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科學哲學發展的基本軌跡是從邏輯主義到曆史主義。作為邏輯主義代表的邏輯經驗主義重視以邏輯分析方法對科學進行語言分析，追求科學語言的清晰和準確，但由於其在方法論上重視邏輯分析方法而忽略曆史分析方法，致使其科學哲學隻局限於“論證的前因後果”而不顧“發現的來龍去脈”，從而失去了曆史的真實感。波普爾在批判邏輯經驗主義的經驗主義和邏輯主義性質的同時將其批判理性主義科學哲學體係致力於對科學進化規律的探索上。但與邏輯經驗主義一樣，波普爾的科學哲學也局限在“證明的前後關係上”，運用的方法仍是邏輯分析法，他建立的科學發展模式同樣是對科學進行邏輯分析後的理性重建。因此，盡管波普爾在許多方麵都突破了邏輯經驗主義的框架，但是，由於他的邏輯主義性質，未能實現科學哲學的徹底變革。波普爾對邏輯經驗主義的批判是當代科學哲學領域反實證主義的開始，這一思潮最終導致了邏輯經驗主義的衰落和曆史主義學派的興起。與波普爾相比，曆史學派對邏輯主義的批判更為深刻和徹底。一方麵，曆史學派將對科學的考察建立在科學史的基礎上，指出科學的一切都隨社會、曆史和文化條件而變化，不存在不變的科學語言、科學規則和科學邏輯；另一方麵，通過對科學史的考察，曆史學派徹底否認科學哲學的經驗主義原則，指出科學的發展不受固定的邏輯規則的支配，科學的發展是以世界觀的變革為核心的科學革命過程。可以看出，曆史學派上述對邏輯經驗主義的徹底變革也包含了對批判理性主義的批判。因而，在科學哲學從邏輯主義向曆史主義的轉變過程中，波普爾的批判理性主義科學哲學處在非常特別的位置上：既開曆史主義之先河又與邏輯經驗主義一起受到曆史學派的批判。
波普爾的上述特殊位置在曆史學派的開創者和主要代表人物庫恩的著作中得到明確表述。庫恩的思想與波普爾的批判理性主義有著非常直接、密切的聯係。庫恩清楚表述了他與波普爾的觀點的一致之處與分歧之處。最大的共同點在於：“我們都關心科學知識的動態過程，更甚於關心科學成品的邏輯結構。”[26]同時，他們都反對邏輯經驗主義認為的觀察陳述與理論陳述存在截然區別的觀點，都強調科學觀察因負載有科學理論所以不可能是中性的；都反對科學通過累積而進步的觀點，都強調新理論拋棄並取代與之不相容的舊理論的過程。庫恩和波普爾的分歧之處集中體現了邏輯主義和曆史主義的對立。波普爾認為科學哲學的主要任務應當是為科學進步製定理性框架和方法規則，而不應求助於社會學或心理學，“發現的邏輯從研究的心理學那裏學不到什麽，而研究的心理學倒可以從發現的邏輯那裏學到很多東西”[27]。庫恩則認為，科學哲學應首先揭示科學事實上是怎麽發展的，指出：“解釋歸根到底是心理學或社會學的。”[28]庫恩指出，波普爾的科學發展模式不符合科學發展的事實，也缺乏社會學分析。他認為波普爾的“嚴格檢驗”“一次證偽”都隻適合科學發展的某些方麵，“不斷證偽”“不斷革命”則否定了科學發展中常規性的方麵，在波普爾的“科學的邏輯”範圍內並不能解決“科學是怎樣在相互競爭的綱領之間進行選擇”這一問題。因而，庫恩的科學哲學一方麵直接繼承了波普爾對邏輯經驗主義的批判，另一方麵，又在對科學史進行考察的基礎上，克服了批判理性主義的邏輯主義性質，建立了曆史主義的方法論。在一定程度上，庫恩吸收了邏輯經驗主義和批判理性主義的合理因素，將科學發展的常規階段和突變革命階段結合起來，以更符合科學的實際發展情況。
曆史學派的另一代表拉卡托斯（I.Lakatos）的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是對波普爾的樸素證偽主義的局限性的直接反應和克服這種局限性的嚐試。拉卡托斯的學術思想逐漸走向成熟的時候，波普爾的思想已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但同時也受到各方麵的批判，特別是麵臨著新興曆史學派的挑戰，樸素證偽主義的簡單性、邏輯性日益暴露。在這種情況下，拉卡托斯借鑒曆史學派的長處，特別是庫恩關於常規科學的合理性思想來匡正波普爾的樸素證偽主義，從而把證偽主義和曆史主義的長處結合起來。拉卡托斯指出，波普爾認為理論一經被證偽便應予以拋棄的觀點顯然忽視了科學的韌性，經不起科學史的檢驗。他借鑒庫恩的“範式”“常規科學”等概念的合理性，用作為理論係列的“研究綱領”代替批判理性主義中的單一理論，將“樸素證偽主義”中證偽單一理論的過程改為研究綱領的進化和退化過程。拉卡托斯對科學發展過程的這一“理性重建”比波普爾的樸素證偽主義更符合科學的實際過程，既避免了批判理性主義過於抽象化的傾向，又避免了庫恩科學哲學中的相對主義和非理性主義傾向。因而可以說，拉卡托斯的“精致證偽主義”既是對波普爾的“樸素證偽主義”的改良，又是對波普爾和庫恩的合理性思想的綜合。
在批判理性主義科學哲學中，曆史主義和邏輯主義交織在一起，既蘊含著濃厚的邏輯主義性質，又有對邏輯主義的反抗和曆史主義研究的萌芽，從而使批判理性主義科學哲學成為當代西方科學哲學從邏輯主義向曆史主義轉變過程中的一個必要環節。批判理性主義在當代西方科學哲學從邏輯主義向曆史主義轉變中的過渡性地位，在“科學發展模式”“分界問題”“科學理論的評價”等問題上都有所體現。
在科學發展的模式問題上，波普爾以“不斷革命”的科學發展模式打破了傳統科學哲學累積的科學發展模式。傳統認識論將科學理論當作業已證實的知識，因而認為科學的增長是漸進的、累積的。邏輯經驗主義一方麵主張前後相繼的理論在邏輯上是不矛盾的、相容的，否認科學發展過程中存在質變式的革命階段；另一方麵受科學哲學是業已完成的知識體係的思想影響，將科學哲學的研究範圍局限在“證明的前後關係”上。毫無疑問，科學革命是科學史的重要內容，當然也應作為科學發展模式的重要環節，然而在邏輯經驗主義的科學發展模式中，這一環節不見了。被邏輯經驗主義忽視的這一環節卻成為波普爾的科學發展模式的重要內容和主要環節。
波普爾用“不斷革命”的科學發展模式替代了邏輯經驗主義累積的科學發展模式。在這一科學發展模式中，科學的發展過程不再表現為理論的積累，而是表現為理論的批判所導致的理論逼真性的提高；科學的發展不是漸進的，而是質變的；不是直緩的，而是階躍的。
波普爾這一“不斷革命”的科學發展模式孕育著曆史主義的因素。幾乎所有的科學革命都開始於重大的理論發現，對科學革命的關注必然導致對科學發現機製的探索。波普爾一反邏輯經驗主義的傳統觀點，首先將科學革命的概念引入科學哲學並使之成為科學哲學的重要內容。顯然，科學革命深刻的內在機製並非簡單的證偽概念解釋得清楚，對這一機製的深入研究必將導致對科學發現機製的深入研究。正是將科學發現在科學革命的背景中提出來，才使科學哲學家們認識了科學發現的深刻機製。當代科學哲學轉變的主要內容之一是科學哲學研究重心從科學證明問題到科學發現問題的轉移。邏輯經驗主義者在其科學哲學中排除了科學革命概念，隻看到科學累積的常規發展階段，因而忽略了對科學發現的研究。波普爾在科學革命的背景中提出科學發現問題，並在科學知識的增長過程中探索科學發現的機製，從而為這一任務的完成提供了可能。事實上，曆史主義者，特別是庫恩，正是從科學革命和常規革命的關係的把握上來研究科學發現問題的。
但同時，波普爾的科學發展模式也存在不少缺陷，庫恩和拉卡托斯的科學發展模式正是致力於克服這些缺陷取得的成果。
首先，波普爾的科學增長模式是通過邏輯分析作出的“理性重建”，與科學史實相去甚遠。庫恩和拉卡托斯都是科學史家，因而都重視對科學史的研究，他們都努力使自己的科學發展模式盡量符合科學實際。庫恩認為科學哲學的任務與其說是理性地重建科學過程，不如說是曆史地再現這一過程。科學哲學的主要任務是要說明科學在什麽事實上發展著，並且首先要指出事實上它是怎樣發展的，因而，他提出“要充分傾聽曆史的聲音”的觀點。[29]在他建立的科學革命時期和科學常規發展交替的科學發展模式中，進化和革命、漸進和質變不斷交替，既不同於邏輯經驗主義累積的科學發展模式，也不同於波普爾“不斷革命”的科學發展模式，更加符合科學實際。拉卡托斯在方法論上特別強調邏輯和曆史的統一，他指出科學史的任何理性主義重建都要有外部史的補充（各種社會的、心理學的和文化因素對科學的影響）。他改進波普爾科學哲學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從曆史出發，盡可能真實地反映科學發展的批判性質。
其次，波普爾過於簡單地理解“科學革命”。在波普爾看來，科學革命是猜想被觀察、實驗或其他證據證偽，是新的假說命題替代被證偽的假說命題；它涉及單一命題或理論的轉換，頻繁發生在科學活動中，並不構成科學史整體圖景的改變。波普爾對“科學革命”的這種理解是將科學發展過程中一個個大大小小的進展等同於科學中的變革和飛躍，使科學中的重大變革降級為科學的日常活動，必然否定了科學革命的重大意義。
包括庫恩在內的曆史主義者對科學革命的理解比波普爾深刻得多。按照曆史學派的理解，革命並不是單一的新舊理論的交替，它是科學共同體拋棄舊範式接受新範式的活動。革命前後的科學家對於科學研究的主題、概念的意義、現象的解釋等方麵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同時，科學家們的科學信仰、價值觀等心理方麵也同時發生改變。因而，革命前後，科學家具有完全不同的世界觀，麵對的並不是同一個“世界”，用庫恩的話說就是，革命前後的理論是“不可通約”的。這樣，曆史學派對科學革命的理解所涉及的內容比波普爾理解的科學革命要深刻得多。在曆史學派看來，波普爾的“革命”僅涉及個別理論的改變，科學的整體並沒有發生改變，因而，這一“革命”也就稱不上“革命”。
拉卡托斯同樣指出，科學發展的基本單位並不是單一理論，而是相互聯係、具有嚴密內在結構的理論係統，即“研究綱領”。他指出：“如果我們大部分科學知識的範例都是像‘所有天鵝都是白的’這樣的孤立理念，互無聯係，不是置身於重大的研究綱領中，那麽我們對於科學增長的理解便寥寥無幾。”[30]“隻有把科學看成研究綱領的戰場，而不是單個理論的戰場，我們才能說明科學的連續性、某些理論的堅韌性。”[31]拉卡托斯否認波普爾主張的理論一經“證偽”便應拋棄的說法。他認為反常事實的大量存在是科學活動中的經常性現象，但這並不導致對科學研究綱領的證偽，因為科學研究綱領可通過內部修改和調整抵消和消除反常對研究綱領核心部分的衝擊，從而保持整體的穩定性。隻有當整個研究綱領已進入退步階段，即不能再預測新的事實，而且具有更多內容和更大預測力的研究綱領已經出現時，科學革命才會發生。因此，拉卡托斯理解的科學革命涉及的是具有係統性和整體性的理論係統（研究綱領）之間的轉換。
再者，波普爾認為一次證偽就是一次革命，科學史也就成了“革命史”，因而過分誇大了科學革命發生的頻率，忽視了科學發展中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波普爾一反邏輯經驗主義的傳統觀點，將被邏輯經驗主義忽略的科學革命當作科學發展的重要環節和主要內容，描繪了一幅科學不斷證偽、批判和革命的動態圖景，從而有別於邏輯經驗主義描繪的靜態的科學發展圖景。然而，他把科學史完全歸結為科學革命，無視科學發展的穩定性和常規階段。事實上，科學並不是以單個猜想或假說的形式存在，而是由理論構成的係統整體地麵對檢驗。作為一個有機係統，科學具有自我調整、自我整合的能力，所以，麵對反常時，它可通過內部調整避免被證偽。同時，科學還受到科學家的信念、價值觀或思維方式的支配，這些非經驗因素不受經驗性反常的證偽，科學不僅可以挑選有利於自己的經驗材料，還可以拒絕或無視反常的存在。作為一種文化因素和社會存在，科學的發展還要受製於整個社會和文化，它不可能脫離整個文化體係獨立發展。因而，科學既有波普爾所強調的創造精神和批判精神，也具有傳統精神和教條精神。穩定性和變革性都是科學必需的：缺少前者，科學的進化就失去了基礎；缺少後者，科學沒法飛躍和變革。因而科學的發展必須是穩定性和變革性的統一。在一定程度上，庫恩和拉卡托斯的科學發展模式也是將被波普爾忽略的科學發展的穩定階段引入科學哲學，實現科學發展的穩定性和變革性的統一。
庫恩的科學發展模式是“常規科學”時期和“科學革命”時期相互交替的過程。常規科學代表科學發展中的穩定期，在此期間，科學共同體在公認的範式的指導下從事破解難題的活動。終於，隨著範式無力解決的難題的增加，以致不改變範式科學就無法發展時，科學便轉入革命階段。革命階段的新範式足以解決上一階段的範式無力解決的反常，於是獲得科學家共同體的認可，科學就又轉入常規階段。
在邏輯經驗主義的科學發展模式中，隻有科學積累的穩定發展階段，在波普爾“不斷革命”的科學發展模式中，隻有科學的連續革命階段而無穩定的積累階段，庫恩則克服了上述二者的偏頗，較為真實地描述了科學發展的圖景。對此，庫恩曾說，他的一大貢獻是把常規和革命交替的科學發展模式首次應用於科學。但這並不是說，庫恩的科學發展模式是對前二者的簡單綜合。由於指導科學共同體活動的範式包括了科學家們的科學方法論、科學體係的基本概念和內容、形而上學的信念、價值觀等內容，而且範式的轉變代表了科學的整體性轉變，因此，庫恩的“革命”概念比波普爾的“革命”概念要豐富得多。在庫恩看來，一方麵，科學革命的基本單元並不是單一的理論，而是範式，範式並不是簡單的理論或理論係統；另一方麵，科學革命的主體是科學共同體，科學活動並不隻是指新理論拋棄舊理論的簡單活動，而是科學共同體拋棄舊理論的活動，範式的轉變包括了科學家信仰的轉變。因而，庫恩通過對科學活動中社會因素和心理因素的考察，突破了邏輯主義把科學視為單純知識體係的局限，實現了科學哲學的曆史性轉變。
在分界問題上，邏輯經驗主義以意義的可證實性原則作為區分科學與形而上學、科學和非科學的基礎。一方麵，波普爾和邏輯經驗主義一樣，不放棄在科學與形而上學、科學與非科學之間劃出一道清楚的界線的企圖；另一方麵，他將意義問題與分界問題區分開來，以證偽性標準替代了可證實性標準。但證偽主義的劃界標準並不是通過對已形成的知識的邏輯分析來區分科學和非科學，而是轉到知識形成的過程中。波普爾由此認為正是科學增長的方式和科學活動的特點使科學區別於其他學科。
證偽原則作為衡量科學行為和科學精神的倫理性原則，是有其合理性的，但它與邏輯經驗主義的證實性原則一樣，並不能真正解決分界問題。邏輯經驗主義和波普爾都試圖通過對科學知識和科學行為的邏輯分析，為科學和非科學劃定絕對分明的界線，但他們的想法都落空了。不可否認的是，在科學證明的範圍內，邏輯經驗主義的證實性原則是有其合理性的，隻是把證實性原則推廣到科學發現的領域就不適當了。而波普爾的科學哲學忽略了科學發展中的常規性和建設性，企圖把證偽原則貫徹到科學活動的所有過程，同樣也是不適當的。邏輯經驗主義和波普爾在分界問題上的失敗表明，對於像科學這樣一種複雜的曆史活動，僅加以邏輯分析並給予唯一的表征是不可能的。曆史學派繼承了波普爾傳統，從科學活動的過程，特別是從科學史的客觀背景中尋找對科學的界定。在拉卡托斯看來，證實主義和證偽主義都為科學和非科學製定嚴格的分界標準，但由於檢驗的複雜性，上述分界標準都不足以解決分界問題。他認為，作為檢驗對象的並不是獨立的理論，而是處在曆史發展過程中的理論係統或研究綱領，即不是孤立的理論，而是理論係列，隻有理論係列才能夠說是科學或非科學。研究綱領既不可能被證明，也不可能被證偽。當它處在進步過程時，便是科學；當處在退步階段時，便是偽科學。在曆史的進程中，進步的研究綱領和退步的研究綱領相互轉化，因而科學和非科學也是相互轉化，並不存在絕對的科學和絕對的非科學。
庫恩認為波普爾所要求的檢驗性隻存在於科學發展的非常規階段，因而，它並不適用於科學發展的常規性階段。範式的確立和科學家共同體在這一範式指導下從事解決問題的活動才是一門成熟科學的標誌。在科學革命時期，由於舊範式被推翻而新範式尚未形成，所以沒有統一的標準，或者說求助於外來的非科學的標準。可見，庫恩完全否定了邏輯經驗主義關於存在絕對確定的劃界標準的觀念，使科學標準問題等同於科學的合理性問題：科學共同體認為合理的、科學的，便是合理的、科學的，此外，別無標準可言。而費耶阿本德則將這一思想推至極端，完全否定劃界的必要性，甚至認為“科學和非科學的分界不僅是人為的，而且對知識的進展是有害的”[32]。
在科學理論的評價標準問題上，當代科學哲學從邏輯主義向曆史主義的轉變具體表現在從規範主義的評價標準向描述主義的評價標準的轉變。規範主義認為存在唯一且普遍的理論評價標準，這一評價標準可以嚴格區分科學和偽科學、科學與非科學，這一標準應成為一切科學活動都遵守的規範。描述主義否認這一普遍性標準的存在，在描述主義者看來，因為不同的科學理論都屬於不同的範式（庫恩）、曆史傳統（費耶阿本德）或不同的文化體係，每一範式、曆史傳統都有特定的科學方法和合理性標準，都根據這些標準來評價屬於自己領域的理論，但這些方法和標準未必適用於其他領域和科學發展階段。科學哲學不應強製科學家遵守他們製定的方法和規範，而應忠實描述曆史上和不同文化中的科學實踐，從中發現在這些科學實際活動中起作用的方法論規則和評價標準。不同時期和不同領域的科學家往往接受不同的方法和標準，因而不同的科學家接受的方法和標準是不可比較或不可通約的。
作為邏輯主義科學哲學，批判理性主義強調經驗命題和經驗證據在理論評價中的作用、理論命題與經驗命題的邏輯關係。在這方麵，批判理性主義的科學評價標準和邏輯經驗主義的評價標準是一致的。證實和證偽都是邏輯檢驗方式，都是通過對假說的經驗內容的考察和對經驗命題與假說間邏輯關係的考察決定理論的確認度或確證度，都是以具有一定經驗內容的觀察陳述作為理論評價標準的重要依據。但波普爾並不是像邏輯經驗主義那樣將經驗陳述與理論陳述視為評價理論的唯一因素，至少在波普爾看來，經驗陳述的可靠性是可疑的。波普爾不承認經驗陳述絕對可靠、絕對客觀和中立的性質。事實上，如果經驗陳述確實在理論的評價中起重要作用的話，那麽，經驗的這種確定性也隻是人為約定的，經驗僅具有排除理論的作用，對於尚未被經驗命題證偽的理論，單憑經驗命題並不能提供比較和評價的標準。“證偽”更多地是用來檢驗理論是否具有科學精神。在波普爾看來，真正的科學精神是承認錯誤和自我批判；無視錯誤、拒絕批判、自我神聖化的理論都不具有科學精神。
除理論必須具有經驗內容、批判精神外，波普爾“證偽主義”理論評價標準還包括理論的真理內容的大小、理論的說明力和預測力的大小等其他因素。由於任何科學理論最終都逃不過被證偽的命運，所以理論並不具有絕對真理性，重要的是替代舊理論的新理論必須比舊理論具有更多的“逼真性”。可見，證偽主義評價標準在內容上更豐富，並不是如邏輯經驗主義那樣將經驗命題、經驗證據作為唯一的標準。但這並不能擺脫邏輯主義評價標準麵臨的困難。波普爾指出了邏輯經驗主義的評價標準的困難，但同時，邏輯經驗主義者艾耶爾反唇相譏道：“一個假說不能確定地被否認，正如它不能確定地被證實。”[33]證偽主義的評價標準麵臨的困難進一步表現出邏輯主義評價標準的局限。事實證明，他重建的邏輯主義的評價標準不可能是一幅純粹的邏輯主義的圖畫。例如，波普爾聲稱他的演繹證偽程序排除了一切心理因素和主觀主義，但事實證明，證偽理論是複雜的過程，他不得不作出一係列的方法論約定。當“背景知識”“基本陳述”和理論三者發生衝突時，他必須規定前二者是不必懷疑的。這種規定並沒有邏輯學的依據，而僅僅是出於方法論的考慮。波普爾認為這種不必懷疑性是科學家的信念作出的合理判斷。顯然，這種信念是主觀主義的，它似乎不應出現在波普爾這種邏輯主義的科學評價程序之內。這表明，波普爾對科學評價程序的邏輯主義重建並不成功，它不可避免要涉及波普爾和邏輯經驗主義者都努力要排除的社會和心理等因素。20世紀50年代以後，科學哲學的研究進一步揭示出理論的評價問題是一個複雜的曆史活動，在這一活動中，不存在“一種技術上絕對可靠的理性評價程序”[34]。
邏輯經驗主義者和波普爾都從邏輯和經驗方麵出發研究科學理論的評價問題。他們都忽視了進行評價的主體——科學家和科學家集團，但正是他們決定著科學實際應用的評價標準。對評價主體的考察必然把社會學內容引入評價考慮之列。在庫恩看來，範式是科學家共同體所共同信奉的價值標準的總和，共同體根據這些標準決定他們實際的研究活動，因而不同的範式便有不同的理論評價標準，不同的評價標準對同一理論往往得出不同的結論，因而範式之間甚至是不可通約的。費耶阿本德則指出，科學的曆史發展的複雜性遠遠超出了科學哲學簡單化的圖景所能包含的範圍，“偉大的科學家是不知道有任何界限和不承認任何規則的，甚至包括邏輯規則的理智的冒險”[35]。所以，“在一切條件下和人類發展的一切階段上能捍衛的隻有一個原理，這個原理就是：怎麽都行”[36]。
可見，在科學哲學的許多重要問題上，波普爾都突破了傳統科學哲學的邏輯主義性質。他的科學哲學以一種極端抽象的邏輯形態揭示了科學的某些本質特征及其機製，給後起的曆史主義以深刻的啟示。他對歸納主義累積觀的批判、對科學增長規律的探討、他提出的動態的科學觀和對知識約定性質的強調都為當代西方科學哲學從邏輯主義向曆史主義的轉變創造了條件。可以說，在當代西方科學哲學從邏輯主義向曆史主義轉變的過程中，波普爾功不可沒。同時，他的批判理性主義又具有濃厚的邏輯主義性質，強調科學進化的抽象、純粹的邏輯形態而忽視科學發展的曆史因素和社會因素，致使波普爾本人不但沒能完成向曆史主義的轉向，反而被庫恩等曆史主義者視為傳統邏輯主義的代表。然而，正是波普爾這種半邏輯、半曆史的過渡性質的科學哲學，使當代科學哲學從邏輯主義向曆史主義的轉向成為可能。波普爾對邏輯主義的批判促進了曆史主義潮流的興起，而後起的曆史主義者在曆史方法的基礎上，正是通過對波普爾及其批判理性主義的批判和改造才建構起形態各異的科學哲學理論。因而，不管對科學哲學的曆史主義潮流而言，還是對曆史學派而言，波普爾及其批判理性主義都是重要的啟蒙者和引導者。
如果說波普爾對邏輯經驗主義的批判引發了人們對舊的科學哲學傳統的懷疑的話，那麽曆史主義的興起則使人們與舊的科學哲學傳統徹底決裂。曆史主義以曆史觀點和曆史方法研究科學的動態發展，從而實現了科學哲學的革命性轉變，這一革命性轉變的意義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提出社會性的科學結構模式，將社會因素和心理因素納入科學發展中，使科學活動成為一個開放的結構係統；提出曆史性的科學發展模式，反對靜態、孤立的邏輯分析方法，反對累積的科學增長方式；建立以“理論滲透觀察”為中心的能動認識論，肯定認知結構、世界觀在認識過程中的能動作用，反對感覺中性論。
但是，曆史主義一直存在極端化傾向，在其發展過程中，這種傾向不斷暴露、發展，終於導致以下幾種缺陷：
第一，相對主義。邏輯主義認為科學陳述的邏輯形式和結構應與曆史無關，應有獨立於曆史之外的先驗性。曆史主義將曆史性賦予科學，從而認為在科學的發展過程中，不存在邏輯主義想象的絕對不變的東西，不僅知識的內容在變，知識的形式也在變，科學中不存在超曆史的東西。極端形式的曆史主義者進一步將科學的這種曆史性絕對化，認為不僅科學理論隨曆史變化而變化，而且科學的評價標準、科學的方法也隨曆史的變化而不斷變化，所以一切都處於變動不居之中，從而走向相對主義。特別在科學理論的評價標準上，庫恩否認存在邏輯經驗主義所說的普遍有效的方法論規則，認為科學的理論選擇隨範式的不同而不同。費耶阿本德將庫恩的相對主義推向極端，反對存在任何普遍有效的方法和規則，從而取消了科學發展的合理性。在費耶阿本德看來，科學的進步和理論的選擇沒有任何客觀普遍的標準，“怎麽都行”，而且分界問題也是多餘的，科學並不比宗教具有更多的優越性。這樣，與邏輯主義科學哲學的絕對主義相反，曆史學派從重視曆史分析開始，卻將曆史主義推至極端，從而走向相對主義。
第二，超驗主義。與邏輯經驗主義忽略理論、本體論和形而上學對經驗的作用的“經驗主義”相反，曆史主義認為不是觀察術語決定理論術語的意義，而是理論陳述決定觀察陳述的意義，而理論又受到世界觀、形而上學的支配。因此，曆史主義將這種公理式的世界觀（包括形而上學的信念、非理性信仰、價值觀等）作為科學知識係統的核心。與世界觀的支配作用相比，檢驗甚至是不必要的，經驗證實或否證並不具有重要的意義，甚至相反，是世界觀決定著對經驗的解釋。毫無疑問，曆史主義的這種超驗主義世界觀分析否定了實證性這一自然科學最重要的特征，使科學成為僵化的教條。曆史主義離開事實，不重視事實的反饋作用，單純從抽象的理論體係出發，易導致主觀主義和超驗主義。特別是庫恩將範式的產生和轉換歸結為非理性的世界觀轉變，認為前後相繼的兩個範式間不可通約，從而否認了科學的進步性，使曆史主義走向神秘主義和非理性主義。
第三，工具主義。認為科學理論不可能反映客觀真理，理論的正誤和價值的大小取決於理論解決問題的能力；科學的發展與真理無關，是以世界觀的轉變為核心的變革過程。庫恩認為，範式不是關於世界的知識，而是不同的科學家集團在不同條件下產生的主觀信念，這些信念無真假之分和評判標準，是科學家集團用來解決問題、消除困難的工具。科學家集團根據範式實用性的大小在不同範式間進行選擇。因此，他反對波普爾的“客觀真理”理論，否認知識是與客觀的符合及知識的發展不斷逼近客觀真理的觀點，認為科學家並沒有發現自然的真理，也沒有接近於真理。
第四，描述主義。曆史主義以對科學史的描述為己任，但這種描述往往過於寬泛，從而失去了規範性意義，在其極端形式上，甚至取消了科學方法論。同時，曆史主義雖然重視曆史分析，但不重視邏輯分析和對理性規律的研究，缺乏嚴格的數學化、邏輯化分析。這種寬泛的描述主義傾向幾乎使科學哲學成為一門“隻有偉大過去”的學科，使科學哲學麵臨被消解的危險。
正如邏輯經驗主義從最初推崇科學發展到科學主義一樣，曆史主義也從注重科學的曆史性分析發展到相對主義和非理性主義，導致了科學哲學領域的混亂，並受到廣泛的尖銳批判。在這種情況下，曆史學派內部逐漸產生了分化。其中，新曆史主義是對曆史主義局限性和極端化傾向觀點的直接的激烈反應。
1969年的伊利諾伊科學哲學會議扭轉了曆史主義造成的混亂局麵，成為當代西方科學哲學發展的轉折點，也標誌著新曆史主義的產生。以夏佩爾（D.Shapere）為代表的新曆史主義科學哲學家徹底拋棄了舊曆史主義者的舊方向，提出了科學哲學發展的“新方向”。新方向與舊方向的區別在於：新曆史主義者主張從“事實”出發，借助於各種科學方法推導出科學理論，力主從具體到抽象的上行方向，而舊曆史主義主張從抽象到具體的下行方向的“世界觀分析”；新曆史主義者多堅持實在論，承認客觀世界的規律性和理論的客觀性，並以此作為理性的客觀基礎來反對相對主義和實用主義，而舊曆史主義多持實用主義和非實在論的立場；新曆史主義者重視新事實對理論的反饋作用，通過調整和改造理論使之富於靈活性，而舊曆史主義則維護“範式”“研究綱領”等核心理論的超驗性和保守性。
新曆史主義關於科學哲學發展的新方向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反超驗主義、反非理性主義、綜合化趨勢。這主要是針對當時舊曆史主義日益偏離經驗主義，走向相對主義、非理性主義以至無政府主義而言。新曆史主義的“新方向”力圖克服舊曆史主義輕視經驗、輕視理性的極端化傾向，試圖在經驗的基礎上，重建感性與理性、曆史主義與理性主義、邏輯與曆史的統一。雖然新曆史主義與舊曆史主義存在諸多分歧，但這並不表明，新曆史主義脫離了曆史主義的基本方向。與舊曆史主義者一樣，新曆史主義者同樣批判邏輯經驗主義，反對抽象、孤立的研究方法，主張結合科學史進行曆史主義分析。因此，新曆史主義是曆史主義克服自身局限性的嚐試，是曆史主義自身發展的新形態和新階段。
科學的合理性問題被認為是新曆史主義的核心問題。在新曆史主義者看來，庫恩、費耶阿本德等曆史主義者誇大了曆史因素在科學發展中的地位，造成了曆史主義和理性主義的脫節，使科學哲學走向了相對主義和非理性主義，從而取消了科學的合理性問題。新曆史主義的任務就是要擺脫相對主義，在新的基礎上重建科學的合理性。他由此指出，雖然科學史表明科學理論處在不斷更替中，不存在絕對正確的理論，科學主體的能動性在知識的形成中有重要作用，但決不能由此得出科學是主體主義、相對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的結論。知識客觀性不應導致絕對主義，知識的主觀性也不應導致相對主義。一切知識都是對客觀實在的反映，因而知識的變動既是科學主體信念的變化，還是對世界認識的深化。勞丹（R.Laudan）與夏佩爾一樣堅持科學的合理性和進步性，他對以往科學哲學對科學合理性問題的解決進行了批判。他認為傳統科學哲學將科學的合理性等同於邏輯性是不成功的，他認為在過去的幾十年裏，波普爾、卡爾納普和賴欣巴哈等科學哲學家獲得的結果總的說來是難以令人鼓舞的。曆史學派放棄科學合理性問題，使科學成為非理性的做法也是難以接受的，他們把政治宣傳、科學家個人的聲望、權力、年齡和辯才都說成是理論的競爭的決定力量，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勞丹從工具主義立場堅持科學的合理性。他認為科學合理性與真理無關，科學知識僅僅是理論係統，與真理無關。他認為科學合理性必須有利於達到科學目的，而科學目的在於解決問題，因而科學的合理性在於解決問題的功效性。
新曆史主義者共同關心的核心問題是關於科學進步的合理性標準的變化問題，即方法論規則的選擇和辯護問題。邏輯經驗主義者企圖為科學進步設立普遍適用的方法論規則的絕對主義受到曆史主義的擯棄，同樣，曆史主義者取消科學進步標準問題，將科學的發展歸結為某些科學家集團的意見的相對主義也被新曆史主義者摒棄。夏佩爾指出，盡管科學活動中存在不同的合理性標準，但並不能認為這些標準不可通約。科學標準處在曆史變化之中，但變化存在合理的發展鏈條，是合理的演變過程，所以兩個不同時間的科學信念和標準之間的根本差別，並不自動排除聯係、可比性和進步的可能性。方法論規則的合理性演變通過“理由”進行，這些“理由”必須是：①成功的，②無可懷疑的，③相關的。勞丹更注重科學變化的特征和機製：科學逐步地、合理地演變，能夠涉及一切科學層麵，因而不同科學方法的規則是有聯係的。瓦托夫斯基將方法論規則的合理性演變建立在曆史認識論的基礎上：科學是理性的，而理性是曆史地變化的，不存在先驗或絕對的理性。
為科學的合理性和進步性辯護是新曆史主義的重要任務。傳統科學哲學對於科學的合理性和進步性深信不疑：科學來自經驗，合乎邏輯規則，所以是合理的；科學是累積的，所以是進步的。曆史主義者打破了這種科學觀，但並沒有為科學進步提供建設性基礎，甚至使科學的進步性和合理性失去了根基。新曆史主義者都反對舊曆史主義的非理性主義，肯定並論證科學的合理性，雖然他們對理性的理解各不相同。夏佩爾認為，理性是根據“理由”進行的“推理”；在科學發展的過程中，信息域的不斷擴大和中心問題的不斷轉換、合並和歸化都是恰當的、成功的、無可懷疑的，即充滿“理由”的，所以科學的發展是合乎理性的，科學是合理性的事業，當然這並不排除科學中存在非理性因素。勞丹將科學的合理性歸結於科學的進步性，認為“理性在於做出最進步的理論選擇”[37]。夏佩爾認為，科學知識是主體性和客觀性的統一，因此，不管是否定科學的主體性去片麵誇大科學知識的客觀性的絕對主義理論，還是否定科學知識的客觀性去誇大科學知識的主體性的相對主義理論都是錯誤的。夏佩爾認為，邏輯經驗主義陷入了絕對主義而曆史學派則陷入了相對主義，因而都不可取。真正的科學哲學應是建立在既反對絕對主義又避免陷入相對主義的基礎上的理性主義科學哲學。他把在這一新的基礎上重建科學的合理性作為他的科學哲學的中心任務：“表明在沒有先驗的絕對、必然或對立物的情況下，知識是如何可能的。”
新曆史主義者還將科學的合理性擴展至科學發現領域。漢森（Norwood R.Hanson）、圖爾明（S.Toulmin）、夏佩爾、勞丹等人批判邏輯經驗主義、批判理性主義和曆史主義區分科學發現和科學證明並將科學發現歸結為非理性領域的做法，指出不存在科學發現的邏輯並不等於不存在科學發現的合理性，肯定科學活動中科學證明和科學發現相互滲透、不可分離，並深入探討科學發現的基礎、科學發現的推理模式和科學的推理程序等問題。
新曆史主義者都認為科學的進步性是毋庸置疑的事實，但對於什麽是科學的進步性卻意見不一。勞丹認為，科學的合理性在於能夠提供解決問題的能力，即科學的合理性根源於科學的進步性。科學解決問題的能力增加，意味著科學的進步。他認為科學是合理的、進步的，因為科學能夠更好地解決問題。但勞丹將科學的合理性和進步性建立在非實在論的基礎上，認為理論是否反映客觀實在及其規律這一問題無法解決或無意義，“理論這個東西，僅就它對問題提供合適的解答來說，才具有重要的認識地位”[38]。夏佩爾從科學實在論出發，認為科學的有用性並不是科學的本質特征，科學的進步首先在於反映客觀真理的深度的增加。夏佩爾與勞丹在科學本性問題上的分歧是新曆史主義內部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的分歧的具體表現。以普特南、夏佩爾為代表的科學實在論與以範·弗拉森、勞丹為代表的反實在論在科學哲學諸多領域的論戰是新曆史主義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新曆史主義的一大特征是綜合化趨勢。這一趨勢在科學哲學的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等諸多領域都有所體現。新曆史主義者試圖克服傳統科學哲學往往各執一端的片麵性，試圖將理論與經驗、科學性與社會性、曆史與理性、實在論與非實在論、繼承與創新等對應範疇綜合起來，以全麵反映科學全貌。在理論與實在的對應關係上，一方麵，既反對忽略曆史條件的限製要求理論與實在對應的絕對主義觀點；也反對片麵強調知識的曆史性而否定知識與實在對應的穩定性的相對主義觀點；將理論與實在的對應性與曆史性結合起來，在同意理論與實在的對應的前提下，指出由於曆史條件、社會條件及認識水平的限製，理論與實在的對應隻是在一定條件下的對應，這種對應隨曆史的進程而不斷加強和完善。另一方麵，既反對理論與實在“不對應”的觀點，又反對理論與實在“一一對應”的觀點；提出“重點對應”的觀點，即理論係統的整體框架和結構與理論相對應，而係統內部的具體環節和要素未必一定要有對應物。這樣，既保證了理論的客觀性，又不限製理論的進步和主體創造性的發揮。在認識論上，新曆史主義者克服以往科學哲學要麽重視經驗，要麽重視理性，要麽重視社會和心理要素的偏頗，將感性、理性、社會性、心理性、曆史性綜合起來，全麵考察認識過程。特別在方法論方麵，新曆史主義將歸納法、演繹法、溯因法綜合運用，形成較全麵的現代哲學方法體係。更有學者試圖將係統論、信息論、控製論、耗散結構理論、協同學等科學成果結合起來，綜合納入科學哲學的方法論體係中。無疑，新曆史主義的這種綜合化趨勢有利於現代科學哲學深刻理解並指導日新月異的自然科學。
[1] 賴欣巴哈：《科學哲學的興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95頁。
[2] 波普爾：《無窮的探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36頁。
[3] 洪謙：《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論著選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424頁。
[4] Popper，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London，1963），p.74.
[5] 波普爾：《無窮的探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頁。
[6] 《自然科學哲學問題》1980年第1期，第20頁。
[7] 波普爾：《科學發現的邏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4頁。
[8] 波普爾：《客觀知識》，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57頁。
[9] 波普爾：《客觀知識》，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57頁。
[10] Popper，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London，1963），p.215.
[11] Negel，The Structure of Science（New York，1961），pp.331-336.
[12] 波普爾：《客觀知識》，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50頁。
[13] 查爾默斯：《科學究竟是什麽》，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8頁。
[14] 賴欣巴哈：《科學哲學的興起》，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179頁。
[15] 波普爾：《科學發現的邏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87頁。
[16] 庫恩：《必要的張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5頁。
[17] 波普爾：《科學發現的邏輯》，北京，科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頁。
[18] 庫恩：《必要的張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7頁。
[19] 庫恩：《發現的邏輯還是發現的心理學》，《批判與知識的增長》，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頁。
[20] 庫恩：《必要的張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5頁。
[21] 庫恩：《必要的張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7頁。
[22] 波普爾：《科學知識進化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291頁。
[23] 波普爾：《科學知識進化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349頁。
[24] 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0年版，第1頁。
[25] 波普爾：《無窮的探索》，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頁。
[26] 庫恩：《必要的張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頁。
[27] 波普爾：《科學知識進化論》，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291頁。
[28] 庫恩：《發現的邏輯還是發現的心理學》，《批判與知識的增長》，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頁。
[29] 庫恩：《跛子和瞎子、哲學和哲學史》，《自然科學哲學問題》，1981年第2期，第14頁。
[30] 拉卡托斯：《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頁。
[31] 拉卡托斯：《科學研究綱領方法論》，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20頁。
[32] P.Feyerabend，Against Method（NLB Press，1975），p.306.
[33] 艾耶爾：《語言·真理·與知識》，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37頁。
[34] 庫恩：《必要的張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7頁。
[35] P.Feyerabend.Against Method（NLB Press，1975），p.28.
[36] P.Feyerabend.Against Method（NLB Press，1975），pp.179，180
[37] Laudan，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p.6.
[38] Laudan，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7），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