事務，皆歸國有，不使一人獨享其利……中國當取法於德。”[27]
很顯然，孫中山將“平均地權”“節製資本”看成是解決民生問題的根本，是解決衣食住行乃至基礎設施的源泉。孫中山先生代表的新興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狂熱地向往著一個“家給人樂”“民有所養”的“大同”社會，“鄙人對於社會主義，實歡迎其為利國福民之神聖……實行社會主義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養，分業操作，各得其所……予言至此，極抱樂觀。”[28]孫中山的“家給人樂”“幼有所教”“老有所養”的圖景和理想，隻是一種帶有現代色彩的烏托邦，頂多也隻是列寧所說的“主觀社會主義”，是膚淺的、非科學的，然而他卻表達了中國人民向往未來而要求建立一個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美好理想社會。
“五四”運動以後，孫中山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建議，采取了聯俄、聯共與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並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改變了早期沿襲中國傳統“大同”理想，也調整了他的民生夢想，對當時蘇聯人民的民生表示出崇敬。
他說：“像俄國的人民，可以說自幼而老，一生無憂無慮，推究他們這種幸福，是由於革命而來的，是由於行三民主義，用革命方法早成功的。在英美的政治社會至今還有貧富的階級，在現在的俄國，什麽階級都沒有，他們把全國變成了大公司，在那個公司之內，人人都可以分紅利，像這樣好的國家，就是我要造成的國家。”[29]
盡管孫中山不懂得馬克思主義，也不理解共產黨人的民生觀，但他把共產主義視為三民主義的好朋友，采取扶助工農運動的政策，這種追求人民幸福富裕的民生理想，是中國共產黨出現之前最優秀的思想和最具現實性的夢想，他深深地受到了中國人民的愛戴和擁護，他的民生觀在今天也不失其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