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斯多葛學派的曆史地位就不可能理解斯多葛主義（Stoicism）。它是為了對抗一種文明的行將崩潰而產生的辯護。它是希臘文化從一個舊世界跨越到一個新世界的橋梁。它後來又被基督教思想吸納，構成了向黑暗時代過渡的橋梁，並在文藝複興中起了作用。斯多葛學派追求的“不動心”（ataraxia），或精神上的安寧，與伊壁鳩魯主義（Epicureanism）、犬儒主義（Cynicism）、懷疑主義（Skepeicism）的追求是共同的，但是它誕生於一個政治動亂、精神困擾、宗教失誤、道德混亂的時代。從最近在美國重新上演的一出希臘戲劇《呂西斯特拉忒》（Lysistrata ）中我們可以得到當時希臘社會道德衰敗的模糊印象，除了希望這種古代的腐敗對當代的腐敗能有所觸動，或者希望帶來票房價值，上演這樣的戲劇還能有什麽理由呢。然而我們必須明白，它對我們的道德或古典崇拜都於事無補。這是一個道德墮落、奉行道德相對主義的世界，人們正在說，不可能知道什麽是對的、善的、真實的，此外就是那些抵製正義的政治黨派的叫囂；這是一個狂妄地宣稱已經脫離了無知和傳統習俗約束的世界；這是一個宣布了諸神死亡、停止對放縱肉欲和驕傲的生活給以更高約束的世界；這是一個民主殘餘尚存，但已經由於專製而腐敗透頂、行將滅亡的世界，而斯多葛主義就誕生在這樣的世界裏。但是，除了精神安寧之外，它還試圖在一個人們的生活與自由一直處在政客和僭主的任意擺布之下而產生恐懼的時代裏尋求一種慰藉。真正的人應當如何超越強加於他的環境？他如何能夠挖到那塊被卡萊爾（Carlyle）稱作“冷漠的核心”的深藏不露的石頭？斯多葛主義本質上是一個改革運動，是道德墮落和政治專製的國家生活時代興起的清教主義（Puritanism）運動的精神先驅——因為清教主義的興起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斯多葛主義的複活，再加上某些基督教的特點。
伊壁鳩魯主義者在生理滿足中尋求安寧。在後來發展成為放縱欲望之後，伊壁鳩魯主義成了一個壞名詞，這一點沒錯。但伊壁鳩魯在生活簡樸和對自然的依賴方麵比斯多葛學派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也沒錯。我相信，二者間的區別必須到它們在形而上學方麵的對立中去尋找。因為伊壁鳩魯在這方麵的背景隻是物質，而斯多葛主義的背景是精神。［2］伊壁鳩魯主義後來的發展並不能用來反對伊壁鳩魯，而隻能用來反對唯物主義的原則，它的曆史發展一直在貶低人在這個世界上的地位。伊壁鳩魯尋求的不動心，想以這種方式來抗拒宇宙是毫無意義的。既然物質至上，那麽物質的勝利就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如此，那麽為什麽還要在生活中自尋煩惱呢？把欲望帶到時間和機遇的範圍內來吧，因為我們早就已經是死人，雲彩很快就會籠罩山穀，好人和壞人都一樣。
犬儒主義者的安寧對這個世界的習俗、榮耀、獎賞、艱辛有一個漠然視之的尺度。它在有些方麵與斯多葛主義是共同的，但它真正的不動心在於輕視生活的改善。懷疑主義的實踐性較弱，而理論性較強，認為不動心隻能通過判斷的完全懸置來獲得。信念被認為是幹擾我們肉體的火花，隻有完全加以消除方能取得幸福。與所有這些生活方式對立的是斯多葛主義，它不僅相信理性的至高無上，而且相信個人具有取勝的能力。
斯多葛學派的創始人是芝諾。他是塞浦路斯的腓尼基人，出生在基提昂（Citium），也許是猶太人。在這個體係中不僅有蘇格拉底式的對個人道德判斷能力的自信，還有宇宙秩序的統一原則和統一感，而這正是猶太先知特有的饋贈。隻有借助這些假設，我們才能解釋斯多葛主義體係中的某些成分。像伊壁鳩魯主義、犬儒主義，懷疑主義一樣，斯多葛主義甚至也可以在蘇格拉底那裏找到一個起點。但是在我們看來，斯多葛學派在敬畏神明方麵甚至超過蘇格拉底。這種敬畏感使得原先比較單純的希臘思想變得更加高尚。所以斯多葛主義可能首先應當被置於一個猶太人的敬畏神明的背景下加以理解，然後再置於蘇格拉底的個人主義的背景下加以理解，最後，由於一個人或一個運動引來的敵人和贏得的朋友經常一樣多，因此可以通過斯多葛主義與伊壁鳩魯唯物主義的對立來加以理解。人們一定得明白這些理解方式所包含的困難，因為體係、態度、哲學從來不會表現為一個非此即彼的案例。我們經常依據一般原則和曆史潮流來下判斷，就像依據某個具體學說來下判斷一樣，因為有許多哲學不是憑著它的信念而是憑著它產生的後果才逐漸為人所知的。
斯多葛學派哲學家的道德體係受到他們的形而上學的製約，因為他們的智慧使他們明白，除非把道德體係理解為一種宇宙秩序的表達，否則沒有一種實用主義或行動哲學能夠在理論上自圓其說。他們正確地認識到，知識論、倫理體係、美的形式和標準，都不能與整體分離。這種對整體性的訴求在一個追求具體利益和片麵思想的時代會招來更多的責難，而依附於某個“體係”在那時或多或少是一個壞名聲。但是斯多葛學派說得對，對任何形式的知識作出的最後考驗不在於它的亮點，也不在於它的中庸，而在於它的一致性。
斯多葛學派的任務在於，揭示出道德體係的基礎在於人的本性和宇宙的本性。如果說他們在這方麵沒有取得完全成功，那麽可以說他們把一場純粹是哲學的運動朝著宗教方向做了推進，他們建立了一種文化，而我們就在這種文化體製的保護下生活。他們知道，除非這個世界本身及其自然過程本質上也是合乎道德的，否則作為義務的道德不可能保持。自然必須關心善而痛恨惡。如果說人的理性是開放的，那麽這一定是因為自然界也有理性。對這個世界進行理解的依據在於這個世界是有理性的，而人的理智隻是它的產物而已。這種形而上學的、認識論的論證從來沒有從邏輯上被人排除或駁倒過。
西塞羅（Cicero）在《論神性》（De Natura Deorum ）中引用芝諾的話說：“沒有任何缺乏意識和理性的事物能夠產生出生來擁有意識和理性的事物，因為宇宙本身並不缺乏意識和理性。”［3］
就像伊壁鳩魯主義者依據赫拉克利特永恒變化的觀點來闡述他們的自然觀，斯多葛學派也將這個觀點作為基礎來闡述他們的物理學，但是存在著這樣一個差別：這個世界不是偶然性的產物，而是理性、目的和理智的產物。這個學派的始基是火，或者火一般的氣，但它也含有邏各斯（Logos）的意思。心靈或生命在他們看來是和以太一樣的東西，但它仍然是有意識、理智和目的的。這個世界，整個宇宙秩序，被理智所充滿。這個創造性的理智就是神。這樣一來，他們就把自己的知識論建立在三位一體的原則之上：人的理智、世界的理智、二者從中產生並得到解釋的那個神聖的創造性的理智，或者就稱為理性。
所以，這就是斯多葛道德的基礎：生活在與自然的和諧一致之中就是生活在與理性的和諧一致之中。人不能僅靠伊壁鳩魯所說的麵餅過活。凡是試圖把自然視為與人分離的，或視之為人的最高道德和精神需要，都是一種曲解，都不能完整地把握自然的全部意義。這一論證反對了當時流行的自然主義，有利於一種比較高級的、更加有力的自然主義的產生。如果我們開始解釋這個世界，那麽必須解釋這個世界中最重要的成分，即人本身的心靈和精神。就如但丁（Dante）所說，上帝的意誌是我們的和平。愛比克泰德（Epictetus）則教導說，在我們與自然的默契中有我們真正的自由。［4］
要用短短的一段話總結斯多葛主義對文明的貢獻，就像我們現在試圖做的那樣，是不可能的。這確實是一個用幾本書都不能窮盡的話題。一個人所能做的無非就是相當偶然地列舉一些要點，說明它對人道主義的一些傑出貢獻，而不可能再加評價性的解釋。斯多葛主義最直接的貢獻當然是通過羅馬帝國及其製度本身來體現的。從尼祿（Nero）到馬可·奧勒留[5]（Marcus Aurelius）有很長的間隔，但是二者道德上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斯多葛主義在征服羅馬社會的過程中帶來的影響。斯多葛主義為羅馬的榮耀作出的貢獻已經隨著羅馬的覆滅而逝去，這種體現在羅馬體製中的貢獻並不亞於那些體現在尚未隨著羅馬的覆滅而逝去的東西中的貢獻。有序社會中的文化生活的理想，用一部法典來保護一切人的平等，而無階級、種族或狀態的差別，——這些實際上是現代文明的主要支柱——就是斯多葛主義贈給這個世界的最珍貴的禮物。
斯多葛主義被人當作純哲學的最高的宗教成就來提起，但是難以估價的是它為羅馬世界接受基督教準備了道路。撇開斯多葛主義就難以看清基督教如何能夠取得立足點。進一步說，斯多葛主義的文獻和觀念滲透並且幫助了基督教的宗教生活觀念的形成。現在被人們津津樂道的所謂耶穌與保羅之間的差別，其依據就是斯多葛學派以之為據點的大數[6]（Tarsus），當地的理智背景從各方麵影響著保羅的觀念。
給現代民主製帶來激勵也不是斯多葛主義最小的貢獻。它提出一切人在神麵前平等，無論他是奴隸還是自由民，是窮人還是富人，是卑賤者還是高貴者。這一理論一經法律化，創造了羅馬法這一西方法律的基礎。這一原則的力量是任何短暫的專製都無法克服的，它必須逐漸成為治理一切有組織社會的宗旨。它是推動學術、哥特式建築、新教改革、現代民主製複興的動力。
對這樣一個曾經對人道主義作出過如此巨大、不滅貢獻的思想運動，我們似乎沒有理由加以批判，也不必對已有的批判再作什麽有力的反擊。但是斯多葛學派自稱是一種完全的理性主義，它的失敗也正在於此。對這種失敗的認識為基督教的道德哲學開辟了道路。
首先，斯多葛學派的理性主義太完全了。它太好了，以至於變得不真實了。它已經喪失了在具體時間中存在的意義。完全理性的宇宙是一個完成了的宇宙。斯多葛學派陷入一種與某個靜態世界保持一致的滿足感。由於這個世界是建立在純粹理性之上的，因此它無論如何都是正確的。它是可能有的最好的世界。除了接受它之外，別無選擇。麵對大量的社會不公正和無罪者的痛苦，斯多葛主義充其量就隻能是某種裝飾品或與事實不一的空談。他們的宇宙秩序沒有未來，沒有前景。它不會比不完善世界的循環輪回更好。善與惡、公義與犯罪、正義與不義，所有這些都是這個必然的世界秩序的組成部分。絕不會有善行的完全勝利。神聖者永遠受到按其自身性質所“給定”的那些東西的阻礙。
這一點使人在邪惡問題上走進了死胡同。命運（Moira[7]）是存在的，它永遠隱秘地起著支配作用，連神在命運麵前也一籌莫展。總而言之，這個世界沒有希望。生命已經被打敗，支離破碎，悲痛的總和已經超過了歡樂，愛比克泰德的自殺之門已經敞開。如果那些傳說是真的，那麽這種哲學的不適用性，及其理性主義的失敗，已經可以在其中看出端倪。芝諾自殺身亡，因為他摔了一跌，手指頭摔斷了；克林塞斯[8]（Cleanthes）發現牙齒痛比死亡更難忍受。斯多葛學派的原則，或要神指明“敞開的大門”的那種急迫心，在這些處境中似乎是失敗的。
但是這些失敗的原因全都在於斯多葛學派對情感的否定。這是任何一種徹底的理性主義都具有的弱點。正常的人絕不會是全然理性的，就像他也絕不可能是全然感性的一樣。斯多葛主義對伊壁鳩魯主義的批判是它沒有能夠在它的宇宙中把精神的、靈性的人視為自然的一部分。而斯多葛主義也失敗了，其原因在於它雖然這樣做了，但卻沒有把全部人性納入自然。盡管晚期斯多葛學派修正了這個立場，但早期斯多葛學派既沒有同情也沒有寬恕。甚至對自己的家人表示親密也被視為從斯多葛主義理想的倒退。他們想必會非常讚同清教徒的法律，而判處一名波士頓的船長入獄。他剛剛結束了長達三年之久的航程，在家門口吻了久別的妻子，因而違反了公眾禮儀。
通往宗教改革的道路並非與理性化相連，無論它有多麽完善，都要通過對情感的捕獲。這是斯多葛主義失敗和教育單憑自身絕不能確保社會進步的一個主要曆史原因。情感之源控製著創造性的想象，而理性隻能幫助和指導。這個世界不再需要什麽教訓了，尤其是在今天的美國。沒有宗教，文明就不能長存，而宗教捕捉的就是情感。
斯多葛主義的信息對我們今天有什麽特殊意義？這個信息似乎相當簡單，但卻是非常基本的。斯多葛主義的偉大來自它的個人對其周邊一切環境具有至上性的學說。幸福的源泉是內在的，我們需要重新解讀這種傳說。我們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幸福可以用社會地位、名譽、財富這些華而不實的東西來換得。斯多葛學派一直關注的幸福的內在源泉正是我們經常加以輕視的東西。
斯多葛主義深刻地感受到個人的天賦價值和尊嚴，一種嚴肅的道德責任感則與此相伴，而我們對物質和行為表現出來的熱情幾乎使我們完全扔掉了道德責任感。這個病原體在後來的戰爭時期從紙片中釋放出來，成功地使人們隨意拒絕償還債務、履行諾言和爭取光榮。
斯多葛學派強調了人可能達到的神性，基督徒擁有最高的權力去這樣做，但很少有人有勇氣去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