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塔暴動又一次失敗了,但沒有讓宜賓農民革命運動“退潮”,反而激起了更高更大的波浪。

鄭佑之雖然調到省委工作,可他一直分管領導、組織川南農民革命運動他經常以省委委員的名義到川南巡視,指導開展農運工作。一次,他在古柏召開會議,專門作了“二五減租”報告:

“二五減租”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一項減輕佃農地租的土地政策。在舊中國,佃農向地主交納地租一般為全部農副產品總收獲的50%。在大革命時期,廣州國民政府在中國共產黨的推動下,提出從原來的50%的租額中減去25%。

這次會議後,減租運動很快在宜賓農村形成了**。大塔農民在農協會的領導下,紛紛向地主提出減租減息要求,並把租穀扣留起來,地主如若不給減租,他們就不交糧。大多數地主已被蓬勃興起的減租減息鬥爭嚇住了,不敢出來向農民催租。

唯有惡霸地主張子安,知道農民開展減租減息鬥爭,立即感到了農民要在自己的身上割肉,當然不幹,故意尋釁,有意試試“鋼火”,偏與農協會作對。

張子安親自出麵召集當地幾家大地主,在大塔街上召開“七人會”,公開揚言“硬是不減租”。他一麵主張請唐進思的國民黨軍來鎮壓農民,一麵派出自己的大少爺,領著荷槍實彈的家丁,大搖大擺地去李家灣佃戶家中收租,去奪佃農向吉三的佃,強迫其搬家。

鄭佑之得知這些情況後,立即從江紹輔的大隊裏召回唐大興,指派唐帶領幾十人去攔截張大少,當場打跑了張的家丁,並把張大少押到赤衛軍指揮部關起來。

為此,當地有人就編出一首歌謠——張子安,他家內,開過不止一次會;回回會,都說殺,不殺農民心害怕。

這樣一來,張子安慌了手腳,四處央人說情,專門請江紹輔出麵調解。江就對唐大興說為了大局,從長計議,還是先把張大少爺放了。

在江紹輔的調停之下,唐大興就把放張子安兒子的事,向鄭佑之作了匯報。鄭同意江的看法,也就讓赤衛軍放了張大少爺。

張子安的兒子從赤衛軍中放出來了,交由江紹輔帶回張家,並迫使張子安同意“二五減租”。因此,在江的主持下,邀請“雙方代表”到斑竹林舉行談判。農民協會派出曾特生、唐大興和江的手下樊振聲等人到斑竹林,與張子安的人進行談判。

樊振聲告訴對雙方代表說:“江大隊長叫大家不要盲動急躁,應估計自己的力量,如能趕快平息下去尚可挽回,如果造成武裝衝突,雙方都難免出現流血死人的局麵。”

“那我們就不給張子安作鬥爭了?”曾特生問。

樊振聲回答說:“按江紹輔的主張,請你們稍緩一步,從長計議。”

曾特生說:“這是廣大群眾的要求,現在我們掌握不住,他們的態度很堅決,非達到目的不可。”

樊振聲問農民協會代表有什麽要求?

曾特生回答:“根據群眾的意見,(1)大家提出減租三成,一粒不少;(2)佃戶不給地主送租,如送租必須付給工錢;(3)地主所有槍械,民團的槍械全部交給農民協會掌握。”

樊振聲聽後說:“第一、二個問題不大,也許調停,可能得到較好解決;第三個問題嗎,恐怕做不到,我要回去同江大隊長商量……”

曾特生、唐大興他們來斑竹林時,後麵還湧來了很多群眾,圍在外麵聽消息。當他們知道“談判”的結果後,便吼起來:“做不到算了,有啥商量頭!”霎時,呼聲四起:“衝過去!”

談判結果,由於雙方在減租的成數上意見分歧,未談成功,群眾異常氣憤。大塔農民協會組織起200多人,持棍執棒,到大塔街上遊行示威:“搞好減租減息運動!同地主老財作堅決鬥爭!”

張子安麵對狀況怕難以收場,不得不當眾宣布減租減息,不奪佃了。其他地主雖然心有不甘,也隻能壓在心頭,生怕因奪佃得罪農民協會,自己遭殃。

在推動“二五減租”的運動中,雖然沒能根本解決土地問題,但在政治上動搖了封建統治,在經濟上削弱了封建剝削,農民不僅得到了經濟實惠,而且增強了自己的政治優勢,大大提高了農業生產積極性。這是在民族戰爭的條件下兼顧農民和地主兩方麵利益,把堅持統一戰線和解決農民問題,恰當地結合起來的舉措。

這一年,整個大塔鄉沒有一戶農民被地主奪佃、搬家的,男女老少終於揚眉吐氣,過了一段時日的安穩日子。對此農民唱起了鄭佑之編寫的歌謠——

大塔壩,千人怨,張氏地主要橫蠻。

農協會,對著幹,專為窮人來申冤。

反加租,反奪佃,貧苦農民好喜歡。

四川省委根據當時革命鬥爭形勢的需要,鑒於鄭佑之調到省委機關工作宜賓中心縣委書記周榮芳、縣委委員餘宏文等已轉移去外地隱蔽,決定由田玉龍、蔡濤主持工作。

這年宜賓縣久未下雨,旱情嚴重,夏糧必定減產。而地主豪紳、做米生意的奸商趁機抬高米價,囤積居奇,等待高價出賣,牟取暴利,以致市場上沒有米糧出售。缺糧的農民想方設法湊點錢上街買米充饑,可是根本買不到米。

為了解決農民的饑荒問題,度過時艱苦難日子。鄭佑之就同中共宜賓縣委書記田玉龍、縣委委員蔡濤等人,一起精心策劃,組織當地農民在觀音、大塔一帶開展了減米價和“兜米運動”……

一日,在縣委書記田玉龍領導下,觀音黨組織一方麵組織1000餘農民示威遊行,指揮遊行隊伍包圍駐軍,要求地方當局鳴鑼減米價。一方麵選派10餘名農民代表,趁趕場天找團總廖登銀和鄉村警衛隊長鄭恒輔,到團防局的禹王宮茶館裏談判。

在談判中,農民代表曆數地主抬高米價,奸商囤積居奇,致使市場米糧無賣,價格暴漲的罪惡,並提出三點要求:(1)製止米價上漲;(2)農民協會派代表監督市場糧價;(3)開倉濟貧。

廖登銀、鄭恒輔欲站起身來解釋申辯,但看見聚集的農民越來越多,心裏發慌,無言對答。鄭恒輔想威脅談判的代表,從懷中摸出手槍說:“鹽米之時價,哪有估倒減的,大家趕快散開,不然我就開槍!”

一個農民談判代表,順勢把鄭恒輔手中的槍奪了過來,在四周圍觀的農民群眾齊聲高喊:“減米價!開倉濟貧!”

這時,從縣裏來觀音的提款委員卞斌臣奔出團防局,站在團防局門口朝天打了兩槍,企圖嚇退農民隊伍。

禹王宮茶館外,圍觀談判的群眾一聽槍聲,他們轉身就跑,頓時秩序大亂。在茶館裏的人爭先恐後地往外跑。茶館門口有幾級石梯,石梯下麵有一條露天水溝,這段小路隻有一條不足80厘米寬的小道。

跑到這裏的人擁擠不堪、水泄不通,有人就跌倒在水溝裏。而後麵蜂擁跑過來的人,紛紛倒進了水溝裏,你踩我、我壓他、人如泥,釀成踩死14人,踩傷5人的重大事件,以致談判的事就此打住。

與此同時,李場域內大塔鄉鄉長張玉如,夥同張子安、梁保三等豪紳奸商,操縱糧食市場,在李場大田碥、小塔灘等處設倉囤積大米,外運銷售牟取暴利,致使本地市場少米而無米出售,幾天之內1斤糧價由原來1個銅板漲到8個銅板,害得當地窮人饑寒交迫,無糧下鍋。

為使貧苦人渡過難關,縣委委員蔡濤帶著唐大興等人,前往大塔組織“兜米”行動。在這之前蔡濤專門派唐大興去同江紹輔取得聯係,並達成默契之後,由唐大興組織大塔的黨員、農會骨幹羅相廷、劉德培、劉德厚等人,在叫化坪召開秘密會,決定由唐大興率隊去小塔灘“兜米”。

會後,他們立即發動組織200多人馬,趁天黑抵達大小塔灘。唐大興率先帶領一隊人馬,衝到糧庫控製了糧食保管員,隨即指揮參與“兜米”的數百名貧苦農民,趁機把大小塔灘糧倉打開,把倉庫的大米兜走。

事發後,張玉如即派鄉丁抓走羅相廷等5人,並對他們進行毒打。為營救被抓的農民骨幹,原李場、馬場、大塔等鄉農民協會便集合一批群眾同張玉如展開鬥爭,組織示威遊行,高呼“打倒土豪劣紳張玉如!打倒操縱糧食的罪魁禍首!”等口號。

在群體的眾怒聲中,張子安因有“前車之鑒”,不敢跳出來阻止農民的“兜米”行動。張玉如等米販子也不敢與農民貿然發生對抗,隻好跑去找控製當地武裝力量的江紹輔周旋。

江紹輔即出麵召集雙方進行調解。江紹輔見農民來勢不小,且農民代表又當作地主的麵,要江“放糧救命!”

江紹輔覺得“放糧救命!”自己既無法向上司敷衍,又不好向地方勢力交代,就強裝發脾氣、拍桌子:“你們這些窮人,真是餓瘋了,敢組織人來‘兜米’,這種行為今後如再發生,我就絕不輕饒!”然後,江對農民說:“你們兜人家的米,還有王法沒有?趕快回家拿出來還了。”

農民齊聲回答:“我們已吃完了,沒有米還。”

江紹輔就笑著對張玉如等米販子說:“這些窮光蛋饑餓荒了,他們把米全部都吞進了肚子裏,拉出來的隻有屎了,已經退不出米來了,你們就發發善心,算是救濟窮人做了一個好事吧。否則,那些窮瘋了的人又弄出個暴動來,你我都吃不了隻能兜著走,遭殃的還不是你們這些有錢人。”

張玉如等米販子,聽了江紹輔這麽一說,自己又沒有別的辦法,雖然身如割肉,心在吐血,也就隻能自認倒黴。

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宜賓縣黨組織在鄭佑之的領導下,全麵發動農民協會,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分糧食、分牲畜和減租減息等運動。

宜賓縣境內的農民協會、赤衛軍、遊擊隊的活動遍及20多個鄉鎮,近500個村、打土豪100多戶次,收繳糧穀50多萬公斤以上,衣物6000多件,牲畜1100多頭,現銀100多萬元,並全部分給當地窮苦百姓,或用於武裝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