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我們得提醒自己，這種自由化趨勢的成長一直處在教會保護之下，同樣，它的產生也是在教會鞏固自身權威的那個時期。有的時候，某些自由尺度的提出使教會在宗教力量與世俗力量的鬥爭中占據有利地位。有的時候，民眾的運動得到世俗力量的保護，但卻是出於完全相反的原因；但幾乎在每個事例中，它都表現為普通人逐漸地有所收獲。
在哲學方麵，教會最早隻能和希臘主義站在一起，而這種希臘主義是以一種極端的柏拉圖主義為代表的。希臘教父中有許多人在加入基督教之前得到過充分的柏拉圖主義的訓練。這種柏拉圖主義已經在猶太教的影響下發生轉變，所以早期的基督徒社團已經做好準備，從猶太人斐洛那裏或前或後地接受一種三位一體的哲學和神學。不可能還有更恰當的神學表達工具了，也沒有人能夠更好地把已有觀點與新觀點結合起來。
就這樣，早期教會建立在柏拉圖主義的基礎上——更不必說是新柏拉圖主義的了。這樣的基礎隻能用來讚揚權威的教義。一切可見事物在它看來隻是不可見事物的影像，最高的理念才是絕對的實體。其他一切較小的事物都匯聚到這個最真實的理念中來，除了它以外，其他事物都是影像和短命的蜉蝣。由此產生這樣一種觀念，來自上帝的教會代表著最根本的實體，是一切權威的接受者和基礎。就是這種神學賦予奧古斯丁《上帝之城》的夢想以實質，他在毀滅了的羅馬帝國的廢墟上添加了一個夢想，這就是永恒的教會帝國。這種觀念是東方式的地理觀念的遺跡，是對民主製的完全不信任。
但是基督教有某些內在原則使得這種解釋最終成為完全不可能的。基督福音的核心是對一種附加的族長製權威的抗議，是一種靈魂直接訴諸上帝的要求，——上帝是在個人良心中說話的生命的權威。基督教觀念中的這一成分注定要在最後取得勝利，就好像柏拉圖主義也必定要經曆其自身曆程一樣。
穆斯林的入侵就好像一具犁，翻開了柏拉圖主義板結的土壤。教會不僅發現它的外在權威受到了挑戰——它首先看到自己的神學教義受到威脅，然後是它在理智方麵的抱負受到威脅，而個人主義已經在基督教內部有了同盟者——而且個人的宗教意識也已經在強烈的壓製下急於表達。穆斯林主義通過猶太學者引進了亞裏士多德的全部著作，使一場已經開始了的運動大大加速。亞裏士多德堅持認為個人是完全的實體。最早的大學組織起來研究《工具論》。雖有各種專製主義的威脅，文藝複興的第一聲號角已經吹響，它的第一個春天已經來臨。教會本身既不能阻擋又不能遏製這股洪流。要麽適應它，要麽改造它，要麽被它克服。在教會宣布亞裏士多德是異端以後沒多久，阿爾伯特和托馬斯·阿奎那完成了他們的接納工作，亞裏士多德被安置為教會的哲學家。由此可見，個人主義的勝利在西方世界有多麽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