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的倫理學之所以不能成為最終的，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它們不得不有賴於形上學的和神學的信仰。此前我曾說過，各種真正的倫理關係存在於一個純粹的人類世界之中。如果思想家具有各種各樣為他所依次執著的理想，這些倫理關係甚至會存在於我們稱之為的道德孤地上。他某一天所具有的自我可能會要求他具有另一天不同的自我；這些要求中的某些要求可能是很急迫的和專橫的，而另一些則可能是很文雅的、可以輕易放在一邊置之不理的。我們把那種急迫專橫的要求稱之為律令。如果我們忽略這些要求，就聽不到它們所發出的最後的聲音。我們曾經傷害過的善會反過來以其產生的沒完沒了的危害性結果、內疚和悔恨來折磨我們。因此，義務可以存在於某一位思想家的良心深處；隻有當他按照某種良心決疑論的尺度——該尺度使他對較具絕對律令要求的善保持高度的關注——來生活時，他的內心才能獲得真正的和平。這些善對其對手的殘酷性正是它們的本性之所在。任何事情隻要是與這些善相抗衡的，都將是不適宜的。它們喚起我們品性中所有不仁慈的品性，而如果我們如此地心慈手軟，以至於不敢為了它們而作出犧牲的話，它們是不會輕易饒過我們的。
從實踐上看，人的道德生活中最深刻的差異，就是輕鬆心境與沉重心境之間的差異。當我們心境輕鬆時，我們占主導性的考慮是避免眼前的惡。相反，隻要能夠實現更大的理想，沉重的心境就會使我們對眼前的惡無動於衷。容忍這種沉重心境的能力也許蟄伏於每一個人身上，但是，某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難從夢中醒來。要激發這種心境，需要更為蠻荒的**，也就是更大的恐懼，更強烈的愛和憤慨；或者是對某種更高忠誠的深刻而富於穿透力的訴求，如對正義、真理和自由的忠誠。強烈的解脫是這種心境幻覺的一種必需；而一個滄海桑田天翻地覆的世界，對於其居民來說絕對沒有任何愜意舒適的生活場所。這就是為什麽在一位孤獨的思想家身上，這種心境會永遠酣睡不醒的原由之所在。他所具有的各種各樣自以為隻是他自己純粹偏好的理想也幾乎都有屬於相同性質的價值：他可以隨心所欲地發揮這些理想。這也是為什麽在一個沒有上帝的純人類世界上，那種對我們道德能力的訴求缺乏其充量化刺激力的原因之所在。當然，即使在這樣的世界上，生活也是一曲真正的倫理交響樂；但它是在兩個可憐的八度音階內演奏的，而它無限的價值區域未能充分展開。的確，我們中的許多人——像斯蒂芬爵士在他那雄辯的“一位律師的雜論”中——可能會公開嘲笑這種沉重心境的觀念本身，這種觀念是由那些遙遠的人類後裔們的呼籲在我們身上喚醒的，他們的呼籲構成了人類宗教最後的訴求。我們並不是很愛這些本來的人們；而且，有關他們進化的完美、他們較高的平均壽命和教育水準、他們擺脫了戰爭和罪惡、他們對痛苦和發酵病相對高的免疫力，以及他們所有其他方麵的否定性優勢，我們聽到的愈多，我們對他們的愛就愈少。我們會說，所有這一切都太有限了，因為我們也能看到超越這塵世之外的無限太空。他們缺乏無限和神秘的觀念，也許他們都是以那種漫不經心的心境來對付這一切的。眼下沒有必要使我們自己或讓別人為這些未來的好人們痛苦不堪。
然而，當我們相信他們那裏也存在一個上帝，且上帝自己也是那些提出要求者中的一員時，我們眼前便豁然展現出無限的視景。（我們的倫理）交響樂便被無限量地延長。於是更為迫切的理想開始以一種全新的客觀性和意味表達它們自身，開始發出那種穿刺人心、讓人顫抖、富有悲劇性挑戰意味的訴求之聲。他們就像維克多·雨果的高山之鷹的呼叫那樣敲響了鍾聲：“鷹叫於懸崖之巔，深穀為之回**”（qui parle au precipice et que le gouffre entend），沉重的心境在這鍾聲中蘇醒。這聲音在小號聲中說，哈哈！它遠遠地嗅到了戰鬥的氣息，聽到了指揮官們雷霆般的怒吼和呼號。它熱血沸騰，對那些較少提出要求的人們的殘忍遠不是一種能夠讓那些懷有這一心境的人手下留情的因素，反倒是增加了他們堅定戰鬥的快樂；並以這種快樂回答那些更為強大的一方。一切都在曆史的長河中穿行，都處在清教主義與那種漫不經心的心態之周期性衝突之中，我們看到了這種沉重心境與溫和心境的對抗，看到了無限的倫理學與來自上蒼的神秘義務之間的對峙，以及那些謹慎的需要與十分有限的需要之間的對比。
這種沉重心境的能力如此深沉地潛存於我們的自然人性的各種可能性之中，以至於即便不存在任何讓人們相信上帝的形上學根據或傳統的根據，僅僅是為了給生活艱難和擺脫存在及其充滿最熱烈的熱情之可能性尋找一種借口，人們也會假設一種相信上帝的根據。我們對具體惡的態度，在我們相信隻存在著有限需求者的世界中，與在我們為了一種無限需求者的緣故而快樂地麵對悲劇的世界中，有著完全不同的表現。人們把握生命之惡的每一種能量和耐心、每一種勇氣和能力，在那些具有宗教信仰的人身上都是無可限量的。由於這一原因，在人類曆史的戰場上，那種沉重型的品格將永遠比那種輕鬆型的品格更經得起曆史的考驗，而宗教也將把非宗教逼至絕境。
看起來情況可能是——我的最後結論也是——道德哲學家所尋求的穩定而係統的道德世界隻有在存在著一位神聖的包容（人類）全部需求的思想家的世界上才是充分可能的。如果真的存在過這樣一位思想家的話，他使（人類）各種需求相互適應的方式就可能是最終有效的良心決疑論的尺度所在；他的要求就可能是最可訴求的；而他的理想世界就可能是最具包容性和最可實現的整體。如果他現在存在的話，那麽，在他的思想中已經現實化的東西就必定是我們作為我們自己永遠以不斷切近之模式來追求的那種道德哲學。[4]因此，在對我們自己有關係統統一的道德真理之理想的興趣中，作為可能的哲學家的我們，就必須假定一位神聖的思想家，並為宗教事業的勝利而祈禱。同時，確切地說，即使我們肯定這位無限性思想家的存在，他的思想也可能是我們所不了解的，所以，我們對他的假設終究隻是為了使我們沉重的心境得到放鬆。但是，這是在所有人身上都發生的事，即使在那些對哲學毫無興趣的人的身上也是這樣。因此，不管道德哲學家在什麽時候冒險地說哪一種行動方針最好，他都將處在一個與普通人沒有任何本質區別的層麵上。“瞧！我已經把這一天的生與善、死與惡擺在了你麵前，因此，請選擇你和你的後代可以過的生活罷！”——當我們麵臨這種挑戰時，投入實驗的隻是我們的整個品格和個人天才；假如我們祈求任何所謂的哲學，我們的選擇和對選擇的運用也僅僅是我們個人的道德生活才能或無能的顯示而已。任何教授的演講，及無論有多少著述，都不能把我們從這種嚴酷的實踐考驗中拯救出來。解決問題的道理對於飽學之士和無知者來說都是一樣，最後的憑借都在於他們內在品格的無聲的意願和厭棄之中，而不是在別的什麽地方。這道理不在天國，也不在海外，就在你的身邊，在你的口中，你的心中，你現在就這樣做著。
選自［美］威廉·詹姆斯:《信仰意誌》,紐約,朗曼—格林出版公司,1923。彭海燕譯,萬俊人校。
[1] 這是詹姆斯在耶魯哲學俱樂部發表的一篇演講。刊於《國際倫理學雜誌》，1891年第4期。
[2] 《心理學原理》（紐約，H.霍爾特出版公司，1890）。
[3] 指上帝或抽象的理想秩序。
[4] 我的同事羅伊斯教授在其《哲學的宗教方麵》（波士頓，1885）一書中對所有這一切都給予了非常新鮮而有力的闡釋。