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高質量發展與勞動力市場平衡性：國際經驗與中國道路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論斷，成為新時期我國發展勞動力市場促進高質量發展的判斷坐標和設計改革方略的關鍵依據。技術和市場的力量導致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衡，勞動供需、技能型與非技能型勞動相對工資、勞動者產業和地區流動、勞動力市場政策傳導機製等方麵都受到影響，勞動力市場發展不平衡不充分成為製約就業質量提高和高質量增長的重要因素。綜合國內外經驗來看，實現勞動力市場發展的平衡性是邁向高質量增長道路的關鍵。
第一節 建設新時代的勞動力市場平衡性
一、勞動力市場不平衡是經濟發展不平衡的主要方麵
（一）新時代中國社會發展主要矛盾轉換
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描述，是黨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理論創新，深刻揭示了我國現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總體環境與發展新特點、新內涵與新變化。這意味著，改革開放40年時間裏，我國生產力、綜合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實現了巨大的曆史性跨越，人民的需要越來越呈現出多樣化、多層次共存的態勢，但是要素配置和生產活動仍然沒有適應人民需要的變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曆史飛躍。站在新的曆史起點上，麵對以“不平衡不充分”為關鍵特征的社會主要矛盾，我們必須把勞動力市場改革和發展的主線與基本國情結合起來，深化勞動力要素市場結構性改革，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這就需要以“不平衡”為關鍵詞，重新審視我國勞動力市場發育的全過程。
（二）勞動力市場平衡性關乎經濟全局
勞動力市場平衡性直接影響經濟活動全局。人民不斷追求美好生活的過程，就是人民需要的實現過程，而這一追求過程又為促進社會全麵發展提供了動力；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在追求美好生活的過程中出現的問題，它受到發展的市場手段和技術工具的衝擊。社會發展是由物質生產的發展與人自身的發展所組成的有機整體，其中生產是社會發展基礎性和決定性的因素，社會發展的不平衡首先就體現為經濟生產活動和供給側的不平衡性。勞動力市場是勞動要素的生產、交換與分配的市場，而勞動和資本的有機結合直接決定生產活動的邊界，因此，勞動力市場直接影響經濟活動全局的平衡性狀況。
勞動力市場不平衡性凸顯的是勞動力市場發育過程中的不全麵、不協調，包括勞動力的供需結構、勞動要素的相對價格、流動性以及政策幹預等方麵。改革開放40年來，我國勞動力供給從結構性過剩轉向結構性短缺，高技能勞動力短缺與低技能勞動力結構性失業共存；受勞動力市場分割等因素的影響，勞動力市場一價定律的實現存在較大的障礙，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和行業之間的工資差異非常明顯，收入分配差距仍然在高位徘徊；勞動力市場的高流動性逐漸降低，勞動力流動的戶籍障礙依然沒有完全化解；勞動力市場調控政策取得了明顯進展，社會保障基本實現了對勞動人口的全覆蓋，但是社保覆蓋水平的不平衡問題依然突出。上述四個方麵的問題，反映了勞動力市場不平衡性的四大內容，同時也影響著經濟發展平衡性與充分性目標的實現。
二、技術進步衝擊勞動力市場平衡性
（一）技術進步導致勞動力市場供求非均衡
勞動力市場供求均衡，是指在價格因素的引導下，勞動力市場的供給和需求在一定時期內保持相對均衡的態勢。勞動力市場從均衡到非均衡，是動態的發展過程。在新古典經濟環境假定下，給定市場的競爭性價格，沒有外力的衝擊不會使得勞動力市場均衡轉向非均衡。
技術進步將經濟中的生產可能性邊界向外移動，出現新的生產機會。競爭性的市場環境下，新的獲利機會必將激勵更多的生產者進入新技術應用領域，創造新的就業崗位，產生新的勞動需求，由此破壞既有的勞動力供給均衡狀態。隨著勞動要素加速向新生產領域轉移，新生產崗位的利潤逐漸下降，新的生產機會也因充分競爭而變得不再有利可圖，由此導致勞動需求回複到均衡狀態。
中國城市經濟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就業極化現象，表明了勞動力市場供求非均衡性發展態勢。在技術進步速率快、勞動生產率穩步提高的中心城市，就業機會不斷湧現，就業規模不斷擴大；而在廣闊的中西部偏遠城市和農村地區，勞動力市場需求增長緩慢，就業機會不多。
（二）技術進步導致勞動力市場工資不平等
在勞動力市場不完全信息競爭條件下，技術進步將導致勞動力市場工資不平等。原因在於，勞動力市場總是存在著信息不對稱和搜尋摩擦，事前完全相同的勞動者也可能匹配到不同技術水平的工作崗位，從而形成不同的生產力和工資差異，勞動力市場收入不平等也由此得以持續。
在理論研究中，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引起的技能工資溢價和工資不平等問題一直受到研究者的重點關注。由於技術進步總是體現為一定的技能偏向，它有利於提升高技能勞動者的邊際生產率，從而提高其工資水平。隨著新技術的大量應用，對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上升。因此，技術進步既提高了高技能勞動力的需求，又提升了高技能勞動力的相對工資水平，形成了持續的勞動力市場工資不平等。
（三）技術進步影響勞動力市場流動性
勞動力市場流動性有多種表現形式，包括區域和城鄉間的流動、產業部門和行業間的流動、工作崗位和職業間的流動。
技術進步會產生創造性破壞效應，它總是會在創造一些新工作崗位的同時，消滅一些生產區域或傳統行業的工作崗位，導致部分職業消失。因此，技術進步對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影響是顯而易見的。一般地，在技術進步速度相對較快的時期，勞動力市場的流動距離較長，流動範圍較寬，流動規模相對較大；而在技術進步相對停滯的時期，勞動力流動距離減少，流動規模也趨於下降。
三、邁向高質量增長需要保持勞動力市場平衡性
影響經濟發展質量的因素很多，直接因素可能包括人力資本積累和生產率進步，但是根本的因素還是製度，尤其是勞動力市場製度主導下的勞動力市場發展平衡性。
（一）保持勞動力規模適度增長提升經濟發展質量
必要的勞動人口規模增長率是保持經濟增長高質量的前提。
市場範圍和市場規模擴大是現代經濟增長的典型事實，而人口規模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市場規模。瓊斯和羅默（Jones and Romer，2010）[1]基於現代經濟增長的新變化特征，提出了新卡爾多事實：市場範圍擴大；經濟增長加速；經濟增長速度尤其是人均GDP的增長速度存在明顯差異；較大的收入和全要素生產率差異；勞動者人均人力資本積累增加；相對工資的長期穩定。由人口規模擴大形成的市場規模效應，是決定分工和增長水平的關鍵因素。
人口規模決定了經濟潛在的技術可能性邊界與前沿。內生增長理論強調，人力資本積累是技術進步和持續增長的重要影響因素，而人力資本的積累規模直接依賴於人口規模。可以近似地認為，經濟中的每個個體都具備發明創造新技術的潛能，它獨立於人口規模。因此，勞動力資源規模越龐大的經濟體，發明新技術、改進新工藝的概率也越高，也就是說，技術進步的結果與人口規模呈正相關關係，曆史增長的數據也表明，世界人口增長速率與人口規模水平呈近似的比例關係，技術進步速率並不獨立於人口規模。[2]某種程度上可以認為，人口資源的發展速率取決於經濟發展初始階段的人口資源儲備規模，初始人口規模越大的經濟體越可能達到更高的技術水平和實現更高的收入水平。
不過，人口結構過於老齡化將會降低生產率增長。瓦西盧克（Wasiluk，2013）[3]研究了企業層麵和宏觀經濟層麵勞動力的老齡化對生產率的影響。他通過構建一個動態模型，分析了企業對老齡化勞動力的雇傭決策和技術選擇，結果發現雇傭更多年長勞動者的企業比那些雇傭更多年輕勞動力的企業，升級其企業技術的頻率更低，對更便宜的舊有技術的偏好更強。原因在於，高齡勞動力的預期職業生涯更短，這使得企業在雇傭高齡勞動力並進行技術投資的時候有所顧慮。作者用模型對德國的勞動力市場發展進行了預測，結果發現在2010—2025年，勞動力老齡化降低了大約0.25個生產率的年均增長點。
因此，經濟需要保持適度的人口增長，以維持人口規模和結構的穩定，從而推動實現高質量發展。
（二）控製收入分配不平等提升經濟發展質量
收入分配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一直受到研究者們的關注。一方麵，經濟增長會影響收入分配，庫茲涅茨曲線表明，經濟發展過程與收入分配呈倒U形的關係。另一方麵，收入分配的平等程度將影響經濟增長的持續性和增長質量。本部分重點討論收入分配不平等對增長的作用機製。早期的研究指出，不平等對經濟發展可能會有積極影響，前提是收入和財富集中到儲蓄率高的資本家手中，進而擴大社會積累和投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此後很多研究都逆轉了這一結論。
第一，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能會損害人力資本積累，從而降低長期的經濟增長持續性。在一個信貸市場不完善的市場裏，由於信息不對稱和人力資本不可分割，初始的收入和財富的分配不平等將導致多重均衡，收入分配不平等將阻礙低收入群體的人力資本投資，進而損害社會總體人力資本積累，降低長期增長率和人均收入水平。[4]
第二，相對於市場性的不平等（market inequality），結構性的不平等（structural inequality）對增長的阻礙作用更明顯。[5]研究發現，結構性的不平等是由一些非市場性的曆史性的因素所造成的，比如，對殖民地的征服、奴隸製度、土地掠奪，它創造了阻礙市場競爭性發展的力量；市場性的平等是由市場因素所導致的，在自由市場上的競爭成功與否常常是決定結果不平等的主要原因，體現為個體、企業、城市以及區域之間的結果不平等。因此，市場性的不平等對增長的效應是模糊的，而結構性不平等會阻礙經濟增長。
第三，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累積可能會扭曲資本積累，損害生產能力投資的前景和機會，從而導致生產性資本與非生產性資本之間的惡性關係。能投入生產過程的資本與不能生產的資本，影響著不平等與增長的關係。2008年爆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最終傳遞到實體經濟，已經被解釋為需要新型銀行和金融係統的監管，來重建經濟中實體經濟與金融部門的健康關係。在阿門多拉等人（Amendola et al.，2017）的論文中[6]，作者提出了一個不一樣的觀點，認為金融危機和隨之而來的實體經濟危機根源於西方國家近30年來收入不平等的強勁增長。不平等程度的上升造成了總量需求不足的危機，強烈削弱了生產能力投資（investment in productive capacities）的前景和機會，迫使資源轉移到其他的用途，因此發展出一個產能性資產與非產能性資產之間的惡性關係。在這一背景下，要推動經濟從危機中複蘇，就是要重建社會正義的分配條件，這不能通過一個減輕私人或政府公共債務權重的政策來實現，而是要通過對非生產性部門的收入稅來實現再分配，一個細調微調應該能阻止超額稅收從積極效應轉入負效應。
（三）適度幹預勞動力市場提升經濟發展質量
21世紀以來，對勞動力市場的政策幹預成為宏觀經濟學研究領域討論的重點。無論是新凱恩斯主義模型，還是實際經濟周期模型，都開始討論引入勞動力信息不對稱、搜尋摩擦和政策幹預後的失業與經濟周期波動特征。綜合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歐盟官方以及主要研究文獻，與勞動力市場相關的政策和製度大致可以總結為以下四類。[7]
一是保障勞動者社會經濟權利的法律製度，包括保障勞動者自由遷移、自由居住、自由擇業和公平就業權利的法律和製度，這是最基本的製度保障。以2007年歐盟各國簽字生效的《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為例，該憲章提出了54項保障自由、平等的經濟和社會權益的公民權利條款，包括自由選擇職業和參加工作的權利，勞資雙方就工資等問題進行的集體談判和協商權，公平和公正的工作環境。
二是對就業者的保護。從勞動者就業關係的開始到結束的全過程，都由法律保障勞動者的正當權益。例如，各國法律普遍規定，勞動者就業需要簽訂勞動合同。各國還專門製定了約束企業解雇行為的法律，明確規定企業解雇一個人以上需要經過一定的程序，提前通知員工和政府相關單位。
三是相關社會保障政策，包括失業、養老、醫療、工傷等社會保險。其中對就業影響最大的是失業保險。在一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裏，政府除了通過限定失業保險享受資格與失業保險資金的籌集方式外，還通過保險金支付水平和支付期限等方式，保障失業者的正常生活，促進社會再就業。
四是由政府出資提供的各項就業促進和保障項目（非失業保險和養老金之類）。例如，針對特定人群的就業保障項目，失業率上升時的就業提升計劃，對勞動力再就業的培訓項目等。根據這些支出項目的特點，又可以將這些支出分為主動型支出和被動型支出。主動型支出包括為求職者和轉換工作者提供培訓、谘詢的服務性支出，創造新的就業崗位、激勵人們參加工作等方麵的支出。被動型支出的範圍則比較狹窄，主要包括對不工作的人的收入補助，以及對提前退休人員進行的支付。
歐洲國家幹預勞動力市場有其深刻的曆史經濟根源。早在20世紀30年代前後，一場深刻的金融和經濟危機襲擊了歐洲各國，導致失業率迅速上升，貧窮、不平等愈演愈烈，成為社會不穩定的根源。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美國家開始深刻認識到自由放任的勞動力市場存在著嚴重的市場缺陷。於是，一些歐洲國家開始提出福利國家建設的口號，福利製度建設開始向歐美國家擴散，勞動者權益得到了有效保護，國家的長治久安根基也越來越穩固。不過，不同國家因國情的差異，采取不同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和製度，從而形成差異化的結果。
一般地，政府對勞動力市場的幹預可能會改變勞動者和企業的激勵，可能會改變勞資雙方談判的力量對比，可能會提升勞動力市場的信息透明度和降低交易成本，從而影響經濟運行。研究表明，嚴格的勞動力市場規製可能會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但是對就業和失業的影響則比較模糊，國家間勞動力市場製度的差異可能是解釋國家間經濟績效差異的非常重要的因素。[8]
適度的失業保障能夠改善社會整體福利。根據阿西莫格魯（Acemoglu，2001）的研究[9]，在一個非競爭性的勞動力市場上，自由放任的勞動力市場均衡導致低效率的就業結果，市場存在相對更多的低工資工作；而引入適當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幹預，包括構建最低工資製度和失業保險製度，可能會通過保障失業者的利益來淘汰低工資水平的工作而改變就業結構，從而改善社會整體福利。
（四）促進勞動力市場流動提升經濟發展質量
在不同的地理空間、產業和職業之間配置勞動要素，是勞動力市場的重要功能。運行良好的勞動力市場，能夠及時地將市場的價格信號和就業機會傳遞給工人，從而引導工人的流動。[10]競爭性勞動力市場上，工資和勞動力流動之間存在著雙向因果關係，相對工資是勞動力流動的重要決定因素，而相對工資本身又可能是勞動力流動引起的。增強勞動力流動的益處是顯而易見的，當經濟存在摩擦性失業時，通過促進勞動力流動來滿足勞動需求的轉移，能夠有效降低失業水平。另外，如果勞動者與崗位之間存在錯配，積極促進勞動力流動和再配置，有助於降低勞動要素配置扭曲和改善生產效率。研究表明，通過匹配專用型信息和勞動力流動改善勞動者與崗位的匹配，所產生的社會價值相當於GNP的6%～9%。[11]
城鎮化是勞動力流動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渠道。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口、就業和生產的空間分布也會隨之變化，一個最顯著的變化特征是不斷提升的城鎮化。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顯示，在1950年到2010年的60年時間裏，城鎮地區的人口從7.32億人上升到34億人，城鎮化率也從30%以下上升到50%以上。從全世界範圍來看，大部分國家的政府非常關注國內人口的地理分布，而其中許多政策製定者事實上實施了降低國內人口流動和遷移的政策。城鎮化的進程中，既有工業化也有無工業化的城市化，而城市規模也發展各異，理解部門和地區發展的特征很重要。對於廣大發展中國家，促進勞動力流動和城鎮化，是推動經濟發展的重要手段。勞動力從農村地區和農業部門向城鎮地區和工業部門的流動，促成了城市化和現代工業部門的崛起。
勞動力流動對高質量增長非常重要，但是勞動力流動往往存在著各種成本和障礙，勞動力流動的益處不能完全發揮出來。在一個兩部門就業模型框架下，定量估計發現直接的流動成本（精神和貨幣）高達平均年收入的50%～75%；如果將勞動力部門轉移和流動的成本降為0，兩個部門的產出都將在現有水平上翻倍。[12]因此，降低勞動力流動障礙有助於提升經濟發展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