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春，劉湘為了加強反共剿共，在21軍組建了一支特務組織——特務委員會，簡稱“特委會”，對外公開名稱叫“四川善後督辦公署特務委員會”，由該軍副官長李根固任委員長，軍法處王璋任副委員長。下設軍法室、反共宣傳編輯股、偵緝隊3個機構。這是一個專門用來對付共產黨的特務組織，他們專門製定了“反共自首”政策，以求收買叛徒，擴大特務隊伍。
“特委會”組織還在其防區各縣成立清共委員會。這種反動措施，威脅引誘了意誌薄弱者和投機分子“下水”，對黨組織造成相當的嚴重危害，一段時間裏使重慶和川東地區的共產黨組織，均遭到了極為慘重的損失。
剛成立的偵緝隊隊長易覺先（易原是省軍委書記李鳴珂領導下從事兵運工作，在“兵運會”江巴警士聯合會任秘書長。易在軍閥利誘下叛黨投敵，被劉湘委任為特務偵緝隊長），為邀功請賞，他日夜出沒大街小巷，監視公眾場所，伺機破壞黨的組織，逮捕共產黨人。致使中共四川省委和重慶地區黨組織連續遭到嚴重破壞，一批重要幹部被捕和犧牲。
易覺先當上偵緝隊長不久後，自告奮勇去萬縣，以省委巡視員名義召集共青團萬縣縣委開會，一舉抓獲黨團幹部7人。
3月22日，四川省委常委、組織部主任穆青因叛徒告密而被捕犧牲。4月初，省兵委委員龔作新被捕，江巴兵委機關及黨領導的警士聯合會被破壞，黨在重慶的地下機關和活動據點九七書店、南來燕咖啡店被查封，省委秘密聯絡據點被搗毀，省委特務隊隊長任錦時被捕。
4月17日，偵緝隊隊長易覺先等人把江北特支搗毀，特支書記劉森元被捕。當偵緝隊的特務們押著劉森元返回“特委會”時，正好在朝天門碼頭，被省委常委、省軍委書記李鳴珂發現。李不顧暴露自身的危險，拔出手槍對準易覺先，向這個叛徒連開三槍，當即把偵緝隊長易覺先擊斃。
李鳴珂在槍擊易覺先時，已被偵緝隊的特務認出。“特委會”就在重慶實施全城戒嚴，開展“拉網式”搜捕。李鳴珂無法脫身離開重慶，隱蔽在一家旅館裏，被偵緝隊抓捕，兩天後李鳴珂英勇就義。
四川省委機關由成都遷往重慶後，劉願庵書記在這期間，為恢複和整頓中共四川各級地方組織做了大量工作。
1930年5月5日上午，劉願庵在重慶浩池街39號裕發祥醬園的樓上，主持召開中共四川省委常委會議。因內奸告密，會議開始不久，敵軍警就包圍了醬園。除代理組織部主任遊少彬經搏鬥跳窗脫險外，省委書記劉願庵，常委、工委書記程攸生，秘書長鄒進賢等省委領導不幸被捕。
在重慶掌管軍政大權的軍閥劉湘，早知劉願庵才華橫溢，在共產黨身居要職。劉被捕後，劉湘親自遊說並動用了劉願庵的早年朋友和親戚，來勸說劉脫離共產黨，並許以“廳長、院長”等高官厚祿勸誘，被劉一口拒絕。
5月6日，21軍軍事法庭開庭。在法庭上，劉願庵慷慨陳詞：“我信仰馬列主義，堅信共產黨。至於生死之事，我早已置之度外，決沒有什麽退出共產黨可言！”在經過了法庭鬥爭後，劉願庵知道，敵人將會置自己於死地在獄中，他秘密給妻子周敦琬寫下了遺書……
5月8日，劉願庵和他的戰友鄒進賢、程攸生一起，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走向刑場，英勇就義。
隨後，在“浩池街事件”中跳窗脫險的省委常委遊少彬，與省委調來重慶的程子健、蘇愛吾和在重慶的羅世文召開緊急會議，建立起又一屆省委，程子健任省委書記。
這時，經過劉湘白色恐怖政策的摧殘清剿，重慶黨組織黨員人數減少。到5月，由省委兼任的江巴中心縣委所屬黨員不到120人。
“特委會”成立以來，先後收買了熟悉中共黨內情況的叛徒70多人，並以這些人為主體組成反共偵緝隊。這夥叛徒為了表現自己，在“特委會”裏個個表現突出，四處領路帶人抓捕共產黨，搗毀黨組織聯絡站點，使四川黨組織遭到嚴重的破壞和損失。
盡管那時重慶的黨組織，曾組織“特務隊”，以羅南輝等為隊長，對怙惡不悛的叛徒特務實行鎮壓。這些措施在一定的時間和程度上減少了“特委會”對黨組織造成的危害。
這年夏天，白色恐怖像重慶的霧霾整天籠罩著整個山城。在這種特殊時刻，四川省委決定將省委機關從重慶遷往成都，並決定成立“川東特委”，領導40餘縣的革命鬥爭。因為鄭佑之在對敵鬥爭中具有豐富經驗，省委就把他留在重慶堅持地下鬥爭，任命鄭佑之任“川東特委”組織部部長。
鄭佑之在重慶化名張榮山、張止民，以四川省委委員、“省行委”“川東特委”組織部部長的身份開展工作。當時他將原在重慶工作有所暴露身份的同誌，全部調出重慶，又把川南的有關領導、共產黨員、農民協會骨幹調來重慶，分派到“川東特委”各部門工作。
鄭佑之在“川東特委”，每天穿梭在黑色幽靈的霧都出沒，戰鬥在敵人的心髒，組織領導黨在重慶的“反間”工作，秘密地同敵人進行針鋒相對的較量，敢於單槍匹馬地與敵特和叛徒“對飲”。
為更好地開展地下工作，鄭佑之又把李坤傑安排到“川東特委”機關，他們繼續扮演“夫妻”，掩護身份。那時，在“川東特委”的黨內同誌喊李坤傑“張大嫂”。由於她機智勇敢，靈敏過人，多次讓出現險情的地下聯絡站和暴露的同誌轉危為安。
為了保護黨的有生力量，掌握敵部“資源”，獲取秘密情報，更好地粉碎打擊敵人的陰謀。鄭佑之正在尋找合適人員，安排打入劉湘內部，潛伏敵人心髒。
就在這時，鄭佑之收到餘宏文帶來的一封信。餘在信中稱“我妻子唐婉卿，出生在榮縣蓮花場一個封建地主家庭。妻子的舅舅劉紹海現在劉湘部任處長，妻弟唐瑞華也在21軍模範師當手槍連長……”此時餘宏文剛從犍為縣監獄出來。
餘宏文當年在“大塔暴動”之後，帶著一部分農民協會武裝隊伍遭到軍警圍剿，轉入仙馬一帶山地，繼續進行革命活動。宜賓縣委改建為宜賓中心縣委後，餘宏文任中心縣委委員。又以農民協會指揮長的名義，再次組織參加大塔農民暴動。
大塔農暴失敗後，按照省委保存實力，積蓄力量的指示，餘宏文又分散隱蔽農民武裝，轉入秘密活動。因遭軍警搜捕通緝轉移到樂山市五通橋，化名餘濟民，參加組織和領導犍為鹽業工人罷工。罷工被鎮壓後，餘宏文被捕關入犍為監獄，後經黨組織營救出獄。
當鄭佑之從餘宏文的來信中，得知其妻舅、妻弟在劉湘21軍的消息後，當即決定，把自己的這個學生，一手培養入黨，又在宜賓共同戰鬥多年的戰友餘宏文召來重慶。隨即，鄭請示黨組織審核餘被捕後的情況。鄭很快得到回複：餘宏文被捕關入國民黨監獄後，對黨忠誠，意誌堅定，沒向敵人透露一點消息。於是，鄭就立即向上級請求並同意，把餘宏文調來重慶。
餘宏文調來重慶後，化名餘福生。鄭佑之幫助餘做了一份“檔案”，通過妻舅劉紹海的引薦，順利地打入了21軍軍部。
當劉湘看過餘宏文的“檔案”後，知悉餘是從成都西華大學畢業的高才生，又在國民黨宜賓縣任過官職，就批準餘進入21軍“特委會”。
當時鄭佑之按四川省委指示精神，一方麵組織特工隊，對罪大惡極的叛徒、特務實行鎮壓；一方麵指派餘宏文通過其妻的社會關係，打入21軍的心髒，偵察敵情，為懲罰叛徒，營救被捕同誌獲取情報。
餘宏文進入“特委會”後，憑借劉紹海和唐端華的關係，很快取得了有關方麵的信任，先在“特委會”當秘書，負責文書信件的收發傳遞工作。很快當上了“特委會”的編輯主任，主辦《路燈》周刊和檢查郵政。
餘宏文成功進入了敵人的“心髒部門”，就像黨組織插入21軍胸口上的一把尖刀。餘在重慶時，與鄭佑之單線聯係。餘通過在“特委會”獲取的情報，讓重慶黨組織對21軍的反共計劃、清剿行動，被捕同誌監禁地點、在審訊中的表現等等情況了如指掌，為有的放矢展開工作，做出了巨大貢獻。
當時四川省委為了配合全國暴動，將各級黨團組織合並起來成立行動委員會，餘宏文被選為“省行委”候補委員。他在“省行委”的直接領導下，本著化敵為友的反間方針，通過工作交往，在叛徒中廣泛串聯，在掌握叛徒表現情況的基礎上，進行分化瓦解工作。
當時，“特委會”內有兩個叛徒，反共特別積極，正準備前往鄰水縣清共剿共。這兩個叛徒的表現，很受主子賞識，準備委以重任。
餘宏文獲此消息後，巧施離間計。他借“省行委”名義，給鄰水“縣行委”寫了一封密信，稱這個叛徒“均已被我爭取反正，指示黨派可靠人與之聯係。”餘當即把密信投進郵筒後，就采取突然檢查郵政的辦法，讓另外的叛徒從郵局將那封製造的“密信”當場查獲。
因此，“特委會”就對前往鄰水縣清共的兩個特務進行突審，弄得這兩個曾經很受賞識的叛徒百口難辯，後被“特委會”叛了無期徒刑。
一次，鄭佑之派李坤傑到成都向省委匯報工作，當她從成都返回重慶時聯絡站已經破壞，同組織失去聯係，她用“注音字母”寫了一封尋找組織的信，被特務截取後，送到“特委會”。
那天，餘宏文正準備出門，看見一個特務氣籲籲地跑進屋來，遞上紙條說：“餘主任，你看這紙條上寫的是什麽？我們都不認識，請給翻一下。”餘宏文接過紙條一看，令他大吃一驚，知道這張紙條上的“注音字母”，是當年鄭佑之教李坤傑、李坤泰她們的。
於是，餘宏文立即對來人說：“這是一封共黨聯絡接頭的密信，我馬上給你翻譯。”他邊說邊取出紙筆，隨手寫上“明天晚上在朝天門接頭。”寫畢之後，餘即將紙條折好交給來者，同時將原件存入卷宗。
待特務走後，餘宏文才迅速將原件取出燒掉，按譯文仿製原件存檔。原來，這是李坤傑用注音字母寫的一封特別密信。她在信中說：“我從成都到合川老家，遇到老家遭災，無處安身，來重慶時剛下船就長了‘尾巴’，不好回家居住，現暫住渝家旅店……”餘立即設法與鄭佑之取得聯係，才讓李坤傑脫離虎口……
那時，餘宏文從21軍傳出來的重要情報，對於保護重慶黨組織、共產黨員的安全，起到了極大作用。每當黨組織或黨員遇到險情時，餘宏文通過特殊渠道，把了解掌握的情報，迅速地傳遞給鄭佑之，而遇到敵特搜查特別嚴厲時，餘宏文幹脆把鄭佑之接到軍營同住。
為了加強黨在21軍的力量，讓黨的更多人打入敵營內部，鄭佑之又指示餘宏文，設法把我方人員引薦到21軍。為此，鄭佑之又把原宜賓縣委書記周榮芳，中共特工人員張朗元、楊劍寒等人，通過餘的關係，順利地打入了21軍“特委會”，與鄭佑之直接單線聯絡。
鄭佑之針對21軍“特委會”的猖獗行動，深謀遠慮地對這個危害極大的特務機構，必須采取分化瓦解、“打進去拉出來”的戰略策略。於是，他策劃以“做事講良心”為號召，在這個叛徒窩中建立起了為中共效力的秘密組織——“良心會”。把一些被捕後“走投無路”，又不願或不敢繼續作惡、願意“回頭”的叛徒聯絡起來，爭取有悔改表現的叛徒重新為黨工作。
鄭佑之把成立“良心會”的任務，交給了打入“特委會”的周榮芳等人。周根據鄭佑之的指示，他們在“特委會”內秘密成立了“良心會”，由餘宏文直接領導，與鄭佑之單線聯絡。
為了能在敵人心髒裏站穩腳跟，鄭佑之利用敵人的“反共自首”政策，還通過各種渠道途徑，安排一些鬥爭經驗豐富，工作能力強的同誌打進敵人內部，有的還成了反共偵緝隊的重要“骨幹”。
後來“良心會”還在“特委會”內，秘密地成立了中共特別支部，由餘宏文任書記。這個支部由鄭佑之直接領導。他們還在“特委會”中采取交朋友、談心等手段，爭取了不少的“特委會”成員為黨的工作出力。
餘宏文他們利用“良心會”開展工作，爭取了周篤生、羅邁生、周世傑、鄧平生、陳紀陵、鍾世鵬等10餘人加入“良心會”。經常同他們分別聯絡，從他們的薪餉中抽收黨費、捐助經費，指導他們開展活動，允許他們將功折罪，為黨重新工作，自覺為黨傳遞情報。
由於鄭佑之在敵人的心髒裏安上了十分精靈的耳目，因而對21軍的反共計劃、秘密行動了如指掌，有力地保護了黨員和黨組織的安全。
鄭佑之從不同途徑打入“特委會”、與他單線聯係的地下黨員，分別領導了一批“良心會”成員，為中共組織傳送情報、輸送槍支彈藥、製裁死心塌地的叛徒，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這是當時四川共產黨人，在敵特機構中建立“反間”組織的一個典範，相當成功的創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