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理學院參與教師教育的情況

在北美殖民地時期存在三種形式的教育機構——小學，其大部分時間用於閱讀、書寫和宗教教育；中學或文法學校，其主要功能是培養青年為進入學院學習作準備；第三種是學院，提供傳統的文科教育，強調語言、數學和古典文學。[1]因此，北美殖民地時期的教師，其接受的教育也大相徑庭。通常情況是，最好的文法學校和一些新式的專科學校的教師在北美殖民地的文理學院或在英國、蘇格蘭的大學中接受教育。其他的中學教師可能在學院中接受一兩年的教育，或者僅僅完成中學教育。而小學教師，則僅有少數具備學院教育的經曆，大多數人接受的教育都是中學水平或僅僅完成小學教育。總體來說，當時的人們認為知識本身就是教師最好的職業準備，一個教師擁有的知識越多他就能教得越好。

文理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在其成立的特許狀上就注明其目的是培養牧師和中小學教師，為此許多文理學院設置了教師教育計劃。但在19世紀，中學是精英教育，作為文理學院的預備學校。文理學院為挑選出來的學生提供自由教育，其畢業生一般進入高級職業或成為社區領導。由於當時教師的社會聲望和酬勞都非常低，以至於文理學院的畢業生幾乎沒有人將教師作為自己的終身職業。19世紀末直至20世紀初，美國文理學院中有超過一半的學生注冊選讀教師教育課程，其原因在於考慮將來的就業出路。事實上，文理學院的畢業生僅有很少一部分真正進入中小學從教，而且將教師作為一種過渡性的職業。早在1658年，哈佛學院的米切爾（Jonathan Mitchell）就建議設立獎學金，目的在於鼓勵它的學生從教以增加學校教師，尤其是數學教師的數量。在18世紀，賓夕法尼亞的很多學院都鼓勵它的畢業生從教，在19世紀，許多州都對學院提供資助希望它們培養更多的教師。因此，文理學院實際上承擔著培養中學教師的功能。在文理學院中，很多教授的共識是“對於教師的培養，學科知識就足夠了”。[2]人們認為教育學（pedagogy）在本質上等同於學科專門知識，掌握了學科專門知識就等於學會了教學。

19世紀末，中等教育的急劇擴張導致大量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進入中學，而且中學也需要拓展新的教學內容以滿足新的社會需求。但是，文理學院與學校改革始終保持著一定的距離，並堅持認為良好的自由教育是最好的教師培訓方式，尤其是中學教師的最佳培訓。盡管沒有按照職業目標設計課程，但是文理學院的課程依然發揮著自由教育和職業教育的雙重作用。早期文理學院的教師教育課程內容一方麵出自古希臘、古羅馬的傳統著作，如亞裏士多德的《倫理學》和西塞羅的《雄辯術》等，設置精神哲學和道德哲學課程，鼓勵學生討論生活的意義、教育在社會中的作用以及學習和人類發展的本質，有時候甚至討論教育方法。另一方麵，文理學院為學生提供普通教育，培養學生的智力習慣和技能，養成終身學習的能力，養成學生的仁慈品質和社會責任感。19世紀後期，隨著現代大學的建立以及社會學、自然科學的發展，文理學院開設的古典課程遭到挑戰，其教師教育計劃逐漸開始平衡傳統自由教育和學術學科教育的內容。這種平衡構成現代意義的文理教育內容，即通識教育或者普通教育。

二、文理學院的教師教育理念

傳統上，自由教育是一種使人獲得自由的教育，使人不受情感和偏見的束縛，不受到無知心靈的束縛，不被即時性的物質生產和市場服務的壓力所限製。而是讓人有充足的閑暇時間去尋求某種觀念的廣泛含義，考察這種觀念與其他觀念之間的關係。在文理學院的教育理念中，自由教育和專業教育是不能兼容的。

因此，在殖民地時期和美國建國早期，文理學院將教育學等同於學科知識教育本身，認為教學是一種智性活動，教師應該是學者，學術知識才是教師應該掌握的所有知識。因此，學生學習規定的文理課程，掌握這些知識，自然就為教學做好了準備。文理學院的教授認為這種教育的益處在於學生所接受的教師培養並沒有受到狹窄的職業目標的限製，沒有將他們的注意力局限於專業技術層麵或者將他們的專業興趣與自由教育的需求分隔開來，而且他們也不會作為專業人員而孤立於有教養的人群之外。

文理學院的教師教育理念相信自由教育足以讓人們對自己的生活做好準備，它對於任何職業都是非常有意義的。正如莫裏森（S.E.Morison）所說，“自由教育，與純粹的技術培訓相互矛盾，它能夠培養人應付任何情況”[3]。因此，文理學院所堅持的“自由教育本身就是很好的教師教育”這一觀念樹立了一種傳統的教師教育信念，即“自由教育和教師教育二者關係的獨特之處在於自由教育內在的良好本質——人文價值、批判性思考、曆史的視角和寬泛的知識，構成教學的核心內容”[4]。

文理學院將教師教育等同於良好的自由教育，注重培養教師掌握學術學科知識的傳統，構成“教師教育的學術傳統”[5]，也可以說是20世紀學術取向教師教育思想的源泉，後來很多學者的教師教育觀念都體現出這種傳統。例如，1940年赫欽斯（Huchins）認為“未來教師接受良好的普通教育就等於學會了教學，有了文法、修辭、邏輯和數學方麵的良好教育，就能了解教育學的基本規則，就可以成為教師”[6]。1970年，希爾伯曼（Silberman）也認為“教育研究就是對哲學、曆史和社會學中每一個重要問題的研究，沒有好的生活、好的社會這些概念，也就不會有什麽是好的教育的觀念來維持這種好的生活和社會”[7]。他將教育的學術研究本身歸屬於自由教育課程的中心。

[1] Cremin，Lawrence A.，the Heritage of American Teacher Education，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June，vol 4，1953，p.163.

[2] Borrowman，Merle.L.，Liberal Educa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Preparation of Teachers，In：M.L.Borrowman （ed.），Teacher Education in America：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1965，p.3.

[3] Borrowman，Merle.L.，Liberal Educa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Preparation of Teachers，In：M.L.Borrowman （ed.），Teacher Education in America：A Documentary History ，New York：Teachers College Press，1965，p.4.

[4] Travers，E.and Sacks，S.，Teacher Education and the Liberal Arts：The Position of the Consortium for Excellence in Teacher Education ，Swarthmore，PA：Swarthmore College，1987，p.15.

[5] Zeichner，Kenneth M.＆ Liston，Daniel P.，Traditions of Reform in U.S.Teacher Education，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41（2），1990，p.4.

[6] Hutchins，R.M.，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0，p.147.

[7] Silberman，C.E.，Crisis in the Classroom：The Remaking of American Education ，New York：Random House，1970，p.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